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剛/文 雙嶼：「十六世紀的上海」
「十六世紀的上海」，誰起了個這樣的話頭？
此話頭，緣起於二十世紀初，由日本學者滕田豐八提起，接下來，考察其所在的地理位置，則首推中國學者方豪。
方豪在1944年的《復旦學報》上，發表《十六世紀我國通商港Liampo位置考》和《走私港Liampo考》，指出「Liampo乃指寧波及雙嶼港」，並標明其位置，就在舟山六橫島西麓。
對此，王慕民在《明代雙嶼國際貿易港港址研究》中，指出其多重含義：其一，它指雙嶼水道;其二，泛指分布在雙嶼水道兩側的港叉、港灣；第三，特指那個自由貿易基地雙嶼島。
葡人「 Liampo」一詞，亦有其多重含義：其一，為閩南語的「寧波」的音讀，專指寧波府；其二，為葡人走私諸港灣;其三，為葡人在寧波沿海諸多走私港灣中最為重要的一個。
對於雙嶼港，歷來便有兩種說法，一為當時的浙江巡撫朱紈所說，1548年，他上《雙嶼填港工完事》折，說「訪得賊首許二等糾集黨類甚眾連年盤據雙嶼，以為巢穴」。
此處「許二等」，指的是徽商許棟四兄弟。朱紈指出，此港懸居海中，距離定海縣約六十餘里，系國家棄地，已久無人煙，然其形勢，東西有兩山對峙，南北有水口相通，還有小山如門障蔽，中間空闊，約二十餘里，藏風聚氣，巢穴頗寬，各水口，有賊人晝夜把守，我兵單弱，莫敢窺視。
有意味的是，其中有「藏風聚氣」一說，此說，在中國傳統里，不但跟住宅有關，跟建築有關，還跟城市規劃有關，跟人的經濟活動有關，總之，一句話，跟財運有關。而另一句「巢穴頗寬」，亦頗為含蓄，看似模糊，實則暗指港口規模及其體量。
於是，就有了另一種說法，來對我們的想像力做補充，雙嶼港究竟是個什麼樣子？就在雙嶼港興起的那些日子，來了一位名叫「平托」的葡人，在《遠遊記》里，他寫道，在海上航行六天後，他們來到了雙嶼的大門。從海南島起航，經由廈門、漳州，抵達雙嶼港，那一天，是在1541年，他看到「兩個相對的島嶼」上，有一座葡屬城鎮，房屋錯落，約有千所，口岸排列著26艘大黑船和80艘容克木船以及數目更多的班康船，來自中國、昌巴、暹羅、婆羅洲、琉球等國的商人，在樂器演奏的震耳欲聾的音樂聲中到達碼頭。
平托告訴我們，當時那裡有3000多人，其中1200人為葡萄牙人，余為其他各國人。城鎮上，除來來往往的船上人員外，還有城防司令、王室大法官、法官、市政議員及孤兒總管、度量衡及市場物價監視官、巡夜官、收稅官及各種各樣的手藝人。有兩所醫院，一所仁慈堂。通常人們說，雙嶼比印度任何一個葡萄牙人的居留地都更加壯觀富裕，在整個亞洲其規模也是最大的。
我們可不可以拿他說的這番話，來給朱紈所謂「藏風聚氣，巢穴頗寬」的含意做個註解呢？有人已經這樣做了。
湯開建在《平托中寧波紀事考實——兼談中的佛郎機資料》一文中說道：本文僅就平托《遊記》中關於葡萄牙商人在浙江寧波貿易活動的有關記錄進行考證。
其考有三：一、葡人是否如平托所言曾在寧波建有一個貿易據點？二、此據點有多大規模，性質如何，是否與平托所言吻合？三、明軍是否如平托所言曾對在寧波的葡人有過一場大屠殺,被屠人員數字是否可信？然其所據者，即朱紈《甓余雜集》。
平托書中，提到了明軍的那次圍剿，他說「明朝派出了一支由300艘大帆船和80艘雙桅帆船組成的大軍前來攻打」，「雙嶼在片刻之內被摧毀，夷為平地」。按照平托的說法，他當時就在島上，親眼目睹了那場大屠殺，說明軍殺死了12000人，其中葡萄牙人有800人，並焚毀了所有房子。
而湯開建則據《甓余雜集》中朱紈所言，指出當時進攻雙嶼港的明軍為2000餘人，兵船30艘，致死者僅千餘人，他認為，平托所謂12000的死亡人數，應該是1200人的筆誤，死者中，有葡人800，因為，平托在前面還說過雙嶼港總人口為3000人。
此次事件導火索，據說，是因為島上葡商佩雷拉借錢給華人被賴帳，於是，一怒之下，聚眾劫掠了附近的村莊，因而禍及雙嶼港，據說「僅在白銀、胡椒、檀香、苣蔻花、核桃及其它貨物上就損失了十五萬金」，更壞的是，「從此，我們在當地名譽掃地，根本無人願意同我們打交道，說我們是披著人皮的魔鬼」。
折色法：徽商「納銀開中」
在此次事件中，浙江巡撫朱紈特別提到了徽商。
徽商從山中來，通江達海，由新安江而錢塘江，由錢塘江而杭州灣，由杭州灣而至舟山群島，可謂順風順水，召之即來，故雙嶼，在群島之中，可上溯新安一脈，通其財運之本源。
另外，從舟山至寧波，由海運轉漕運，自甬杭運河轉入京杭運河，至揚州而據之，用海外白銀，引導大明鹽政。
以此兩線，徽商為中國第一商幫，不但富以鹽業，且甲以錢莊，其於白銀時代，尤能「腰纏十萬貫，騎鶴上揚州」。
自明中葉起，晉、陝商人競逐兩淮鹽業，一度秦晉聯盟，號稱「西商」，一同對抗徽商，那時「秦腔歙語滿天下」。
起初，因其地利，西商占優，引領兩淮鹽業。
其時，蒙元遁漠北，但其殘餘猶在，伺機反撲。
故明初駐軍，沿長城一線分布，設九鎮，計約80餘萬，轄區綿延數千里，東起冀遼之山海關，西至甘陝之嘉峪關。
於陝甘寧地區，設「三邊總督」，駐節固原——地處西安、蘭州、銀川三角地帶中心，駐軍20餘萬，備馬10餘萬匹。
尤於九邊之首——大同鎮，因其「內迫京畿，外控夷狄」，故駐軍最為密集，城防323公里，駐軍約13.5萬餘，配馬、騾、驢約5萬餘匹，僅此一鎮，就需屯糧51萬餘石，草16.9萬餘束，秋青草176萬束，還需要大量棉花、布匹等軍需品。
為保障軍需，必須建立國防經濟體系，朱元璋行「開中法」，一改食鹽官營專賣，轉允商人輸糧邊關，以「鹽引」交換，每30斤糧食，換「鹽引」一份，當然是最好的淮揚鹽引。
明代鹽務，缺乏統一管理，食鹽質量、地區價格、運輸條件，都因地而異。在黃淮區域，以曬鹽法產鹽，質次價廉，而江淮區域，則以煎海法獲取，質優而價高；山東產地，要先洗鹽壤，因海邊燃料短缺，須運至內地煎煮，而山西產湖鹽，則從湖水中直接就能撈取；川、滇兩省，皆以鑿井取鹽，難免財政風險。
因此，明初效仿前朝，以產區定行鹽疆界，通常與省界一致，食鹽專賣，按固定區域，犯界行鹽，要治以重罪。
然而，「開中法」卻打破了這一格局，西北商人可至淮揚行鹽，其實施，大致可以分為三步：報中、守支、市易。
報中，是商人將糧食運至邊防糧倉換取鹽引；守支，是商人憑鹽引到指定鹽場等候支鹽；市易，是將得到的鹽運至指定地區銷售。為減運費，鹽商徙民實邊，就地開墾，以糧換鹽。
如此一來，既保障了邊軍的糧草供應，減輕了國家財政負擔，同時，又激活了鹽業市場，促進了邊地經濟發展。
這是明朝第一次「改革開放」，改革歷朝鹽政，向民間開放鹽業。漢武帝時，以西域用兵，採取國進立場，以鹽鐵官營，使民退出，朱元璋則反之，民進國退，放開鹽業市場，行之，不但一舉鞏固西北邊防，而且在西北邊地，興起了新一代的鹽商。
因此，率先來淮揚地區行鹽的，並非是就近的徽商，而是來自以「開中法」造就的「鹽業特區」的秦、晉商人。
從西北邊關，到東南淮揚，朱元璋用一個「開中法」，就將它們捆綁起來，綁成了一個利益共同體，重啟了太史公說的「從東南到西北」的中國歷史大運勢，堪稱帝王學大手筆。
在中國歷史上，不乏屯田戌邊，但自漢唐以來，歷代皆以軍屯，而明初則軍改商——以「開中法」改軍屯為商屯。
軍屯，局限于軍用，服從於國防，若軍工一體、軍貿一體、兵農合一，雖能解決國防問題，但亦容易產生軍閥。
若以商屯助軍用，裕邊關，則能殖產一代、興業一地、造富一方，成其所謂的「商幫」，以商屯行「開中法」，打造「鹽業特區」，既利之於西北邊塞之地，也成就了秦、晉兩個商幫。
有人將「開中法」理解為現代公債制度，把「鹽引」理解為國家公債券。為什麼這樣理解？陳昆《從扶助之手到掠奪之手：鹽引與明代金融市場》一文，就指出了其中三個原因：
其一，「開中法」，為自願交易，無資格限定，由戶部出榜召商，競標得之，因名額所限，故採取「搶上之法」——先到先得，且以法定，嚴禁官員參與，以確保商人「開中」機會均等。
其二，商人納糧多在西北，而支取鹽引卻往東南，運糧與支鹽的間隔時間，當以年計，如此鹽糧交易，當可視為政府借貸行為，政商之間，形成了具有商業信用特徵的交易形式。
其三，「開中法」之鹽糧交易，非即時交易，亦非以物易物，而是以鹽引交易，一紙鹽引值鹽200斤，實為國債券。
總之，整個過程中，鹽引的作用，類似於政府信用保證下的一種國債，明中葉後，有了邊商與內商分工，邊商納糧，獲得鹽引，然後，轉賣給內商，由內商到鹽場去支鹽。
其結果，鹽引便有了市價，並逐漸成為一種「期貨工具」或有價證券，成為一種由民間資本投資的對象。
但好景不長，到了永樂時期，為了帝國的擴張，需要更多的資本支持，於是，便擴大了「開中」範圍，洪武時期被嚴厲禁止「開中」的官員，趁機參與進來，形成了權貴資本。
權貴資本加入後，帶來兩個後果，一個是資本運作，還有一個，便是權力尋租，它們的合作，改變了「開中法」。
資本的作用，除了可以用作各種支付，它還有自己的目的——以錢賺錢，這是資本的意志，尤其是權貴資本的意志，一切都得圍繞它轉，若無節制，任其泛濫，它可以改變一切。
總之，它來到哪裡，哪裡就會改變，來到「開中法」，不久，就起了變化，「開中法」發生「顏色革命」，將「本色」——納糧開中改為「折色」——納銀開中了，變成「折色法」。
這場「顏色革命」，反映了立國之本從重農主義向重商主義的轉變，糧草被銀錢取代，宣告了白銀時代的到來。
明初幣制，禁用金銀，《明會典》中，有「鈔法」「錢法」，無「銀法」，白銀流通，從非法到合法，始於民間土地買賣等大宗交易，因寶鈔無保證金，且發行無度，很快就趨於衰落。
其衰落跡象，自洪武、建文時便已開始，至永樂、宣德年間而益衰，到了正統、成化時期，終於退出大宗商品交易領域，民間土地買賣，寶鈔已然絕跡，白銀漸成大宗交易貨幣。
然此趨勢，發端於徽州地區，起始於土地交易，自洪武以至於成化，在大約119年間，在徽州，所見427件土地買賣契約文書，均以白銀作交易，可見白銀自發於民間，是市場經濟中那隻「看不見的手」，通過徽商自下而上將白銀推至貨幣地位。
據《明史》記載，明英宗正統初年頒布「弛用銀之禁」，「弛」是放鬆、放開的意思，一旦開禁，白銀就如開閘之水，立馬奔騰起來，所過之處，滔滔不絕，汪洋恣肆，無不覆蓋。
於是，「朝野率皆用銀」，這一「用」，竟然「用」出個「白銀時代」，要「用」多少白銀，才能「用」出這麼個時代？除了「野」——民用，還有「朝」——官用。民用，多用於土地交易，官用，則從鹽政開始，以「折色法」行鹽——納銀開中。
民間用銀，顯然是國家信用破產，交易用稱量銀，是以銀的實物形態，由民間自發使用，而非以其貨幣形態，得由國家出場，如鈔和錢一般，必須經由國家統一印製，方能使用。
因此，從某種意義上，我們可以說，銀兩官用，是市場經濟的勝利，當然，它也可以說是國家貨幣政策的失敗，因為，國家意志和國家標準，無法通過實物形態的銀兩表現出來。
白銀一代，明清兩朝，鑄錢有之，鑄幣未有，王朝中國的國家意志集中在錢眼上，號稱「天圓地方」，至清末，光緒帝才開始鑄幣，將錢眼一封，就有人跑出來唱反調——國將亡了。
是的，民間用銀，雖無國家標準，卻也不廢使用，只好手提一桿秤，稱量著用，還要有好眼神，看著成色用。儘管有諸多不便，可這樣的自發性，便是市場經濟的本性，其與權力逆行，可權力最終還得接納他們，何也？
因為，權力若要尋租，還有什麼勝過白銀？
揚州：「徽商殖民地」
明朝「白銀時代」，起於正統、景泰之時，經過成化、弘治時期，於嘉靖、萬曆年間，從「折色法」到「一條鞭法」，「白銀時代」由此形成，然其形成過程，也是權力尋租的過程。
明乎此，亦就可知打造「白銀時代」的動力有二，一是自下而上由民間自發的土地交易，一是自上而下被國家信用加持的邊地鹽政，一為立國之本，一為治國命脈，兩者皆被白銀鬆動，白銀深入其中，以權力尋租的方式動了王朝中國的奶酪。
於是，「開中法」率先被權力尋租解構，導致西北鹽政、邊政失守，為後來的李自成、張獻忠的突起埋下了伏筆。
與此同時，揚州出現「徽進、陝退、晉轉」，據《兩淮鹽法志》統計，自明嘉靖至清乾隆，揚州兩淮大鹽商共80位，徽商獨占60，有見於此，近人陳去病於《五石脂》一文中，悄然留下其驚人一語：「揚州之盛，實徽商開之，揚蓋徽商殖民地也。」
皇權之下，焉能有「徽商殖民地」？此話，不知從何說起，若以故里說之，就會以為徽商「以農村包圍城市」。
這顯然說不通，若換個說法，順著白銀的來路說去，那就得說到海外，往遠處說，不妨說到「伊比利亞全球化」的明星之城墨西哥，然後從大東洋說到小東洋，從墨西哥說到菲律賓，從馬六甲說到日本，從日本說到東海之濱，說到舟山群島里的一個小島——雙嶼島上，以雙嶼言之，這才說到了「白銀時代」的點上，那個點上有海外徽商，在那徽商群里白銀簇擁著「徽王」。
雙嶼，從來就是個自治的島嶼，由不同的利益集團在此形成聯合體，共同治理，但徽商在聯合體中，均為主體。
前期，徽商與閩商聯合，海外閩商可據鰲頭，內地徽商堪稱第一，由此形成了許家兄弟與閩商李光頭的聯合體。
後期，王直以同鄉，加盟許棟兄弟集團，任掌柜，召「誘佛郎機夷，往來浙海，泊雙嶼港，私通貿易」，徽商前後，皆為主體，此非僅由其販海通商所致，更因其握有兩線地利。
雙嶼兩手抓，一手抓「貨線」，也抓「幣線」。
貨線，即產地線，自徽州故里，以至於東海之濱，此乃江南絲、瓷、茶原產地一線，由此線出海，可以貨賣天下。
幣線，即白銀線，由雙嶼復返，沿甬杭運河北上，一轉錢塘、新安，溯返徽州故里，進入土地交易，此由徽州文書可知；一轉京杭運河至揚州，納銀開中，入折色法，銀治天下。
「銀治天下」的主體，當然是白銀，但主導白銀的，卻非朝廷，在白銀背後站立的，是源源不斷輸入白銀的徽商，但徽商並無治權，不得不以「權力尋租」，推動「白銀時代」來臨。
秦、晉商幫，因銀兩不及徽商，或退、或轉，淡出揚州，徽商一家獨大，閩、粵商人，亦因其勢力遠離中原，揚州未達，只能屈居於配角，服務於「白銀時代」的主角——徽商，若不服從，就會被「徽王」以「清理海疆」的名義而一一清除。
此外，還有西葡帝國，橫亘於東洋，揣著「征服中國計劃」，幾度交兵，一番挫折後，正不知往何處去，該如何下手，其時，邂逅王直，適逢徽商海外興起，便將其與中國市場對接，使之從殖民貿易轉向白銀貿易，一如「放下屠刀，立地成佛」。
自大航海以來，葡、西兩國行海權，立霸業，歷來以殖民第一，船炮優先，其次，方為通商、傳教。然其於中國，殖民不成，便退而求其次，通過與徽商交往，用白銀打通中國市場。
西、葡非貢國，但自有朝貢貿易以來，還沒有哪一個貢國的貢獻有這麼大，放眼歷史，去問一下，歷朝歷代，可有過能為中國財政提供貨幣的國家？沒有，不但漢、唐沒有，宋、元也沒有，而明、清卻有一個，那就是西葡帝國——西班牙和葡萄牙。
西、葡以其全球化，將海量白銀，從大東洋和大西洋搬來，作為商品，供應徽商，而徽商，則以生絲和瓷器來交換，經由徽商打理，由外而內，上行下達，白銀從商品向貨幣轉化。
轉化始於徽州故里，白銀湧入民間土地交易，進而至於揚州，影響國家鹽政與邊政，使得「開中法」，從納糧向納銀轉化，亦即行鹽採用「折色法」，推動政府，開啟了白銀貨幣化。
在政府主導下，貨幣白銀化也加快了步伐，至隆慶元年——1567年，政府開關，重啟海通，明確「銀錢並用」，規定「值銀一錢以上者，銀錢兼使；一錢以下者，止許用錢」。以此邁出貨幣白銀化的關鍵一步，到了萬曆九年——1581年，張居正實行「一條鞭法」，從國家財政制度上，確立了白銀的貨幣地位。
其實「一條鞭法」，早在嘉靖九年——1530年，就由內閣次輔桂萼提出並試行過，從桂萼提出到張居正完成，時隔了五十來年，王直就活躍在這個時期，流星般閃耀了一個片段。
可誰會將他與這「五十年來」聯繫起來看？誰又會把他看做「一條鞭法」的隱推手？若有人來問一下，「一條鞭法」所需海量白銀從何而來？他便繞不過去了，所以，很少人這樣問，不問，他便是倭寇頭子，一了百了，一問，他便是太平洋里的「浪里白條」，一位十六世紀不遜於任何西方海盜的中國海通英雄。他以白銀為槓桿，撬動中國賦稅制度，引導了中西合璧式的全球化。
可惜他生不逢時，如果他能活到隆慶開關時，趕上一波對外開放的時代潮流，他便能在世界歷史的大潮中為中國人立一個輝煌的潮頭，就不至於自立國號「宋」、自稱為「徽王」了，當然也就不至於被人當作倭寇，直到今天還被人一而再地惡詬。
對於每一個國家、民族而言，禍莫大於內卷，經濟內卷，還可以向外拓展，政治內卷，那就沒有退路了，惟有鬥爭，你死我活！明中葉，海禁與海通之爭，就扼殺了王直與朱紈。
如果說王直之死，是海禁的悲劇，那麼朱紈之死，便是海通的悲劇了，海禁派誘殺了王直，海通派逼死了朱紈。此二人者，一個開拓海疆，一個守衛海疆，但他們都死於非命，歷史的轉折，往往要拿英雄的頭顱做抵押，政治鬥爭沒有贏家，有的只是英雄淪落和國家失敗，他們一死，拉開了中國近代化的序幕。
（作者近著《文化的江山》1—8卷，中信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