貝殼財經原創出品
記者孫文軒
編輯 徐超
北京市朝陽反詐中心接到預警，民警王佳迅速用反詐專線給事主打勸阻電話，電話打了有三四十通的時候，有個男子接了，「謝謝你們。我老婆沒被騙。」王佳聽到對方一口不標準的普通話，憑直覺感到了不對勁，她推測事主的手機可能被騙子誘導，設置了呼叫轉移。
王佳接連向事主手機發送了幾十條簡訊提醒，大約過了40分鐘後，事主終於回了電話，經過一番溝通，這位女士最終醒悟，「哇」的一聲哭了出來。
王佳向老人講解反詐相關知識。受訪者供圖
上述場景只是王佳日常反電信網絡詐騙工作的一個縮影。近年來，電信網絡詐騙手段日益「升級」，警方的反詐應對模式也日漸完善。2022年12月1日起，《中華人民共和國反電信網絡詐騙法》（以下簡稱《反電詐法》）正式施行。《反電詐法》完善了電話卡、物聯網卡、金融帳戶、網際網路帳號有關基礎管理制度，推進了跨行業、企業統一監測系統建設，加強了對涉詐相關非法服務、設備、產業的治理。
在反詐一線工作超十年的民警王佳告訴貝 殼財經記者，《反電詐法》在打擊電信網絡詐騙方面，從亡羊補牢變成未雨綢繆，同時也形成全社會齊抓共管的狀態。
01
騙子不斷疊代：
領域廣、手段新、危害深
在王佳看來，反詐中心和反詐民警的工作就是在跟騙子賽跑。快一步，就能保護老百姓財產安全，慢一步，他們的錢財可能就被騙走了。「我們第一任務就是第一時間要找到事主，讓他徹底清醒。」
從2012年開始到今天，王佳從事反電詐工作已有10年。
剛開始那幾年，社會上常見的是電話詐騙，「借精生子」「中獎詐騙」「冒充熟人」等，馬路邊的電線桿上經常能見到這類小廣告。「那時候主要是老年受害者居多。」王佳回憶說，「借精生子」的上當者也不少。
彼時的反詐工作主要是詐騙發生後偵查打擊，手段比較單一，王佳表示，事後打擊以及在追贓減損上的效果並不突出。因為很多詐騙分子都是在境外。「通常的情況是，我們接了案子，按照流程偵查完，結果錢和人都沒辦法找到。」
近幾年，隨著移動網際網路發展，電信網絡詐騙花樣不斷翻新。網絡兼職刷單、利用情感投資的殺豬盤、網絡虛假投資等詐騙類型層出不窮。「從單一的電話詐騙發展成形式多樣的網絡詐騙，損失的金額也逐年加大。」王佳說。
王佳在做「殺豬盤」的反詐宣傳。受訪者供圖
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制工作委員會副主任李寧此前在作關於《中華人民共和國反電信網絡詐騙法（草案）》的說明時稱，近年來，犯罪分子利用新型電信網絡技術手段，非法獲取個人信息，組織化、鏈條化運作，跨境跨地域實施。最高檢第四檢察廳主辦檢察官趙瑋則用「領域廣、手段新、危害深」概括此類犯罪特點。「領域廣」指涉及諸多生活領域，公安機關發現的詐騙類型已經超過50種。「手段新」主要表現在詐騙「話術」上，犯罪分子往往以新技術、新概念包裝詐騙項目並吸引社會公眾參與其中。
王佳也提到，電信網絡詐騙很會蹭熱點，緊跟時事。比如近期一些詐騙分子冒充疫情防控人員。「他說你密接了，需要集中隔離，你要說沒去過那裡，他就說你身份證丟了信息被人冒用。」再比如，2022年9月一些詐騙分子稱醫保卡要升級，誘導居民點擊簡訊中的風險連結。
近日北京師範大學法學院發布的《年度電信網絡詐騙治理報告》也指出，一些犯罪分子通過非法途徑搜集公民各類信息，篩選出詐騙目標對象，為其設置專屬的陷阱和圈套。殺豬盤在這類騙局中尤為突出。
一些事主被洗腦後深信不疑，這背後詐騙分子的手段也越來越高超。比如事主被誘導把手機設置成呼叫轉移，或設置成勿擾模式。這些對於反電詐工作人員都是極大考驗。
「有的是一輩子的積蓄被騙，有的事主把房子賣了，也有公司因為財務人員被騙、資金重大損失而倒閉。」對於想不開的事主，王佳和團隊還要對其做心理疏導。
「近幾年被騙的幾乎都是年輕人。」王佳告訴記者，雖然年輕人沒錢，但是詐騙分子會誘導這個群體去各種平台上網絡貸款。
與此同時，高學歷也不意味著安全。去年1月至4月，浙江省共破獲電信網絡詐騙案件1.18萬起，其中，百萬元以上被騙案件中，大專以上學歷受害人占54.6%。
王佳在社區宣傳反詐。受訪者供圖
02
建立三層反電詐屏障，
防範宣傳從「漫灌」到「滴灌」
王佳曾在重案隊工作8年，憑藉較為凸出的敏銳洞察力，長期奔赴在重案偵查一線。2012年她開始從事反詐工作，2018年5月，朝陽反詐中心成立，王佳帶領4個同事轉到反詐中心。
最開始預警在反電詐中發揮了重要作用。中心主要通過電話攔截勸阻來減少受害者損失。不過，電詐事件越來越多，逐漸到了提前預警也應對不完的地步，「有時候一天電話量1萬多個，沒法全部都攔住，可能我們打過去的時候，事主已經被騙了。」王佳說。
王佳在實踐中發現，在防電信網絡詐騙中，前期的宣傳工作很重要，因為詐騙一旦發生，往往給當事人造成巨大財產損失和長久的心理打擊，提前宣傳則能讓人們多一些警惕和防範意識，從源頭上減少案件的發生。於是她一部分工作重心開始轉移到了宣傳上，走出去到各個地方給人們宣傳防詐騙知識。「可以說防範宣傳是打擊電信網絡詐騙的第一重要任務。」
每天一到單位，王佳就開始梳理整個朝陽區的電信網絡詐騙案件，她要搞清楚許多案子的發生過程，做調研、打回訪電話，成了她做反詐宣傳工作的基本功。「要知道所有詐騙套路，掌握每一天發案趨勢，總結出這些東西，才能夠把最精華的內容告訴大家。」
除了去學校、企業、社區等開展面對面的宣傳活動，王佳還通過各種新媒體，拍攝情景劇或者口播等視頻、做客電視台等多種方式做防範宣傳。最開始是「大水漫灌型的」，讓城區民眾總體上都能有一個防詐意識，慢慢地宣傳方式從大水漫灌變成了滴灌，致力於精準宣傳。比如，針對學生主要宣傳兼職刷單和網絡購物相關詐騙，針對社區老年人，主要介紹網絡投資理財和冒充公檢法等陷阱，面對企業財務人員，則重點介紹一些冒充老闆指令匯錢的案例。
和常規的單純發反詐宣傳頁不同，王佳更重視把真實案例生動傳達給受眾，她親自製作宣講PPT（演示文稿），給聽眾呈現執法記錄儀記錄的真實執法畫面，上門攔截勸阻的視頻，以及自己和騙子直接對決的場景，這種講故事接地氣的內容贏得了許多聽眾的喜愛。王佳逐漸成了朝陽區的反詐宣傳代言人。
數據顯示，自2018年反詐中心成立以來，王佳和團隊一同避免群眾經濟損失50餘億元，單筆勸阻最大金額1400萬元，成功返還400餘名群眾被騙資金3800餘萬元。2021年下半年開始，朝陽分局轄區電信網絡詐騙案的案發量和涉案金額雙雙減少。2020年，王佳獲得了「全國公安百佳刑警」稱號，今年5月，她又被評為「全國優秀人民警察」。
除了前期宣傳和電話攔截勸阻，現在朝陽區反詐中心還有緊急止付手段。即在事主已經被騙子成功洗腦之後的緊急關頭，能夠第一時間對相關銀行帳戶停止轉帳功能。
從事前宣傳，到電話攔截勸阻，再到緊急止付，相當於有了三層反電詐屏障。與此同時，朝陽區也已經建立形成了從反詐中心到兩所高校和城區7個街鄉的四級反詐中心。「電信網絡詐騙是一種高智商高智能的犯罪，我們面對的是新挑戰，不能再用傳統偵查打擊方式去應對，要把工作做在最前面。」
同時，王佳強調，雖然反詐工作由公安部門牽頭，但是其需要凝聚全社會的力量來做。李寧指出，從實踐情況看，反電信網絡詐騙工作綜合治理、源頭治理方面的制度措施不夠充分，金融、通信、網際網路等行業治理存在薄弱環節，需要進一步建立完善各方面責任制度，形成協同打擊治理合力。
這也正是《反電詐法》中規定的內容。《反電詐法》規定，電信業務經營者、銀行業金融機構、非銀行支付機構、網際網路服務提供者要建立反電信網絡詐騙內部控制機制和安全責任制度，加強新業務涉詐風險安全評估。有關部門、單位在反電信網絡詐騙工作中應當密切協作，實現跨行業、跨地域協同配合、快速聯動。
《反電詐法》中對幫信罪的規定也很及時和必要。幫信即那些為詐騙分子提供電話卡銀行卡網絡帳號等基礎資料的行為。王佳提到，在以往的案件偵查中，由於相關法律條文缺少明確規定，即使抓住了這類人也只能是批評教育，沒有更有效的處理辦法。而新的《反電詐法》明確了幫信罪，對於那些不構成犯罪的也會有一些民事上的懲戒。移民管理機構如果發現當事人涉詐或者有前科，也有權限制其出境。
王佳進行反詐宣傳。受訪者供圖
03
變「打擊」為「打防管控」並重
那麼，這部對於基層反詐民警具有指導意義的法律是如果落地的？
新京報貝 殼財經記者了解到，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制工作委員會此前在起草這部法律草案時，深入到各有關行業主管部門、網際網路企業、電信企業，以及浙江、雲南、江蘇、北京等地調研；系統梳理現有政策文件、總結實踐經驗。「從一審到二審，再到最後通過的《反電詐法》，法條內容不斷增加，最初是39條，二審稿是46條，最終版是50條，不斷在做更為全面的設計。」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副校長、網際網路法治研究中心主任林維在此前採訪中說
在《反電詐法（草案）》提請審議的過程中，有的常委委員、地方和社會公眾提出，反電信網絡詐騙工作要注意處理好打擊治理與保護公民、組織合法權益之間的關係。憲法和法律委員會經研究，建議增加規定，反電信網絡詐騙工作應當維護公民和組織的合法權益，依法保護國家秘密、商業秘密和個人隱私，並規定相應法律責任。此外，根據有些常委會組成人員的意見，憲法和法律委員會經研究，還建議對有關國際合作的規定作進一步修改完善。
在王佳看來，《反電詐法》在打擊電信網絡詐騙方面，從亡羊補牢變成了未雨綢繆。以前是事主報案了警方去偵查，現在是把工作前置，既有防範宣傳，也規範了電信網際網路金融等企業的工作機制。「《反電詐法》給我們公安機關一種動力，一種保障，讓我們更堅定地做反詐工作，有了全社會這種齊抓共管的職責以及全民反詐，我相信總有一天會實現天下無詐。」王佳說。
王佳希望「天下無詐」。受訪者供圖
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工委刑法室主任王愛立表示，反電信網絡詐騙法總體上有以下特點：一是「快」。立法技術上是「小快靈」，體現「小切口」，對關鍵環節、主要制度作出規定，體現急用先行。二是「防」。強化系統觀念，立足源頭治理、綜合治理，側重前端防範，變「亡羊補牢」為「未雨綢繆」，變重「打擊」為「打防管控」並重。三是「准」。立法過程中始終堅持問題導向和結果導向，賦予執法機關職權和企業責任，同時也要必須堅持精準防治，防止「一刀切」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