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金醫院的醫生孫伯民，本和吳曉天的生活毫無交集。兩人唯一的共同點是，十幾年來都在尋找同一個問題的答案——怎樣治癒抑鬱症。
做完手術後，吳曉天定製了一件寫著「抑鬱戰士」的衣服。新京報記者 史航 攝
文丨新京報記者 史航
實習生丨吳依晨
編輯丨彭沖
校對丨楊許麗
本文7555字閱讀13分鐘
「工作模式」啟動。
清晨，吳曉天蜷著身子坐在床上，在手機APP里選好參數，然後拿起遙控器大小的程控器，抵著胸口晃了幾圈。這裡植入了一塊起搏器，兩根電線從此出發，在體內向上伸，直抵埋在大腦里的兩根電極。
「滴」的一聲，起搏器接到了信號，電流傳入大腦。吳曉天把身板挺直，眼睛逐漸瞪大，緩慢地深呼了口氣，伴隨著清醒一起到來的，是重新掌控身體的安全感。
他的一天總是這樣開始的。吳曉天是上海瑞金醫院「腦機接口治療難治性抑鬱症」臨床研究項目的10號患者，他大腦里的電極上有16個觸點，能精準刺激和情緒相關的神經核團。像是「源源不斷注入能量」，開心、悲傷、憤怒，這些曾經被遮蔽的情緒，在吳曉天的世界裡重新變得鮮活。
選擇新技術，然後重獲新生，聽起來是一個「科技改變命運」的故事。但在吳曉天與抑鬱症的漫長抗爭中，這隻算得上是一個章節。在此之前，他摸黑走了不少彎路，此後，想要回到最初的生活軌道，也需要時間。
而對於這個項目的負責人——功能神經外科醫生孫伯民來說，目前他招募的30位研究對象和平均百分之六十的改善率，只能算得上開端。如何把這項技術推廣到臨床，讓更多患者受益，他也有更長的路要走。
賭
如果現在遇到吳曉天，你很難相信這個32歲的小伙子，一半的人生都在和抑鬱症作戰。
他微胖，細碎的頭髮梳成三七分，說起話來很難停下。他愛笑，笑起來爽朗痛快。他敢在人群中大聲唱歌，用翻譯軟體和外國人搭訕，和每一個計程車師傅講自己的故事，朋友聚會中是最活躍的那個。吳曉天估計，「我的抑鬱症已經好了百分之八十。」
這要「歸功」於他去年做的那場手術，那幾乎是吳曉天「賭上全部的一場冒險」。
2022年初，絕望透頂。與抑鬱症對抗的第十五年，婚姻破裂，病情加重，吳曉天很少說話，把自己反鎖在房間裡，一天到晚躺在床上。屋外，逐漸衰老的父母失去了耐心。指著那些擠滿了柜子、窗台和書桌的藥，母親吼，「你這些年買那麼多『廢品』到底有什麼用？」
「都沒用。」
多年來溫吞的痛苦在那個冬天變得滾沸。一切失控之前，他本是愛說愛笑的性格，上學時，跑步也總跑在最前面。2007年，他上初中，起初只是考試時短暫走神，然後，他難以集中注意力聽別人講話，心裡想的話到了嘴邊也走了樣，越來越多同學喊他「傻子」，朋友也和他疏遠。
吳曉天開始自卑，躲閃別人的目光。等到高職畢業，他跟著母親走進人才市場，手裡攥著簡歷，來來往往的人讓他直發抖。
回到最初的軌道成了吳曉天唯一的念想。起初，他不了解抑鬱症，甚至醫生提醒他可能有這方面問題的時候，他摔門就走，「我怎麼能和電影里那些『神經病』一樣呢？」吳曉天堅信自己只是身體出了問題，需要「調理調理」。
吳曉天的房間，桌子上、柜子里都放滿了藥。新京報記者 史航 攝
他上山療養，天不亮就起床練功，兩腿彎曲，手像抱樹一樣環繞在胸前，一站就是兩個小時。他找「氣功大師」求教，迷迷糊糊間被催眠，感覺自己看到了「宇宙的洞」。他在網上團購了草藥，把自己吃到昏迷，被送去醫院急救。
有一段時間，吳曉天覺得自己「腦子生病了」，懷疑是鼻塞影響了腦部供氧，於是去醫院做了鼻炎手術，但鼻子通了，腦袋沒好。他也曾懷疑，自己的問題是因為睡姿不對，就綁著雙腿強制讓自己側躺入睡，這個習慣一直保留到現在。網上的傳說，親戚給的偏方，「只要聽說對腦子好，我都不會拒絕。」
就這樣過了八年，「走完了幾乎所有的彎路」後，他開始尋求現代醫學的幫助。吳曉天借錢去看了精神科醫生，被診斷為抑鬱症，他沒再抗拒這個結果，按照醫生的建議服藥，「那是我第一次感覺到『有用』。」直到耐藥性出現，他不斷地更換藥物、買保健品，最多時一天要吃七八種藥片。
有朋友評價他「像個鬥士」，但只有吳曉天自己知道，「鬥爭的故事其實沒有那麼熱血。」他覺得自己更像一個跌落懸崖的人，本能地抓住所有能抓的東西，哪怕只是一根草。每一次嘗試失敗，他都會陷入絕望、自我否定和長久的消沉，但「一沉到底」前，他「不甘心就這樣放棄」，又去「抓下一根草」。
2014年，病情嚴重時消瘦的吳曉天。受訪者供圖
2022年，他從新聞里聽說了腦機接口手術。「所有治療方式都失敗了，只有手術還沒試過。」
他只能去賭。但「賭贏」的路徑並不清晰。這是他從未接觸過的新技術，他僅有的印象是科幻電影里的構想，而且這項技術還在試驗階段，關於效果和風險他幾乎一無所知。父母也強烈反對，「人腦里裝機器，這不是變成機器人了嗎？」
查過資料後，吳曉天感覺，這和自己嘗試過的電休克治療有共通之處。那次通電過後的幾天，他短暫體會過「恢復正常」的感覺，「是一種和藥物治療完全不一樣的感受。」他渴望一種「激進」的治療方式，能讓他擺脫不斷嘗試、不斷失敗的循環。
最終，他也選擇了最極端方式來對抗父母的反對。一天，吳曉天瘋狂地砸壞家裡的東西，把一把吉他摔得四分五裂，又掐著打火機在牆上塗出一道道黑印。父母下班回家後被嚇到，報了警，這正是他所希望的結果，「如果沒有外力進來，他們很難改變想法。」
在警察的調解下，父母同意帶他去諮詢醫生。他在網絡問診平台挨個問當地三甲醫院的精神科大夫，「你知道腦機接口手術嗎？」對方回答「不知道」，他就繼續聯繫下一個。直到一位醫生回復他，「我有一個患者靠這個手術恢復了正常。」他掛了號。在醫生的建議下，父母不再反對。
吳曉天在網上搜到了能做這個手術的醫生，撥去了電話。電話那頭的人，語速平緩，聽完他的病情描述，給了積極的信號。當晚，吳曉天剃了光頭，「為了證明自己手術的決心。」
找出路
接電話的人，是瑞金醫院功能神經外科主任孫伯民。
辦公室里，孫伯民戴一副金屬眼鏡，嘴上總掛著笑，看起來隨和平靜，講起醫療技術時滔滔不絕。他樂於談論醫學的新發展，愛用「與國際接軌」的標準來衡量自己的研究。他很忙，走起路來步子很大，一年裡，這位神經外科主任要帶著團隊做幾百台手術，在全球各地飛來飛去，參加最前沿的學術論壇。
他本和吳曉天的生活毫無交集。兩人唯一的共同點是，十幾年來都在尋找同一個問題的答案——怎樣治癒抑鬱症。
孫伯民。 受訪者供圖
1985年，醫學院畢業的孫伯民被分配到合肥市一家醫院精神科做住院醫師——和精神疾病患者距離最近、相處最多的醫生崗位。那三年里，和患者的頻繁交流讓他積累了不少經驗，但也常常讓他感到困擾：當時，精神疾病主要靠藥物治療，「醫生沒什麼發揮空間」，常常束手無策。
後來，孫伯民的一位老師開展了精神分裂症手術治療的臨床研究，邀請孫伯民協作，這讓他看到了一條全新的路徑：用外科手術的方式治療精神疾病。「那對我來說有巨大的誘惑力。」孫伯民渴望治癒患者，「外科手術是可見的，手術效果也往往立竿見影。」他決定去美國深造。
1999年，博士畢業的孫伯民回國，進入功能神經外科，開始用手術治療強迫症。這在當時的國內引發了一場爭論，「有的醫生義憤填膺，在他們看來，精神科的問題不需要通過手術解決，覺得我在亂來。」
進入新世紀後，神經科學、腦科學快速進步，人們能依靠先進的定位技術進行手術。手術治療的適應症不斷拓展，逐漸囊括精神疾病。孫伯民的研究得以展開拳腳。
2006年，孫伯民團隊第一次在會議上彙報了手術治療神經性厭食的治療理念，這對他來說意義重大。「神經性厭食症患者的死亡率非常高，如果長期治療沒有好轉，可導致全身器官衰竭，到最後還會引發精神疾病，患者會遭受肉體和精神的雙重摺磨。」孫伯民說。
「文章發表後，國際上不少醫生開始複製這個手術，把很多難治性神經性厭食症的病人從死神手裡拉回來。」這給了孫伯民成就感，也讓他把目光放到了更多精神疾病上，比如抑鬱症，「臨床上約三分之一的病人都屬於難治性的，他們想盡辦法但山窮水盡，我想給他們找一條出路。」
據孫伯民介紹，2005年，加拿大報道了全球第一例使用腦起搏器治療抑鬱症的案例，後來歐美各國也陸續展開了臨床試驗。「抑鬱症的形成有其生物基礎，大腦的代謝、活動可能都產生了變化。」孫伯民說，國外的試驗普遍採用深度腦部刺激（DBS，Deep Brain Stimulation）治療，通過置入腦起搏器，用電刺激調控神經，改善抑鬱症狀。這種治療方式已經成熟運用在治療帕金森等疾病上，但在抑鬱症治療上，試驗的效果並不理想，「改善率在百分之五十左右。」
《分子神經病學》2023年刊發的一篇文章指出，這些試驗的療效各不相同，而且樣本量小，研究設計不一致，之後，由行業主導的大規模、多地點隨機對照試驗受到阻礙，相關的研究因中期分析認為治療無效而提前終止。
但孫伯民沒放棄。「試驗結果公布後，我們一直在分析，想著是不是有哪些細節能做得更好一些，把療效提上去。」
他發現，國外的試驗大多是單靶點刺激，一個靶點只影響一個神經核團，刺激效果有限，而且不同患者用的是統一的靶點和刺激參數，「但實際上每個病人的個性化差異很大。」孫伯民設想，如果能找到與抑鬱相關的相鄰的神經核團，用多靶點的電極協同刺激，再記錄病人的腦活動，實時調控靶點和參數，或許就能提高改善率。
實現這一設想的過程很艱難。找到目標神經核團就像大海撈針，「人的大腦中有不計其數的神經核團，有的像黃豆大小，有的甚至不可見。」此外，試驗還面臨著倫理的考驗。「什麼樣的患者能做這個手術？放電會不會對大腦有影響？有沒有副作用？這些都是瑞金醫院倫理審查委員會要求我們論證的。」孫伯民說，「我們需要結合之前使用腦起搏器治療其他疾病的數據，不斷提供證據，補充細節。」經過一年的反覆論證和研究，這項試驗終於通過了審查。
2020年底，孫伯民開始招募試驗對象。他對此進行了嚴格的限制，「要確保這項技術不是讓普通人獲得快感的，它只用於難治性抑鬱症患者的治療。」這些患者必須嘗試過心理諮詢、藥物治療等多種方式但沒有效果，也要經過一系列心理、生理測驗，還要有精神科醫生協助判斷，才能入組。
「申請的上百人里，最終只有三十個入選。」孫伯民說。
可以「掌控」和「切換」的身體
吳曉天作為10號患者加入。
2022年1月18日早上9點，手術開始。孫伯民團隊的醫生結合核磁共振和CT（電子計算機斷層掃描）的結果，在吳曉天大腦中定位出靶點的位置。隨後，他的大腦兩側被分別鑽開一個硬幣大小的孔洞，兩根直徑大約兩毫米、各帶有8個觸點的電極插進了目標靶點區域，精細的微調控下，觸點與靶點相連接。他的胸前還被植入了一塊麻將大小的腦起搏器，負責給電極供電。這樣一個系統，被稱為「腦機接口」。
手術一直持續到下午3點。醒來後，吳曉天摸了摸頭的兩側，隱隱約約能摸到皮下兩條硬線，他感到有些不真實，「真的有用嗎？」
通電的那一刻打消了全部疑慮。當時，他坐在會議室里，醫生點擊中控平台的開機鍵，再用程控器對準他的胸口。一瞬間，他快要流出眼淚，那是「一種熟悉又陌生的感動」，「好像和15歲之前沒得抑鬱症的我連接上了。」
程控器。新京報記者 史航 攝
醫生開始調試，他在不同的情緒間快速穿梭，「時而是被朋友拋棄的憤怒，時而是久別重逢的驚喜，時而又是中彩票一樣的狂喜。」醫生告訴他，植入機器只是第一步，接下來的一年裡，需要不斷地調整刺激的靶點和參數，來達到更好的治療效果。
「調試的前三個月非常波折。」吳曉天說。最初的靶點很快出現了耐受性，醫生嘗試定時開關機器來解決這個問題，但吳曉天受不了，機器一關，他就「一秒墜回了地獄，沒法呼吸」。
後來，吳曉天建議醫生通過周期性地更換刺激靶點參數來解決這一問題，調試出「休息」和「工作」兩種模式。「工作模式」的刺激相對較強，會讓吳曉天變成話癆，想社交；「休息模式」刺激較弱，「像是一場禪修」，他感到自己從身體里抽離出來，平靜地觀察這個世界，在這種模式下，他能充分休息，但不會陷入到抑鬱的狀態。醫生髮現，只要有規律地切換兩種模式，就可以規避耐受性。
起初，模式切換由醫生通過中控平台定時自動控制，這讓吳曉天有些焦慮：他的作息要嚴格按照切換的時間來。一段時間後，吳曉天提出，想要自己切換兩種模式。
在入組的患者中，還沒有過這樣的先例。「患者不能自己調節設備，因為我們要控制變量，也擔心有的病人自控力差，會因為喜歡『工作模式』的狀態就一直開著，這樣可能會導致神經細胞耗竭，影響治療效果。」孫伯民說。但再三考慮下，孫伯民同意了吳曉天的請求。「我們觀察了很長時間，他的自控力非常強，又有目標感，對刺激的感受也非常敏銳，狀態不好時可以及時調整。」
他還有另一個考慮：希望藉助吳曉天敏銳的感受得到更多反饋，比如「工作模式」持續多久會感到疲憊，「休息模式」開啟多長時間最合適。這些反饋對於之後的臨床研究和產品開發有著重要意義——他希望未來的產品可以監測、收集人腦數據，利用這些信息實現自動調控。
得到了切換模式的權限後，今年8月，吳曉天又表示想要自己調節「工作模式」的電壓參數。他再次得到了許可。吳曉天近乎痴迷地，一點點奪回對身體的掌控權。
但他也很謹慎。此前的服藥習慣被小心翼翼地延續下來，早上起床，他吃抗抑鬱和抗焦慮的藥物，再配一粒維生素，還會吃一粒維生素D3，因為聽說朋友家的孩子靠此治癒了抑鬱症。再抽根煙，這是他四年前養成的習慣，「聽說抽煙能緩解抑鬱，硬把自己抽出了煙癮」，即使他討厭煙味，抽煙的時候要把窗戶打開。
狀態平穩後，他急著給多年沒聯繫過的高職同學發微信，告訴對方當初的封閉都是因為抑鬱症，還想分享自己已經治癒的好消息，話還沒說完，朋友回覆：「你總說這些抑鬱的事搞得我上班心情特別不好。」他默默刪了好友。吳曉天也曾邀請父母一起去參加綜藝節目，但父母嫌「丟人」，「你不用上班，我們還要工作掙錢呢。」
他漸漸意識到，機器提升了大腦的機能，但多年來，困住他的早就不僅僅是這個：病理性的問題似乎在好轉，但他依然要生活在曾經讓他痛苦的環境中。家庭關係的劍拔弩張，朋友的不理解，社會的不認同，像一堵堵密不透風的牆，擋在了他和最初的生活軌道之間。「重啟」大腦，似乎只是治癒的起點。
不過，他在嘗試重新和世界建立連接：在小區公開唱歌，吸引到了忠實粉絲；在陽台觀察小區，發現帶小孩的居民出門更愛帶傘。如今，多年沒工作的他，甚至開始參與父母的民宿生意：做客服，錄視頻指引客人找到正確地址。
2023年8月31日，吳曉天在街邊唱歌。新京報記者 史航 攝
最近，吳曉天還找到了更讓他痴迷的目標：幫助更多人理解抑鬱症患者。他告訴每一個願意和他聊天的人如何和抑鬱症患者溝通，比如，「別說多出去走走，別說振作點，別說這沒什麼大不了。」他也不斷地介紹著腦機接口技術和自己的故事，「不是推薦他們去做手術，而是告訴他們別絕望，還有好起來的可能。」
「還有很多路要走」
如今，吳曉天已經習慣了與機器「共生」的生活。他熟練地切換著兩種模式，如果第二天要早起趕車，他就計劃著時間，在晚上十一點左右調到「休息模式」。
走出家門，吳曉天每隔三十分鐘就要打開背包檢查程控器是否還在。有一次，手機上的APP短暫失靈，他打了十幾個電話，後來直接跑進醫院，拜託醫生趕緊修復。如今的他，甚至做好了長期使用機器的準備。
手機APP的操作介面。受訪者供圖
在很多人的解讀里，這是一種依賴。故事被媒體報道後，有人說這套機器像「電子毒品」。還有人擔心，吳曉天從一個極端到了另一個極端，出現了躁狂。因為「工作模式」下，他似乎有些亢奮，頻繁地講話，還會當眾唱歌。
孫伯民也在論文中記錄了患者術後出現躁狂的案例。在他看來，吳曉天的狀態是機器刺激下的一種「可控的輕躁狂」，「就像喝了點酒，但思維和表達能力都很好。」
參與試驗的30個患者中，吳曉天的改善率「屬於中上水平」，能達到百分之九十左右。而平均改善率在百分之六十左右，孫伯民也坦言，「並不是個個都像吳曉天這樣有很大的改變。」
2021年，有媒體曾為這項試驗拍了紀錄片。視頻中，范大哥是患者之一，高中被確診為抑鬱症後，堅持吃藥二十多年，做腦機接口手術是他第一次接觸藥物之外的治療方式。但體內的機器通電時，他沒有體驗到明顯的心理變化。
孫伯民也表示，有少數患者對刺激的感受很微弱，在長時間的調控後仍然感受不到開心。「這種情況比較麻煩，我們還需要不斷地找，不斷地更換刺激的靶點和參數，看看能否讓病人感受到效果。」
還有很多問題等待解決。中科院深圳先進技術研究院正高級工程師李驍健在接受媒體採訪時表示，DBS治療抑鬱症的風險收益比尚不明確。長期來看，深腦區的刺激會不會引起未知的副作用，以及抑鬱症患者是否有知情同意的決策能力，也有爭論。北京大學第六醫院副院長、國家精神心理疾病臨床醫學研究中心副主任岳偉華也曾表示，這是一項重要的革新技術，但遠期效果還需要進一步考察。
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項目「當代新興增強技術前沿的人文主義哲學研究」發布的階段性研究成果中，也提到了腦機接口技術的安全風險與倫理挑戰。首先，植入式電極需通過手術進行植入，涉及手術安全風險。其次，高精度的腦機接口系統可以讀取大量的中樞神經活動信息，在增強或恢復運動、認知等功能的同時，不僅涉及更多的個人隱私，而且也會產生新的神經倫理學問題。最後，當前實際應用的腦機接口技術多專注於功能的恢復、改善或替代，但未來，可能應用於功能的補充與增強方面，可能將功能增強至超越自然的水平，這就涉及增強的限度、安全性與公平性等問題。
目前，國際上有多家研究機構開始了DBS治療抑鬱症的嘗試，《分子神經病學》2023年刊發的一篇文章提到，「總的來說，最近幾年的研究展示了縝密的、趨同的和令人信服的數據，表明DBS治療難治性抑鬱症是一種有效的、基於證據的治療方法。」但目前，國際上仍未形成對最佳刺激靶點的共識，也尚不清楚這種治療方式能否為大腦帶來持久的變化。在美國，雖然已經有了成功案例，但這項技術仍未獲批進入臨床。
孫伯民也坦言，要想推廣這項技術，還面臨很多挑戰。比如要做「雙盲實驗」，這意味著，要在患者不知情的情況下關閉機器兩周，觀察患者的變化。但在實際操作中，孫伯民發現，關閉機器半天，患者就打來電話說「不行了」，甚至有人產生了自殺的想法，「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必須考慮患者的安全，停止實驗，至於解決辦法，我們還需要和國際專家一起研究。」
孫伯民團隊的醫生給患者做手術。 圖源：上海交通大學醫學院附屬瑞金醫院微信公眾號
孫伯民還在尋找那個答案。他期待這項技術能激起更大的漣漪，改善更多病人的生活狀況，但他也明白，「還有很多路要走。」
（吳曉天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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