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華人神探」李昌鈺是在上海新天地一家酒店頂樓花園中。雖然已經86歲，但李昌鈺身體很硬朗、握手時勁道很足、每天睡4個小時，他笑稱這是因為「從小練武」。專訪之前，他中午還邊吃簡餐，邊與天南海北的朋友在線上討論工作。
甘迺迪遇刺案、尼克森「水門事件」、柯林頓桃色事件、辛普森殺妻案……這位美籍華人曾參與偵辦了眾多大案。但李昌鈺更願意定義自己是位科學家——1975年獲得紐約大學生物化學專業博士，之後在紐哈芬大學任教，再之後成為美國首位州華裔刑事鑑識所主任和州警政廳廳長，打破了200多年來華人在美國職場「玻璃天花板」。
「我在全世界演講時都說，我是中國江蘇南通如皋人，我以華人身份感到驕傲。」他之前在參加由上海市僑聯與解放日報社共同舉辦的「僑界會客廳」活動時說。即便在美國生活了幾十年，他依然能講流利的中文、上海話及如皋話。
「我做警政廳長的時候，規定每天只有半個小時給媒體。現在退休了，也不接案件了，我覺得應該多和年輕人分享自己的人生經歷。」他很認真地說：「希望大家不要犯我犯過的錯誤，能夠比走得我順利，比我對社會的貢獻更大。」
採訪結束前，李昌鈺送給記者他簽名的明信片作留念，並半玩笑地說，「你網上查一下，我的簽名在美國網站可以賣124美元」。
案子沒有大小，都要用事實說話
解放日報·上觀新聞：在你50年的探案生涯中，偵辦了近8000件案件， 平均2.3天一件，怎麼做到？
李昌鈺：這是我們團隊功勞。美國每35分鐘就有一件兇殺案，每5秒鐘就有一起盜竊案，這還只是被我們看到的案件。在美國一些城市，5000 美元以下的盜竊案件不立案，因為太多了。所以，真正的發案率肯定遠比我們知道的多很多。
解放日報·上觀新聞：有的案子悄無聲息，但有的案子是萬眾矚目，比如辛普森殺妻案。
李昌鈺：辛普森案為什麼這麼出名，第一因為O·J·辛普森有錢有名；第二他是黑人；第三被害者是個白人。這個案子背後就有了種族因素，一開始（社會大眾）就預設了立場——80%以上的黑人認為辛普森沒有罪，80%以上的白人認為他有罪。
但證據是沒有立場的，我們最尊重的是事實。我們在現場用科學的方法發現了第二種腳印；我們還發現，警方在現場提取的辛普森血液中有防腐劑，但人的血液中怎麼會有？這根本無法向社會交代。後來這個案件成了世紀審判，影響了美國當代現場偵查和鑑識科學的發展。
解放日報·上觀新聞：今年4月辛普森去世，真相也被埋進墳墓。很多人依然相信辛普森是兇手。你覺得這個案件中，正義是否得到伸張？
李昌鈺：還是那句話，證據是沒有立場的，我們要尊重事實，尊重法律程序，如果我發現的證據不利於辛普森，也一樣會公之於世。美國的有錢人能請到很好的辯護團隊，沒錢人有政府配的免費辯護人，但中產階級有很大麻煩——律師費很貴，專家團隊也找不到，這算正義嗎？什麼是真正的正義，很難說。
解放日報·上觀新聞：你曾說印象最深刻的是一位獨居老太太被謀殺的案件，為什麼覺得這樣案子很重要？
李昌鈺：名人的案件之所以引發轟動，只是因為他們有錢、有名，但這些案件並不能代表美國每天發生的案件。獨居老太太案件里，我們做到了替不能講話的人講話，為無辜的被害人還原了真相。還有一次，詐騙集團讓一位老人失去了養老金。我們好好研究破案，避免更多人被騙。這些比一些明星名人的「大案子」重要很多。
解放日報·上觀新聞：你破案時有套「桌角理論」，說破案必須要有四個不可缺少的條件：現場、人證、物證和運氣。為什麼會強調運氣？
李昌鈺：（大笑）人跟人的相逢就是運氣，要講緣分。破案也是要「正好」，「正好」我們找到了這個線索，「正好」攝像頭拍到了那個人的臉，「正好」我們能用科技認出這個人。很多時候也許是巧合，也許是冥冥當中有什麼在協助我們，但這不能強求。
我不是神探，我是科學家
解放日報·上觀新聞：怎麼看待別人稱你當代福爾摩斯、神探、狄仁傑？
李昌鈺：很謝謝他們對我的稱呼。但我不是神探，只是個科學家，希望用科學的方法協助破案。我小時候喜歡看福爾摩斯，長大了才發現這是個虛構的故事。小說可以用文學的方法來描寫一個英雄，但實際並非如此。破案不是靠一個人力量，一定要靠好的團隊還要結合科技，以及社會大眾提供的線索才行。
解放日報·上觀新聞：你說過，破案的邏輯很重要。
李昌鈺：福爾摩斯用的邏輯是「deductive logic（演繹推理）」，一般性原則出發得出特殊性結論。過去刑警破案用的是「inductive logic（歸納推理）」，從特殊性事實出發得出一般性規律，靠的是一種直覺。而我們用的方法是 「associated logic（關聯邏輯）」，綜合多種邏輯去重建案件。我們要面對現實，讓證據說話，不能像小說一樣隨便描述，只憑空想。
解放日報·上觀新聞：從上世紀70年代到現在，刑偵專業技術有哪些變與不變？
李昌鈺：技術進步非常快。比如，現在的指紋鑑定已經自動化了，能夠用AI去比對，不像我們過去只能通過人工鑑別。現在到處是攝像頭，警方去現場第一步就是調取視頻資料，電腦里的信息變成了數據，這在以前是都沒有的。
恆久不變的則是邏輯。簡單說，不一定現場找到某個人的DNA，這個人就絕對有罪。再比如，一個人被槍打到會流血，但一個人在流血不一定是被槍打到的。研究破案還是最講究邏輯。
解放日報·上觀新聞：在你看來，東西方在鑑識科學領域有什麼不同？
李昌鈺：過去海外認為法醫學發源於英國，但現在文獻多承認南宋法醫學家宋慈所著的《洗冤集錄》是世界最早的法醫學著作。當然，這個書有些內容跟現代科技相距很大，比如親子鑑定與滴血認親，與現在血型鑑別區別很大。
這些年我在中國授課交流，發現中國的鑑識科學進步很快，已經和國際接軌了，有的地方甚至超過了世界標準。
解放日報·上觀新聞：你曾說過，看到過太多種死法。這對你生活產生什麼影響？
李昌鈺：很多老刑警乾了很多年，還是受不了血腥。我最開始也會幾天吃不下飯、睡不著覺，但我明白自己責任就是從血腥里找證據，不能被血腥所影響。
血腥的可怕遠遠不及人性的惡，有時真相出來，所有人都會譁然。我看過太多不幸的事情，經歷過很多次案情反轉，認識了人性的多面性。因此，我也許真的看破人生了，對金錢、地位都不很重視，會看得更開一點。
學會外國人做事的精神，保持中國人做人的原則
解放日報·上觀新聞：華人身份對你意味著什麼？
李昌鈺：我在美國生活了這麼長時間，學會了外國人做事的精神，保持了中國人做人的原則。這些年別人要我題字，我會寫「至誠信義」——答應別人的的事就一定要做好。答應當康乃狄克州刑事鑑識所主任，我就要主持公正；答應當康乃狄克州警政廳長，不管外界給予多大壓力，我也要當好。久而久之，周邊的人才會相信你、尊重你。
解放日報·上觀新聞：華人在美國當上刑事鑑識所主任以及州警政廳廳長，有多難？
李昌鈺：過去從事鑑識科學的都是美國白人，多為男性。在我之前，沒有一名美國華裔甚至亞裔擔任過州級刑事鑑識所主任。這個崗位的薪水只有我當大學教授時的三分之一，但我媽媽鼓勵我去做，希望我打破「玻璃天窗（Glass Ceiling）」。我1979年上任時，刑事鑑識所不到20個警員，我離開前發展到有200多位科學家。
當康州警政廳廳長也是這樣。媽媽問我：「美國建國200多年，有幾個中國人（華人）當過警政廳長？」我說：「沒有。」她又問我：「有幾個有色人種當過警政廳長？」我說：「也沒有。」於是她鼓勵我打開格局。
1998年我當警政廳長的薪水，又比當刑事鑑識所主任時更低。
就有當地報紙發問：「州長怎麼讓中國人（華人）當警政廳長？」一個月後，他們對我的態度發生了變化。以前的警政廳廳長會帶人在馬路上巡邏，親自抓開車超速。我給警隊帶來新改變，把電腦系統裝入巡邏車內，提出空中地面聯合巡邏，給警隊帶來更多科技含量。
解放日報·上觀新聞：聽出來，母親對你的一生影響很大。
李昌鈺：她是非常典型的中國傳統婦女。她教會我很多，其中一句話我最記得最深——人的一生有高有低，高時候絕對不要驕傲；低的時候絕對不要氣餒。每天扎紮實實走一步，一年下來就會有很多成就。
媽媽常常說，人不能窮在志氣上，衣服可以破破爛爛，但要乾乾淨淨。做人也要乾乾淨淨，做事一定盡我們的力量。我一直記到現在。
解放日報·上觀新聞：在美國華人華僑如何發揮好自己的作用？
李昌鈺：一些美國華人華僑朋友不鼓勵他們的孩子念中文，我要求我的兩個小孩必須學中文。語言溝通的背後是文化傳承，我希望他們不要忘了自己中國人的血統。
與此同時，我一直呼籲華人華僑一定要融入美國主流社會，不能只在華人社區生活。至於融入主流社會，第一語言要好，能夠和當地人辯論；第二不該做的事情不要做，以及要遵守當地習俗。比如，同樣是宴前演講，華人會吵吵鬧鬧，不聽台上演講，但當地人會規規矩矩坐著，聽完再聊天喝酒；第三華人華僑一定要團結，孫中山先生曾經說過，「中國人是一盤散沙」，我希望能減少這情況，不要鬥來鬥去。這幾十年來，我也在盡我的能力去團結美國華人社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