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
居住在幸福鄰里小區
26棟的240戶住戶
突然接到了法院的通知，
得知自己成為了
一起案件的被告，
所有人都覺得非常委屈，
有一種「人在家中坐
禍從天上來的感覺。」
這起案件，
確實是一起
「禍從天上來」的案件。
事情發生在2019年7月份，潘女士在小區單元樓下，被巴掌大從天而降的一塊瓷磚砸中頭部，據潘女士的女兒反映，當時母親的腦漿都被砸出來了。隨後潘女士立刻被送入醫院救治，醫生介紹，潘女士的頭骨粉碎性骨折，腦組織損傷嚴重，右側肢體功能障礙，大腦功能區受影響。
從瓷磚的顏色來看，砸中潘女士的瓷磚並不是樓層外牆的瓷磚。傷者家屬判斷，有可能是樓房過道或者是住戶家中的瓷磚。因為小區單元樓內沒有安裝監控，所以一切只是猜測。物管和民警對26棟的住戶進行了走訪調查... ...
（左）嘉賓：北京大成（昆明）律師事務所律師 和浩軍
（右）主持人：胡世欣
昨晚22：00來到《新聞聯合播》演播室的嘉賓北京大成（昆明）律師事務所律師和浩軍與主持人一起討論這個事件。
節目組打算把原告還有被告的雙方，都請到演播室和我們一起來說說這事，但是潘女士的家人說，他們全家人都承受了很大的心理壓力，起訴鄰居也實屬是無奈之舉，所以不願再多說了。
幸福鄰里小區26棟的住戶張先生，願意與本欄目現場來進行連線，談談他們自己的想法。
Q
問題：張先生你好，你們是什麼時候收到的法院通知簡訊或者法院相關文書的？您本人接到通知的時候是什麼樣的心情？
A
張先生：「4月4號清明節的時候收到的法院通知，收到簡訊的時候我就覺得怎麼會有這種事情落到我頭上，太冤枉了！覺得天都是灰色的。」
Q
問題：我們的記者在你們小區調查時發現，很多住戶有自己的擔心，您本人有沒有一些擔心呢？
A
張先生：「擔心肯定是有的，長這麼大從來沒有收到過這種通知，莫名其妙就背了一個官司在身上，說沒有擔心那是假的。我擔心以後是不是對我的徵信、工作、生活上會有什麼其他方面的影響。」
Q
問題：就您而言，知道自己成為被告以後，有沒有去和潘女士的家人進行一定的溝通？
A
張先生：「沒有去跟她家溝通，首先我連她家人是誰，住在哪？住在幾零幾號？我都不知道，怎麼去跟她家溝通？而且她家人的面我可能都沒有見過，因為從來沒有過什麼交集。」
請問和律師，
張先生說了他們的擔憂
大家都非常理解，
我們最怕的就是惹上官司，
但是潘女士一家
確實也很無奈。
Q
問題：潘女士一家把240戶鄰居和兩家物管公司一起告上了法庭的做法，有依據嗎？
A
和律師：「侵權責任法在87條有一個規定，當建築物中拋擲物品或者是建築物上有物品墜落的時候，如果造成他人傷害的，如果能找到，確定這個具體的侵權人，毋庸置疑肯定，是由這個具體的這個行為人來承擔責任。
如果無法確定具體加害人時，在這個建築物裡面居住，有可能造成加害的這些樓房使用人，除非他能證明自己沒有加害行為，都要承擔相應的賠償責任，或者準確的表述應該是承擔相應的補償責任。所以從我們記者所調查的這個事實來看，我認為原告的這個起訴是有相應的法律依據的。
我們也注意到，她的家人也把物管公司告到法院，從所呈現的案件事實來看，我暫時看不到物業公司在這個事情當中有過錯，他的過錯和這個損害結果之間也看不出有因果關係，首先他看不出有過錯，即使你有過錯以後也要和這個損害結果之間有因果關係。所以他把物業公司告上去，我暫時覺得應該說是證據還不是太充分。」
我們的觀眾，
還有包括
牽涉其中的240戶住戶
都想問一個直接的問題。
Q
問題：240戶住戶都要承擔責任嗎？
A
和律師：「法律規定的是過錯推定責任，承擔的賠償的責任是一種按份責任，就是總的損失金額由所有人平均來分攤，除非被告能反證自己沒有責任。
有一個前提是要有可能加害的人，舉個例子，既然是高空拋擲物，我認為低層的1樓、2樓，是不是可以排除。高層建築如果拋擲的時候是從窗戶拋擲，還是從樓道中拋擲都需要鑑定調查清楚，如果是從窗戶中拋擲的，住在樓房背面的住戶是不是也可以排除。
如果有間房子至始至終無都人居住，能證明房子是空的，進去以後這個房子一看，明顯是閒置了很長的時間，也是可以達到證人證明的標準。
裡面有個細節講到是裝修瓷磚，我覺得應該先去考慮裝修的這些人才是可能的加害人。」
Q
問題：張先生你們家能不能提供證據證明，這個事情是和你們沒有關係？其他住戶是否正在尋找證據，證明自己不在場。
A
張先生：「其他人我不知道，得問問其他鄰居，因為那天7月31號是星期三，我當時人在上班，單位已經給我倒出了當天的打卡記錄，公司已經給我開了一個在崗證明。我老婆也是，她們單位已經給她開了在崗證明，其他家的我就不知道了。」
嘉賓：北京大成（昆明）律師事務所律師 和浩軍
Q
問題：是不是找不到證據就只能認栽了？這事兒就跟自己有關係了？
A
和律師：「證據還存在一個問題，就是當時即使我有這種情況，但是我沒法保存證據也無法提供，客觀是這種情況，但是無法證明，所以以我的經驗來講，它對被告住戶的這個舉證責任要求是非常苛刻的。
這個案子我覺得核心不是大家去紛紛去舉證，說那個事情跟我無關這一問題，現在，我們基本上有個判斷實際上已經有點強人所難了，我覺得現在，應該是儘量縮小加害人的範圍，而不是去擴大這個範圍以後讓大家來自證清白。」
我們也不能非常確定
可以把範圍
直接縮小到一定的程度，
這或許還有待
有關部門繼續調查。
Q
問題：張先生剛才和律師也解釋了，潘女士一家提起的訴訟是有法可依，且法律裡面明確規定在難以確定具體侵權人的時候，有可能加害的建築物使用人給予補償，你們能夠理解嗎？
A
張先生：「我不理解，我太不理解了。這對我來說根本就不公平，我也是受害者。我人在家中坐，鍋從天上來。當時他們調查了嗎，他們取證了嗎，他們逐一排查了嗎，現在讓我出這個錢去補償他，憑什麼？
而且就算我不理解有用嗎，如果到時候法官判下來，說是讓我承擔這部分補償責任。我不承擔，那我不成老賴了嗎，我不上徵信黑名單了，我以後還怎麼生活，怎麼去別的地方。」
Q
問題：住戶採訪時也說了，包括張先生都提到，擔心自己因為這件事情而留下案底，影響到孩子升學、就業等等一系列的問題，您怎麼看待大家的擔心？
A
和律師：「可能大家對案底這個定義理解有偏差，我們說的案底，可能指刑事案件，比如說我有犯罪記錄這種叫案底。
如果在一個民事爭議當中，我只要參與過一個民事爭議這個叫案底，我覺得這種觀念的話肯定是非常過時的。
發生民事爭議，實際的本質是你為權利而鬥爭，對你將來的任何生活，除非遇到一種情況，我承擔了民事責任，但是不履行，就把這行為稱之為老賴。
這種情況下，你承擔的是失信責任，如果履行了法律義務和責任，僅僅只是個民事糾紛，對將來的生活沒有任何影響，有顧慮可以理解，但是也沒有必要有這方面的擔心。」
Q
問題：很多住戶都說這個事情警方調查了，應該根據警方的調查結果來確定誰的責任，可是潘女士一家之所以要提起訴訟，就是因為警方和物管沒有提供有用的證據，您覺得警方調查這樣的案子有沒有難點？如果有，難點在哪？
A
和律師：「警方調查這種案子肯定是有難點的，因為這種案子的特點就是找不到具體的加害人，如果能找到具體加害人今天所有的前提都不存在。
警方調查的難點無非就在於證據，剛才我說過，證據一定要確實充分，你不能說是推測，大概、可能、也許 ，所以這就非常困難了。」
Q
問題：如果潘女士起訴鄰居的這個民事案件在審理的過程當中，或者已經判決了，警方的調查結果才出來，這又該怎麼辦？住戶們還得承擔相關的責任嗎？
A
和律師：「如果法院的判決出來後，警方的結果也出來，這個時候的判決，如果他的民事訴訟的程序還沒有終結，民事訴訟程序包括一審、二審，包括再審的監督一個改錯程序，如果這個程序沒有完成，而且也沒有履行完畢的話，這種情況下可以用警方的調查結論，提起再審或者是二審，法院是會改判的。因為它的客觀情況發生變化了，如果你的民事程序已經完成或者結束，在結束以後我才發現，這個時候法律規定的救濟手段已經不能再使用了，可以向所謂具體加害人，被害人向他行使求償權。
而且我認為這個案子，如果是像現在潘女士重傷的情況下，已經構成刑事犯罪。」
Q
問題：物管的責任會不會更大一些？
A
和律師：「物管公司對高空拋擲物怎麼來防止？第一個，當時那個地方是不是應該有攝像頭。我指的是應該有，但是如果原來就沒有，那我不能說是苛求物管公司，你怎麼沒有預測到在那裡安置一個攝像頭。
有攝像頭，是不是因為維護的原因，沒有把那個拍下來，如果拍下來了，但是沒拍到物管公司也沒有什麼責任。
1945年在美國有一個非常類似的案子，當時慶祝二戰勝利，一個人從飯店樓下走過的時候，有把椅子從樓上一個房間裡面丟下，正好砸到一位女性，人當場就倒地昏迷。
後來這位女士就把這個飯店告上了法庭，認為要承擔責任，法官認為這肯定是客人丟的。但是，是哪個客人丟的，從哪個窗口丟出來的不知道。要飯店來承擔責任，是不是飯店要派一個保安24小時在每個房間裡面蹲守，這是苛責，所以最後法院判決，不讓飯店來承擔責任。
歷史上的案件和這個非常類似，我覺得物業公司首先應該放一放，如果有充足的證據再說，但是現在不要一到小區出了事情，一定就是物業公司問題。」
Q
問題：張先生，您希望這個事情有一個什麼樣的結果？
A
張先生：「因為我們住的這個屬於政府的一個保障房，它是公租房。在政府租給我們之後，我們之間存在著一個管理者，就是物業公司，我們現在希望物業公司牽頭，警方介入來和大家看能不能調解，如果說是他家同意撤訴的話，我相信我們這些住戶還是會在自己能力範圍內給他家一定的幫助。住在這裡的都是一些低收入的人群，要一個人去請一個律師也不太現實。」
張先生覺得這麼做
確實對大家不太公平，
大家心理也會感到不滿，
因為，
小區里的高空墜物時有發生，
所有住戶都是潛在的受害者，
潘女士也是受害者和受害家庭，
大家都感覺非常無辜。
Q
問題：在法與情之間到底該如何來平衡？住戶們認為的不公平您怎麼看？
A
和律師：「它不是一個非黑即白的問題，大家在這個事情上認識不一樣的原因是因為角度不一樣，我們首先在受害人潘女士的角度來考慮，假如說現在沒有人來承擔責任，警方又找不到兇手，對潘女士的人身損害和對她家庭造成的損害，就是一句話自認倒霉。問題出在哪裡？實際上在於我們的利益保護，利益權衡在哪裡。
潘女士也表達了，她並不是說是要把這240戶住戶都認為大家就是兇手，你們就是加害人。她只是認為不公平，需要一個公平需要得到一個賠償，即使現在不用去追究使用人責任，也可以通過商業保險或者社會福利來得到補償，因為受害人現在關注的實際上是賠償問題。
如果在一個理性的社會或者是一個正常社會，救濟途徑是多樣的，多元化的，可能這樣才是大家能夠理解，能夠真正看得到拿得到的一些公平。」
潘女士家並不富裕，
家人們之所以頂著壓力
起訴鄰居
也是為了解決醫療費的問題。
Q
問題：如果判決下來之後，該承擔責任的住戶或者物管不願意來承擔責任，潘女士又該怎麼辦？
A
現在已有明文規定，剛才我們所說的探討一切，其實是一些法理之外的一些原則和精神，既然法律有明文規定了，我覺得，第一點我們還是要尊重法院的判決，如果你不履行法院的判決，就是我說的你要承擔相應的法律責任，法院第一可以強制執行，第二你會被列為失信人員名單。
隨著城市的發展，
城市高空墜物
是一個難解的老問題了，
它甚至造成
人員傷亡的情況。
一旦發生事故
總是很難找到，
那個亂丟東西的人。
現在省外
有一些小區已經安裝了，
對著天空方向的攝像頭。
Q
問題：對著高層建築物安裝攝像頭，以防止高空拋物事件的發生，有的住戶滿意，有的住戶認為侵犯隱私。您怎麼看這些？這樣的做法，值不值得借鑑？
A
和律師：「這類案例就全國各地來說是4個字：「層出不窮」。如果說攝像頭的角度向上拍不到住戶的生活，我覺得住戶其實是可以接受的，這也是一個技術上來解決的思路。
但是如果它向上以後，已經拍到了住戶的隱私，我覺得這不可取，有了攝像頭以後它只是在技術上有更好的手段和可能，同時也取決於警方在世間調查中，對事情投入警力的多寡。
我覺得現在也得不出結論，這個是我窮盡了所有的技術偵查手段以後確實找不到證據，還是去走了一圈以後，隨便查了一下，沒找到這是有很大區別。
所以我覺得並不是說安裝了攝像頭以後，就萬事大吉。攝像頭也會損壞，所以不能把希望單一的寄托在攝像頭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