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展雄/文 一
法國大革命期間，各地農民暴動，此時一位英格蘭旅行家阿瑟·揚（ArthurYoung）正在海峽對岸周遊。仇富情緒上頭的法國窮人看到這個外國人衣著考究，就把他抓起來，準備私刑處置。遊客忙說自己是英國人，還科普介紹英國的國情。阿瑟·揚在農業經濟學方面頗有研究，他說在不列顛島貴族要交稅，貴族肩負社會責任；英國的稅收政策合理，也沒有徭役攤派。
法蘭西的農民們轉怒為喜，把他放了，還稱讚國外製度好。這個故事就發生在《甜蜜的世仇：英國和法國，300年的愛恨情仇》和《貨幣王者》二書所展現的廣闊「舞台」——英法三百年的互相競爭，兩國在軍事、政治、經濟的全方位博弈。
眾所周知，英國是人類歷史上第一個資本主義國家，是自由貿易的大本營。不流血的光榮革命為英格蘭的崛起做出重要的鋪墊。《甜蜜的世仇》告訴我們，1688年光榮革命發生的時候，在思想界反響並不大，很久以後才獲得重視。歐洲人並不覺得英倫三島的君主立憲制和商貿文明有任何制度優勢。歐陸諸侯們學習的對象是路易十四，他們模仿波旁王朝的中央集權、富國強兵模式。
路易十四親政時，陸軍有20萬，通過不斷軍費投入，到了1710年，軍隊人數膨脹到30萬。來自德意志的薩克森元帥受巴黎招攬為法軍效勞，他在1674年阿爾薩斯戰役結束後做出如下評價：「法國步兵是歐洲紀律最嚴明、最能吃苦耐勞的軍隊。」1667年，年輕的太陽王小試牛刀，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征服佛蘭德和弗朗什-孔泰；在西線，他進攻荷蘭，終結了這個「海上馬車夫」的黃金時代；往南，他安排自己的孫子、安茹公爵腓力，送上西班牙的王位，1701年腓力啟程臨行之際，路易十四留下一句意味深長的贈言：「庇里牛斯山脈已不復存在。」
作為陸權國家，法蘭西的短板在海軍，然而依然出現了鶴立雞群的人物，福爾班騎士組織了一支炮火猛烈的艦隊，威震亞得里亞海。當地水手出行前向上帝祈禱，禱詞是：「保佑我們不要遇到暴風雨和福爾班騎士。」
波旁王朝不僅擁有令人生畏的兵力。帕斯卡、拉瓦錫的科學之光碟機散了中世紀的黑暗愚昧，照亮新世界；文學方面，戲劇有高乃依、詩歌有拉封丹，小說有盧梭。繪畫藝術推陳出新，巴洛克、洛可可、新古典主義風格遞次演變。從德意志各邦那些芝麻綠豆大的侯國，再到橫跨亞歐兩洲的沙俄，都在師法太陽王，各國宮廷都在說優雅的法語腔調。與此同時，「經由斯圖亞特王朝的復辟，英國已經淪為一個微不足道的國家」（法國作家米什萊所言），即便光榮革命發生後，歐洲也並沒意識到這是政治上的新紀元。
直到1756年，七年戰爭（SevenYearsWar）爆發，波旁王朝的疲態暴露無遺。法國喪失了海外的眾多殖民地和商業據點，倫敦徹底獲得印度「這個皇冠上的寶石」以及北美的宗主權。
此後日不落帝國的霸權奠定，盎格魯-撒克遜人遍布全球，有軍事史學家評價，「經過魁北克之戰，英語這一1500萬人使用的日耳曼方言，逐步擴大成為近五億人使用的語言。」此前不久的豐特努瓦戰役（1745年），奧地利王位繼承戰爭的關鍵一役，反法聯盟曾折戟沉沙，英國軍人在此戰蒙羞，短短數年後，他們面對法軍終於擁有了陸戰優勢。七年戰爭驚醒了法國的高層，凡爾賽宮廷的重臣舒瓦瑟爾察覺到敵國的制度優勢，實行了包容啟蒙文人、放寬報紙審查等政策，試圖與進步力量緩和。
一些有識之士早就意識到，法國的金玉其外敗絮其中。1726年伏爾泰流亡到倫敦，大開眼界。他看到，不列顛的精英階層充滿了勤勞、腳踏實地的商人，在凡爾賽宮都是些"在假髮上敷粉"的貴族執掌朝廷。企業家精神也鬆動了英國的階級結構，成功的商人能進入議會成為社會的立法者。招待伏爾泰的東道主福克納便是一位商人，他後來升任英國駐土耳其大使。伏爾泰敘述道，"商業已使英國的公民富裕起來了，而且還幫助他們獲得了自由，而這種自由又轉過來擴張了商業；國家的威望就從這些方面形成壯大了。(《關於英國的通信》)"他後來創作戲劇《薩伊》，沒有按照慣例題贈給貴族，而是題贈給商人福克納。他在獻詞上寫道：「我把這部悲劇題贈給你，有如我題贈給同國的文人和知交一樣……同時我能夠很高興地告訴我的國人，你們用何種目光看待商人，在英國，對於光耀國家的職業，大家知道尊重。」
在光榮革命後的短短十年里，股份公司的數量從11家增加到大約100家，倫敦出現了一個高度組織的股票市場，報紙上刊登著股票交易的消息。伏爾泰參觀了這所倫敦交易所，他稱讚商業促進世界和平，猶太教、天主教、新教徒坐在一起,每一個人都平等對待彼此,只要基於互益互利互信，"這裡唯一的異端是破產"。
而孟德斯鳩在1733年觀摩了威斯敏斯特議會大廈，對光榮革命所形成的混合憲政讚賞有加。當歐洲精英階層普遍認為路易十四的開明專制（enlight－eneddespotism）高效的時候，孟德斯鳩就做出批判，呼籲削弱行政權，實現三權分立。
七年戰爭後，更多人開始比較兩國制度。亞當·斯密造訪巴黎、土魯斯與大半的法國南部，他出入於知識界的沙龍，探討法國的稅制、貿易。根據休謨的說法，《道德情操論》一時「洛陽紙貴」，連國王的情婦蓬帕杜夫人、舒瓦瑟爾伯爵夫人都在讀亞當·斯密的書。文章開頭提到的那位阿瑟·揚也是旅行者之一，他熱情宣傳英倫三島的先進農業。去不列顛周遊的外國觀光客則看到，倫敦金融城的富豪遠比日耳曼、義大利的王侯來得闊綽。
法國精英階層原本輕視對手，把「約翰牛」看作野蠻沒文化的民族，不配跟優雅的法國相比。在伏爾泰和孟德斯鳩等人的引領下，風氣發生轉向，當時巴黎有16份專門探討英格蘭思想文化的期刊。有個過分自傲的法國媒體酸溜溜地評價：「英格蘭人神奇地改了頭、換了面……這群向來以最驕傲、最好妒……最野蠻聞名的人……據伏爾泰先生所說，卻是最高尚、最慷慨……完美的典範。」
二
正如《貨幣王者》所描繪的那樣，英國在16世紀還是一個毫無冠軍相的歐洲國家，卻在18世紀領跑，19世紀崛起登頂。其中，英格蘭銀行（BankofEngland）起到了巨大的助力作用。原本，英國人跟其他國家的人一樣，熱衷於求田問舍，不成比例的資本流入土地。1660年之後，自由派取消了很多工商業的壟斷特權。1694年，英格蘭銀行建立，發行低利率的國債，進一步刺激了投資者的熱情，英格蘭銀行也成為全球第一個中央銀行。亞當·斯密說：「英格蘭銀行不是作為一個普通銀行，而是作為國家的大蒸汽機在起作用。」
英格蘭銀行成立，促使國家的公共借貸常態化，為帝國遠征提供了充實的支援。法蘭西以透支國力的代價滿足太陽王稱霸的野心，他死後留給子孫後代大約30億的巨額債務。由於財政體系落後，王室償債能力弱，對債權人拒不付款、寫下欠條，甚至反過來把他們關進監獄，法國在1759年、1760年和1770年就是這麼做的。越往後借債風險越高，到了大革命前夕，在金融市場上法國王室得支付雙倍於英國的利息。
英國健全的財政體制，也不是一蹴而就的。仔細觀察他們的社會結構就能發現，在新興工商業領域新教徒占據了極高的比例。
眾所周知，亨利八世的宗教改革並不徹底，英格蘭既打擊羅馬教皇權威，也抗拒加爾文、路德等新思想，一切以鞏固政權為出發點。1539年，亨利八世召開議會，頒布《六條信綱》，要求聖餐禮等若干教義和禮儀跟天主教折中。國王對新教毫不手軟，有三個教士堅持路德派觀點，被當作異端處理，燒死在倫敦的火刑柱上。
到了17世紀初，英倫本土出現了一位神學大師，坎特伯雷大主教威廉·勞德，他熟悉經典理論，造詣能夠和加爾文等新教領袖匹敵。聖公會（即英國國教）由此分為傾向勞德主義（Laudi－an）的高教派（HighChurch），和更激進的低教派（LowChurch）。而不加入官方宗教的新教徒則被稱為不從國教者。
查理二世出台《宣誓和市鎮法案》，禁止不從國教者進入軍隊和公務員系統，也不能進入高等學府，禁止新教的牧師在城鎮30英里內傳道。1689年（光榮革命成功的第二年），瑪麗和威廉雙王頒布《寬容法案》，對不從國教者鬆綁，但仍保留了《宣誓和市鎮法案》諸多法條，因為聖公會跟上下尊卑、君君臣臣緊密結合在一起了。捍衛聖公會的權威，就是捍衛君主制的權威。王室的態度是既要反右（天主教舊信仰），也要防左（不從國教者）。
新教受到各種限制，牛津劍橋只允許國教徒進去。大科學家牛頓信奉一個異端的論派（否認三位一體，不承認耶穌是神），他隱瞞了自己的思想信仰才得以進了體制內，拿到了劍橋大學的教授職位，劍橋到1864年才解除教禁，牛津大學則是1854年。
由於無法進入軍公教，不從國教者只能前往手工業或者商人職業，依靠勤懇發財致富。由此兩黨形成分野，新教徒和國教的低教派構成輝格黨的基本盤，該黨主張發展城市工商業和貿易，增強金融體系；而托利黨則獲得國教的高教派的支持，代表土地鄉紳群體的利益，英格蘭銀行最早的股東里僅僅有兩個貴族。
從內政到外交，兩黨互相對峙，在跟太陽王抗衡的布局中，威廉三世和輝格黨將英軍集中在尼德蘭南部，保衛荷蘭盟友；具有重農抑商色彩的托利黨則厭惡荷蘭的加爾文派信仰，對荷蘭的親商氣氛（英格蘭銀行正是倫敦金融家借鑑荷蘭人的經驗所創辦的）也比較輕蔑。托利黨領袖竭力鼓吹，不要把軍隊放在路易十四臥榻之側的荷蘭，應當攻打法國防務網最薄弱的地方，即美洲殖民地和公海。
每當輝格黨控制議院便會大舉開徵土地稅，以籌集軍費。反之，托利黨調低土地稅的稅率，減輕本階級的負擔，而此政策會導致國債利率上升。托利黨頭號政治哲學辯護士博林布魯克子爵公開抨擊倫敦金融城威脅到英國憲政，理由是國家被這一小撮少數富人控制在手裡。
宗教衝突和經濟利益最直觀的一次掛鉤是在1710年的亨利·薩謝弗雷爾案件。薩謝弗雷爾是好鬥的高教派教士，狂熱反對自由主義，他公開譴責輝格黨的自然權利、天賦人權思想。法庭以薩謝弗雷爾抨擊當局外交政策為由進行懲罰，銷毀其布道錄，停業三年。輝格黨執政者有意殺雞儆猴卻引發了反彈。震怒的高教派信徒上街鬧事，不僅砸了輝格黨政要的家宅，還在英格蘭銀行門前大鬧一番，這家財政機構已然成為新教和輝格黨的象徵。此次變故，連帶輝格黨政府在1710年大選中失利。
18世紀的政治改良里，英國自由派最有力的盟友來自不從國教者和低教派，改良運動在約翰·威爾克斯（JohnWilkes，1725—1797）手裡達到巔峰。他出生在一個不從國教的商人家庭，在荷蘭接受教育，威爾克斯在英國民主化歷程里占有一席之地，他三次當選議員，三次遭到朝廷罷黜。他辦報紙嘲諷國王喬治三世，遭到逮捕，囚禁於倫敦塔。一周後，大法官宣布議員特權神聖不可侵犯，將威爾克斯開釋。
1770年，威爾克斯出獄後，英國各地慶祝。王權在喬治三世治下跌落谷底，其一，他處理北美獨立的拙劣表現，其二，正是他對威爾克斯的蠻橫態度。議會的反擊把喬治三世徹底變成立憲制下的虛君。
三
光榮革命後，改良派主張捍衛議會的權威，反對賄選、反對買官賣官。這種進步運動促進了封建體系的瓦解，商貿的發達。
18世紀中葉，不列顛幾乎沒有了內部關卡，而法國的阿圖瓦（Artois）、佛蘭德、布列塔尼、吉耶訥（Guyenne）、聖通日（Saintonge）、朗格多克、普羅旺斯（Provence）各省之間有很多舊制度的稅卡。關稅阻礙了貿易，普羅旺斯的官員抱怨說，本土有許多能夠在巴黎市場上暢銷的土特產被關卡所拖累，他形容「人造障礙的泛濫成災，讓原本不超過四五個星期的行程生生拖延到三個半月」。
亞當·斯密告訴人們，「英國繁榮的主要原因之一是稅率統一且沒有內部關稅壁壘」。可惜波旁王朝的舊制度積重難返，朝廷的保守派過於強大，他們對於英格蘭的工商文明不屑一顧，這些人還炮製了一個「英國新迦太基論」的概念。
歐洲各國喜歡標榜自己繼承羅馬，德意志人有他們的神聖羅馬帝國。太陽王時代的法國也自詡繼承了羅馬，精英階層飽讀詩書，熟知賀拉斯、維吉爾、塔西佗、李維的文章，法國跟羅馬同為「軍事、藝術及法律之母」。然後再把英國比作「當代的迦太基」，商貿發達、唯利是圖、見錢眼開的國度。法英對抗在報紙文人的筆下，恍如虔敬的、以土地為基礎的羅馬與殘酷的、攫取錢財、重視海洋商貿的迦太基之間古老戰鬥的重演。
當世界上第一場金融泡沫，南海公司泡沫發生後，路易十五的朝廷，更加覺得英國那套資本主義只是魔術師的把戲，凡爾賽宮的財政總監亨利-萊昂納爾·貝爾坦評論，英格蘭銀行和金融股票是在紙上創造出來的把戲，不值得模仿。事實上，倫敦金融城經歷南海泡沫後，規範了保障投資行為，很快英國的公共財政恢復健康，還更加有活力。
當大革命爆發後，雅各賓派繼續宣傳「英國迦太基論」。法國還是「羅馬」繼承人，只不過稍稍變形，側重於羅馬的共和制度那一面，強調羅馬的公民美德，熱愛自由、樸素、勤勉、自我犧牲、勇氣、正直和公正。羅伯斯庇爾曾被朋友這麼描述，「一個擁有古代偉人慷慨之風、完全獻身於公眾的人……這個羅伯斯庇爾是一個真正的羅馬人」。革命領導者的公開講話經常引經據典，引用古希臘、古羅馬名人和他們的辭藻，這不僅因為這些革命者受過良好教育，而且他們認為，古典世界是智慧之泉，可以從中直接汲取政治經驗。雅各賓派把新古典主義藝術發揚到顛覆，著名的油畫《荷拉斯兄弟之誓》，歌頌古羅馬人為國而戰，大公無私。他們放話，「戰士民族（古羅馬—法蘭西這個譜系）必將征服商人民族（迦太基—英倫三島這個譜系）。」
1806年，拿破崙頒布大陸封鎖令。前提背景是倫敦趁著歐陸打仗從各國（無論是革命政權還是舊王公）貿易發了一筆財，這加深了「英國迦太基論」的刻板印象。
法蘭西第一帝國的軍團旗幟參考了羅馬鷹旗，官方報紙《世界箴言報》發布了一篇署名為拿破崙的文章：「英國的貪婪和野心終於大白於天下，影響這政策和野心勃勃目標實現的唯一障礙是勝利、穩健、繁榮的法蘭西；她朝氣蓬勃的開明政府；她高尚傑出的領袖……但歐洲在觀望。法國在武裝。歷史在記錄。羅馬摧毀了迦太基。」
在法國看來，古代的迦太基只關心物質利益，沒產生高雅的文化，新時代的迦太基也如此。拿破崙在跟顧問們的一次聊天中表示，「我讀了（莎士比亞）根本比不上高乃依和拉辛。他的所有戲劇都無法卒讀；真是令人憐憫……法國無須羨慕英國的任何東西。」
這種仇英情緒漫延了很長時間，持續到第一次世界大戰開打的幾年前。法國通俗小說界有個暢銷作家德里昂，他擅長寫架空文，國際局勢風雲變幻，不久後的未來戰爭爆發。這種預言文學是當時歐洲的一種風尚，1906年英國人威廉·魯鳩寫下風靡一時的《1910年大入侵》（TheInvasionof1910）。作者構思了4萬德軍精銳部隊登陸英倫三島的恐怖場景，如「羅斯頓血戰」「倫敦大轟炸」。還有柯蒂斯上校的《睡夢中的英格蘭》（WhenEnglandSlept），在這本預言小說中，倫敦一夜之間被德軍占領。德里昂的成名作則是《併吞英格蘭》（DownwithEngland），未來英法爭霸以埃及爭奪戰為導火索，最終以大英帝國失去其殖民地為結局，小說中的法軍英勇善戰，還沒收了額爾金的大理石像。《併吞英格蘭》體現了法國的國民情緒：英國在全球經濟處於宰制地位，英國是剝削世界的「新迦太基」必須被打敗。
然而，無論巴黎文人怎麼抨擊英倫三島的唯利是圖、不講公正，也改變不了這樣的事實，「英國新迦太基」是平民生活最舒服的地方，光榮革命後英國社會蒸蒸日上。1851年法蘭西第二共和國成立，這個政權拿得出手的產業仍然是服裝、精緻瓷器等奢侈品，一家報紙一針見血地評論：「英國這樣一個貴族的國家竟能成功地供養它的人民，而法國這樣一個民主國家，卻只善於為貴族階級生產商品。」從路易十四時代以後，法蘭西每況愈下，被原本屈居歐洲版圖上窮鄉僻壤的島國所趕超，但它傲慢，故步自封，不學習敵人的長處，這才是法國最大的悲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