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蘭·昆德拉曾經在我的閱讀史上占據非常重要的位置，幾乎他的所有小說、所有文論，包括他在捷克社會中曾經的秘聞我都細細閱讀過、探索過。
那是2000年左右，我剛到北京讀書，就被席捲而來的昆德拉熱給卷了進去。年輕學者、年輕知識分子都是他的忠實讀者並為他小說和文論所提供的新的起點而激動。我們熱切地討論他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討論他的文學理論著作《小說的藝術》《被背叛的遺囑》，並在論文里引用他的話。「知識分子」是我們在談到昆德拉時所使用最為頻繁的詞語。作為試圖想參與社會進程的、並且總有某種使命感的那撥人，總是把昆德拉視作同路人和引路人。
為什麼會有這種感覺？我閉上雙眼，仔細辨析閱讀昆德拉時所感受到的精神衝動和某種隱秘的愉悅。
昆德拉的小說滿足了知識分子的某種虛榮，這種虛榮來自於這一稱呼本身所帶來的古老的使命感，以及這種使命感的難以實現。在任何一種社會制度中，知識分子總是被抬到很高的地位，但實際上又處於被架空的狀態。昆德拉小說強烈的批判性和介入性使得這種「架空」得到某種實現。
當《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中的托馬斯頭上頂著性的氣味走在小鎮上，他的洗窗工身份和他以往的知識分子身份形成巨大的反差，他在這裡獲得了他以往身份所從來沒有獲得過的自由，性的自由，某種意義上，也是生活的自由。在這裡，昆德拉非常巧妙地使用同構和隱喻的修辭手法，讓讀者在閱讀中把「性」與「自由」直接聯想在一起，這使得托馬斯的洗窗工生活具有了某種精神的實踐性——知識分子一直嚮往的反叛，與大地、生活直接接觸的挑戰，不負責任的自我的顯露。所以，特瑞莎的孤兒氣質、她對托馬斯的忠誠追隨固然能夠得到大部分讀者的認同，但是，骨子裡，我們卻更欣賞薩賓娜，因為昆德拉在她身上賦予了他所認為知識分子應該具備的所有氣質，他甚至用「詞條」的寫法去羅列、梳理並提醒讀者關注到相關詞彙。譬如「媚俗」。如今這個詞已經快被「俗化」到了它的對立面。但是，在1960年代末政治環境非常緊張的布拉格，這一詞語卻具有突破性的叛逆力量。
昆德拉說：我是反對媚俗。
非常有意味的是，在反對媚俗中，昆德拉塑造了一個最能媚俗知識分子趣味的知識分子，托馬斯幾乎滿足了所有知識分子對自己的想像，這可能是昆德拉在創作之初所根本沒有想到的。
這也是事物的詭異之處。我們用一種觀點反對另一種觀點，而當事物真正開始之後，你發現，你創造出新的觀點正是當初你所反對的。
但仍然是一種螺旋型上升。儘管否定之否定後面還是否定，卻依然內含希望。
這也是昆德拉小說之所以總能給我們沉悶的心靈以洗滌的原因。我從來沒有把《被背叛的遺囑》當作文學理論，而是把它當作「如何在小說中尋找一扇打開世界窗口」的指南來讀，這樣解釋太不學術了，但它確實引領無數讀者重新理解卡夫卡，重新理解小說藝術的本質。昆德拉告訴我們，卡夫卡並非是完全絕望的，在《審判》中，為什麼卡夫卡詳細地描述了「K」所居住的大院，那個晨霧中充滿污濁的、世俗的院子？那個大院幾乎是《審判》中唯一柔軟的筆調，儘管所描述的仍然是骯髒的生活，但只有這個亂七八糟的大院超越了令人恐怖的權力和秩序，這是生活在一起的人類所創造出的合力的形態，是無知無覺的、非理性的，卻以其無秩序性反對無處不在的秩序。我喜歡這樣的闡釋，昆德拉賦予了《審判》以彈性和溫情，實際上，他也讓我們看到處於無邊無際的絕望中的卡夫卡是如何目光卓越，他意識到（也讓讀者意識到），卡夫卡仍然信任著人類，不是信任人類創造文明的理性力量，而是信任人類無意識生活所擁有的摧枯拉朽的破壞力，後者才是決定人類長遠存在的根本。
距離我最初接觸昆德拉，已經過了二十年，他幾乎塑造了我關於文學與政治、文學與知識分子、文學與性、現實與知識分子等多重關係的基本認知。沒有想到的是，二十年之後，當我重新拿起筆，再次思考昆德德，再次去思考他之於我的意義，之於當今世界的意義，我第一時間思考到的卻是對他的批判。
他的作品包含著對自己的批判和強烈的思辨精神。
或許，這正是昆德拉的意義。他所提供的思維方式是一種永無止境的批判和更新，他不提供終極價值，不讓你停下來，事情的背後還有另一面，另一面還有另一面，我們要窮盡所有可能，因為每一個可能都指向一個新的方向，新的路徑，也正因為此，你永遠不會輕易說：我是最正確的，我是唯一的。真理是多個方向的真理，這一點，即使連最平靜時期的、渴望在小鎮上生活下去的托馬斯也無法否認。所以，我們始終能感受到，無論身在何處，處於政治漩渦中心的布拉格，寧靜的日內瓦，還是那個偏遠的農場，托馬斯的內心始終無法平靜，有一塊地方總是空虛的、永遠無法填補的，他必須不斷尋找些什麼，必須走下去。不如此，便是死。
這正是昆德拉所說的「反對媚俗」的根本含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