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活專利： 從象牙塔到大市場

智慧財產權和專利相關政策密集出台

中央為何如此重視？

智慧財產權，尤其是專利轉化領域，正在被一系列政策高光所照亮。

2021年9月，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了《智慧財產權強國建設綱要（2021—2035年）》，從建設面向社會主義現代化的智慧財產權制度等六個方面，繪就了智慧財產權強國建設的宏偉藍圖。

2021年10月，國務院印發《「十四五」國家智慧財產權保護和運用規劃》，對於「十四五」期間全面加強智慧財產權保護，高效促進智慧財產權運用，激發全社會創新活力，推動構建新發展格局作出部署。

2022年1月1日，新修訂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科學技術進步法》開始施行。其中，對於國家制定和實施智慧財產權戰略，建立和完善智慧財產權制度，營造尊重智慧財產權的社會環境，保護智慧財產權，激勵自主創新等，都給出了法律保障。

今年10月31日，國務院以「深入實施智慧財產權強國戰略，有效支撐創新驅動發展」為主題，進行第四次專題學習，強調要全力做好新時代智慧財產權工作，加快建設智慧財產權強國，更好服務構建新發展格局、推動高質量發展。

11月，國務院常務會議審議通過了《專利轉化運用專項行動方案（2023—2025年）》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專利法實施細則（修正草案）》。

尤其是前者明確提出，到2025年，推動一批高價值專利實現產業化。高校和科研機構專利產業化率明顯提高，全國涉及專利的技術合同成交額達到8000億元。一批主攻硬科技、掌握好專利的企業成長壯大，重點產業領域智慧財產權競爭優勢加速形成，備案認定的專利密集型產品產值超萬億元。

國家知識產權局局長申長雨在11月8日舉行的國務院新聞辦公室舉行的國務院政策例行吹風會上表示，黨中央、國務院高度重視智慧財產權強國建設，已經打出了一套智慧財產權領域的政策「組合拳」。

為何政策聚光燈會投向智慧財產權和專利領域，中央為何要打出密集的政策「組合拳」？

「黨的二十大報告中明確，高質量發展是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首要任務。我們國家要推動高質量發展，就必須走創新驅動發展這條路子。因為國內國外的實踐經驗都已經告訴我們，高質量發展必須靠創新，創新上不去，還去走打工經濟的老路，已經沒有出路。而在黨的二十大報告中，對於智慧財產權制度是這樣定位的：加強智慧財產權法治保障，形成支持全面創新的基礎制度。也就是說，智慧財產權制度是激勵和保障高水平科技創新的基礎制度。」國家知識產權局智慧財產權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韓秀成告訴《中國經濟周刊》記者。

韓秀成表示，驅動創新的就是對智慧財產權的保護，特別是專利制度的保護，沒有這個制度保護，不可能有高水平創新，高質量發展更是不可實現的。「如果我們理解了高質量發展、創新驅動和智慧財產權之間的關係，就能夠理解為什麼黨中央、國務院對智慧財產權制度，尤其是專利制度會如此高度重視，並且就智慧財產權保護問題專門舉行專題學習。」他說。

「卡脖子」敲響警鐘？

保護VS創新，要撥動天平砝碼了

「智慧財產權體系是科技創新的根本和底層邏輯，這個基本不去改變，創新就很難抓得動。這也是國家為什麼會圍繞智慧財產權，尤其是專利，密集出台一系列法規政策。」北極光創投合伙人宋高廣告訴《中國經濟周刊》記者。

宋高廣博士畢業於北京協和醫學院，之後有過醫藥企業從業經歷，加入北極光後主要負責醫療健康賽道。而這個領域也是非常典型的專利密集型產業。國家知識產權局發布的《中國專利密集型產業統計監測報告（2022）》列出了我國的七大專利密集型產業，醫藥醫療是其中增長速度最快的，其2021年的增加值比上年增長了40.92%。

宋高廣表示，行業特點決定了無論是在醫藥企業，還是進入創投領域，他都非常關注中國智慧財產權體系的變革。在他看來，不同國家在不同的發展階段會採取不同的智慧財產權保護力度和保護範圍。比如一個發展中國家在經濟發展初期，為了保護創新能力還相對較弱的民族企業，一般會採取相對小的保護範圍和相對寬鬆的保護力度，否則本國企業在面對外國公司的重重專利壁壘情況下，會很難發展起來。

但隨著本國企業創新能力的不斷增強，這時候就需要適度調整智慧財產權保護力度和保護範圍，否則一個企業的創新成果，很容易被繞過專利保護，被競爭對手所複製，就會阻礙和打擊企業的創新積極性。

「因此，這就需要決策者根據現實情況和發展目標，以高度的智慧不斷地去撥動天平的砝碼，平衡好保護與創新的關係。」宋高廣說。他的感受是2019年華為事件之後，國家越來越重視科技創新，採取各種措施來解決「卡脖子」問題，而國家對智慧財產權體系的完善和變革，也是從這個時間點開始頻繁起來的。

「華為事件之後，無論是政府，還是企業都真切而徹底地意識到，我們必須要做自主創新，要做好科技成果轉化，這就要求要加大對智慧財產權的保護力度。」宋高廣說。

宋高廣以醫藥醫療領域為例，一直都有做創新藥和仿製藥兩條路徑，前者核心競爭力是研發創新能力，而後者則是銷售資源能力。在智慧財產權保護力度較小的情況下，擁有強大銷售能力和臨床以及政府資源的企業，可能會採取各種手段繞過創新企業的專利，利用更強的資源能力率先獲得創新產品的商業價值，這顯然是不利於創新的。

「如果能擴大專利的保護範圍和保護力度，給創新企業一個時間窗口期去建立自己的銷售團隊和銷售渠道，就能讓創新者享受到更大的商業回報和獲得專利授權費等收益，繼續反哺企業進行進一步的科技創新，形成正向循環。」宋高廣說。

而且，放到國家層面也有重要意義。「醫藥醫療作為重要的民生領域，對於一些民生所需的關鍵產品，我們是必須要做自主創新的。雖然智慧財產權保護力度的調整短期會給一些企業帶來挑戰，甚至會帶來整個商業格局的變化，但長期來看，對行業高質量發展一定是有利的，也有利於中國企業參與國際競爭。」宋高廣說。

宋高廣透露，做創新藥過去是10億美金的研發投入起步，而現在平均是26億美元。「本來做創新就比做仿製要難得多，風險很大，如果做創新還不如做仿製賺錢，那就不會有人去做創新，沒有市場對創新是非常大的打擊。」他說。

「一個國家創新能力越大，智慧財產權保護範圍越大，但這是一個逐步變革的過程。改革開放這麼多年，中國企業的創新實力雖然與美國仍有差距，但相比改革開放前早已不可同日而語，我們也已經到了要去再次撥動砝碼的時機了。」宋高廣說。

有人會擔心加大智慧財產權尤其是專利的保護力度會打擊中小企業，宋高廣認為，對於那些沒有創新能力的小企業，確實會生存空間越來越小，而對於那些有創新能力的中小企業，反而可以通過一個優秀的創新成果就實現非常好的商業回報，甚至撬動整個行業的變革發展。

「對比大企業，中小企業沒有組織優勢、品牌優勢和規模優勢，其核心特色本來就應該是創新優勢，通過創新以小博大，打破固有商業格局，異軍突起。」宋高廣說。

高校專利大量「沉睡」

喚醒和激活高校專利為何關鍵？

雖然從2019年至今，我國的申請專利數量連續排名世界第一，但國家知識產權局發布的《2022年中國專利調查報告》顯示，2022年，我國有效發明專利產業化率為36.7%，其中，高校發明專利產業化率僅為3.9%，2021年僅為3.0%。這意味著，我國有大量的科技成果最終只能「沉睡」在象牙塔里。

韓秀成強調，在智慧財產權制度中，保護雖然是這個制度的生命所在，但只是一個手段，目的是更好地應用和創造更大價值和財富。因為只有創造出實際價值和市場回報才是有用的。近幾年，國家投入的大量創新資源集中在高校和科研機構，但目前的情況是產學研鏈條還沒有完全打通，智慧財產權特別是專利的轉化利用還是目前比較突出的問題之一。

「我國大學和科研機構的專利數量比較多，像清華、浙大都是每年幾千件；但國外哈佛、史丹福等名校也就是每年兩三百件或幾十件，比較來看，國外更注重質量和市場價值，對智慧財產權保護核心要義的把握和運用更到位，我們在這方面還有很大差距。」韓秀成說。

對比來看，在上世紀90年代，美國曾出台《拜杜法案》等政策，推動美國大學科研成果轉化，這直接使得美國高校的專利轉化率從5%左右一度攀升到80%以上，之後有所回落，但也在50%左右。很多分析認為，《拜杜法案》是美國科技產業得以快速崛起的重要推動力之一。

當然，我國也一直在不斷探索解決科研成果轉化的體制機制問題。2022年1月1日，新修訂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科學技術進步法》正式實施，也有媒體將其重大意義和未來影響力與《拜杜法案》作類比。

修訂後的科學技術進步法最鮮明的變化就是放權賦能，擴大科研機構自主權。比如明確了「探索賦予科學技術人員職務科技成果所有權或者長期使用權制度」「鼓勵科學技術研究開發機構、高等學校、企業等採取股權、期權、分紅等方式激勵科學技術人員」「科學技術人員符合條件可以從事兼職工作獲得合法收入」……

而近日國務院辦公廳印發的《專利轉化運用專項行動方案（2023—2025年）》提出，要梳理盤活高校和科研機構存量專利，力爭2025年底前實現高校和科研機構未轉化有效專利全覆蓋；強化高校、科研機構專利轉化激勵，探索高校和科研機構職務科技成果轉化管理新模式……

高校科研成果轉化有三難

宋高廣認為，我國高校和科研機構的發明專利產業化率不高，遠低於企業，更低於歐美已開發國家。在他看來，我國專利轉化的堵點和難點主要集中在三個方面。

一是我國的專利數量多，但相當一部分價值偏小，創新力度一般，而這是專利轉化的基礎。「對於高校和科研機構的科研人員來說，更重要的評價指標是論文，專利更像是個副產品，而且相對於專利創新力，專利數量在大學的考核和評價體系中更為直觀和可描述。」宋高廣說。

二是低估了生產量化的難度，一個科研成果從實驗室樣品到實現量產，會面臨非常多的障礙和困難，甚至有可能就是無法實現的。「從投資人的角度，專利的創新力度決定了轉化的商業空間，生產量化決定了商業的可能性，兩者都非常重要。」宋高廣說。

三是轉化成敗和所能產生的價值除了由專利本身的創新性所決定，也會受到社會創新底色和商業環境的影響。

宋高廣認為，將大學的科研成果轉化釋放出去是非常關鍵的，比如，矽谷就是伴隨著史丹福大學等高校的成長，這些大學的創新底色是非常濃的，從科研的一開始就會引入科技成果轉化體系，讓科研方向能夠與經濟產業發展的需求和方向緊密結合。

「1984年美國進行了智慧財產權體系改革，其實當時美國面臨的問題跟我們今天是一模一樣的，大家都做仿製，而不願意去做創新。於是，美國把保護體系放大，逐步誕生了很多偉大的企業，包括科技網際網路、生物製藥企業等。科技創新也拉動美國經濟實現了長達40年的繁榮。」宋高廣說。

2020年以來，從中央到地方對智慧財產權體系和專利轉化的一系列「政策大禮包」陸續出台，作為一線投資人，宋高廣說他能夠非常明顯地感受到變化，高校科研成果正在越來越多地走出象牙塔，奔向大市場，也有越來越多的科學家和科研人員開始擁抱市場。

一位國內頂級科研機構的研究員告訴《中國經濟周刊》記者，更多的科研工作者並沒有自己做轉化的打算，因為很少人能同時具備科學家和企業家所需要的素質，而且大部分人也不願意冒險。

「像我們做基礎科研的人，一旦你開頭去做產業轉化的話，你很難再回來，如果你失敗了，你再回來做基礎科研是非常困難的一件事情，就幾乎沒有任何希望。」這位研究員說。

該研究員認為，讓科研成果走出象牙塔更好的方式，是大學和研究機構建立專門的轉化部門去與市場對接，來幫助研究員做轉化，而不是研究員自己下場。

比如，他所在的研究所的主要研究方向之一算是非常熱門的賽道——動力電池，從鋰離子到鈉離子，布局都很早。

「所里從上個世紀八九十年代就開始嘗試自己做科研成果專利轉化，但幾乎都失敗了，有幾家公司一度發展還不錯，但現在基本都倒閉了。但我們有一位碩士生，後來出來創辦了非常成功的企業。還有我們曾經在長三角一個地級市建立了一個研究中心，結果在當地孵化出很多家電池相關產業鏈的企業，還培養了很多人才。」他說。

科學家創業風大但浪小

專利走出象牙塔難在哪兒？

高校發明專利產業化率從2021年的3.0%增長到2022年的3.9%，雖然絕對值仍然不高，但增速在加快。北京大學基因組編輯研究中心主任、北京大學生命科學學院教授魏文勝告訴《中國經濟周刊》記者，他能夠感受到近兩年來，高校科研成果轉化正在發生著積極變化。但是，他仍然保持著科學家的謹慎樂觀。

「國家加大智慧財產權保護力度，多舉措鼓勵專利轉化，對於科技創新和產業發展都是重大利好。因為很多創新技術和創新產品都是來自具有專利屬性的發明和發現，國家正在以前所未有的力度鼓勵科技創新，鼓勵專利轉化，作為科研工作者，同時也是一名創業者，我非常興奮，當然也期待在執行層面能夠有更多政策配合到位，讓政策能夠真正春風化雨。」魏文勝說。

魏文勝北京大學畢業後赴美留學，後在史丹福大學完成博士後研究，師從美國科學院院士、基因工程技術奠基人之一的Stanley Cohen教授。魏文勝已經在Cell、Nature等頂級學術期刊發表多篇高影響力論文，並擁有多項發明專利，曾獲得談家楨生命科學創新獎等諸多榮譽。同時，他也參與創辦了兩家公司來轉化團隊的研究成果，一個是從事環狀RNA技術在創新藥物和創新療法領域研究和應用的生物科技公司圓因生物，這家成立於2021年的公司已經完成超4.5億元融資；另一個是從事基因編輯療法開發的生物醫藥企業博雅輯因。

談到為何要參與創辦企業來進行科研成果轉化，魏文勝表示，生物科技領域有個特點就是即使是做基礎性研究，導向也都是面向實用的。一個技術如果不對接需求和市場，有可能只是空中樓閣，再多的專利也沒有價值。另一個重要原因是任何技術都是有時效性的，創新技術如果不能及時得到轉化應用，往往就會時過境遷，失去價值。

「每一個做科學研究的人肯定都希望自己論文有實際價值和意義，希望自己的成果能夠真正造福於人。」魏文勝說。但親自參與專利轉化的經歷，也讓他充分了解到了科研成果要從象牙塔走向大市場有多麼的不容易。

走出校園之難：體制機制有待優化

第一難是走出校園。魏文勝認為，中國專利數量全球第一，轉化率卻很低，很大程度是因為很多專利的市場價值並不大。

「這背後的原因很難一言而盡。比如這跟國內對教授們的評價體系是掛鉤的，會導致大家去追求數量而不是質量，但任何企業和投資機構都是需要真金白銀去獲得專利的，他們考慮的是市場價值，而不一定是成果論文是不是發在頂級刊物上。其實，專利的維護非常昂貴，國外的做法是儘可能控制專利的數量，但不斷去補充專利的內容，讓它更具有獨家性和先進性。」魏文勝說。

據記者了解，大學教職員工在工作中所取得的專利，其所有權是屬於任職單位的，是100%的國有屬性。而大學會有專門部門來負責專利轉化，通過一套相對標準的流程，由第三方估值再進行專利的授權或者交易。

一位中國頂級大學的專利轉化部門負責人告訴《中國經濟周刊》：「你可能不相信，如果一個大學的專利轉化大獲成功，當初的負責人不是高興，而是會特別緊張。因為他會害怕背上國有資產流失的罪名，害怕有人會提出他賣便宜而被追責。」

該負責人表示，中國高校專利管理部門的職責應該是推廣專利技術和推動專利轉化，但現實情況卻是賣出好價錢是立功，賣便宜了是過錯，負責人的心態只能是不求有功但求無過。

魏文勝也表示，這種情況是不利於專利轉化的。「專利如果沒有被用起來，就是一張廢紙，唯一的價值只是教授CV上的一行字和學校總結里的一個數字。千里馬沒有遇到伯樂，就不是千里馬了，談何流失。而且要把紙上的技術兌現成現實可能性，企業和投資人未來還需要更大的投入，在充滿不確定性的情況下不宜設置過高的門檻。」他說。

走向市場之難：相關人才待充實

第二難是走向市場。魏文勝表示，一個新的技術發明誕生之後，需要從技術、效率、安全性等諸多方面不斷去優化。因此，任何一個產品或者療法，很少是靠一個專利來支撐的。沒有幾十個上百個專利，都很難最終從實驗室走出來惠及病人。

「最懂專利技術的是發明者本人，在轉化的初期如果沒有發明者參與，專利有可能難以實現價值。」魏文勝說。

據魏文勝介紹，目前專利發明者參與專利轉化主要有三種方式。一是可以停薪留職，全身心地自己做轉化；二是將專利賣掉或者授權出去，至於怎麼轉化，由企業說了算，如果需要，發明人可以作為技術顧問；三是發明人參與轉化，主要是把握技術方向，然後由投資人組局，聘請CEO和專業團隊來運營公司。「目前來看，第一種成功率不高，並不是所有科學家都能夠成為企業家；第二種是目前高校的主流情況，但成功率低，尤其是生物製藥領域；第三種則更符合市場規律，成功率也相對高一些，但相關人才是比較缺乏的。」他說。

市場競爭之難：「先發劣勢」待打破

第三難是市場競爭。魏文勝半開玩笑地說，中國創業者會遭遇一個「詭異的邏輯」，即「先發劣勢」。

「中國的專利轉化率低一個重要原因是很多專利屬於fast follower，大家都願意做跟得最快的人，而不是去捅窗戶紙的人。更多地在別人的基礎上添磚加瓦，結果就是大家『卷』相對低門檻的東西。」魏文勝說。

而專利技術終於走入市場後，還會面臨同樣的「先發劣勢」。「中國公司也更願意做fast follower，希望相關產品已經有人在做了，等先行者把路走通了，再去快速跟上。而先發者因為沒有經驗可以借鑑，反而容易踩坑，但社會往往是以成敗論英雄。」魏文勝說。

宋高廣透露，自己曾與國內的十幾所頂級大學和科研機構的產學研部門對接，希望「掘金」大學和科研機構的專利庫，找到好項目。在這個過程中他發現：「過去高校的科研成果轉化主要是以頂級教授和院士為核心的，『龍頭』科學家一般占股比例都非常高，但管理實驗室和管理企業完全不一樣，低估商業化的難度和價值導致這種模式的轉化效率和成功率都不是很理想。」

這意味著，雖然媒體上「科學家創業潮」的標題激動人心，但仍處在風大浪小的狀況，成功率並不理想。

韓秀成也認為，智慧財產權和專利轉化的主要途徑不是科學家親自下場去創業做轉化，這不符合事物發展規律，科學家就是科學家，當然也不否認有的科學家能成為企業家，但科學家的強項是搞科研，企業家是搞經營，各司其職才是人才利用的最好方法。

但宋高廣依然對未來充滿信心，因為他發現年輕一代的大學老師和科研工作者們，他們思維體系更加市場化，他們願意讓商業化團隊的股權占大頭。「這其實正在逐漸向矽谷模式靠攏。」他說。

對於同樣有志於參與科研成果轉化的人，魏文勝則表示：「我自己談不上有什麼成功經驗，但願意囑咐兩句：一是要有創新和冒險精神，過分求穩的心態可能不適合創業；二是要有平常心，如果不能接受失敗和挫折，過程會過於痛苦。」

從專利大國到專利強國需多方努力

要真正解決科技創新的「最後一公里」難題，喚醒和激活「沉睡」的專利，讓科技創新轉化成真實生產力，主角是企業。

《專利轉化運用專項行動方案（2023—2025年）》指出，到2025年，推動一批高價值專利實現產業化。高校和科研機構專利產業化率明顯提高，全國涉及專利的技術合同成交額達到8000億元。一批主攻硬科技、掌握好專利的企業成長壯大，重點產業領域智慧財產權競爭優勢加速形成，備案認定的專利密集型產品產值超萬億元。

在專利轉化方面，華為算得上最具代表性的「嘗到甜頭」的中國公司之一，這不僅是因為華為是截至目前累計獲得中國授權專利最多的企業，更值得關注的是華為獲得的專利收入已經能夠覆蓋和超過其專利成本。

「高科技企業自主創新，必須要『站在巨人的肩膀上』。企業之間相互分享高價值專利技術，相互繳納專利費，既能促進技術轉化運用，又能激勵創新。歷史上華為為了使用西方公司技術，交了很多專利費，現在我們也開始收一些專利費，這也標誌著華為的研發能力逐漸取得了領先地位。」 華為技術有限公司副總裁、智慧財產權部部長樊志勇告訴《中國經濟周刊》記者。

「從2021年起，華為所獲得的專利收入超過了其支付給其他公司的專利費用，這對於像華為這樣產品和服務體量如此之大的公司，是非常不容易的，所以我們自己還是比較驕傲的。」樊志勇說。

據華為披露的數據，截至2022年12月31日，華為全球共持有有效授權專利超12萬件，且90%以上為發明專利。2019年至2021年，華為年平均專利許可收入約為4億美元，2022年猛增了40%達到了5.6億美元。4年間，華為累計專利授權收入為17.6億美元（約合人民幣126億元）。

不過，華為與高通、愛立信、諾基亞等全球通信行業巨頭相比，仍有不小的差距。第三方數據顯示，2019—2022財年，高通的智慧財產權總收入約為250億美元，諾基亞約為66億美元，愛立信約為37億美元。「華為產品與服務的銷售額是這些西方友商的很多倍，他們的技術很多通過第三方實施，而華為目前主要是用於自己的產品。」樊志勇介紹。

提到從中央到地方不斷釋放出的保護智慧財產權和鼓勵專利轉化的政策信號，樊志勇表示非常激動，也堅定了進一步投入的信心。「以技術創新引領發展，華為和政策所指引的方向是完全一致的。華為近幾年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打壓，很多業務都受到重挫，而我們之所以還能活下來，除了國家、客戶和消費者的信任，靠的就是這麼多年持續不斷大規模研發投入，讓技術轉化為實力。」他說。

但是，樊志勇特彆強調，華為身上光環只是中國ICT產業鏈崛起的一個縮影而已。華為的生存發展得益於產業鏈乃至整個國家對科技創新的共同投入和共同進步。

「任何一家公司都不可能完全依靠自身的技術存活下來，此次國家密集出台政策保護智慧財產權、鼓勵專利轉化，勢必會帶動更多企業加大技術投入，積極進行自主創新，華為會繼續努力，也將因此受益。」他說。

當然，要想實現從專利大國到專利強國，最終建設智慧財產權強國，仍需要多方的共同努力。

保護智慧財產權，

中國的優勢在哪裡？

從政策端來看，樊志勇認為，長期來看，智慧財產權的保護力度保持相對平衡比較好。一方面，如果過度保護，會導致獲得技術的成本過高，可能會對基於現有技術的再創新造成壓力，甚至是阻礙技術應用。

「比如物聯網技術，相對低廉的許可費和終端產品價格可以促進物聯網技術的海量應用，讓其能夠更快地應用到千行百業。華為帶頭公布了基於終端價格比例的許可費率，降低了低價終端產品的許可費，這樣才能加速新技術的普及，讓更多的企業利用物聯網技術進行新的創新，催生新的商業模式。」樊志勇說。

另一方面，樊志勇認為，必須有能夠有效保護智慧財產權和高效解決智慧財產權爭議的機制。如果對智慧財產權的保護力度不足，創新者沒有收益，就會沒有人願意去做創新。而對於企業來說，一旦發生智慧財產權爭議或者遭遇侵權，維權是需要大量時間、人力、財力成本的，大企業都會疲於應付，中小企業更是根本沒有足夠的資源和能力去維權，很可能就是滅頂之災。

「在智慧財產權保護方面，其實中國是有優勢的。國外的智慧財產權侵權和糾紛主要依靠法律途徑解決，但畢竟法院的資源無論在哪個國家都是非常有限的，訴訟是非常繁瑣、耗時和高成本的。如果智慧財產權保護全部靠訴訟，很多事情就耽誤了。」樊志勇說。

樊志勇表示，我國在司法途徑之外還有行政途徑。「從國家知識產權局到各省市的智慧財產權管理部門都能夠通過行政執法和行政調解的方式來解決爭端，讓企業之間的智慧財產權不用走到法院。華為和小米的專利許可就是通過國家知識產權局調解程序達成的，幫助雙方在較短時間內就達成了相互交叉許可。一些省市還有地方性法規政策，如北京和深圳的智慧財產權保護條例還提供了行政執法立案前調解的機制，為企業提供多快好省方式解決爭議。」他說。

企業需要政府和資本做什麼？

此外，樊志勇也提出了對技術和專利實施轉化相關的發明人獎酬制度的期望。「企業是技術實施的主體。我們希望國家把員工獎酬的決定權留給企業，而不要『統一划線』。每個成功的企業家都有自己吸引人才、團結隊伍的秘訣。政府只要提供合理的智慧財產權保護環境，而讓企業以市場化的方式競爭獲取人才、開展研發和技術實施與交易活動，完全可以達到鼓勵技術創新和轉化的效果。『幫』企業制定員工獎酬辦法可能反而把企業家和自己的員工放在了對立面，製造不必要的企業內部爭議，影響企業開展創新和專利技術轉化應用的動力。」他表示。

魏文勝也認為，所有創新都要擔風險，企業願意承擔風險去努力做創新是不夠的，還需要全社會都形成鼓勵創新的制度環境和商業環境。

魏文勝以自己所在生物製藥領域為例，「我們有越來越多的領先創新技術，如果監管部門一味要求有國外批准的先例，這會人為地讓競爭對手跑在我們前面。」他說。

此外，多位有志於參與成果轉化的大學教授和研究員告訴《中國經濟周刊》記者，想創業最大障礙就是資金問題。「銀行等金融機構的資金只願意錦上添花，很少雪中送炭。一些政府主導的投資資金，本來也被寄予巨大期待，但情況也是一樣，也是更願意送花。除非是院士牽頭項目，否則很難融到錢，可院士的項目一般也不缺錢。所以，大部分專利轉化項目主要的融資渠道只能是市場化的投資基金，但這幾年都是資本寒冬，融資非常難。」一位大學教授告訴《中國經濟周刊》記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