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法國漫長的專制王朝歷史中，法王路易十六是唯一被處決的一位國王。
但其實，與他的前任路易十四、路易十五相比，路易十六相對寬厚、善良，是法國歷史上「在私生活方面能夠安分守己的少有的幾位君主之一」。
他曾勵精圖治，嘗試進行改革，頻繁更換財政大臣，希望將法蘭西從水深火熱之中解救出來。
可他沒能成功。法國大革命爆發後，經歷了非難、暴動和逃亡，1793年1月21日，路易十六，或者說已被趕下王座的「公民路易·卡佩」，永遠倒在了曾由他親自改良過的斷頭台上，年僅38歲。
19世紀法國歷史學家托克維爾（法語：Alexis-Charles-Henri Clérel de Tocqueville）曾在《舊制度與大革命》中寫道：
「被革命摧毀的政權幾乎總是比它前面的那個政權更好，而且經驗告訴我們，對於一個壞政府來說，最危險的時刻通常就是它開始改革的時刻。」
托克維爾（1805-1859），法國思想家、政治家、歷史學家，著有《論美國的民主》、《舊制度與大革命》等。
再回想這位短命國王的一生，便尤為令人唏噓。
01.
財政危機的源起
上述視頻以詼諧的口吻回顧了法國大革命的全過程。視頻中，當窮人因為飢餓發生暴動、國內局勢一片混亂時，路易十六隨即提出召開「三級會議」，將「怎麼做」的決定權交給民眾，因而被譏諷為「fat, ill-bred boy」（小屁孩）。
什麼是「三級會議」呢？
當時，法國社會分為三個等級：第一等級教會僧侶，第二等級貴族，其餘人均屬於第三等級。三級會議顧名思義，是由三個等級選派代表參加的會議，各等級代表人數相同，且各有一票表決權。
三級會議（Estates General）場景，圖片來源：Oversimplified
對國王來說，召開三級會議並不是一個輕鬆的決定，而源於經過四次財政大臣的更換和財政改革的失利，法國依然沒能解決迫在眉睫的財政危機。
財政危機是一種「慢性病」，並非路易十六統治時期的產物，而是法國社會長期存在、並不斷積壓的經濟難題。
根據法國學者阿爾貝·索布爾（Albert Soboul）在《法國大革命史》中提到的《1788年御庫帳目報告》，當年法國支出高達6.29億鋰（即里弗爾，法國舊時貨幣單位，1795年被法郎取代），收入僅為5.03億鋰，虧空1.26億鋰。財政預算中，借債比重占到支出的50%以上，並預計次年，超過60%的國民收入都將用於抵充借債。
那麼，這種嚴重入不敷出的局面，又是如何造成的？
索布爾一針見血地指出：
「財政困境是大革命諸直接原因中最主要的。導致這種困境主要是由於稅收制度弊端百出，徵收方法混亂和納稅不平等。當然，除此之外還應加上宮廷的揮霍和戰爭，尤其是美國的獨立戰爭。」
路易十四、路易十五都是沉迷享樂而窮兵黷武的君王，路易十六即位之時，法國的經濟情況已經不容樂觀。然而王室成員和宮廷大臣們不以為意，依然無所節制，過著極盡奢華的生活。被諷作「赤字夫人」的王后瑪麗·安托瓦內特（Marie Antoinette），每年光花在服飾上的開銷就可達上百萬鋰。
瑪麗·安托瓦內特的個人傳記《斷頭王后》，奧地利作家史蒂芬·茨威格所著。
1756-1763年的「七年戰爭」中，法國共花費數十億鋰，被視為法國歷史上最昂貴的戰爭。而後法國為了向英國復仇，又極力支持跟自己沒太大關係的北美獨立戰爭，債務越積越多。
所有這些支出，都需要政府的財政收入來承擔，因此王室不斷加大徵稅力度。而三個等級中，第一、二等級都是特權階層，享受各種免稅政策，稅負幾乎全部落在了占人口絕大多數的第三等級農民身上。
對此，索布爾總結道：
「稅收制度的一個特點是它對於臣民和各省來說都是不平等的：沒有一項稅收的徵收對象是全體臣民，也沒有任何捐稅在整個王國是普遍的。」
02.
「納稅人平等」
在法國當時的稅收制度下，農民承擔的稅收種類和名目繁多，比如對教會的「什一稅」，對土地領主的橋路稅、市集稅、買賣稅以及各種地租，除此之外，還需要對國家交稅，同時遭受三股勢力的盤剝。
可是，他們交的錢又去哪兒了呢？
1788年的報告里顯示，法國軍用開支占財政支出的26%，其中軍官的花費超過了所有士兵的總和；宮廷和特權階級所得占近6%，約為公共教育和救濟支出的三倍。
在土地上不分日夜地辛勤工作的人，卻只能眼睜睜看著財富流向遙不可及的上層社會。
描述法國社會等級的漫畫，可以看出第三等級備受壓迫。
大革命爆發前夕，面對持續上漲的物價，第三等級人民已很難負擔基本的食物和生活，但為填補如滾雪球般越來越大的財政虧空，特權階層還在以各種名義向他們索取。
法國民眾日益不滿，動盪的種子在社會角落裡悄悄萌芽，暴動接連出現。為穩定社會局勢，王室不得不考慮將改革提上日程。從1774年起，在路易十六的支持下，杜爾哥（Turgot）、內克爾（ Necker）、卡隆（Calonne）、布里埃納（Brienne）先後擔任財政大臣，實行財政改革。
儘管四人改革的出發點和措施各有差異，但整體而言，改革的核心可以歸結為：「納稅人平等」。
改革大都從取消特權的角度出發，要求僧侶、貴族和第三等級同樣納稅，這樣既能擴大徵稅範圍，增加收入，也有助於平復人民的抱怨，穩定社會秩序。
另外，他們普遍要求上層縮減開支，以減輕國家財政不必要的負擔。
這些措施無疑具有進步意義。然而，在積重難返的財政赤字和權貴激烈反對的雙重壓力下，它們終究只是美好的幻想，最後化為了泡影。生性優柔寡斷的路易十六，在改革中逐漸向特權階層屈服，財政改革均以一次次的失敗而落幕。
改革之路行不通時，革命的火苗便開始暗自滋長。
圖片來源：Oversimplified
此時，18世紀的法國，受啟蒙思想的衝擊和浸染，「平等」的呼聲已然蔓延開來，勢不可擋。
03.
註定的結局
本意圖改革但屢屢受挫的路易十六，不得已把目光轉向了「令人驚恐」的三級會議。
令人驚恐，是因為三級會議本身就是對王權與獨裁的一種挑戰。
1789年5月5日，歷經波折之後，三級會議終於重新召開，與上一次會議已相隔了175年之久。
100多年間，法國社會思想早已悄然發生著變化，可不思進取的王室依然沿襲舊有的、不平等的開會體系，占人數80%的第三等級不僅只有一票，還被規定只能著黑色服裝出席。
所以，也許從一開始，這便註定了是一場沒有結果的紛爭。
意料之中，會議進展得十分不順利。王室本意是希望解決賦稅和財政問題，而特權等級無法與要求平等權利的第三等級達成一致。混亂之下，路易十六關閉了第三等級的會議大廳，第三等級憤而改組「國民議會」，並發表了著名的「網球場宣言」：
「王國憲法在可靠的基礎上制定並確立以前，會議決不解散。」
三級會議成為大革命最終爆發的導火線。終於，1789年7月14日，在這個法國近代史上極其重要、後來成為法國國慶的日子，巴黎人民攻陷巴士底獄，拉開了轟轟烈烈的法國大革命的序幕。
法國人民攻陷巴士底獄場景
這時，身在凡爾賽皇宮的路易十六卻仍然沒有意識到自己和這個國家即將到來的命運，他在記事本上寫下：「14日，星期二，無事」。
誰也沒有預料到，一場財政危機，直接導致了一代王朝的傾覆。
但又僅僅因為一場財政危機嗎？
被推上斷頭台的路易十六，又是否該為這場危機負責？
法國作家米涅曾在《法國革命史》里這樣評價路易十六：
「他的祖先給他遺留下一場革命。他比他的祖先中哪一個都更適合於防止或結束這場革命；因為他在革命爆發前能成為一個實行改革的國王，或者在革命爆發後作一個立憲君主。」
比起他的前任，路易十六無疑更加仁慈、溫和，甚至心懷百姓，但當已經腐朽的制度大廈行將瓦解，一個君王有限的開明並不能贏回民心，更不足以拯救帝國。
04.
反思革命：財政危機？
路易十六死前曾經說道：
「我雖然得死去，但絕沒有犯過任何指控我的罪行。我寬恕造成我死亡的人，我還要祈求上帝，在我的鮮血拋灑之後，在法國的土地上再也不流血了。」
但僅9個月之後，他的妻子安托瓦內特便同樣命喪斷頭台。此後數年，法國深陷長期的動亂，「恐怖」統治盛行，政權頻頻更迭，王朝復辟與共和的鬥爭風起雲湧。
1799年11月9日，拿破崙策劃並發動霧月政變，成為法蘭西共和國第一執政。五年後，拿破崙稱帝。在1800年代，拿破崙領導的法蘭西第一帝國與歐洲反法同盟對抗，史稱拿破崙戰爭，將所有歐洲列強都捲入其中。圖為法國畫家雅克-路易·大衛的名作《跨越阿爾卑斯山聖伯納隘道的拿破崙》。
可見不只路易十六，任何不能解決人民危機、不得民心的統治勢力都難以長久。而縱觀幾個世紀以來法國王室的浮沉，也不難發現，波旁王朝從輝煌到衰落，最根本的原因還是失去了民心和信任。
那麼，我們便可以重新審視這個問題：為什麼財政危機會引發法國大革命？
財政、稅收與人民的生活息息相關，與人民的基本權利息息相關，本質上，財政就不只是一個經濟問題，而是交雜政治、法律、思想的制度和社會問題。
簡單來說，大革命之所以爆發，是在長期不平等的稅制下，人民有限的供給和上層無限的野心之間的矛盾，不斷惡性循環，終於在某刻到達了崩潰的頂峰，革命之潮便如泄洪一般洶湧而來。
正如多數史學家所認為的那樣，法國大革命決不是一次偶然事件，而是歷史力量的彙集和爆發，不過正爆發在了路易十六的時代——一個經濟、制度積弊，無力回天的時代。
而法國大革命也成為審鑒歷史的一面鏡子，警示我們，無論什麼時候，關乎社會民生的財政危機、制度問題都不容忽視。
正如托克維爾所說：
「沒有任何事情比法國大革命史更能提醒哲學家、政治家們要謙虛謹慎；因為從來沒有比它更偉大、更源遠流長、更醞釀成熟但更無法預料的歷史事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