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馬鬥成、馬小菲）
思維是一種人類特有的精神活動，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君子」作為一種理想人格，融知識與技能、道德於一體，能夠做到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在思維道德方面具有仁、智、勇等品格，並形成了影響廣泛的「君子思維」。「君子思維」是一種追求實現君子人格的思維形式，是對君子的本質、特徵、作用、實現方式和發展規律等方面的認識過程。東漢著名思想家王充的《論衡》是中國古代重要的思辨性著作，該書以「疾虛妄」為宗旨，詳細討論了當時書面記載與口頭流傳的各類觀點、言論、故事，提出了「考之以心，效之以事」原則，即一方面在心中對事物做邏輯思考、判斷，另一方面以具體事件、現象來驗證。由此，王充得以判斷事物的是非真偽，對其中「虛妄」的內容加以批判，並提出更為合理的見解。王充的著述思維過程正體現了中華傳統「君子思維」的突出特點。
敢於質疑 不囿成說
王充對於公認的權威觀點並不盲從，在經過審慎思考、周密論證後，能夠對其中的不實之處大膽提出疑問，表現出剛強勇毅的「君子思維」的特點與境界。
《論衡》中九《虛》三《增》12篇文章，專門針對書面與口頭流傳的各類虛妄說法和增飾內容進行辨析，以論定虛實。其中，《語增》《儒增》《藝增》分別針對「小人之語」——傳書、「賢人之文」——儒書、「聖人之言」——經藝。如果說，對於前兩者的批判還算情理之中，對於堪稱「萬世不易」的「經藝」的批評，則足以顯示王充的勇氣。漢武帝時儒學被定為官學，五經地位日益隆尊。漢代人甚至對五經進行了某種意義上的神化，如《論衡》所引，「或說《尚書》二十九篇者，法曰斗七宿也。四七二十八篇，其一曰斗矣，故二十九」，「或說《春秋》十二公，法十二月也」（《正說篇》），在時人看來，經書內容、形制與天地曆數冥冥相合，更凸顯其神聖不可置疑。王充卻在《藝增》等篇中對《詩經》《尚書》《周易》中的誇張增飾之語予以辨正，表現出在權威面前「尤愛真理」的無畏氣概。
經藝出自聖人之手，漢代人們將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等視為聖人。王充則不僅舉出關於孔子、周公言行的16條例子，說明聖人並非「生而知之」，更在《問孔》篇中對孔子部分言行予以批駁。如針對《論語》記載的「宰予晝寢」一事，王充認為孔子責罵太過：「使宰予性不善，如朽木、糞土，不宜得入孔子之門，序在四科之列；使性善，孔子惡之，惡之太甚，過也。」這樣的批評，不僅在當時石破天驚，甚至在王充身後仍持續引發非議。清乾隆帝在讀到《論衡》中《問孔》《刺孟》篇時便大為光火，稱「已有犯非聖無法之誅」。這亦從反面驗證了王充敢於質疑權威的非凡魄力。
對於漢代思想界主流的「天人感應」理論，王充同樣不以為然。漢代天人感應理論主要作用於政治領域，其核心思想即以君主為代表的統治階層的善惡行為會引發天的反應，體現為災異和祥瑞的形式。王充則堅持「天與人不相應」，認為自然現象發生有自身規律，不以人的行為為轉移，《論衡》中專門有《寒溫》《譴告》《變動》《明雩》《遭虎》《商蟲》等多篇，對於各種自然與人事的所謂對應一一予以反駁。值得一提的是，漢儒構建的天人感應理論，一方面借上天之威對君主言行進行約束，另一方面也借上天之勢凸顯君主作為「天意代表」的權威。王充的做法意在割裂天與人的關係，在當時甚至可能招致政治風險，在這種情況下依舊敢於質疑主流、挑戰權威，足見王充的勇氣。
博覽群書 躬身實踐
《論衡》中，王充的不少論據來自對各類書籍、典故的徵引，如《率性篇》論證人性可塑造時，即以闔閭、勾踐手下兵士在君主感召下違背貪生怕死的本性、甘願赴湯蹈火為例證；《齊世篇》論證上古三代並不優於當世，舉出傳書所載夏商周世代更替亦經歷了由忠到敬、文的盛衰循環；諸如此類，不勝枚舉。這些例證多為王充閱覽各種書籍所得。作為東漢通人的代表，王充青年時遊學京師洛陽，受業太學，師事著名學者班彪，在此期間常流連於書肆之中，廣泛涉獵眾流百家之言。從《論衡》徵引情況看，王充所讀的書籍包括儒家經典著作、傳經解經之經傳、諸子著作、數術方技書以及讖記緯書。可見，他卓越的思維活動建立在巨大閱讀量基礎之上，而古人認為學養深則胸次高，《左傳》將「博物」與「君子」連用，揚雄、張衡都曾提出「恥一物不知」，博學多聞不僅僅是知識素養，更是寄寓儒家君子理想的人格修養。王充的博學，由此亦具有道德意義。
王充還非常重視以事實例子驗證觀點正確與否。其中，身臨其境、眼見耳聞的直接經驗，在王充看來尤其具有可靠性。他在《實知篇》中強調，「須任耳目以定情實」，「如無聞見，則無所狀」。《論衡》中的很多例證，都是王充親身實踐所得。如對於民間盛行的「雷為天怒」的觀點，王充表示異議，他通過實際調查研究，認為雷的形成與火有關，並舉出了例證，包括遭雷擊而死之人，頭髮、皮膚焦灼，屍體有火氣；打雷時往往有電火光；雷擊時，房屋、草木常被燒焦等。他由此得出結論：「雷為天怒」乃虛妄之言。這是很典型的以實踐檢驗理論和觀點的做法。此外，對於一些書籍中關於「天雨谷」「會稽鳥田」等記載，王充亦通過實地考察，指出二者皆屬於自然現象，「天雨谷」並非天有意降下谷實，而是成熟的穀子遇疾風而起，風衰則谷墜；「會稽鳥田」也並非會稽一帶鳥獸有意助人耕作，而是來會稽越冬的候鳥蹈履民田、喙食草糧，其狀若耕田，王充以此反駁時人訴諸神秘主義的解釋。「絕知此事要躬行」，實踐是王充了解事物的重要方式，為他批判錯誤認識、提出合理見解提供了最直接、最可靠的依據。對事實例證的強調，是王充重視實踐、重視調查研究的體現，也是王充對君子「踐履」傳統的承續和闡揚。
以真為美 化民成俗
王充對各類說法、觀點進行詳細的論證、分析，論定是非，去偽存真，看似出於對知識的追求，其實背後亦有道德用意，體現了王充作為君子的社會責任感。
在王充看來，是非、實虛、真偽、然否，不僅是邏輯評判，更有價值內涵。真、實、誠，如同仁、義、忠、孝一般，都代表「善」，虛、妄、偽則代表「惡」。換言之，王充將「真實」看作一種道德品質。《對作篇》中，他指出，「聖人作經，賢者傳記，匡濟薄俗，驅民使之歸實誠也」。「案《六略》之書，萬三千篇，增善消惡，割截橫拓，驅役游慢，期便道善，歸正道焉」。「驅民歸實誠」的目的是「增善消惡」「道善歸正」，可見實誠即為「善」，即為「正」；他強調，「是故《論衡》之造也，起眾書並失實，虛妄之言勝真美也」，可見真即為「美」。而在先秦兩漢的語境中，「美」又與「善」同義，因此，在王充看來，真、善、美是統一的。正因如此，面對虛妄之言勝真美、偽書俗文多不實誠的局面，王充認為這是「人間有非」，如同面對其他醜惡現象一樣，他對此深感不安與激憤，必須攻之而後快。王充堅信，對虛假的貶抑、對真實的弘揚，本身就能增善消惡，就能化民成俗。那些論定虛實、真偽、是非、然否的文章著作，從某種角度來說都在做著教化的努力。王充高度讚揚孔子的《春秋》，即源於《春秋》褒貶是非頗為得實。他在近世文人中最為欣賞桓譚，也是因為桓譚之《新論》討論世間事，能夠明辨是非曲直，使得虛妄之言、偽飾之辭皆無所隱藏。王充作《論衡》，便是希望踵《春秋》與《新論》之後塵，以真實來教化民眾，以達到人人講信修睦的美善境界。這是王充辨明各類事物的根本動機，也是他寫作《論衡》的根本目的所在。
綜上，王充《論衡》一書卓爾不群的思辨活動貫通了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等幾大環節，在思維道德方面熔鑄了仁、智、勇等君子品格，充分展現了中國式「君子思維」對知識、技能與道德的融匯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