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學記

還有的學生想家，梁實秋有一位廈門的同學，因為語言不通沒人交流，孤獨鬱悶以至於精神失常，整天用英語大喊：「我要回家！」後來真的退學回家了。與外地同學相比，梁實秋算是幸運的，每逢周末可以回家一次，在家吃一頓好飯，下午返回。不過清華對回家學生的管理非常嚴格，必須持家長書信提前一天辦理手續，領到一塊寫有姓名的木牌，回家時交給門衛方可離校，平常不准跨越大門一步。

清華分高等科和中等科兩部分，剛入校的新生是中等科，學制四年；中等科讀完便是高等科，學制也是四年，畢業後就可以去美國留學了。學校對新生管理也很嚴，每天早晨七點起床，七點二十早餐，每人四碟鹹菜，三個饅頭，稀飯不限，飯桌上標有學生學號，缺席就要受罰。梁實秋有早起的習慣，從來沒有耽誤過早飯，更沒有被老師懲罰過。

學生只允許帶少量零錢，其他的錢都要存在銀行里。其實學生用錢的機會很少，伙食原來是免費的，梁實秋這屆開始收半費，每月三元，洗衣服兩元，開學時一次交清。學生花錢的地方不過是理髮和買零食，理髮一次一角，學校里有個小賣部，賣豆漿、點心、花生和栗子，可以買回來在寢室吃，在路上吃零食是被禁止的。

因為是留美預備學校，所以清華的課程安排與眾不同，中午是英文、數學、地理、西洋史、生物、化學、物理、心理學等，全部英語授課，使用美國出版的教科書，教師也大部分是美國人；下午是國文、歷史、哲學、倫理、修辭等，中文授課，使用中文課本，老師大都是中國的老先生。這樣安排的目的本來是強化英語教學，但學校和學生卻普遍輕視中文課程，上午的課程需要及格，下午的課則隨便，這也成為當時清華教育的一大缺點。

何兆武的聯大生活

歷史學家何兆武原籍湖南嶽陽，1939年考入西南聯大，曾先後就讀於土木、歷史、中文和外文四系，這在當時也算個奇葩。

何兆武

何兆武原來在北師大附中念中學，抗戰爆發回湖南老家，進中央大學附中，後來附中搬到了貴陽，何兆武是在貴陽考區考的大學。

抗戰以前，考大學都是各個學校分開考，1938年後改為全國統考，分成貴陽、昆明、成都、重慶、西安、蘭州、桂林等七八個考區，統一入學考試，這和今天的高考差不多了。1939年，何兆武在貴陽考區參加了考試，三個志願都報了西南聯大，一個機械系，一個土木系，還有一個連他自己都忘記了，後來他被土木系錄取。

西南聯大當時在昆明辦學，何兆武對這裡印象很好，晚年他在傳記中回憶說：「一來到昆明就感覺天氣美好極了，真是碧空如洗，連北京都很少看見那麼好的藍天。在貴州，整天下雨沒個完，幾乎看不到晴天，雲南雖然也下雨，可是雨過天晴，太陽出來非常漂亮，帶著心情也美好極了。」

何兆武喜歡西南聯大，還有另外一個原因。組成聯大的的北大、清華和南開都是北方的大學，戰前北平和天津不屬於國民黨直接統治區域，本來就有自由的傳統，學校到雲南後保持了原來的作風，學生不用點名，不用喊口號，不用早睡早起，甚至不用上課——學生可以只上自己喜歡的課，只讀自己喜歡的書。這些都十分符合何兆武的胃口，多年後回憶往事，何兆武認為聯大之所以出了那麼多人才，與這種自由的辦學理念是分不開的。

剛進聯大時何兆武讀的是土木系，他之所以選擇這個專業也是非常偶然，中學時他讀了豐子愷的《西洋建築講話》，覺得有意思，於是就想學建築。後來他發現自己的興趣不在這裡，便要轉系，那時轉系很方便，只要學分夠了就可以隨便轉，學分不夠也可以補。何兆武小時候在北平度過，對皇家宮殿和歷史有興趣，於是轉學歷史，後來又讀了中文和外文——從這件事情上，我們也可看出聯大自由的學風。

國立西南聯大

抗戰時期條件很差，聯大宿舍是上下通鋪，一屋住四十多人，很擁擠。何兆武和後來成為著名作家的汪曾祺一個宿舍，他印象里的汪曾祺頗有中國名士派頭，頭髮留得很長，穿一件破破爛爛的長衫，扣子只扣兩個，趿拉這一雙布鞋連後跟都不提，還抽煙。汪曾祺是中文系沈從文的學生，後來繼承了老師的文風，文字精緻耐讀，在文壇獨樹一幟，有「最後的士大夫」之譽。

聯大生活雖然艱苦，但是上學、吃住都不要錢，所以學生沒有後顧之憂，都把時間和精力用在做學問上了。學校附近有許多茶館，聯大的學生沒事就到那裡聊天讀書，有一次何兆武遇見物理系的楊振寧和黃昆在茶館閒聊，黃昆問楊振寧：「愛因斯坦最近發表了一篇文章，你看了嗎？」楊說看了，黃又問覺得如何，楊振寧很不屑地說：「毫無創新，老糊塗了吧。」兩人的對話把何兆武嚇了一跳，其實這正是聯大學生的過人之處，從不迷信權威，也敢於挑戰權威。

初入武大的齊邦媛

齊邦媛是大陸讀者非常喜歡的台灣學者和作家，她的《巨流河》見證了大半個世紀的中國和台灣史，敘述和緩平白，有一種非凡的迷人魅力。

齊邦媛

齊邦媛的父親齊世英是民初東北精英，早年留學德國，後參與郭松齡反奉。抗戰後齊邦媛隨父去重慶，就讀於南開中學，考大學時，齊邦媛希望上大學可以遠行獨立，第一志願報考了西南聯大哲學系，第二志願武漢大學哲學系，第三志願西南聯大外文系。當時中央大學就在重慶沙坪壩家門口，但齊邦媛棄之不考，後來她被武漢大學哲學系錄取。

武漢大學當時已遷往四川樂山，1943年8月底，齊邦媛離家去了武大。走的那天重慶大雨如注，忙得「腳後跟打後腦勺」的父親專門來為女兒送行，齊邦媛帶著一個小箱子和一個鋪蓋卷，鋪蓋卷用毯子包著被褥和衣服，捲成一個橢圓形，上面反扣一個搪瓷臉盆，外面加一塊油布，用粗麻繩綁緊。幾十年後，齊邦媛在歐洲一家機場看見一個同樣的行李卷，倍感親切——看來這是一個全球通用的智慧，攤開行李卷就是一個家。

齊世英夫婦與子女合影

齊邦媛記憶里的大學生活是從簡陋的女生宿舍開始的，學校倉促西遷，一切都要從頭開始。武大女生宿舍在樂山白塔街上，是一幢木造四層樓建築，有一個好聽的名字「白宮」。「白宮」原是教會為培訓教士所建，自成院落，可容百人住宿。管理「白宮」的是一位工友老姚，禿頂，矮個，穿一身黑布衣褂，對女生看管甚嚴。

齊邦媛下鋪是數學系的趙曉蘭，她早來幾天，已熟悉了情況，便帶著齊邦媛找餐廳、浴室和廁所。剛剛離開家的齊邦媛開始想家了，有一天半夜，齊邦媛覺得床微微顫動，便問趙曉蘭：「你也睡不著嗎？」趙曉蘭說：「我每晚聽你躲在被裡哭，我也好想家……」在那個戰亂的年代，兩個遠離家鄉的少女有了一種相依為命的感覺。

有一天，老姚交給齊邦媛一份教務處的通知，要她去見教務長朱光潛。朱光潛是一位名滿天下的大學者，他為什麼要召見自己呢？齊邦媛百思不得其解，去教務處後，朱光潛問齊邦媛：「你聯考分到哲學系，但你英文很好，考全校第一名，為什麼不念外文系呢？」齊邦媛解釋說自己的志願是哲學系，沒有報考本校的外文系。

朱光潛很委婉地告訴齊邦媛，他看過她的作文，太過多愁善感，似乎沒有鑽研哲學的慧根，並且武大搬到這麼偏遠的地方，老師也很難請，哲學系有些課都開不起來。他建議齊邦媛改學英語，如果同意，他可以做她的導師，有問題可以隨時問他。

朱光潛的話打動了齊邦媛，後面的結果我們都知道了，她終生以此為業，引介西方文學到台灣，又將台灣代表性文學作品推介至西方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