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3年4月15日，湖北紅安縣烈士陵園所在的稞子山，聚集了上千學生、工人、農民以及解放軍官兵，他們神情肅穆，因為這裡即將舉行中國共產黨早期領導人深澤民烈士的遺體遷葬儀式，一同舉行遷葬儀式的還有原紅軍高級將領、紅25軍軍長蔡申熙的遺骨。
沈澤民烈士的妻子、原紅四方面軍政治部主任、紡織工業部副部長張琴秋同他們的女兒張瑪婭一同出席了遷葬儀式。
在現場莊嚴肅穆的下，中共紅安縣委書記喬平宣讀祭文，湖北省民政廳副廳長鄭維孝致悼詞，張琴秋也發表了講話：
「我以沉痛的心情，參加這次申熙、澤民同志的遷葬追悼會，首先讓我和我的女兒向你們兩位烈士致以崇高的敬意！並向紅安縣所有為革命犧牲的烈士致以崇高的敬禮……
再說您的女兒，當您離開她的時候，她僅四歲，現在她已長大成人，我和她都在勤勤墾墾地為建設社會主義而工作，繼承您未完成的事業，今後還將永遠作一個勤奮的人民勤務員，照毛主席指示的方向奮勇前進。」
一
1932年7月，蔣介石以豫鄂皖三省「剿共」總司令部的名義，調集30萬大軍進攻鄂豫皖蘇區，因張國燾的戰略指導錯誤以及在蘇區推行「左傾」冒險主義，致使紅四方面軍歷經幾個月作戰，未能打破敵人的圍剿。
中共中央鄂豫皖分局和紅四方面軍主力四個師越過平漢鐵路，轉移到陝南以後，原鄂豫皖根據地就只剩下紅25軍一部以及75師、獨立第四師（後改27師）堅持鬥爭。
時任中共中央鄂豫皖分局書記的沈澤民也留在了根據地，全面領導根據地的工作。
其實以當時的情形來看，留在根據地，可能最終的結局是十死無生，轉移出去尚可有一線生機，但沈澤民卻把危險統統留給了自己。
沈澤民的革命資歷相當老，1900年出生於浙江桐鄉，幼年時便受過良好的教育，值得一提的是，沈澤民的哥哥是著名文學家茅盾（矛盾原名沈雁冰），當時的中國積貧積弱，內有軍閥混戰，外有列強窺伺，沈澤民也決心探求拯救中華民族的道路。
1920年7月，沈澤民與好友張聞天東渡日本。
因五四運動的影響，以陳獨秀、李大釗為首的中國共產黨人一南一北，開始發展中國的共產黨組織，沈澤民從日本回國後，在大哥茅盾的影響下，逐漸轉而信仰共產主義。
1921年4月，在兄長茅盾的介紹下，沈澤民加入了上海共產主義小組。
沈澤民也成為中國共產黨建黨以前吸收入黨的50名黨員之一。
1922年1月，沈澤民出席了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並當選為團中央委員。
1924年夏，沈澤民與張琴秋步入婚姻殿堂。
1926年，張琴秋在莫斯科生下了兩人的女兒張瑪婭。
一直到1930年，沈澤民、張琴秋夫妻才正式回國，1931年1月7日，在中共六屆四中全會上，沈澤民當選為中央候補委員，任中央宣傳部部長。並於同年3月被派往鄂豫皖蘇區工作。
當時，張國燾是以中央政治局委員的身份被派往蘇區，任中共鄂豫皖分局書記兼軍事委員會主席，沈澤民以中央委員的身份，擔任鄂豫皖分局常委，不久後又出任中共中央鄂豫皖省委書記，主持根據地的建設工作。
應該承認的是，沈澤民對鄂豫皖蘇區根據地的發展壯大，立下過汗馬功勞，但他與張國燾一起，也曾犯過「左傾」錯誤，給根據地造成過重大損失。
1932年10月，中共中央鄂豫皖分局、紅四方面軍主力離開以後，沈澤民以鄂豫皖分局代理書記、書記的身份繼續主持根據地建設，1932年11月29日，沈澤民在黃安（今紅安）主持鄂豫皖省委會議，決定以留在根據地的紅25軍部隊為基礎，重建紅25軍。
新成立的紅25軍，總兵力在7000餘人。吳煥先任軍長，王平章任政委。
為了加強紅25軍的力量，沈澤民還決定，將在麻城成立的紅28軍3000餘人也合併入紅25軍中。又在皖西北重建了紅28軍，繼續堅持鬥爭。
當時，紅25軍可以說是兵強馬壯，全軍一萬餘人。
很遺憾，當時沈澤民在劣勢之下，仍然在根據地推行「左」傾錯誤，忠實的執行中央關於「奪取敵人中心城市」和「整肅」的命令，紅25軍來回奔波作戰，兵力損失很大，最後只剩下不到1000人。
沈澤民萬分後悔這一決定。
1933年10月，沈澤民主持鄂豫皖省委擴大會議，並在會上承認了自己的錯誤：
「這次危局是我自己路線錯誤和一貫脫離群眾造成的。」
當時，紅25軍僅剩的1000餘人在省委指示下，放棄了原來不切實際的想法， 轉變為游擊作戰，而當時回到皖西北的紅25軍84師與原地堅持鬥爭的82師合併，重建了紅28軍，在徐海東的率領下堅持游擊作戰，這才勉強維持了局勢。
徐向前晚年在回憶錄《歷史的回顧》中曾提到過沈澤民：
「他是沈雁冰同志的弟弟，在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過，工作熱情積極，是個好同志，但在軍事上一竅不通，又缺乏領導經驗。」
「一些領導同志害了『左』派幼稚病。像沈澤民同志是好人，但『左』的很。」
沈澤民當時已經身患重疾，瘧疾加上肺結核，只能躺在擔架上，從冷靜下來的那天開始，他已經意識到自己的錯誤問題，為了不拖累戰友，他決定到山區養病，臨別前他將手上的手錶（瞿秋白贈送給他的）脫下來，交到徐海東手中，並與戰友們一一話別：
「一定要以萬死的精神，實現黨的鬥爭方針的轉變，去爭取革命勝利！」
沈澤民在山區養病的一段時間，仍然在不斷的反思自己的錯誤，因為缺醫少藥，他的身體狀態已經很差，當時鄂豫皖省委宣傳部部長成仿吾也患了病，身體很不好，但沈澤民考慮再三，還是決定自己留在根據地，讓成仿吾到上海去找黨中央彙報情況，在生命的最後幾天，沈澤民一邊吐血，一邊把給中央的報告寫在一條白色褲衩上：
「到現在弄得如此局面，完全是過去錯誤造成的……是由於我們自己的路線差誤與實際工作中的拙劣，逐步削弱到如此情形造成的……今後唯有萬死的決心來轉變。」
曾任鄂豫皖省委書記的徐寶珊曾看過沈澤民這份報告，不由得十分動容：
「他以共產黨人的氣魄，敢於大膽地承認錯誤並向黨中央直言不諱。我們黨有這樣的氣派，就一定能立於不敗之地！」
根據沈澤民的指示，成仿吾就穿著這條褲衩趕赴上海，通過魯迅聯繫到了中央，並將這份報告遞交了上去。
遺憾的是，因為病情嚴重，沈澤民的身體每況愈下。
1933年11月20日，沈澤民吐血不止，病逝於紅安縣北的天台山，時年31歲。
二
1954年春，時任紅安縣縣委書記的馬友才到北京拜訪鄭位三，兩人在閒聊時，鄭位三突然想起，當年沈澤民就是犧牲在紅安縣，這麼多年過去了，不知道烈士遺骨埋在何處，當時鄭位三就囑咐馬友才：
「幫忙查找一下沈澤民烈士的遺骸在何處？」
當年，沈澤民任鄂豫皖省委書記時，鄭位三是鄂豫皖省委常委，兩人關係一直不錯，但遺憾的是，沈澤民病逝時，鄭位三正帶著游擊隊在外面作戰，因此對沈澤民逝世後葬身在何處並不知曉。
關於沈澤民烈士葬在何處，一開始也有不少爭議，當時位於河南新縣卡房棗林山中，安葬著一名叫沈在明的烈士，一開始被認為就是沈澤民，但考證了一圈後發現，沈在明烈士病逝於1934年，時間上就不符合，因為沈澤民烈士是病逝於1933年11月20日，在病逝前10天給中央寫的報告，後來這份報告被保存在中央檔案館，而這份報告背後，還有一份是鄭位三12月9日給中央的補充報告：
「上面的報告是澤民同志（即沈澤民）起草，常委會通過的，澤民同志把這一報告起草後，沒有幾天就病死了……」
根據鄭位三掌握的情況，沈澤民是到湖北紅安縣天台山養病的，就住在背靠天台山，面向老君山的一個灣子裡，因為缺醫少藥，沈澤民烈士逝世時很淒涼，當時整個村子裡為了躲避「白軍」的報復，都已經外出躲避了，村子裡只剩下幾個上了年紀的老人。去世前，沈澤民說了一句餓了，警衛員跑遍全村，才找到三個快爛了的柿子，可沈澤民還沒來得及吃就咽了氣。
因敵情複雜，連口棺材也來不及打，就將住戶家裡的兩塊門板拆下來，外面裹上野藤草草的安葬了，因為下葬太匆忙，連門板上的鐵門環也沒來得及拆。
沈澤民去世以後，穿的是一身破舊的灰布軍裝，腳上穿的是一雙黑膠底皮鞋，在當時只有紅軍之中的幹部才能穿這樣的鞋。
馬友才回到紅安縣後，立即找來了民政科長熊夢英，囑咐他查訪沈澤民烈士安葬地，當時熊夢英聽到馬友才囑咐後，立即想起來一件事，他告訴馬友才：
「天台山有這麼個灣子叫劉家灣，解放前打游擊我在那兒住過的。我有幾個叔在紅二十五軍，有一次打糧經過劉家灣時，他們碰到我，好象聽他們說那裡是埋著一個書記，是用四扇門板埋的。」
「烈士已經犧牲二十多年了，別的東西爛了，可黑膠鞋底和鐵門環是不容易爛的，你這次去調查，要特別注意這兩點。」
不過，想要調查一個已經犧牲20多年的烈士，難度就要大的多了，當年紅四方面軍、紅25軍主力相繼離開鄂豫皖蘇區以後，國民黨當局曾在當地展開過血腥的屠殺報復，許多年輕人為了躲避，都逃到外地了，也難怪當年劉鄧大軍挺進大別山以後，老百姓都不敢支持。
劉家灣當年的情況也好不到哪兒去，沈澤民犧牲在這個地方時，村子裡僅有為數不多的老人知道，這些老人絕大多數已經去世很多年，留下的年輕人都是一問三不知。
熊夢英在村子裡問了一圈，才有一個老人對此事有印象：
「民國二十二年，有一次『跑反』回來，好象聽說是有一個共產黨的大官在灣子裡病死了，至於埋在什麼地方就不太清楚。不過，國民黨有幾棺墳我們倒是清楚的，但那幾棺墳都有墓碑。」
沈澤民是黨的高級幹部，為了避免敵人毀壞墳墓，因此立碑是絕無可能的，只能憑藉各方面零散的線索，逐漸歸攏整理。最終，大家把目光聚集在後山處一個無碑的小墳包。
鐵鍬開動後，挖出了一個黑漆漆的事物，經辨認以後，熊夢英發現，原來是一隻黑膠漆皮鞋。
至此，沈澤民烈士遺骸終於得到了確認。
1959年春，在董必武的關懷下，紅安縣修建了烈士祠，當年犧牲的烈士，紅25軍軍長蔡申熙的妻子寫信給中央，希望能夠在丈夫犧牲的地點立一座石碑，總理辦公室將這封信批轉給湖北省委後，省委同紅安縣商量後，決定在烈士祠後面的稞子山上遷移列士墳，經過一番細緻的商量後，最終決定，優先將沈澤民、蔡申熙兩位烈士的墓遷葬到稞子山。
至於兩位烈士的墓的造型，就參考中國人民志願軍的烈士墓。
1962年5月，董必武回到老家紅安縣，受邀為兩位烈士題寫了墓碑。
紅安縣派出專人到沈澤民烈士遺骸所在地，取出了烈士的遺骸，除了發現了另外一支黑膠漆皮鞋外，還有軍服上的四枚紐扣，因為安葬地是沙質土地，因此沈澤民的軍用皮帶上的鐵扣和門板上的鐵質門環也完好無損。
三
沈澤民的夫人張琴秋是原紅四方面軍總政治部主任，儘管未被授予軍銜，但時人都稱她是「無銜將軍」。
1924年4月，張琴秋在楊之華（瞿秋白夫人）和中共上海地委負責人徐梅坤介紹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同年11月轉入中國共產黨。
在長期革命生涯中，張琴秋與沈澤民彼此建立了深厚的情感，兩人於1925年11月成婚，婚後儘管工作十分忙碌，但夫妻兩人始終沒有分開過，後來張琴秋跟著丈夫沈澤民一起到了鄂豫皖蘇區後，出任彭（湃）楊（殷）軍事政治學校政治部主任。
儘管張琴秋是一位女同志，但她幹練颯爽的英姿給紅四方面軍許多幹部戰士留下了很深厚的印象。
鄂豫皖蘇區反圍剿失敗後，紅四方面軍即將轉移，當時沈澤民不願意離開根據地，而已經擔任73師政治部主任的張琴秋卻不得不跟大部隊轉移。
沈澤民因為過於勞累，身體情況已經很差，肺病發作後，不時地吐血，在轉移前，張琴秋同丈夫見了一面，並極力勸說他：
「先到上海治療肺病。」
可沈澤民不願意扔下鄂豫皖蘇區人民，不願意離開。
讓張琴秋沒有想到的是，此次見面會成為她同丈夫見的最後一面。
儘管張琴秋後來又有過兩段婚姻，同陳昌浩還育有一子，但那時正值西路軍在戈壁灘上慘敗，混戰中彈盡糧絕，又沒有吃的，孩子被丟在冰天雪地里了。
沈澤民與張琴秋育有一女張瑪婭，因為是出生在蘇聯，當時夫妻兩人回國，擔心帶著孩子回國太拖累，就把孩子留在了蘇聯。
張瑪婭在蘇聯長大，後來考入莫斯科電器工程技術學院，學習當時最熱門的無線電專業，一直到1950年10月，從大學畢業後，張瑪婭才回國與母親團聚，在清華大學學習了一年中文以後，被分配到軍委通訊部翻譯室，不久後又調到了雷達組從事專業技術。
然而張瑪婭當時同母親商量：
「我一直在蘇聯讀書，對中國革命沒有什麼貢獻，現在我想去祖國最需要的地方。」
1954年冬，張瑪婭被分配到哈軍工當教員，而她也是哈軍工為數不多的女教員。
1957年6月24日，哈軍工副院長劉居英率領解放軍院校代表團赴蘇聯訪問，看到了蘇聯武器以及軍用計算機的發展後，決心搞自己的軍用計算機。
1958年4月，哈軍工正式成立331工程研製組，組長柳克俊，當時只有三十歲出頭的張瑪婭也被選入研製組中，也是研製組中唯一一位女同志。
中國的計算機事業，也從無到有的緩慢發展起來，儘管面臨重重困難，但大家都想盡一切辦法克服，據研製組成員胡守仁回憶：
「那時候，大家幹勁特別大，連走路、吃飯都想著計算機的設計與實驗以及調試中的問題。」
張瑪婭那時剛從蘇聯回來，漢語說的還不大好，有些地方只能用俄語，在整個小組中，也只有組長柳克俊有這個能力，兩人時常用俄語交流。
1959年，我國第一台軍用計算機——901電子計算機研製成功，同年國慶十周年慶典，這台計算機作為獻禮在北京展出。
只是很遺憾，張琴秋與女兒張瑪婭在那個特殊的年代，都遭到了衝擊，張琴秋個性很剛烈，女兒同樣也是這個性格。當年因為她回北京，張琴秋專門派人到車站去接，張瑪婭竟然為此大發雷霆，稱母親利用特權為自己辦事，因為漢語說的不利索，張瑪婭甚至還用上了俄語，引得路人紛紛側目。
1976年5月17日，就在黎明之前，張瑪婭含冤離世，去世前留下一封遺書：
「……但如有一天真相大白，希望黨組織能夠恢復我的中國共產黨黨員的名譽，我的家，我的孩子無罪，希望加以保護。」
一直到粉碎四人幫以後，中央才正式為張琴秋、張瑪婭母女平反。
1977年8月30日，張瑪婭所在的單位在八寶山革命公墓為她舉行追悼會，已經年過八旬的茅盾親自出席了侄女的追悼會。
張瑪婭與丈夫劉仲鄒育有兩女一子。
談起祖輩與母親時，張瑪婭的二女兒劉競英始終有些遺憾：
「我沒有見過外公。母親工作很忙，我跟她一起生活的時間，零零散散也只有兩年多。」
劉競英了解祖輩兒與母親的事跡，大多數都是從書上得到的，她認為自己應當有這個義務，將他們的精神給下一輩兒傳遞下去。
2007年3月27日清明節，已經年過四旬的劉競英湖北省紅安縣黃麻起義和鄂豫皖革命蘇區烈士陵園，並向烈士們獻了花圈。望著祖父沈澤民的墓碑，劉競英也忍不住落下了淚：
「外公啊，我來看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