嚴嵩就是抓准了嘉靖的這一點，全力支持嘉靖搞道教事業，所以才被嘉靖賞識，一步步做到了內閣首輔的位子，專權亂政。

可以說，這時候的明朝已經陷入了嚴重危機，毫無生氣，就是依靠著慣性在走，如果不加以改革，滅亡之日就不遠了。

看到這種情況，張居正直接給嘉靖上了封奏疏——《論時政疏》，提出了朝廷存在的種種問題和改革辦法。畢竟20多歲嘛，年輕氣盛，很有理想主義情懷，想做一番大事業。但是結果可想而知，嘉靖都沒搭理他。

張居正在家鄉的這幾年，可不是為了修身養性，從此不問世事了，要當陶淵明了。他是在韜光養晦，他在等一個機會，一個能讓他真正實現改革政治的機會。

這讓張居正覺得政治局勢有了轉機，他看到了希望。在倒嚴鬥爭中，張居正經常給徐階出主意，徐階非常欣賞他。在張居正回到朝廷後沒多久，就被升職為右春坊右中允，領國子監司業事。後來又成為了裕王朱載坖（jì）的侍讀，並且深受裕王的賞識，這對張居正的仕途發展是非常有利的，因為裕王朱載坖就是後來的隆慶皇帝。

嘉靖四十一年（1562），嚴嵩罷相，徐階成為了內閣首輔，開始進行了一些改革，糾正嚴嵩在位時的倒行逆施，也確實取得了一些不錯的成果，但是整個國家的糟糕情況並沒有根本性的扭轉。

原因很簡單，因為嘉靖皇帝自己就沒想過要改革，他和之前一樣，該幹嘛還是幹嘛。徐階一直都是小心翼翼地處理和嘉靖的關係，不敢有絲毫僭越，生怕哪件事兒惹了他，把自己給擼了，到時候啥都別想改了。因此徐階的這些改革，那就是只能是戴著腳鐐跳舞，所改動的範圍和幅度都很有限。

大家要知道，在君主專制制度下，皇帝是最高統治者，擁有最高的政治權威，要想取得改革的成功，就必須要取得皇帝的支持，這是必備的前提。

現在有些人批評古代人把政治理想的實現寄托在所謂的「聖君賢相」上，寄托在出現一個好皇帝，希望皇帝本人能回心轉意上，因此稱之為這是其歷史的局限。

如果從今天的角度看，這個評論並不能說是錯的。但是我想說的是，除了從今天的角度看，我們也要站在當時的情況下看。在當時，在那種體制下這是唯一可行的辦法。要不怎麼辦呢？難道要推翻皇帝嗎？那還是改革嗎？那就是造反了呀。

或者要不就是推翻整個君主專制制度。但是以古人所能想像到的、所能接觸到的思想資源里，根本不存在君主專制制度之外的新的體制，最多只是在這個體制上修修補補。就連思想很超前的黃宗羲，明末清初的啟蒙思想家，他強烈批評君主專制制度，並且提出了改革措施，但是也沒說要取消皇帝這個角色。因為當時的他根本想像不到，一個國家沒有皇帝會怎麼樣？還怎麼治理？

所以，當時希望改革的人都很清楚，要想啟動大規模的改革，就要等嘉靖皇帝駕崩。而且在他們看來，這個日子並不遙遠，因為當時嘉靖的身體每況愈下，尤其是在嘉靖四十三年年底開始，他一直生病，主要原因是他一直服用所謂的養生、能長生不老的丹藥。最終在嘉靖四十五年（1566），嘉靖皇帝駕崩。

嘉靖皇帝去世後，他的兒子裕王朱載坖繼承了皇位，改元隆慶，一個新的時代到來了。張居正升任禮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學士，一個多月後，升為吏部左侍郎兼東閣大學士，進入內閣。幾個月後，又改任禮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加少保兼太子太保。

此時的張居正成為了大明的頂級官員，已經不同於當初剛步入仕途那會兒了，終於可以放開手腳，從更大程度上影響政治，進行改革了。

很多人認為改革是從萬曆年間開始的，都是由張居正主持的，但是著名明史研究專家韋慶遠老師認為，這場改革其實從隆慶年間就開始了。從隆慶三年（1569）高拱復出任內閣首輔，張居正作為內閣重要成員開始，到萬曆十年（1582）結束，總稱為「隆萬大改革」。隆慶時期是這場改革的第一階段，由高拱和張居正共同主持，萬曆時期為第二階段，由張居正獨自主持。

我們去看張居正具體的改革措施，可能並不會覺得有什麼特別創新的地方。如果你去看歷朝歷代的改革，就會發現，每個王朝後期出現的問題都差不多，因此改革措施也差不太多。雖然因為彼此面臨的實際情況不完全相同而有所區別，但是相似性絕對大於差異性。

比如明朝當時官員貪污腐敗，渾渾噩噩，不認真幹活兒，怎麼辦呢？那就整飭吏治，選賢任能，能者上，不行者下，加強監管和考核。當時還推出了一個「考成法」，專門用來考核官員的。

再比如財政匱乏、朝廷沒錢，怎麼辦呢？那就開源節流嘛，在節流上，削減宮廷用度和朝廷不必要的開支。在開源上，嚴厲打擊官員貪污賦稅，實行清丈土地，把勛臣貴族、地主豪強隱瞞的土地、人口，全都查出來，必須要繳納賦稅。

實行新的賦稅徭役制度——一條鞭法，把各州縣的田賦、徭役以及其他雜差、貢納總為一條，合併徵收銀兩，按畝折算繳納，並且由官收官解。這樣不僅簡化了稅制，方便徵收稅款，緩解了因賦役負擔不均而造成的社會危機，同時也使地方官員難於作弊，進而增加了財政收入。

還有軍事上，北邊蒙古韃靼部落威脅國家安全。怎麼辦呢？那就提高北方邊境的軍事力量，積極防禦。張居正根據韃靼不同部落對明朝的態度，或打壓或招撫。任命譚綸、戚繼光、李成梁等名將主持邊防事務，積極操練兵馬、提高軍隊戰鬥力、修繕長城、加固城防。

隨著年齡的增長、閱歷的增加，我有一個很深的感受，我越來越發現，很多時候要想做成一件事，其實不需要你絞盡腦汁地去想辦法、去創新，辦法就那些，大方向都知道，關鍵在於能否按照這些方法執行下去、在於具體執行的細節。

一個偉大的政治家、實幹家，除了思維超前之外，更重要的就是執行力，而這一點是很多人所欠缺的。我見過太多的人，把大量的時間都耗費在想所謂的好點子、思考好方法上，而忽視了執行。

而張居正恰恰就是一個執行力很強的人，而且他還是個運氣很好的人。

在隆萬大改革的這十幾年裡，張居正歷經隆慶、萬曆兩個皇帝，這兩個人一個不想管事，一個管不了事，這才讓張居正得以集中權力、不受干擾的、按照自己的意願進行改革。

隆慶皇帝這個人昏庸無能、貪財好色，而且不願意管理朝政，本來就不是一個好的改革君主。別看隆慶和他爹嘉靖都不太願意上朝，但是二者卻不一樣，隆慶是真的撒手不管，而嘉靖他只是不上朝，不是不管事兒。

有人評價他「晚年雖不御殿，而批決顧問，日無停晷。雖深居淵默，而張弛操縱，威柄不移。」大家要是看過《大明王朝1566》的話，對陳寶國老師演的嘉靖皇帝印象應該很深刻，看似不管事兒，但實際上大權獨攬，操縱朝政。

正是因為這樣千載難逢的機會，張居正才能有這十幾年的時間，尤其是在萬曆在位的前十年，大權獨攬，放手改革，史稱「江陵柄政」。

可惜張居正一死，萬曆皇帝就翻臉不認人，他本人的各種榮譽稱號被剝奪、還被抄家。各項改革戛然而止，甚至還發生了大倒退。萬曆皇帝驕奢淫逸、貪圖享樂，和他爺爺嘉靖一樣，二十多年不上朝，政局更加敗壞。以至於後來崇禎皇帝在位的時候，再怎麼努力也沒用，所以史家常說：明實亡於萬曆。

關於張居正改革最終的失敗，著名明史專家韋慶遠老師在《暮日耀光——張居正與明代中後期政局》一書中說得很好：「張居正在萬曆時期進行的長達十年的改革，基本上是依靠一己的權力地位和個人的威望魅力以推動的，內閣同僚既多心懷叵測，文武大吏中實心誠意襄助、矢死靡他的亦少，基本上是實行人治方式。一旦人亡就必然政息，很自然會由上而下地掀起反動倒退的逆流。

他沒有，也不太可能建立起一套堅強的特續貫徹改革方針的體系，保證執行改革政策的連續性；他沒有，也無力從根本上清除傳統政治積澱的層污重垢，一俟氣候合適，這些污垢就沉渣泛起，翻騰濁浪。

張居正當然是一個政治強人，但在皇權專制和深遠的傳統政治面前，則又是處於弱勢。在16世紀的中國，要對氣息奄奄、百年腐敗已毒入骨髓的明皇朝輸血補氧，要重新健全其統治機能，全面恢復社會的生機，實在是極不容易的事。

正如王夫之在《讀通鑑論 ?宋論》中所說的那樣：『一日而欲挽數千年之波流，一人而欲拯群天下之陷溺，難矣哉！』在這個意義上說來，隆萬大改革終歸於失敗，張居正無力回天，又是可以理解的。」

接下來的兩篇文章，我會聊下張居正升職記，他是怎麼一步步成為首輔，並且還能牢牢控制住內閣大權十年之久的，以及為啥張居正最後的下場會那麼慘？歡迎大家關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