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界難以迴避的現實是：人們往往對歐美文學大師如數家珍，每年跟進最新作家和獲獎動態；但鮮有人會真正提起興趣談論一位非洲作家。非洲不只有酋長、殖民史和曼德拉，也有恩古吉、阿契貝和深厚的口頭文學傳統。
何為非洲文學？我們需要怎樣的非洲文學研究？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新近引進出版的《非洲文學批評史稿》，是非洲文學研究歷年成果的第一次遴選和集結，收錄2007年之前重要的理論和批評文章，囊括了法農、桑戈爾、索因卡、恩古吉、阿契貝、馬哈福茲、戈迪默等人關於非洲文學的重要論述。不管是介紹「事實」還是辨析「觀點」，書中選文都突顯了鮮明的非洲本土立場，於籠罩在非洲文學之上的後殖民、後現代理論的迷霧森林裡穿行，很好地補充和矯正我們理解非洲的角度，並為中國當下的非洲文學研究提供恰切的「觀看之道」，辨識出重建整體視野的可能。
養在深閨人未識，非洲離我們有多遠？
本書編選廣博，但並不雜亂，上卷選錄的文章關注「批評」，探討非洲文學本體論的一系列問題：口語性、作者和讀者關係、形式、美學、體裁、語言的批評史等；下卷則關注「理論」，包括馬克思主義、女性主義、結構主義和生態批評等。
說到非洲文學，在大眾文學閱讀偏好中始終是一個容易被忽視的類目，作品譯介傳入國內並不像歐美文學那樣擲地有聲；在學術研究領域則還是一門新興學科，我國絕大多數大學的外國語言文學院（系）還沒有設立這一學科的課程。原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所所長陸建德教授為新書寫下序言：「這本厚重的《非洲文學批評史稿》全面呈現了非洲文學內在的張力和多元的發展過程，我閱讀後反而生出這樣的想法：『黑人性'的建構有其政治意義，但終歸是徒勞的，人的膚色遠不及帶有普遍意義的人類價值重要。」
《非洲文學批評史稿》（上、下）
[奈及利亞]泰居莫拉·奧拉尼央 [加納] 阿托·奎森 主編
姚峰 孫曉萌 汪琳 等 譯
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
非洲文學的發展與非洲大陸對外來文化和本土文化之間的鬥爭與掙扎相輔共生，一部非洲文學史，可能就是一部被殖民史。2019年上海書展·上海國際文學周邀請奈及利亞作家奇瑪曼達·恩戈茲·阿迪契，她曾憑小說《半輪黃日》成為義大利諾尼諾國際文學獎史上最年輕的獲獎者。阿迪契在TED演講《單一故事的危險性》里有個觀點：「即便講非洲故事的人是非洲人，單一的故事仍極有可能落入西方霸權話語的陷阱，成為非洲「他者」的又一刻板形象。」
這種刻板印象由來已久。書中，伯恩斯·林德福斯談到一個現象：「弔詭的是，相較非洲語言寫成的文學，以歐洲語言書寫的歐洲文學更能反映民族境遇和思想情緒的震盪，是更為準確的晴雨表。具有諷刺意味的是，雖然撒哈拉以南多數國家擁有數量眾多的語言，但如果離開了殖民者的語言，不同民族、國家彼此之間的交流溝通就很困難。」也就是說，如果一個作家選擇非洲語言來表達自己的心聲，那麼他的信息只能傳達給很少的受眾，只占全國讀者一小部分。「由於體制的束縛，作家可能變得笨嘴笨舌，妨礙了以母語公開進行公開表達。」
莫三比克作家米亞·科托也曾亮相上海，說起自己的故土，米亞·科托非常反感將非洲視為 「奇觀大陸」，或是簡化成旅遊指南、流行文化中對非洲充滿異國情調的想像。身為葡萄牙裔莫三比克公民，他認識自己的國土的方式，是走過許多村落，並向當地人學習看待世界萬物的方法。他的代表作《母獅的懺悔》極力避免讓寫作陷入非洲單一的刻板印象和異國風情中，而是藉助書寫獅子的威脅，隱喻非洲當地女性幾百年來所受的父權制度的襲擊。
非洲文學只在塞納河或泰晤士河兩岸出版？
「對於非洲作家來說，為本土讀者寫作的動力遠遠不如為西方讀者寫作的動力大。寫完作品，他們主要希望能得到國外出版商的青睞，使自己的作品可以在國際閱讀市場流通，這是一個非洲作家得以生存和繼續寫作的捷徑。」恰如學者蔣暉所說，受制於全球化「潛在讀者」的期待視域，非洲文學儘管由非洲人所寫，人物和地點也在非洲，但這種文學多少已屬於自我他者化的文學。
他以非洲最重要的凱恩短篇小說獎為例，這是英國人設立的一個獎項，投票委員的組成雖為輪換制，但人員主要以在英國的非洲學者、旅英非裔作家為主，「評獎標準因此是與全球化的潮流高度融合的，所謂的非洲文學獎已經等於非洲離散文學獎，這再一次顯示，全球化對非洲本土文學創作的打擊和破壞。」而能給非洲英語文學作家帶來國際知名度的，還是英國布克文學獎這類的獎項，這個文學獎幫助了一代「無國界寫作」者功成名就，庫切就是因其成名。
梅麗爾·斯特里普等演員主演的電影《走出非洲》
「在很大程度上，今日我們所閱讀的非洲文學，其合法性不是依靠非洲讀者來維持的，而是依靠國外出版社、評獎體制、國際非洲文學消費機制、非洲大學文學系的經典化和都市報刊與讀書沙龍來維持的。」
不光是文學創作，非洲文學批評環境也好不到哪去。
蔣暉認為，文學批評的發達程度往往是文學是否進入自覺時代的重要標誌，非洲思想多如浮雲般在海外漂浮，受到東南西北風的吹拂，往往處於四分五裂的存在狀態。非洲思想總是被內部力量分裂著，被外部力量左右著，因此，非洲文學批評只能被稱為「碎片化」的文化主體自覺的產物。
儘管此前一段時間，從雅溫得大學所在地納戈埃克高地，托馬斯·麥隆發起了眾多研究項目；伊巴丹的阿比奧拉·艾瑞爾作了大量研究，豐富了非洲文學研究的成就彙集於《文學與意識形態中的非洲經驗》；肯亞的恩古吉·瓦·提昂戈原是教師和文學批評家，後來成了小說家，他為語言問題提供了頗為有益的視角；伯納德·福隆被譽為喀麥隆的蘇格拉底，創辦評論刊物《阿比亞》……但有一點始終不變，留在非洲大陸的第一代非洲批評家，大多離開了我們。
書中指出，他們在自己那個時代創造的體系，或存在於他們那個時代的體系，很少能留存下來。《變遷》誕生於坎帕拉，後來隨沃萊·索因卡遷至阿克拉，最後又選擇落戶美國。《非洲和比較文學雜誌》誕生於伊巴丹，只出版了一期。《號角》的壽命要長些，但也已停刊。《今日非洲文學》——原本是獅子山福拉灣的評論期刊——之所以能生存下來，是因為這家刊物設在了倫敦。
業內認為，很長一段時間非洲文學已被本土內生的批評所拋棄，成了「孤兒」；非洲文學多只在塞納河或泰晤士河兩岸出版，這種現象越來越明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