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經濟周刊》 首席評論員 鈕文新
2023年，中國經濟留給我們許多新的印象。比如，當人們擺脫疫情影響而暢快出遊的時候，對中國自然環境的改觀必有深刻印象；再比如，隨著國產手機的熱賣，人們對中國科技發展的印象跳升了一個數量級。當然，太空信步，國防發力，中美會談……許多領域的許多方面都會帶給國人以深刻印象。正如中央給出的判斷：現代化產業體系建設取得重要進展，科技創新實現新的突破，改革開放向縱深推進，安全發展基礎鞏固夯實，民生保障有力有效，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邁出堅實步伐。
現在，2023年已經悄然過去，當我們站在新年的門檻上，勢必需要客觀而明晰地看到中國經濟所面臨的困難，同時更需要有力、有效的破解方案，而這一點，顯得尤為重要而迫切。
實事求是 正視挑戰
12月12日，舉世矚目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在北京落幕。在這次會議上，中央除了肯定成就，同時也指出了中國經濟當下正在發生而未來需要克服的困難和挑戰。這些困難和挑戰主要包括：有效需求不足、部分行業產能過剩、社會預期偏弱、風險隱患仍然較多，國內大循環存在堵點，外部環境的複雜性、嚴峻性、不確定性上升。
如何理解這些困難和挑戰？必須時刻正視一個大背景：百年未有之大變局。這是一場劇烈而深刻的變局。在此變局之下，國際政治格局、軍事格局、經濟格局、科技格局、貿易格局等，一切都在發生著劇烈而深刻變化。同時，基於劇烈變化所帶來的「不確定因素」必然越來越多、越來越複雜，而因「不確定」所導致的政治風險、軍事風險、科技風險、貿易風險、經濟風險等，也只會越來越多，越來越複雜。
國際風雲如此之變，映射到國內，也必然帶給中國經濟困難和挑戰。比如，全球政治軍事、科技貿易等方方面面的動盪，加之美國針對中國的各色制裁，以及美國要重構全球產業鏈、供應鏈的各色操作，勢必帶來全球經濟供給成本上升，同時壓制需求使之不斷弱化，而由此映射到中國，也給中國經濟帶來「有效需求不足，部分行業產能過剩」的威脅。
更重要的是，如果國內經濟需求不足，將導致產能越發過剩，進而導致投資領域越來越窄、收益越來越低，而如此循環，會導致國人經濟預期不斷走弱，而經濟預期減弱，反過來又會使循環不暢，堵點增加，各種風險隱患暴露。
上述分析僅僅是外因，那有沒有內因？當然有，後文會有討論。畢竟，看清外因和內因，距離找出破解之道就不遠了。至於當下中國經濟形勢，誠如中央給出的判斷：「綜合起來看，我國發展面臨的有利條件強於不利因素，經濟回升向好、長期向好的基本趨勢沒有改變，要增強信心和底氣。」
以進促穩 先立後破
過去數年，中國經濟工作的總基調一直強調：穩中求進。儘管其中有明確的「求進」的要點，但「穩」字卻是非常突出的特徵。為什麼要「穩」？這或許與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密切相關。在一個急劇變化的世界中，在所有事務均無常態的背景下，中國經濟結構應當作出怎樣的調整？應當作出多大程度的調整？在哪些方向上必須發力進取、哪些方向必須量力而為？許多問題根本不可能在短時間裡給出明確答案。所以，決策者必須審時度勢，謀定而動。在此過程中，「穩」是必要的選擇，「穩住」就是最大的勝利。
但是，「穩」絕非停滯，更非「躺平」的理由。它應當是逆水行舟中的「穩」，是不進則退的「穩」。因此，穩中求進至少應當從兩方面理解：第一，不急不躁，穩中尋機，謀定而動，動如脫兔；第二，穩為尋機，穩為突破，逆水而進，進中求穩。
所以我們說，穩是結果，進是方法，絕不能把結果和方法混為一談。或許正因如此，剛剛落幕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明確要求：做好2024年經濟工作，必須遵循「穩中求進、以進促穩、先立後破」的原則。字意很好理解，深意更要揣摩。中央明確給出這一原則，有著強烈的針對性：第一，在經濟工作中，堅決防止一些人把「穩」當成「躺平」的藉口；第二，在經濟工作中，堅決防止一些人「簡單粗暴，破而不立」的風氣。
要做到「穩中求進、以進促穩、先立後破」，不僅需要決策層給出明確的工作方向，更在於執行層面不折不扣地抓落實，雷厲風行地抓落實，求真務實地抓落實，敢作善為地抓落實，充分發揮各級領導幹部的積極性、主動性和創造性，堅決糾治形式主義、官僚主義。而在落實方面，「要多出有利於穩預期、穩增長、穩就業的政策」，同時還要「在轉方式、調結構、提質量、增效益上積極進取」，這樣才能「不斷鞏固穩中向好的基礎」，才能「推動經濟實現質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長」。
總之，穩是進的基礎，也是進的結果。同樣，立是破的前提，也是破的訴求。這其中的辯證關係非常清晰明了，容不得半點糊塗。
協調配合 統籌共進
只有協調配合，才能實現最大化的統籌共進。這不只是新中國經濟發展歷史告訴大家的經驗和事實，同時也是黨集中統一領導中國經濟的最大優勢，更是黨的十八大以來堅持「系統觀念」推進中國經濟高質量發展的關鍵要素。
這次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有這樣一段表述：「近年來，在黨中央堅強領導下，我們有效統籌國內國際兩個大局、統籌疫情防控和經濟社會發展、統籌發展和安全，深化了新時代做好經濟工作的規律性認識。」這段表述讓人讀來感慨良多，這實際是在告訴我們：實現高質量發展，建設中國式現代化國家，這是一個龐大的系統工程，是一個不斷深化經濟工作規律性認識的過程，是一個的重大哲學命題。
所以無論何時，我們都必須講求目標導向和問題導向的結合，堅持目標和方法協調。誠如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所說：必須把堅持高質量發展作為新時代的硬道理，完整、準確、全面貫徹新發展理念，推動經濟實現質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長。必須堅持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和著力擴大有效需求協同發力，發揮超大規模市場和強大生產能力的優勢，使國內大循環建立在內需主動力的基礎上，提升國際循環質量和水平。必須堅持依靠改革開放增強發展內生動力，統籌推進深層次改革和高水平開放，不斷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激發和增強社會活力。必須堅持高質量發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動，以高質量發展促進高水平安全，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質量發展，發展和安全要動態平衡、相得益彰。
取向一致 組合效應
具體到2024年中國宏觀經濟政策，儘管中央在政策表述與政策作為上給出了不少新的內容，但更為觸及靈魂的在於：中央對各方政策的協調配合提出了明確要求。比如，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明確提出，「要強化宏觀政策逆周期和跨周期調節，繼續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和穩健的貨幣政策，加強政策工具創新和協調配合」；「要增強宏觀政策取向一致性。加強財政、貨幣、就業、產業、區域、科技、環保等政策協調配合，把非經濟性政策納入宏觀政策取向一致性評估，強化政策統籌，確保同向發力、形成合力」。
這既是「系統觀念」對政策制定與執行提出的客觀要求，也是放大政策效用、提高政策效率的必然選擇。誠如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的要求：我們需要在政策實施上強化協同聯動、放大組合效應。
強化政策聯動，放大組合效應。說白了，就是要加大政府各個部門之間的協同合作。如果政府各個部門自成一體，自以為是，則會導致政出多門，矛盾百出，內耗嚴重。但在未來的經濟工作中，儘管各部門工作重點存在差異，但必須更加注重「宏觀一致性、協調性和部門功能的相互支撐」。
舉個典型例子。中央要求「積極的財政政策要適度加力、提質增效」。其中包括「合理擴大地方政府專項債券用作資本金範圍」。債務收入用作資本金，這必然要求一定數額的地方政府專項債具有足夠長的期限，比如10年期、20年期，甚至永續等。誰會有如此長期的閒置資金去購買這筆專項債？從理論上說，從資金供給的職責上看，要實現政府債務的期限長期化，需要依託中央銀行向社會投放足夠多的長期（資本）流動性。
再比如，中央要求財政「強化國家重大戰略任務財力保障」，並通過「落實好結構性減稅降費政策，重點支持科技創新和製造業發展」。如此，金融部門尤其是中央銀行就必須予以通力合作，強化國家重大戰略任務的金融保障，有力「引導金融機構加大對科技創新、綠色轉型、普惠小微、數字經濟等方面的支持力度」。不僅如此，央行同時應當加大「資本流動性」投放力度，全力支撐資本市場健康發展，為國家重大戰略工程和戰略性新興產業的發展提供海量的股權資本。
值得深思的是，中央經濟工作會議針對貨幣政策提出：「發揮好貨幣政策工具總量和結構雙重功能，盤活存量、提升效能，促進社會綜合融資成本穩中有降。」這其中，「盤活存量、提升效能」是什麼意思？是不是我們的貨幣存量巨大，但效能不夠高？至少，從今年的真實狀況看，M2增速長期高於名義GDP增速，而且M2增速稍有減低，GDP立即呈現疲弱。這種GDP增長需要的貨幣量更快增長，是經濟效率下降，還是貨幣效能低落？這是個必須認真回答的問題。過去，一些金融機構的經濟學家們一味強調「經濟效率下降」，而無視「貨幣效能低落」，這是否存在嚴重偏差？
大家應該意識到：長期以來，央行自創貨幣工具，而國債在貨幣政策中作用體現不夠充分，儘管自創貨幣工具信用級別和貨幣收放效能與國債操作無異，但從整體國家經濟的角度看，央行通過收放國債控制貨幣流量與通過自創工具收放貨幣流動性相比，前者可以在執行貨幣政策的同時，更大程度支撐國家的財力建設，培育更大的經濟能量，但後者卻只能單一完成貨幣流量控制。加強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配合，其重要性，不管怎樣強調都不過分。
輿論引導 增強預期
2024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加強經濟宣傳和輿論引導，唱響中國經濟光明論。」為什麼要提出這樣的要求？其實，其意義非同小可。
在市場經濟條件下，經濟輿論引導公眾經濟預期，而公眾的經濟預期則引導資本流向，資本流向對內決定市場價格，構建經濟結構；對外決定世界對一個國家經濟健康程度的認知，決定全球資本流動的方向。正因如此，能否有效引導經濟輿論導向，有效管理社會公眾的經濟預期，從某種意義上說，這是一個國家經濟治理能力的體現。對中國而言，經濟預期管理也應是國家治理現代化的重要組成部分。
近段時期，美國物價形勢嚴峻，美聯儲貨幣收緊。與此同時，中國經濟同樣受到各種壓力的考驗，需要以適度寬鬆的貨幣政策加以應對，從而客觀上形成了中美貨幣政策逆向而行的趨勢。這本沒什麼了不起。第一，中國正在構建新發展格局，國內大循環成為主體訴求，這決定了中國經濟政策理應具有更強的獨立性；第二，中國利率走低，美國利率走高，的確會導致部分外資離開中國市場，但理論上說，因低利率逃逸的資本，一定是「套利資本」而非實業資本、股權資本。相反，實業和股權資本更加偏好低利率環境。
如果中國經濟輿論出現問題，勢必給中國帶來巨大的經濟損失。比如曾經一度，一些自媒體危言聳聽，完全無視中美貨幣政策逆向而行對中國經濟的積極影響，而肆意誇大美聯儲加息縮表對我產生的負面效應，刻意營造「A股必跌」的輿論氛圍；再比如前不久，一些惡意經濟輿論把人民幣貶值當成股市下跌的理由，削弱了中國低利率對股票市場的支撐力。同時，一些輿論藉助股市下跌去弱化社會公眾的經濟預期和財富預期，壓制了中國經濟增長動力。
如此輿論、預期、經濟之間的非良性循環必須改變。
九大領域 巨大機會
中央經濟工作會議針對2024年中國經濟「九大領域」的發展提出具體指導和要求，將其加總一起，勢必組合成中國經濟發展的巨大投資機會。
在科技創新引領現代化產業體系建設方面，除了提出「要以科技創新推動產業創新，特別是以顛覆性技術和前沿技術催生新產業、新模式、新動能，發展新質生產力」；「完善新型舉國體制，實施製造業重點產業鏈高質量發展行動，加強質量支撐和標準引領，提升產業鏈供應鏈韌性和安全水平」等總體要求以外，會議還給出了許多全新的發展領域，比如生物製造、商業航天、低空經濟等若干戰略性新興產業；再比如量子、生命科學等未來產業新賽道。而要做到這一切，離不開兩大要點：第一，加強應用基礎研究和前沿研究，強化企業科技創新主體地位；第二，鼓勵發展創業投資、股權投資。
在著力擴大國內需求方面，會議強調「消費和投資相互促進的良性循環」。提出要「增加城鄉居民收入，擴大中等收入群體規模，優化消費環境」。同時，「要以提高技術、能耗、排放等標準為牽引，推動大規模設備更新和消費品以舊換新」。整個過程中，尤其要「發揮好政府投資的帶動放大效應，重點支持關鍵核心技術攻關、新型基礎設施、節能減排降碳，培育發展新動能」。為此，要「完善投融資機制，實施政府和社會資本合作新機制，支持社會資本參與新型基礎設施等領域建設」。
在深化重點領域改革方面，會議強調：要以推動高質量發展，為中國式現代化建設持續注入強大動力為目標，謀划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重大舉措。尤其要「不斷完善落實『兩個毫不動搖』的體制機制，充分激發各類經營主體的內生動力和創新活力」。為此，「要加快全國統一大市場建設，著力破除各種形式的地方保護和市場分割」；「要有效降低全社會物流成本」；「要謀劃新一輪財稅體制改革，落實金融體制改革」。
在擴大高水平對外開放方面，會議要求更加具體，比如「要加快培育外貿新動能，鞏固外貿外資基本盤，拓展中間品貿易、服務貿易、數字貿易、跨境電商出口」。再比如，要「放寬電信、醫療等服務業市場准入」。總體上，要「對標國際高標準經貿規則，認真解決數據跨境流動、平等參與政府採購等問題，持續建設市場化、法治化、國際化一流營商環境，打造『投資中國』品牌」。尤其要「抓好支持高質量共建『一帶一路』八項行動的落實落地，統籌推進重大標誌性工程和『小而美』民生項目」。
在持續有效防範化解重點領域風險方面，會議的總體要求依然是「堅決守住不發生系統性風險的底線」，而重點集中三個方向，即房地產、地方債務、中小金融機構的風險化解，同時要「嚴厲打擊非法金融活動」。更重要的是：不能消極應對風險，而要「以進為守」地化解風險。比如，積極穩妥化解房地產風險，就必須「一視同仁滿足不同所有制房地產企業的合理融資需求，促進房地產市場平穩健康發展」。再比如，化解地方債務風險，必須確保經濟穩定發展，而「經濟大省要真正挑起大梁，為穩定全國經濟作出更大貢獻」。
在堅持不懈抓好「三農」工作方面，會議強調通過改革讓農民和鄉村獲得更多實惠。比如，學習運用「千萬工程」經驗，實際就是改革；再比如，「以提升鄉村產業發展水平、提升鄉村建設水平、提升鄉村治理水平為重點，強化科技和改革雙輪驅動，強化農民增收舉措」，實際也是改革；還有，「探索建立糧食產銷區省際橫向利益補償機制，改革完善耕地占補平衡制度，提高高標準農田建設投入標準」，同樣是改革。
在推動城鄉融合、區域協調發展方面，會議提出更多強調「系統觀念」，「要把推進新型城鎮化和鄉村全面振興有機結合起來，促進各類要素雙向流動，推動以縣城為重要載體的新型城鎮化建設，形成城鄉融合發展新格局」「優化重大生產力布局，加強國家戰略腹地建設。大力發展海洋經濟，建設海洋強國」。
在深入推進生態文明建設和綠色低碳發展方面，會議更加關注「破與立」的關係，而重點在「立」。比如，「建設美麗中國先行區，打造綠色低碳發展高地」，這就是「立」；「積極穩妥推進碳達峰碳中和，加快打造綠色低碳供應鏈」，這也是「立」；「完善生態產品價值實現機制」，這還是「立」。
在切實保障和改善民生方面，會議更加突出「就業是最大民生」的總體思路，要求「更加突出就業優先導向，確保重點群體就業穩定」。在此基礎上，「要堅持盡力而為、量力而行，兜住、兜准、兜牢民生底線」。同時要「加快完善生育支持政策體系，發展銀髮經濟，推動人口高質量發展」。
《中國經濟周刊》首席攝影記者 肖翊I攝
干字當頭 落實落地
時不我待，尤其是在外部壓力不斷加大的背景下，我們恐怕需要更加深刻領會黨中央對經濟形勢的科學判斷，切實增強做好經濟工作的責任感使命感，抓住一切有利時機，利用一切有利條件，看準了就抓緊干，能多干就多干一些，努力以自身工作的確定性應對形勢變化的不確定性。
當然，在經濟下行壓力尚未得到有效破解的情況下，各類社會矛盾隨之暴露，工作壓力更會隨之加大。但無論如何，我們只要全面貫徹明年經濟工作的總體要求，注意把握和處理好速度與質量、宏觀數據與微觀感受、發展經濟與改善民生、發展與安全的關係，不斷鞏固和增強經濟回升向好態勢，我們就能贏得最後的勝利。
實際上，為了應對難以預料的特殊情況，中央已經明確提出要「在政策儲備上打好提前量、留出冗餘度，在政策效果評價上注重有效性、增強獲得感，著力提升宏觀政策支持高質量發展的效果」。同時，「要講求工作推進的方式方法，抓住主要矛盾，突破瓶頸制約，注重前瞻布局，確保明年經濟工作重點任務落地落實」。
更重要的是：各級政府和部門必須加大行動力，「要不折不扣抓落實，確保最終效果符合黨中央決策意圖。要雷厲風行抓落實，統籌把握時度效。要求真務實抓落實，堅決糾治形式主義、官僚主義。要敢作善為抓落實，堅持正確用人導向，充分發揮各級領導幹部的積極性主動性創造性」。而且，必須「始終保持奮發有為的精神狀態，胸懷『國之大者』，主動擔當作為，加強協同配合，積極謀劃用好牽引性、撬動性強的工作抓手，紮實推動高質量發展」。
總之，做好2024年經濟工作，中央已經指明方向，而關鍵在於杜絕躺平懈怠之風，形式主義之風和官僚主義之風，更要杜絕極端主義之風，抓住主要矛盾，干字當頭，突破瓶頸制約，以進促穩。
（本文刊發於《中國經濟周刊》2023年第2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