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玉嶺 著名經濟學家， 原國務院參事、全國政協常委， 國家教育諮詢委員會委員
一、公益慈善事業是社會和諧發展的需要。
慈善事業是社會進步的標誌、人類文明的產物，它體現了崇高的人道主義精神。公益慈善事業是一個充滿愛心、充滿激情的事業，它不僅能夠對困難人群的生活起到扶貧濟困，救人於水火的重要作用，而且可以更好的提升企業的社會責任和社會人的善意、愛心與互助精神，這對於推進社會和諧和道德建設，以及確立高尚的人生觀、價值觀、世界觀都會產生意想不到的作用。
任玉嶺在公益新生態論壇上講話
在社會的大家庭中，每個人都會有衣食住行和對柴米油鹽醬醋茶的本能需要與生活需求，同時也都會遇到不同程度的生老病死葬以及教育、醫療等問題。對多數人來說，這些需求和問題都會在國家和政府的關照下，能夠得到滿足和妥善解決的。但是， 「天有不測風雲，人有旦夕禍福」， 客觀上總會有那麼一些人，或因經濟社會的發展不平衡，或因一些意想不到的天災與人禍，而致他們在衣食住行，生老病死方面遇上一些這樣和那樣的困難和問題。對全局來說，這也可能都是小事，但對某些家庭和個人而言就可能會成為過不去的門檻，甚至釀成滅頂之災。
慈善公益事業，正是立足解決這些人的特殊問題，為國家分憂，為百姓解難的偉大事業。對那些政府的政策還覆蓋不到或政府的能力還不足以解決的一些人的難題，十分需要有公益慈善事業給予關照和解決。世界上很多國家，都高度重視慈善事業，越是經濟發達的國家，公益慈善事業的地位擺的越高，廣大百姓就越重視公益善舉。
大家知道，我們的國家，經過70年的建設，40年的改革開放，經濟社會的發展產生了巨大變化。我們的經濟總量已經從1978年的3645億元，突破了90萬億元大關，超過了英、法、德、意、和日本，從1978年排名世界第15位進入到世界第二，中國的經濟實力、國際地位空前提升。中國的貧困人口也因實施全面小康和推進精準扶貧而大為減少。
但是，不得不看到，由於經濟社會發展的不平衡和不充分，我們的國家還有很多貧困人口，即使全部脫貧之後，也還會有一些家庭或個人或因能力所限或因疾病困擾，而不能擺脫貧困，我們是一個大國，即使把貧困人口降到5%以下，也會有數千萬人仍會有這樣和那樣的困難。更何況我們還有8500萬殘疾人（僅殘疾人數量就相當於10個瑞典的總人口）。為使這些人的吃穿住行、教育、醫療都能夠得到保證和改善，國家設置了城鄉最低保障，實行了義務教育免費，和規定了治病醫療的報銷比例，特別是對殘疾人的資助方面，不僅建立了一批殘疾人康復中心，並發行了殘疾人福利彩票，對於解決殘疾人的困難發揮了極其重要的作用。但是也要看到，我們的國家還不真正富裕，政府的能力還比較有限。政府對貧困人群和殘疾人的關懷和照顧，一是覆蓋面積還不能達到百分之百，二是關照補貼的強度也還不能全部解決問題。正因為這樣，我們還有不少人的困難的解決，仍需要依靠公益慈善事業的支持和捐助。
我從自己看到的和身邊發生的一些小事也深刻體會到：政府雖然對殘疾人事業給予了不少補貼，殘疾人福利彩票也發行了20多年，但還有些殘疾人卻連一分補貼都沒拿到過。中央電視台也曾播放一個十分渴望上學的12歲女孩，茲因家庭困難，一直未能上學讀書，是央視節目主持人的努力和呼籲才解決了他的上學問題。幾年前，全國政協的一個朋友到我家談起河南長葛縣高中一個女孩，因母親離異改嫁，父親殘疾無任何收入，正面臨輟學，希望找人給予贊助。坐在旁邊的我夫人聽到後，她表示對她贊助。剛剛寄出第一批資金後，這女孩的一個同班同學又給我愛人來信，說她的處境比前面一個還要困難，因父親坐牢，母親離婚遠嫁他鄉，無依無靠，也面臨輟學，懇請我愛人也能對她進行資助。為此，我愛人同時資助這兩個學生念完高中和大學，直至走上工作崗位。要知道我們全國每年有350萬對夫妻離婚和13萬人遇車禍的實際，恐怕由此引發困難的人，絕不是少數。僅此可以看出，慈善捐助，在我們國家是十分需要的，是保障民生和構建和諧社會必不可少的。
二、做好公益捐助是善舉也是責任。
我們的社會是要持續發展的，我們發展過程的很多問題的解決都是需要資金的，如果有條件支持社會發展的企業和個人，不承擔社會責任，這個社會就難以持續下去。正因為這樣，在國外是很早就提出了企業應承擔的社會責任。進入新世紀後我在國務院參事和全國政協常委崗位上也曾向中國企業提出了應盡的八項社會責任的建議，得到了企業的重視和關注，我也因此獲得了有關方面授予的「中國企業社會責任功勳獎」。我認為的企業社會責任一是要發展、二是要納稅、三是要節約資源、四是要重視環境保護、五是要善待員工、六是要熱心慈善、七是要搞好創新、八是要堅持誠信。盡好這八方面的社會責任，不僅可以大大增加企業的效率和效益而且可以提升企業的品牌和名聲。
在把公益捐助作為企業社會責任方面，我們的企業這些年作出了不少貢獻，汶川大地震就有多家企業捐出上億元的資金，就我們山東省，今天所舉辦的這項活動中就有很多企業作出了積極貢獻，晁玉萍同志講步長製藥這幾年捐出了幾億元善款，昨天我們到菏建集團去，李信強董事長當即表示加盟慈善。但就總體情況而言，我們同國外的企業相比還有較大差距。要縮小這個差距，就要解決認識問題，我們有很多企業家拚命賺錢，是為了住豪宅、求享受，封妻蔭子，為了讓自己的兒孫升官發財，更好享福。也有不少人是為了移居國外，舉家外遷。而一些已開發國家的企業家恰恰相反，例如世界的鋼鐵大王卡耐基很早就認為，人老的時候守著一大堆財富那是十分悲哀的，他不認為積累私人財富是好事。比爾蓋茨作為世界第一財富人，他的一次性慈善捐助就占到他總資產的35%。我的一個美國朋友熊德龍，在他進入50歲時，就將其企業資產拿出一小部分給兒子和女兒繼續經營外，剩餘的大部分他不讓別人干預，全部用於慈善事業。此人是印尼人，因被僑居美國的中國人收養，所以他要報恩中國，在中國做了很多公益捐助，例如雲南大學的科技大樓就是由他捐資的。九十年代初，我在北海任副市長時，同熊先生談起需要派幹部到美國參觀考察，開闊眼界，而又缺乏資金時，他馬上決定給我100個名額到美國東部和西部考察培訓，一切費用由他支付。我還認識一位日本的企業家稻盛和夫先生，他一生搞成了兩個世界500強企業，70歲之後出家了，因日航公司面臨倒閉，政府又請他出山，用了一年多的時間救活了這個世界500強企業。他的訣竅就是「重善行，思利他，敬天愛人」。可見稻盛和夫的巨大成就是與他的善行和利他之舉不可分割的。
當然，在中國也有一些企業家是值得我們學習的。例如香港的邵逸夫先生，一生捐建了4000所邵逸夫學校和逸夫樓，為祖國教育事業大發展作出了重要貢獻。又如華為董事長任正非，為了推進創新，爭鋒晶片，15年前就投下資金4億美元和2萬人的隊伍。並且把企業股份的98%以上分配給了員工與合股人。現在公司有20萬員工，服務170多個國家，每年向國家納稅337億元，這本身就是對國家的慷慨和貢獻。
作為個人，在中國也有很多人都是重視公益慈善的。例如，武漢老兵馬旭一生省吃儉用，把節約下的1000萬元捐給了自己的家鄉。這種精神是值得永遠弘揚的。但就多數國人來講，公益慈善的意識仍然不足，公益捐助尚未形成習慣。我的一個姑姑和表姐，50年前就僑居美國的，就我所知，他們是把向社會捐錢捐物當做一種社會責任的，他們每個月、每季度都會想著要盡這份責任的。相比之下，我們在做公益慈善方面，還是需要向國外學習的，中國作為禮儀之邦，我們應該有底氣、有骨氣提升我們每個人公益慈善的社會責任感，使我們的慈善公益事業做的比外國更好，助推我們社會更和諧，使社會給人的感覺更溫暖。
三、做好公益慈善需關注的幾個問題。
一是必須改變慈善工作中的權錢交易
金錢第一，金錢至上，導致了貪官污吏的生成和各種場合下權錢交易的發生。據我觀察，我們的慈善事業，在有些情況下也變成了權錢交易手段。有的人做慈善是要求回報的，有的為升官，有的為發財。更有一些人專門在某些領導在場時表現自己。把要好項目、要好地塊、要好樓盤，甚至把當政協委員、人大代表、工商聯副主席作為交換條件。
與此相反，汶川地震後，我在新加坡遇到一個泰國商人，他們得知我由中國大陸來，馬上拿出5000元美金（當時相當於4萬人民幣）交給我，讓我轉交給國家的慈善部門用於對災區人民的接濟。這種不計國別和場合，完全出於善心的捐助是值得我們學習的。
山東天使健康救助第23場大型系列公益活動現場
二是善款的使用需更加公開和透明。
很多企業家說，不是我們不願捐款搞慈善，而是捐款後不知錢到哪裡去了。
負責募集善款的基金會和協會，需克服為小團體利益服務的傾向，需使善款的用途更加公開和透明，更要防止使用過程中出現腐敗行為。前年，我到一個政府收入高達60多億元的很富裕的縣去考察，這個縣醫院門口竟然停有近二十部救護車，說是某協會善款捐助的，而很多貧困縣，卻很難得到這種捐助。我們的慈善資金，應該用在最需要的地方，而不應該拿來搞關係和作為「跑部錢進」的回報品。前兩年深圳發現了一些善款存在的問題後，有人提出應該公開透明的建議時，有關方面卻說慈善資金，不是政府經費，因此沒必要公開。我認為這種回答是極其錯誤的，國家也是應該在這方面作出規定的。
三是需要早日出台中國的遺產稅。
上世紀八十年代初，我訪問英國時，他們的工業部長就給我們講，他們的遺產80%是作為稅收交給國家的。因為這樣，一是國家能有更多的資金用於養老和扶貧濟困，二是利於杜絕市場上的惡性競爭和偷稅漏稅的大量發生。我想這是合乎道理的。一個人不交遺產稅的情況下，就必然會出現千方百計的斂財。中國的制假造假，偷稅、漏稅和慈善難以募集資金都與此有關。為了更好推進中國的扶貧濟困，開闢更廣的資金來源，也為了改變對金錢的不擇手段的追逐，應儘早出台我國的遺產稅。
四是設立更多的慈善商店，搞好對捐物的收集和轉運。
我看到的一些已開發國家，為了暢通富裕家庭的多餘物品向貧困家庭流動，實現扶貧濟困，不少城市都設有慈善商店。一方面為很多人做慈善捐物搭建了平台，也為城鄉貧困人口對一些物品的必須開劈了新來源。而我們的扶貧工作，曾一度拒絕舊貨物、舊衣服的捐助，這不僅不符合物盡其用、發展循環經濟的要求，也削弱了扶貧濟困的力度。是不符合我們的國情的。為了使慈善工作在爭取資金捐助的同時，也能爭取到更多貨物的捐助，應該提倡和支持慈善機構，在各地興辦更多慈善商店，專門接受物質性的捐助，一方面可以以最低廉的價格賣給城市的窮人，另一方面可經過加工、整合，轉移到貧困地區，幫助困難人群。
任玉嶺在菏澤考察企業的發展史展覽館
五是搭建宣傳平台，搞好救助對接。
善款、善物的走向不明或出現有錢用不出等問題，主要原因是缺乏宣傳平台，例如用於罕見兒童疾病的設施和善款，因缺乏平台，缺乏宣傳，而較難把鋼用在刀刃上。山東省以媒體人為主，組建慈善基金和民政衛生專家聯盟，搭建平台，通過大型公益活動的宣傳實現供需對接。這不僅讓很多貧困家庭的患兒找到了資金和醫院，而且使我們捐資人看到了資金的走向和價值，對大家都來做慈善起到了新的推動。
六是轉變發展方式，搞好反腐倡廉。
慈善事業的服務對象是貧困人群，在貧困人群過大的情況下，慈善事業將力不能及。因此，作為國家還一定要從大局出發，力爭把貧困人口減到最低限度。而要做到這一點，就必須轉變發展方式，做好共享發展。需要在縮小城鄉差距、地區差距、貧富差距、行業差距方面狠下功夫。長期以來在發展中靠「跑部錢進」，靠「關係」發展，形成了國家投資的錦上添花、花上壘花。以致出現了富的越來越富，窮的越來越窮。因此，十分需要改變既有的發展思路，更加重視共享發展理念，解決好不平衡、不充分發展的問題。同時還需要進一步搞好反腐倡廉，和反掉享樂主義與奢靡之風，把省下的錢用於改善民生，用於扶貧濟困。
習主席前些年來菏澤考察時，講過河南內鄉府衙的一幅對聯，上聯是：「得一官不榮，失一官不辱，勿說一官無用，地方全靠一官」，下聯是」吃百姓的飯，穿百姓的衣，莫道百姓可欺，自己也是百姓。」我們做慈善事業的，也應該這樣想、這樣做，只有這樣，我們才能不忘初心，把慈善公益事業做的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