莊子生活在一個動亂的時代，這讓他對生命充滿了悲劇意識。莊子說我們都生活在神射手后羿的射程之內，他想射誰就射誰，我們都無處可逃，莊子把這種無處可逃的遭遇叫做命運。
莊子還對人類的生活狀態充滿了悲劇意識。莊子說：「一受其成形,不忘以待盡.與物相刃相靡,其行盡如馳,而莫之能止,不亦悲乎!終身役役而不見其成功,苶然疲役而不知其所歸,可不哀邪!人謂之不死,奚益！」
莊子的意思是說，我們一生下來就與社會相摩擦相拉扯，也許我們一輩子忙忙碌碌都不知道為何而忙，真的不知道人生的意義在哪裡。
但這就是人生的悖論。人擁有追求自由的心靈，但人的身體又永遠無法擺脫束縛，因此人的生命是不自由的。莊子對身體抱有一種敵視的態度。但豁達如莊子，也不可能生活在純粹的心靈世界之中，他也貧困潦倒，也曾經向河監侯借米度日。恰如韓非子所說的，人是腸胃的動物，因此莊子認為人的身體是永遠無法擺脫物質世界的束縛，而實現無所待的逍遙境界。
不僅莊子，老子也是如此。老子深刻地體悟到人的身體與心靈不協調的矛盾，心靈想要自由，而身體將永遠會把你心靈往塵世中拖。老子說：「寵辱若驚。貴大患若身，寵為下，得之若驚，是謂受寵若驚。何謂貴大患若身？吾所以有大患者，為吾有身，及吾無身，吾有何患？」
人之所以把受寵和受辱都看成是驚懼的事情，就是因為我們的生命與身體的存在，人總是在得到寵愛的時候有恃無恐；在失去寵愛的時候驚恐不安，這就叫做受寵若驚。人類之所以會如此，就是因為我們有身體的緣故，因此身體才是我們的心頭大患，如果我們沒有了身體，那還有什麼擔心的呢？
老子認為，人身體的存在，導致人將榮辱是非看得過重，從而拖累了人的心靈。
比老子更加追求純粹的絕對自由的莊子告訴我們，按照大道的理論，我們的身體並非是我們的，而是道的。唯有在大道之中，我們才可以擺脫身體的羈絆，忘卻是非榮辱、福祿富貴，用無心、無情保持靈魂的完整，這種靈魂的完整，莊子把它叫做「神全」。
恰如莊子的鐵桿粉絲蘇東坡所追問的那樣，「長恨此身非吾有，何時忘卻營營」，如何擺脫「物於物」而蠅營狗苟的生活？
世界如此荒涼，身體如此倔強，偏偏去追求本來是虛幻的東西，那麼我們又如何才能保持「神全」呢？莊子主張用無情的價值觀，用無用的方法論，用虛無的世界觀，忘懷一切，得一時之安寧。
如何得一時之安寧，怕是只有酒和夢了，而相對於夢對人的安慰作用，酒似乎來得更直接一些。
人最怕清醒，人最嚮往的是迷醉的境界。魏晉時代的士人們可以服藥飲酒，但「五石散」被發現之前，人們如何澆心中之塊壘呢？莊子提出了飲酒使人「神全」的妙論。
《莊子》中寫飲酒的不多，但他的一篇短小的文字卻成為後世文人飲酒的理論依據。從陶淵明到蘇東坡，從魏晉名士到晚明士人，人們將莊子的理論發揮到極致，以至於中國文化的田野中，到處都有酩酊大醉扶牆走的文人，到處都瀰漫著輕狂迷醉的酒香。可以說，莊子是中國文化酒神精神的代言人。
莊子說：「夫醉者之墜車，雖疾不死。骨節與人同而犯害與人異，其神全也。乘亦不知也，墜亦不知也，死生驚懼不入乎其胸中，是故遻物而不懾。」
莊子說，醉酒的人從車上墜落而下，雖然滿身都是傷卻沒有死去，他的骨骼關節跟別人一樣，但受到的傷害卻不同，主要原因是醉酒的人神經高度集中，他只沉浸在自己精神世界旁若無人的快樂之中，根本不去關注自我之外的東西。
從某種程度上來說，醉酒之人在短時間內達到了莊子所說的外物、外天下的境界。醉酒之人無論是坐在車子上還是掉下車子，死生驚懼全都不進入他的心中，因此遭遇外物的傷害，他卻全無驚懼之情，這就是神全的緣故。
在這段文字中，莊子表達了兩個觀點，第一墜車不死，好像醉酒之人擁有了抵禦外部傷害的神奇能力，這一點真的讓多少酒鬼心嚮往之。第二，醉酒之人並非有什麼超能力，他只不過是暫時超脫於現實世界罷了。
而人生之焦慮之煩惱，恰在於人沉溺於俗世的名利場，無法超脫看世界之故。心靈受到外物誘惑而魂飛天外，或者是執著於某一慾念而欲罷不能，這不是神全，而是神散。因此，保持「神全」才是精神逍遙的關鍵。人生若要自由，必須虛己無心，必須「哀樂不入於心」，這樣才能實現精神世界的逍遙。
問題是，飲酒並不能完全解憂。因為酒醒時人會更加痛苦，最根本的辦法是，用齊物論的視角去看待一切，無是非之分、無榮辱之別、無生死之異，徹底忘懷生死通於大道方得逍遙，因此酒只是忘憂之物而已。
後世的陶淵明深得莊子真昧，陶淵明說「泛此忘憂物，遠我遺世情」，而蘇東坡則在理解莊子方面，似乎比陶淵明更進一步，他說，「人間本兒戲，顛倒略似茲。唯有醉時真，空洞了無疑。墜車終不傷，莊叟不吾欺」。人生本來就是一場遊戲一場夢而已，醉時做個真人，醒時虛空一切，虛物虛己虛天下，可得逍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