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手機拍照的便捷以及天安門地區規劃的需求，使得天安門廣場攝影師這一角色逐漸退出歷史舞台。沒事的時候，高源還是喜歡騎一個多小時的電動車，到天安門廣場去記錄廣場的變化，「如果遊客需要，我還會為他們拍照。」

那些天安門的照片

高源的家裡存放著大量關於天安門廣場的照片。

其中較早的一張照片，是他自己在1962年和天安門的合影。黑白色的照片中，一個穿著厚棉衣的小男孩正對著鏡頭，背景是天安門城樓。

一直到高源成年後，父母還經常開玩笑地說，他小時候來北京路過天安門都不願意走，嚷著要見毛主席。媽媽無奈地問工作人員，「毛主席在嗎？」工作人員也會非常配合地說，「毛主席今天不在」。「小時候，我們學過一篇課文里『天安門太陽升』，以為太陽就是從天安門升起的，對天安門是非常嚮往的。」

高源小時候在天安門廣場拍的照片。新京報記者 王嘉寧 翻拍

後來在天安門做攝影師時，高源經常能遇見「風塵僕僕的遊客」，問對方是不是要照相。對方說要等一會兒，自己下了火車直接過來的，要先洗把臉，「臉洗乾淨，再換件乾淨整齊的衣服，才能站到天安門前拍照。對很多人來說，這是一件莊嚴的、具有儀式感的事情。」

當時能在天安門前拍照也是一件「奢侈」的事。20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一張黑白照片的收費是七角五分錢。高源記得，當時「一級工」一天的工資也只有一塊錢，他算了一下，「按照工資比例來說，這個價格並不便宜，老百姓照張相不容易。」

到了90年代市場經濟開始活躍，人們生活逐漸富裕，天安門照相的價格變成了4張照片收費10元。他遇見過包工頭領著幾十個甚至上百個打工仔，「請客」跟天安門合影。

在高源保留的這些照片中，有一張照片的主角是三位布依族婦女。高源記得，親戚帶她們到天安門後，她們將鞋子、衣服一件件換好，「鞋子是新的，是自己繡的布鞋。」最後才在天安門前照相，整個過程很莊重，「她們非常嚮往，也非常重視這件事。」

高源所拍的少數民族婦女的照片。新京報記者 王嘉寧 翻拍

高源拍過穿著各個民族服裝的人，也有人來北京領獎、拿著各種獎牌和天安門合影，還有穿著婚紗來拍照的人。一對來自雲南的老夫妻，拿著老式的結婚證書，想讓天安門見證他們50年的愛情。一群曾經的女兵，少女時代曾在廣場留影，如今又重新聚在一起，站在當年的位置拍照，紀念青春歲月。

2017年，一次關於高源的視頻採訪捕捉到了一個場景。一個陰雨天，高源舉著傘在招攬生意，「照相了，快的，一分鐘快相。」一位穿著紅衣服的黑瘦老人獨自撐著傘走了過來，手裡提著一個紅色購物袋，袋子裡是一件仔細疊放好的綠色軍裝。

高源詢問後得知，老人年輕時曾經當過村裡的民兵排長，這次從河南買了火車站票，歷經12個小時來到北京，就是為了實現自己的生日願望。他和共和國同一天生日——1949年10月1日，老人說這句話的時候，眼睛亮了，嘴角上揚。

認真穿好那件綠色軍裝，老人又拿起刮鬍刀，颳了刮鬍子，然後才走到廣場中間，在天安門城樓前敬了個軍禮，相機定格了這一瞬間。

高源所拍的穿軍裝的老人的照片。新京報記者 王嘉寧 翻拍

高源還保存了很多老兵的照片。一名抗戰老兵，曾參加過下花園戰役，坐著輪椅到天安門前照相留念。多數老兵拍照時在衣服上掛滿了紀念章、軍功章，「一生的榮耀都在這裡了」。很多老人身形佝僂，眼神也渾濁不清了，可是面對鏡頭他們仍然會舉起右手，緩慢而堅定地敬個軍禮，「遇到老兵一定要拍，他們歲數大了，再不拍就沒機會了。」

「手都哆嗦了」

時間回到1979年。

當年，高源從瀋陽來到北京，在北京西城服務公司下屬的「南長街天安門照相服務部」上班。

在當時的高源看來，天安門是中國人都嚮往的地方，自己能在這裡工作，感覺特別自豪。他給親戚朋友寫信時，直書「以後來北京，到天安門找我！」

在天安門廣場給群眾拍照源於周恩來總理的指示。根據央視網報道，1958年，周恩來總理批示，要求照相館走進天安門廣場，給群眾照相。

高源入行的前半年，先從業務員做起，負責登記客戶的基本信息。當時拍照使用的是國產海鷗牌機械相機，拍完照要把膠捲送到專門的地方洗照片，之後再郵寄給客戶，「登記時要簡單寫下顧客的基本特徵，比如性別、是否是軍人、小孩等，防止寄錯。」

2023年9月27日，高源為一家三口遊客拍的照片。受訪者供圖

半年後，高源才拿起相機，成為一名天安門廣場的攝影師。當時使用的相機要手動對焦，排隊的人多，就在隊伍最前方的取景點地面上畫一對腳印，攝影師不動，固定好焦距，遊客排好隊挨個站在腳印上，攝影師「一抬頭一張，流水線操作」。

拍照時，為了保持相機穩定，要將相機背帶掛在脖子上，相機使勁往下按，把相機背帶繃直，憋一口氣不能呼吸，才能保證畫面不晃，「需要基本功。」

照片成像也是有「規定」的，不能拍虛了、不能閉眼，毛主席畫像一定要拍到。

老師傅教高源，拍照時要學會眼睛看、耳朵聽，看顧客拍照時閉沒閉眼，聽相機的快門聲對不對，「一出問題一卷膠捲都廢了，人家辛辛苦苦來北京一趟不容易。」

20世紀70年代末，天安門照相點在天安門城樓前的金水橋和華表之間。80年代初，廣場馬路整頓，照相點搬到了天安門廣場西側。當時國旗周圍還沒有安裝護欄，攝影師在國旗附近拿根繩一攔，就是照相的排隊區域了。

20世紀80年代初，廣場上出現了彩色照相機。80年代末期，可自動對焦的相機開始使用，攝影師可以移動給顧客拍照了，從以天安門城樓為背景拍一張照片，變成了拍四張照片。顧客站在天安門廣場最中間，分別背對人民英雄紀念碑與毛主席紀念堂、人民大會堂、國家博物院、國旗連著天安門城樓，四個方向四張照片，廣場上的建築就可以全部收入鏡頭裡。

幾年後，取照時間變成兩小時，取消了郵寄，由顧客親自取回。

到了2005年，數位相機廣泛使用，半小時就能洗出來。再後來，隨著相機和智慧型手機的普及，排隊拍照的人變少了，但是每個客戶拍的張數變多了，高源和同事們在廣場四處尋顧客拍照，「拍出來的照片更加個性化，顧客要求怎麼樣拍，就怎麼拍。」從拍照到成片，只需要一分鐘。

高源還記得，20世紀80年代初及之後的十來年，來天安門廣場拍照的人非常多，最多時能有百十個人同時排隊，風雪天也無阻。從早上國旗還沒升起到華燈初上，「拍到最後，手都哆嗦了。」人多的時候，攝影師和顧客得一人踩一把凳子，才能不讓廣場上眾多的參觀者入鏡。

有一次高源下班騎車回家，總覺得眼睛不對勁，後來發現，自己居然一直保持著「睜一隻眼，閉一隻眼」的拍照姿勢騎了一路。

成為記錄者

高源收藏的照片中，有一張讓他印象深刻。

這張照片中，左邊是一位穿著藍色衣服的小男孩，右邊是一張發黃且有些折損的老照片。而在老照片中，一個穿著軍大衣的年輕男子也站在天安門城樓前。

當初拍照時，男孩的媽媽告訴高源，照片中的人，是男孩的爺爺年輕時候的樣子。高源聽後，沒有用「標準」的拍照方式，而是讓男孩站在爺爺當年站的位置，擺出同樣的姿勢，「我故意把人拍得歪了一點」，於是有了這張跨越30年的合影。

從這張合影中，可以看出天安門廣場的變遷，天安門城樓如故，門前的馬路上多了很多車流。

「有好多人拿著自己或者長輩多年前在這裡拍攝的老照片，舊地重溫。」高源曾經給一對天津的夫婦拍照，連續十來年，他們每年都會來天安門廣場拍一張合影。

高源保留的老照片。新京報記者 王嘉寧 翻拍

四十多年來，高源的鏡頭見證了時代的變遷。

20世紀70年代，人們穿著「藍白灰」，再加個「綠」——綠軍裝。到了80年代中期，人們著裝的顏色漸漸地多了。高原有一張是他自己燙了頭、穿著黃色的立領風衣，在天安門廣場的照片，「當時模仿日本電影《追捕》中高倉健的穿搭。」

再後來，就流行「曬」BB機和大哥大了，BB機必須別在顯眼的地方。「老百姓的生活越來越富裕，有錢了，有的人一高興拍十幾張。」

再往後，不但穿著五顏六色，表情越來越生動，拍照的姿勢也是各式各樣。過去拍照時，人們豎直站立，目視前方，「比較嚴肅」。而現在，蹦的、跳的，跳舞的、拉琴的，各種姿勢都有。有不少退休後的老人，穿著各種顏色的衣服，包括旗袍，「就是人們說的中國大媽，她們拍照的時候精神狀態特別好，是天安門廣場上一道靚麗的風景線。」

高源在天安門廣場為遊客拍的照片。新京報記者 王嘉寧 翻拍

在另一張照片中，一個小伙子單膝跪地，拿著花面向一位穿著藍色羽絨服的姑娘，風吹起女孩的衣角，五星紅旗在他們的頭頂飄揚。

高源記得，當時小伙子說要求婚，讓高源拍下這一瞬間。小伙子單膝跪地問姑娘，「你願意嫁給我嗎？」姑娘只顧笑不說話，小伙子的臉通紅，一群人在旁邊起鬨，「嫁給他吧。」

從業四十多年，高源也遇到過工作的「疲憊期」，看見紅牆「腦袋疼」。他也想過轉行，去其他單位試了試，覺得不行，又回到了天安門廣場。

後來，「也許是年紀大了」，他喜歡和顧客聊天，聽他們講來天安門拍照的故事，「覺得特別有意思」，他也逐漸覺得，自己應該成為一個記錄者，「我拍的是百姓故事，這些普通人的生活同樣值得記錄！」

「有個傳承」‍

高源愛和之前的同事安勇一起研究老照片。

安勇是一個老照片收藏愛好者，其中一張他搜集來的照片，他們倆研究了半天。照片中，一位女士身穿深色外套，身後是人民英雄紀念碑。她的左手邊是一排小花壇，花壇後面是一排松樹。

他們分析，這名女士應該是站在人民英雄紀念碑的南邊，「腳下應該就是現在毛主席紀念館的位置，這張照片是1976年之前拍攝的。」

高源也見過不少天安門的老照片。早在晚清或者民國時期，天安門前就已經有木製的柵欄擋在那裡了。他見過一張中山公園的老照片，拍攝的地點是他過去上班常走的一條路。他看了照片，才知道那裡曾經有過一座橋，不知什麼時候被拆了，「我以為我已經很熟悉那裡了，看了老照片，才知道自己對它的了解只是一部分。」

2022年10月10日，香山路53號院，曾經在天安門廣場上工作的攝影師高源（左）和安勇。新京報記者 王嘉寧 攝

而從高源保留的一張張照片上，能看出天安門廣場的變化。20世紀80年代初，國慶時天安門沒有花壇，但是會掛起紅燈籠和紅旗。到後來，城樓上的國旗每天都在飄揚。

高源也用相機見證了不少重要的歷史時刻。有一年國慶節，高源和同事們在廣場上跳集體舞，一直跳到深夜11點。香港回歸時，天安門廣場上掛滿紅燈籠，人們在廣場上搖旗吶喊。

還有升旗儀式的變化。由武警天安門國旗班換成了中國人民解放軍三軍儀仗隊那天，高源特地起了個大早，看八名禮號手在天安門城樓上吹響號角，中國人民解放軍儀仗隊踏步向前，「威武雄壯，現場真是熱血沸騰。」

從2000年起，高源開始有意識地用鏡頭記錄天安門廣場上的點滴變化：城樓上掛了新畫像，水泥的地磚換成了花崗岩的，每年國慶節廣場上擺的中心花籃都有不同。

今年最大的特色是增加了水稻、麥子等象徵豐收的五穀元素。9月23日，高源發布了一組視頻，是他用延遲拍攝記錄大花籃架構的過程，「這個過程也值得記錄。」

高源保留的老照片。新京報記者 王嘉寧 翻拍

2022年4月，年滿60歲的高源退休了。手機拍照的便捷以及天安門地區規劃的需要，使得天安門廣場攝影師這一角色逐漸退出歷史的舞台。

退休後，高源戲稱自己成了老大爺，閒著沒事就騎著電動車，背著相機到天安門廣場逛逛，然後到附近的胡同里走走，「我現在拍，就是希望後人看到這些照片時，就像我看到老照片時的那種心情。」他也會和幾個好友研究北京城的老照片，想著以後如果有博物館想要收藏，他要把自己拍的這些照片都捐給博物館，「有個傳承。」

‍

━━━━━━━━━━━━━━━

最近微信改版

經常有讀者朋友錯過推送

星標「剝洋蔥people」

及時接收最新最熱的推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