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奧本海默》的結尾，他和愛因斯坦進行了這樣一段簡短的對話：
奧本海默：當我把計算數據帶給你審閱的時候，我們擔心（引爆原子彈）會引起毀滅整個世界的連鎖反應。
愛因斯坦：我記得很清楚，所以呢？
奧本海默：我們確實做到了。
影片在此戛然而止，留給觀眾們一個帶著雙關語義的Punchline：奧本海默曾經和愛因斯坦探討的是原子彈爆炸後產生的物理反應，但是在影片結尾的湖邊，當奧本海默再次提起往事時，他超越了物理和科學的範疇，將原子彈爆炸後的震盪延伸到了社會和政治領域：在他的年代，建立在核威懾基礎上的冷戰對峙，隨時可能將人類拖入全體毀滅的深淵。
電影《奧本海默》(2023)
不少觀眾將影片的結尾看作是精彩的留白，而這也是導演克里斯多福·諾蘭拍攝這部影片的最終落腳點所在：他對於這個人物的興趣，集中於後者發明了致命的大規模殺傷武器卻又為此而深感愧疚與自責的道德困境。
這樣的內心糾葛又與彼時嚴酷的意識形態鬥爭結合在一起。後者讓一個本來具有人本主義思想傾向的科學家不得不在政治漩渦中長時間地保持沉默，在對人類命運的擔憂和國家主義原則下的忠誠服從之間徘徊。
那本關於奧本海默的傳記《美國普羅米修斯》完整地體現了這個人物複雜多面。文字在此似乎能更為直接地深入人物的內心精神世界，通過圍繞著奧本海默的親人、朋友甚至是「敵人」的敘述，去反覆體察這位在二十世紀改變人類命運的科學家的內心。
諾蘭的劇作由這本長達700頁的傳記而來，但針對奧本海默的經歷，商業電影卻似乎是一種更難「使用」的媒介呈現手段。它的時長有限，以影像和聲音表達，並不是大量說理、敘述和內心描述文字的良好載體。相比起文字，它更需要驚心動魄跌宕起伏的故事情節、充滿懸念與張力的節奏來吸引和帶動觀眾的注意力。
「非線性敘事」的挑戰
諾蘭從他的處女作《追隨》開始，就以打造出人意料的情節懸念和劇情翻轉而著稱。他設計了一套相當獨特的非線性敘事系統，用打破時間順序的交叉、並行、分岔甚至逆行的多重敘事來增強本已經玄機重重的戲劇性張力。
這一點在他的第二部作品《記憶碎片》中已經展現的淋漓盡致：倒敘和正敘的兩條時間線交錯出現，最終在時間順序的中點相遇，而兩條敘述線路中細節的反差對比和撲朔迷離的人物態度緊緊地吸引了觀眾的注意力，將對劇情和人物的判斷引向持續的變化和難以預料的結局。諾蘭的商業電影作品也因為這樣特殊的時間結構而具有了典型的「心智遊戲」燒腦類型片的特徵。
電影《記憶碎片》(2000)
在諾蘭隨後的影片中，標誌性的非線性敘事以各種不同的形式在《致命魔術》《盜夢空間》《信條》，甚至是《蝙蝠俠》系列電影中出現，成為他最引人矚目的標籤。甚至當他擁有了充分的創作自由，不再重度依賴商業劇作的套路技巧時，特殊的時間結構依然是讓影片擺脫庸常冗餘而具有鮮明風格的稱手利器。正如他在《敦刻爾克》中將一周、一天和一個小時的時間度量並置，忽略其時間長度的內涵而賦予其瞬間價值的崇高，這些都在一部講述普通士兵戰場經歷的影片中閃爍出永恆的精神價值。
時間化的碎片還在《敦刻爾克》中帶來了另一個效果，即事件和人物開始如拼貼的晶體一樣並置，它們很多時候也許並不直接產生實質性的關聯，卻在虛擬中互相映射勾連，改變著對方存在的意義。這是擺脫線性邏輯，以另一種方式構築整體的思路。
不過，所有這些手段，都非常依賴於事件進程的演化和人物相應展開的行動，它們是影片豐富意義產生的源泉。正是在這一點上，奧本海默的題材對於諾蘭既有的創作方式產生了挑戰。
電影中最羸弱的關鍵部分
作為一個才華橫溢的科學家，奧本海默的確在他人生的高光時刻站在了人類命運最重要的節點上，尤其是在他的指導下，原子彈以前所未有的華麗奪目方式在沙漠中被成功引爆。但除此之外，作為一個物理學家和科研人員，他的人生大部分時光都在進程重複、行為方式幾乎相同的科學研究中度過。
他的左傾政治信仰、具有人道主義情懷的和平主義理念、在現實中反對研製氫彈的主張，都授麥卡錫主義者們以口實，作為讓其在戰後遠離與國家安全相關的科學研究崗位的藉口。但所有這些都僅僅是奧本海默人生中的幾個瞬間，它們缺乏諾蘭以往影片中那些具有演進潛力的進程而導致多重後果的行動。
傳記的《美國普羅米修斯》封面
作為傳記的《美國普羅米修斯》搜集了大量和奧本海默相關的文字資料、口述採訪和報道，可以清晰完整地從各個旁觀者的角度推測、勾勒和判斷奧本海默內心活動的演變，以及這些變化與他的科學研究和社會活動之間的關係。
不過，諾蘭在劇作上做出了更有挑戰性的選擇。他選擇以奧本海默的第一視角作為主要角度，他人的評論和敘述退為其次，但同時並沒有賦予主角太多表露其內心活動和相應行為的機會，而是依靠炫目的視聽手段去描繪他的心理狀態——如在核爆成功的慶功會上，恍惚漂移的群眾歡呼聲和不斷在眼前閃現的原子彈爆炸受害者的幻像，都折射出奧本海默內心的困惑焦慮。
在美國新墨西哥州三一試驗場，科學家和其他工作人員正在組裝世界上第一顆原子彈，並將其升到高塔上。
但正如前述，人物本身缺乏戲劇性的行動和事件進程的平鋪直敘性質使人物長時間地處在某種精神懸置狀態。
在一位像奧本海默這樣的科學家的人生經歷中，我們很難找到那些緊湊而時刻充滿戲劇性的敘事進程，因為他的思路、價值觀和人生觀都潛藏在大腦思考之中，而並非在類型化電影人物的行動之中。
具有象徵意味的視聽圖像——火焰、爆炸、白光和若即若離的聲響並不能真正精確地傳達一位思想者複雜的觀念想法。這成了《奧本海默》影片的核心構架中最羸弱的一個關鍵部分。
《奧本海默》的得與失
諾蘭對於描述奧本海默這個人物的野心還不止於此。作為原子彈之父，他的後半段人生遭遇的最大挫折就是因為其左傾的和平主義思想而被華盛頓政客們隔絕在核心圈層之外，失去了進一步走向職業生涯頂點的機會。
對於核爆災難性後果的自責、麥卡錫主義的政治迫害和奧本海默的沉默式退讓使他的思維變得複雜悖論起來，這也是影片核心矛盾衝突戲劇性的出發點。
但諾蘭卻意圖用全景式的廣度來囊括奧本海默生命經歷中所有重要事件和人物：這裡既包括那顆放置在劍橋導師桌子上的毒蘋果，也包括他結交的具有共產主義信仰的同伴，甚至還有他與情人在梵文詩歌中度過的纏綿悱惻時光。
非線性時間結構下的晶體敘事模式深深地影響著諾蘭的創作，讓他習慣性地用碎片化的劇情元素去拼貼一個整體形象，哪怕是在一部時長有限的傳記片中，以蜻蜓點水的方式飛快地掠過事件的前因後果和原委由來。
最終，在時間的向前跳躍和向後回溯之中，以兩場事關奧本海默事業和名譽的聽證會作為骨幹構架，奧本海默的個人形象以一種發散性的方式被拼貼起來。它幾乎面面俱到地涉及了奧本海默所有重要的人生節點，但同樣也是一種飛鳥俯瞰式的浮光掠影。
我們在銀幕上看到了交錯時間中大量閃過的事件片段，它們的文本意義被精心撰寫如連珠炮式的Punchlines架高（這也包括結尾與愛因斯坦的對話），它們的戲劇性張力被人物緊張而又神經質的表演大量呈現。但三個小時結束，我們卻不一定能從海量的信息中看到奧本海默本人內心連貫性的思維、情感和價值觀。我們只看到圍繞著人物發生了什麼，卻對人物的心理嬗變一知半解。像片中奧本海默的妻子一樣，對他面對謠言的誤解和政治壓迫為什麼不行動反擊而困惑不解。
如是的觀感讓我們開始回味諾蘭為影片設定的主題。奧本海默的科學研究與他的人生價值是否在原子彈核爆中獲得了升華，還是他因為在毀滅世界進程的道路上走出了關鍵的一步而感到悔恨不已？這樣的悖論式人生是否可以通過宣言式的和平主義姿態以及預言式的世界末日警告就重新拾回其真實意義所在？
或者說，從諾蘭的角度，他不滿足於對命運起伏臨界狀態的刻畫和已經半口水化的人道主義/和平主義姿態展示，更醉心於用熟悉的電影表現手段，在凌亂和瑣碎中成功地拼貼一個爭議人物的形象，不漏掉任何重要細節。
這也許正是電影《奧本海默》的得與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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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開寅
圖片來自視覺中國及電影官方劇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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