諺曰：關西出將，關東出相。
涼州，自古即為邊鄙之地。直到今天，也仍然是欠發達地區。
在漢代，除了少數世家大族，涼州人要想出人頭地，投身入伍幾乎是唯一的途徑。
以董卓父子為例，董卓的父親董君雅，從一個小吏做起，混了一輩子也僅僅只是「以微官至潁川綸氏尉」。而董卓「以六郡良家子為羽林郎」後，憑藉武勇和軍功，歷任軍司馬、郎中、廣武令、蜀郡北部都尉、西域戊己校尉、并州刺史、河東太守、中郎將，然後拜前將軍，封斄鄉侯，征為并州牧。
風光不風光？風光！
然而，再風光的關西將軍，在關東士人面前，也不過一介武夫。在宦官那裡，更是只能淪為工具。
建寧元年（公元168）正月，年僅十二歲的漢靈帝繼位，竇太后臨朝，大將軍竇武與太傅陳蕃密議誅除宦官勢力，不料事情泄露，反被宦官先下手為強。
在這場政變中，剛剛平定羌亂，「振旅而還」的護匈奴中郎將張奐是關鍵人物之一。
張奐是董卓的老領導，大名鼎鼎的「涼州三明」之一，他是在大司農的位子上臨危受命擔任護匈奴中郎將的，身份格外特殊，史載其「以九卿秩督幽、並、涼三州及度遼、烏桓二營，兼察刺史、二千石能否，賞賜甚厚」。
儘管位高權重，但張奐本人仍然深詬自己涼州人的身份。按制度，邊人不得內移，張奐寧願不要封賞，也堅持要將戶籍遷出涼州，最終念在他的功勞，破例允許。
這位督三州二營、位列九卿的肱股之臣，雖然在外面功勳卓著，但到了廟堂之上，卻生生被宦官玩弄於股掌之間。正是他奉了宦官曹節的矯詔，率北軍五營官兵圍攻竇武。
結果竇武自殺，陳蕃被誅，宗親、賓客、姻屬俱受牽連，悉誅之，竇太后也被幽禁南宮，黨錮大興。
從另一個角度來看，張奐對竇武與陳蕃的計劃毫不知情，也說明他這位涼州人士並不為士人所相信。
一轉眼，到了漢靈帝中平六年（公元189年），又一場政變發生，雖然大將軍何進由於優柔寡斷而步了前任竇武的後塵，但這一次士人們顯然準備得更充分，將兵權牢牢控制在手中，沒讓二十一年前的故事重演。只不過讓士人們忘了，知道吸取教訓的人並不只有他們。
前事不忘，後事之師，同樣身為中郎將的董卓，在靈帝駕崩之前，使出渾身解數，兩度拒絕了宣他入京的詔令，他不想做第二個張奐。或許連他自己也沒想到，這招拖字訣，竟讓他看到了一個前所未有的機會，一個涼州人做夢都不敢想的天賜良機！
趁著政變之際入京的董卓，雖然野心極大，但對士人也算是傾心以待了，他「忍性矯情，擢用髃士」，使得「幽滯之士，多所顯拔」，而「卓所親愛，並不處顯職，但將校而已」。荀彧的叔父荀爽，「起自布衣，九十五日而至三公」，堪稱傳奇。
但即使如此，董卓也無法得到士人的認同，他任命的那些太守、刺史、州牧，甚至是身邊親近的尚書、侍中，都憋著勁想對付他。
縱然遷都長安，董卓也還是沒能逃過被人算計的命運，在郿塢屯了三十年糧食的他，還在做著「事成，雄據天下；不成，守此足以畢老」的美夢，言猶在耳，呂布冰涼的利刃已經穿透他的肋骨。
然而，呂布，包括與他同謀的并州老鄉王允，同樣逃不了悲劇的命運。
并州，在士人眼裡也不過是另一個涼州而已。董卓重用并州人呂布、王允，以為他們和自己一樣要為邊郡之人出一口氣，結果卻給自己埋了顆大雷。
在董卓集團內部，涼州人與并州人也是矛盾重重。與關東聯軍的戰鬥中，涼州人與并州人就曾經互相拆台，董卓死後，李傕、郭汜誅殺軍中的并州人泄忿，王允也宣布對涼州諸軍不予赦免。好好的殺賊勤王，一下子變成了地域之爭。
這場「地域歧視」直接導致李傕、郭汜等人狗急跳牆，在賈詡的建議下反攻長安，結果王允以身殉國，呂布則出逃關東，長安再度落入涼州軍閥的掌控之中。沒有了董卓這種權威人物的壓制，涼州諸將不但視公卿大臣為草介，而且內鬥不止。
董卓伏誅之後，朝局原本有望趨於穩定，可經此一遭，反倒愈加混亂不堪，漢室的權威一落千丈，諸侯不臣之心紛紛昭然若現。
呂布自以為誅殺董卓是一樁大功勞，卻不料出逃關東之後，袁術根本不接納他。表面上雖然是袁術對呂布數易其主的不信任，但骨子裡其實仍然是根深蒂固的「地域歧視」。
導致這種「地域歧視」的原因很多，有文化上的，有生活習慣上的，甚至還有種族因素。
涼州人與羌、胡雜居，染習夷風，有些本身就是羌、胡之種，在關東士人眼中頗有「非我族類，其心必異」的感覺。
馬超就是一個例子，他的爺爺因家貧，娶了羌族女子，生下了他的父親馬騰，史料中也有馬騰「身體洪大，面鼻雄異」的記載。
至少有四分之一異族血統的馬超，在容貌上很可能迥異於關東人士。甚至有資料顯示，馬超的軍隊，使用的是羅馬軍團的方陣。馬超在蜀漢雖然名義上地位不低，但始終都頗受猜忌，大概也是難逃「地域歧視」的緣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