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語與算盤——澀澤榮一的「士魂商才」人格理想

澀澤榮一，日本明治時期和大政時期的大實業家，有「近代日本資本主義之父」、「日本實業界之祖」、「曠代天才實業家」之稱，他還是一名深受儒家文化薰陶的近世儒商。

與同時期的大企業家，例如岩崎彌太郎等相比，他最突出的貢獻不僅在於開創了公司現代企業制度株式會社,還在於提出了「《論語》與算盤」的經濟倫理，將企業家的形象和地位進行了提高。

澀澤榮一出生於1840年，自幼學習漢學和劍術，為人精明能幹，深得德川慶喜的賞識。1867年，澀澤曾作為日本使節團的一員奔赴法國巴黎參加萬國博覽會，這個經歷甚至改變了澀澤的一生。澀澤深感歐洲之先進，在大開眼界之餘又頗受震動。這之後，他又在歐洲學習遊歷了近兩年，逐漸熟悉了歐洲產業發展的狀況和先進的經濟制度，為他回國後的行動奠定了基礎。

澀澤回國後，國內已然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幕府政權不復存在，明治政府開始執政。明治政府也對澀澤禮遇有佳，曾聘他為大藏省大臣。但他很快就棄官從商，投身實業。澀澤一生創辦企業近500家，遍布金融、保險業，鐵道、礦山、鋼鐵業，海運、造船業，紡織業、機電業、建築業等眾多領域。澀澤榮一將自己數十年來在商界摸爬滾打的經歷和體驗匯聚在一起，形成了一整套經營哲學，被稱之為「論語+算盤」理論。該理論把中國儒家經典《論語》與日本的「殖產興業」相結合，形成了一種論述經濟與道德關係的生動的東方式商業倫理。

澀澤提出這種理論是有深刻的社會背景的。在他所處的日本資本主義初期階段，商人的商業道德普遍低下，「為富不仁」、「無商不奸」成為了當時商人的指導思想和價值觀。在實際工商業活動中，背棄承諾、弄虛作假的現象屢見不鮮。澀澤對此痛心疾首，並發誓一定要改變這種混亂的狀態。在投身實業界後，他一邊進行工商業活動，一邊對《論語》進行了深入的研究。最終得出了「《論語》與算盤」的經濟倫理。

澀澤專門作出《「論語」與算盤》一書，深刻詳細的解析了這一理論。

《論語》，是一部講究仁義道德和倫理的經典，代表著「義」；而「算盤」，則是商人「精打細算」、「斤斤計較」的外在表現，代表著「利」。澀澤認為，不論東西方，在人們的傳統觀念中，「義」和「利」總是水火不容的。中國的大儒們有「為富不仁」的說法，而古希臘哲學家亞里士多德也做出過「所有的商業皆是罪惡」的表述。他們之所以形成「無商不奸」的看法，與那些為了牟利不擇手段的商人有直接的關係。但是，這種過於絕對化的觀念，卻極大的危害了國家和社會的發展和進步。

澀澤認為，後世儒生極大的曲解了孔子的富貴觀和理財思想，將「仁義正道」與「貨殖富貴」的關係完全割裂。所以，澀澤再次研讀《論語》，將孔子的財富觀進行了一番梳理和論證。通過對《論語》和另一部儒家經典《大學》的相關論述進行分析，澀澤得出結論，認為孔子從來沒有鄙視富貴的思想，而只是提醒和勸誡人們不要利慾薰心、見利忘義，不要用不正當手段來謀取錢財。正如《論語·泰伯》中提到，「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邦無道，富且貴焉，恥也」。

澀澤認為，對孔子「義利觀」嚴重的誤解造成了極大的危害。「利」與「義」完全割裂的價值觀將農工商階級被統治者排斥在道德規範之外，而農工商階級自身也不認為自己有被道義約束的需要。企業家和實業家們的精神，似乎也被利己主義填充。在他們心中，完全沒有仁義道德的概念，他們甚至會想盡辦法通過鑽法律的空子來賺錢。

但久而久之，這種利己主義會把整個國家的前程都斷送。正如《大學》中所言：「一人貪戾，一國作亂。」也就是說，個人的貪戾行為好像是個微不足道的小事，但是任由其發展下去，最終就會釀成舉國動亂這種驚天大事。

為了挽救這種局面，澀澤提出了一種新型的「義」、「利」關係，即倫理道德與經濟相統一的關係。他認為，富與仁，利和義是能夠同時實現的，義是利的基礎和指導，利是義的結果與表現。用不符合倫理道德的手段謀財致富，其財富必定是暫時，這些人永遠都不能成為真正的大商人和企業家。企業唯有講究「義」，即通過合法的生產經營和正當的競爭活動為社會謀福利，令社會得到滿足，社會才會用「利」的方式，即通過利潤的形式來回饋企業。

澀澤又為人民大眾做出了進一步的解釋：放棄對物質和利益的追逐，國家與社會就不會發展與進步，人民也不會富庶，這實在是一種災難（「僅僅是空理空論的仁義，也挫傷了國家的元氣，減弱物質生產力，最後走向了亡國。」）；而如果想要社會進步、人民富裕，就必須根據「仁義道德」和「正確的道理」來行事，這樣的話富裕才會長久的保持下去（「謀利和重視仁義道德只有並行不悖，才能使國家健全發展，個人也才能各行其所，發財致富。」）。他甚至用自己的實踐經驗論證了《論語》與「算盤」可以並行不悖的道理，還提出了一定要把《論語》奉為商業「經典」的說法。也就是說，「義利合一」就是其「《論語》與算盤」經營哲學的核心。

在這種思想的指導下，令商人提高自身修身、完善道德觀念就成了解決問題的關鍵。因此，澀澤就將通過《論語》提高商人的道德作為作為自己的使命，竭力的使商人懂得了「取之有道」的道理；同時又告知社會，「求利」並不是「至聖先師」所禁止的行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大膽的追逐「陽光下的利益」，不必在道德方面有所愧疚。另外，澀澤在《論語與算盤》一書中，批評了當時社會上流行的「從商不需要學問」的錯誤價值觀，樹立了學問對商人以及工商業發展起到重要作用的正確價值導向，鼓勵商人通過不斷地學習謀求進步。澀澤提到的「學問」，不僅包括相關的專業知識，還包括相應的道德修養。他認為這二者缺一不可，還要保持協調並進。

所以，澀澤又衍生出了「士魂商才」的理論。也就是說，一個商人應該以武士精神為本，保持武士的倫理道德觀念和理想操守，又要有商人的經營頭腦、手段和務實精神。「如果偏於士魂而沒有商才，經濟上也就會招致自滅。因此，有士魂，還須有商才。」那麼，「士魂商才」究竟是如何培養的呢？澀澤又提到，「只有《論語》才是培養士魂的根基」。並且，「所謂商才，本來也是要以道德為根基的。離開道德的商才，即不道德、欺瞞、浮華、輕佻的商才，所謂小聰明，絕不是真正的商才」。

澀澤提出「士魂商才」的觀念，意圖將道德與經商統一起來，規範商人的作為，扭轉商人的形象。他以身作則，身體力行，對提高日本實業界的道德水準、提高資本家的形象和地位，以及對日本成為與西方已開發國家不相上下的經濟強國做出了重要的貢獻。

澀澤榮一的偉大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得益於「《論語》算盤」說思想的指導。澀澤經濟活動的實踐和理論研究的結論還證明:資本主義的內涵、表現、運作模式是多元的,所以他不贊同福澤渝吉提出的"脫亞入歐"理論.在他看來，日本只要發揚「《論語》算盤說」的精神,並能「與時偕行」,完全不需要脫亞入歐就能生生不息，保持長足的發展。

即使是現代社會，人們也不會否認「義」與「利」缺一不可的關係；也只有「義利合一」，二者並駕齊驅，社會才能有發展，人類才能充滿幸福和希望。尤其是社會處在轉型期時，各方面制度、法律尚不健全時，個人非法汲取錢財和暴利的機會與空間就更大。

面對這樣的局面，個人的道德修養與自律就會充分發揮作用。市場經濟本來就是以契約、誠信為基礎的，如果缺少道德的支撐，市場經濟的架構就永遠無法建立起來。所以，「《論語》與算盤」的經濟哲學在今天也完全適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