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龍說。1992年，我們在長春拍戲，在一個老的火車站，我們在火車上面拍，底下就有那種賣瓜子的小攤，攤主是個老婆婆。休息的時候我往窗外看，就看劇組裡很多人都到老婆婆那兒，抓一把瓜子轉頭就走。我覺得很奇怪，就把他們叫過來：「你們幹什麼？給錢了嗎？」他們說：「大哥，我們給了，給了5塊呢！」我走下火車，沿著火車道往兩邊看，看不到底也看不到頭，就問：「老太太你是怎麼來的？」「我每天早上推著車過來。」「這些瓜子都賣完是多少錢啊？」「大概幾塊錢吧，他們給了我5塊，我就給他們隨便吃。」我那時候也不了解內地的物價，也不知道瓜子真就是一毛錢一大把，就說這個太離譜了，我給你100塊，你今天早點收工回家吧。
那時候火車還是燒煤的，片場附近有個廢棄的火車頭，裡面有個大水箱，打開蓋子裡面都是水，特別髒。拍戲的中間，我就老看見旁邊一個小孩子，才八九歲，就在那個火車頭的大水箱裡面游泳。在片場溜達久了，他也認識我了，每次就看他一副吊兒郎當的樣子，有時候嘴裡還叼根煙，渾身上下髒得喲，全身都是黑的，還跟著劇組的人管我叫大哥。有天我就跟他說，你幹什麼的？怎麼這麼髒？給你300塊，先去洗個澡，再去買套衣服！
沒想到他還挺聽話，一個下午之後回來了，哇，白得呀，乾淨得我都認不出來了，還穿著一套全白的衣服回來：「大哥，我洗過澡了！」我說：「不錯！」
第二天我再看，又變回一個小黑孩兒了
我在一部電影裡面的職務太多了，除了導演、編劇、演員、武術指導之外，我還會做生活總監。什麼叫生活總監？每個人的衣食住行我都要管。我要每個人都吃得很好，每個人都住得很好，每個人在片場用餐的時候都要有座位。350個工作人員，現場要有350把凳子。400人吃飯，現場要有400人坐的台子。不能坐在馬路上吃飯，要有帳篷給他們擋風遮陰。
這麼多年下來，我看過太多不好的事情。有很多製片主任把飯錢扣一半，把臨時演員的錢從80塊壓到20塊，這樣的情況在我的劇組不允許出現，我都要親自去管。每個臨時演員都是自己領錢，你不要把10個人的錢讓一個人代領，這個人也許會把人家辛辛苦苦賺來的錢坑掉。也正因為看過很多這樣的情況，我才要在成龍的片場樹立一個典範，給所有現在開工的製片、導演、老闆知道，毛病是存在的，但我們要懂得去管理。
拍《十二生肖》的時候，我們要在中影一個攝影棚搭一個巨大的景，那天製片通知我去看現場。一進去我就看到所有工人在燒鐵焊，因為我的景要求搭得真實，並且滿足拍動作戲的要求和強度。攝影棚1500平方米的大空間，我剛走到門口就受不了，要馬上戴上口罩。我先去看那個模型他們搭到哪裡了，再一看裡面沒有燈，只是靠射進來的太陽光在工作，越往裡走氣味越嚴重。
我當時就心頭一陣怒火：「誰是負責人？」他們就把這個景的總負責人叫到我面前：「大哥什麼事情？」「開燈，開抽風。」那個人就說：「大哥，這個要錢的。」我說：「馬上開！沒人給錢我給！開個風扇要很多錢嗎？你們這樣是在謀害人你知道嗎？你們讓這些工作的小孩子起碼短命10年！燒他媽一個月，沒他媽眼鏡戴，就這樣燒！聞的都是這種氣味啊！我今天下午就要看到現場有抽風機！」
他們看我真的生氣了，馬上就想辦法在現場放上了抽風機。
第二天我看到韓三平，就跟他反映這個事情。那天，韓三平和張宏森局長，又跟我一起來現場檢查，我看他們確實把現場條件改善了很多。現場負責人過來說：「大哥你看，這裡是我們吃飯的地方，這裡是我們休息的地方……」我說：「你對我好沒用，你要對工作人員好。」
幾天之後，我正在現場工作，旁邊有個很年輕的工人走過來，說，大哥謝謝你。我轉頭看，也不認識他，後來才知道是燒焊的工人。
我每天在現場，後面恨不得有800個人看著我，我老是時時刻刻去想人家的感受。我常跟自己劇組的人說，咱們拍戲的，要當人是人，不要當人不是人。這是我拍戲的一個原則，很要緊。尤其在今天，我拍戲既不是為了錢，也不是為了獎項，我都是為了完成自己的理想，這個原則就更要遵守。
有一次我去上海工作，在機場看到有人就在「禁止吸煙」的牌子下面抽煙。我走過去，指著牌子說：「你不認識字嗎？這裡不能抽煙。」那個人瞥了我一眼，轉頭就走了。剩我一個人站在那裡像個傻子一樣。
到了上海跟王力宏約了見面，我們兩個一起坐在車的後排，無聊就看著窗外。結果我就看到窗外經過一輛大公共汽車，裡面有個女人抱著個孩子，隨手就把擦了髒東西的紙巾扔到了窗外。我就跟王力宏說，你看，怎麼會這麼沒有公德心，我一會兒趕上這輛車，一定要說她幾句！師傅，開快點，追那輛公車。
等我們的車追到那輛車的旁邊，我打開車窗，還沒來得及說話，就看王力宏對著那個媽媽說：「喂！你怎麼能亂丟垃圾呢？你這樣會給小孩子做不好的榜樣知道嗎？……」說了幾句，我們的車就開到前面去了，把那個扔紙巾的媽媽愣住的表情甩在了身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