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面上看，宦官可以直接將皇帝轟下台，甚至要了皇帝的命，但事實上對唐朝來說，真正要命的卻是藩鎮割據，而造成藩鎮割據的罪魁禍首卻另有其人。
有人說，唐朝的宦官專權起於高力士，其實不準確，高力士對唐玄宗有一定的影響力，但他只是地位高，沒有實權，對朝政的影響是間接的。
第一個有實權的宦官是李輔國，他操盤了「馬嵬驛之變」，幫唐肅宗登上了皇位。由於唐玄宗的存在，大唐事實上存在兩個中心，這種情況下，作為唐肅宗心腹的李輔國扮演了惡犬的角色，由此獲得了「內宰相」的實際地位。
唐代宗為了扳倒李輔國，又提拔程元振，為了扳倒程元振，他又提拔魚朝恩，由此形成了強大的宦官集團。
唐德宗即位後，一度對宦官集團採取強力手段，效果頗佳。但在「涇原兵變」中，由士族集團掌握的神策軍竟然由於嚴重的貪腐而不堪一擊，導致長安淪陷。這讓唐德宗大失所望，因此叛亂平定後他又開始啟用宦官執掌神策軍，從此宦官專權愈演愈烈。
唐順宗即位後推行「永貞革新」，損害了宦官集團和部分士族集團的利益，宦官俱文珍發動政變，逼唐順宗禪位給太子唐憲宗，開創了唐朝歷史上宦官廢立皇帝的先河。
唐憲宗寵信宦官，展開了唐朝歷史上最成功的一次削藩行動。在唐憲宗的培植下，唐朝的宦官勢力更上一層樓，他們形成了不同的派系並展開激烈的搏殺。最終唐憲宗「作繭自縛」，被宦官陳弘志所殺，而王守澄、梁守謙則擁立了唐穆宗。
從此以後，唐朝的每一任皇帝都由宦官所立，其中不乏皇帝、皇子遭遇宦官殺害的事件，唐昭宗甚至還被宦官囚禁了一年之久。
唐朝宦官勢力之所以崛起，其實都是皇帝們刻意培養的結果。由於朝中內鬥慘烈，皇帝根本不信任外朝大臣，於是宦官勢力變成了皇權的助手。正是在宦官們的幫助下，唐朝的軍權、朝政大權不斷從外朝向內廷轉移，形成了以皇帝為核心，宦官為基礎的內廷權力中心。
嚴格來講，所謂的宦官專權其實是皇帝與宦官為整體的，對外朝官僚體系的侵蝕，宦官本質上僅僅是皇權的幫手，而不是獨立於皇權的政治勢力。
唐玄宗好大喜功，他在位期間不斷發動戰爭，導致兵源、物資保障壓力很大。同時，由於土地資源的枯竭，府兵制實行不下去了，在宰相張說的建議下，唐帝國改府兵為募兵。
於是邊疆開始實行就地募兵，錢糧稅賦當地徵用，節度使逐漸成了地方軍政合一的長官，這就是藩鎮。
一開始，藩鎮節度使都由朝廷任命，立功後回朝升職，出現了一大批「出將入相」的牛人，比如張說、牛仙客、蕭嵩等等。
李林甫任宰相期間，擔心這些牛人會影響他的地位，便向唐玄宗建議：漢人任節度使容易形成派系鬥爭，用胡人就沒有這個麻煩，他們在朝中沒有根基，更忠心。
這個建議被採納，於是安祿山、安思順、哥舒翰、高仙芝等一大批胡人走上節度使的崗位。隨著節度使權力的集中，以及中央禁軍的數量銳減，最終引發了安史之亂。
在平定安史之亂的過程中，唐肅宗、唐代宗又不得不依仗藩鎮，結果安史之亂被平定了，全國到處都是擁兵自重的藩鎮。
唐代宗對藩鎮的姑息，以及唐德宗削藩的失敗引發了數次叛亂，最終形成成德、幽州、魏博、淄青、淮西等藩鎮的割據局面。
唐憲宗和唐武宗在位期間，幾乎完成削藩，最終卻功虧一簣。唐僖宗時期的黃巢起義，讓藩鎮割據在全國範圍內迅速蔓延，大唐帝國事實上已經成了一個空殼。
藩鎮割據的直接原因就是地方官員掌握了軍政大權，形成了獨立於中央的完整體系。由於節度使與朝廷的矛盾加劇，導致節度使離心離德，朝廷逐漸失去了控制力。
如果我們再往深層透析就會發現，唐朝的節度使從最初朝廷委派的「流官」，變成了當地士族推舉的「土官」。也就是說，節度使逐漸地方化，並且走向世襲，與朝廷官僚系統幾乎隔絕了。
這就是藩鎮割據的核心問題，即節度使成了地方勢力的代言人，形成與朝廷根本利益的對抗。
上述分析可知，宦官其實算不上獨立的政治勢力，即便他們在某些時候會反噬皇權，但一旦離開皇權也就意味著他們自身的終結。
中晚唐的宦官們起家基本上都遵循一個路線：先利用個人的能力將自己的主子推上皇位，並因此獲得主子的信任和重用。接著該宦官或因為過於囂張被同類嫉妒，或因為權力太大被主子嫌棄，於是皇帝借力打力，用新寵取代他。皇帝晚年時，宦官們又開始新一輪的賭博，為各自的主子上位展開你死我活的鬥爭……
所以，宦官勢力其實一直都圍繞皇權、依附於皇權，雖然他們掌握著軍權，但其實很容易被皇帝除掉。原因很簡單，皇帝也不傻，不可能將軍權交給一個人，而是一個團隊，任何一個宦官都沒辦法一家獨大。
這就是皇帝更信任宦官的原因，危害可控，忠心度遠比外朝官員高。
事實上，唐朝的滅亡就跟唐昭宗剷除宦官勢力有關。由於與楊復恭產生嚴重分歧，唐昭宗發動了對楊復恭的討伐戰爭，這場戰爭後，宦官掌握的神策軍回到了皇帝手中，但兵力卻幾乎喪失殆盡。
從那以後，皇帝就丟失了「打狗棍」，唐昭宗淪為被李茂貞、李克用和朱溫輪番欺負的傀儡，並最終被朱溫殺害。所以，從某種程度上講，除掉宦官就是皇帝自斷臂膀。
藩鎮的危害遠比宦官大得多，因為他們的立場就與是朝廷對立的，同時又從經濟上斷了朝廷的財路、從政治上嚴重削弱了國家的權威性。
更嚴重的是，從唐代宗時期起，藩鎮不斷挑釁朝廷、發動叛亂，甚至相互勾結形成同盟，數次將大唐帝國推向懸崖邊緣。
朔方節度使僕固懷恩的反叛導致唐代宗逃亡陝州，淮西節度使李希烈稱帝引發涇原兵變，導致唐德宗流亡奉天，河中節度使李懷光反叛差點讓大唐提前滅亡……
滅了大唐的朱溫只是眾多節度使中的一員，正是藩鎮割據的毒瘤，讓大唐帝國處於腦死亡狀態。
由此可見，宦官專權其實就是朝廷的內部鬥爭，利弊兼有，不能一概而論，藩鎮割據則是百害而無一利。
這個結論其實沒什麼可爭議的，值得我們好奇的應該是：為何會產生宦官專權和藩鎮割據？誰才是大唐滅亡的罪魁禍首？
其實是豪門士族集團，正是他們對帝國資源的壟斷造成了社會的不公平，能力的集體蛻化又讓他們失去維護舊秩序的能力，最後只能眼睜睜地看著大唐走向滅亡。
唐朝是中國最後一個以豪門士族集團為政治基礎的王朝，但隨著科舉制度的興起，一大批庶族階級迅速崛起，而豪門壟斷資源與科舉狹窄的進仕之途之間形成激烈的矛盾衝突。
事實上，藩鎮之所以難以根除，就是因為它成了庶族階級表達個人訴求，以及維護本階級利益的「宿主」。
藩鎮節度使最早都是朝廷派出的官員，他們大多數出身豪族，而後來的節度使都是出自於本藩鎮的土著勢力，即庶族階級。他們在朝廷難有出頭之日，但在藩鎮卻是土皇帝，這種情況下，藩鎮與朝廷的紐帶割斷就成了必然的趨勢。
我們發現，豪門士族集的墮落速度讓人噓唏，中唐之前，韋、裴、李、崔、趙、鄭、盧等豪族名人輩出，書寫了大唐帝國最光輝燦爛的一段史詩，可是到了中晚唐，這些大家族再也沒了這樣的人才，取而代之的卻是庶族階級人才的崛起，比如張九齡、郭子儀等等。
所以，大唐的歷史其實也是一部豪門集團的墮落史，和庶族階級的崛起歷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