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7月24日，上海市黃浦區建國東路68街坊、67街坊（東塊）「舊改」生效，黃浦區成片二級舊里以下房屋改造收官，這也標誌著歷經三十年的上海成片二級舊里以下房屋改造全面完成。
「舊里拆改」貫穿了許多上海人幾十年來的生活，它將這座城市的陳舊面貌粉碎，再飛快地更新重組。我第一次與律師周楠見面時，她所屬的律所對面的徵收地塊還被鐵皮包圍。大半年後我們再見，相同位置上一棟巍峨大廈正拔地而起。
「成片舊改」落幕一年，但對經歷動遷的居民來說，它的影響並不會隨著老房子的消失而停止。周楠告訴我，簽訂補償協議並不全然意味著拿到豐厚的補償、去開啟美好新生活，不少人面臨的是長達幾年的經濟糾紛，以及親人間無法彌合的久遠隔閡。她的一位委託客戶的老屋就在律所對面，「現在房子全都推平了，但（他們家裡人）還在打官司，錢還分不清」。
徵收和因它而來的數百萬乃至上千萬的補償款，某種程度上承載了幾代上海人的過去和未來。而像周楠這樣，以動遷款分割糾紛為主營業務的律師，既是上海舊貌新顏極速更迭的見證者，也是無數個普通家庭因此爭鬥不休的調停人。
<<向左滑動
在「90後」律師周楠眼中，動遷款內部分割案件數「爆炸式」增長發生在2020年。這一年，她正式成為律師，進入曾實習過的律師事務所工作，所里四十多人，一半都埋頭於相關案件，「天天都在搞動遷，搞得真是頭暈」。
周楠供職的律所作為上海黃浦區住房保障局的法律顧問之一，與黃浦區第三房屋徵收事務所對接，每天都需要有律師在動遷基地值班，而最日常的值班工作，就是接受居民諮詢。
周楠律師站在一處即將被拆除的弄堂內。
第一次走進值班室時，周楠就為裡面的環境所震驚，「煙霧繚繞的」。執業前，她對律師的印象是「高端」「精英」「做公司上市業務」，其大多源自學生時代追過的電視劇《何以笙簫默》。但處理動遷業務的律師工作的氛圍，顛覆了她的全部職業想像。
這個來自雲南小城的女孩，既難以適應「很社會」的舊改經辦人，也聽不明白本地人的上海口音。但僅僅三年過去，她已經表現得遊刃有餘，不只能從當事人混亂的敘述里快速切中案件癥結，也基本能聽懂帶有各式情緒的上海話。
周楠將這樣的轉變，歸結於大量案例的積累：「大概是2018年黃浦區動遷開始啟動，起步階段每個基地都不熟悉，拆得也比較慢，做一個基地要半年到一年。案子基數大、居民基數大，打官司的人就多。」
2023年5月，雷敬祺律師在律所接待室查看資料，
為下一個約見客戶的會面做準備。
滬上知名律所的合伙人雷敬祺對動遷糾紛案件的井噴，有著更為具象的認識：「單是去年黃浦區法院接受的案件號就排到了三萬八千多件，我估計至少一半以上，將近兩萬件是屬於『舊改』利益分配的案件。」
近幾年，雷敬祺逐漸將業務重心轉移到「舊改」徵收領域。2020年至2021年的高峰期，他常一天連軸接待四五批客戶，單次諮詢就要占去一到兩個小時，遇上複雜案件，甚至會耗掉一整個上午，「確實忙得連喝水的時間都沒有」。
相較於後輩周楠，執業十七年的雷敬祺接觸動遷糾紛的時間要更早。2011年是他記憶里的一個重要節點，「在那以前，動遷主體是開發商，矛盾焦點存在於被拆遷人跟開發商之間，律師參與能爭取到的利益空間比較大。那段時間的補償力度也可能較大，老百姓心中就有一個感覺，拆遷（催生）暴發戶。2011年以後，拆遷變為政府統一徵收，施行陽光政策，補償標準統一，每筆錢的一分一厘都和你說得很清楚」。從那之後，雷敬祺接手的案件，「普遍變為居民內部的爭鬥」。
按照現行規定，一個地塊二輪徵詢的簽約比例達到85%以上，徵收協議即可生效。但針對動輒數百萬的補償款，動遷組不會裁定分配份額，都需居民內部進行協商，糾紛也自此而生。周楠工作的律所曾駐守的某動遷基地，涉及拆遷的共有兩三千戶，其中為了動遷款鬧上法庭的約有一兩百戶，「每個基地的（糾紛產生）比率不一定，但也蠻多的，畢竟有那麼多個基地」。
「舊改」有著明顯的地域特色。在上海，徵收的房屋涉及公房和私房。公房確權時要辨明承租人和同住人，而私房大致分為售後公房、老私房和商品房，其徵收利益的歸屬主體是產權人，但因為複雜的歷史沿革，前兩類房產的產權人認定在現實中同樣困難重重。
雷敬祺代理過一起虹口區的案件，要拆遷的老私房只有一張形成於1951年土改時期、「寫有老祖宗名字」的土地使用證，「老祖宗有四個子女，房子是其中一個子女的下一代建的，簽訂徵收協議後，這個人也去世了。之後有其他家族成員提出，土地證是老祖宗的，補償款應該作為遺產進行分配」。這套房產的徵收補償款近一千萬元，涉及相關繼承人及戶籍在冊人員將近三十人，僅追加主體就花費了法院大量精力，接下來還要釐清房屋加建、遺產繼承等多個複雜問題。
雖然所有執業律師都能承攬動遷糾紛業務，但雷敬祺和周楠認為，只有專攻這一類案件的律師，才能摸清流程中的各項隱秘環節。比如動遷款分割的矛盾，以周楠的經驗來看，最好在承租人簽署結算單、錢款發放之前解決，「談不攏就要儘快找律師幫你做保全」。但律師在申請保全時，又會遭遇新問題，「以常人的理解，我跟你打官司做保全，肯定是要凍結你名下的錢款。但動遷案不一樣，要凍結的錢在動遷組，還沒到你口袋裡邊」。
在黃浦區法院立案時，周楠常遇到同行弄錯保全主體的情況，這類錯誤造成了不必要的時間浪費，而時間在一定程度上決定了最後實際利益的分配。
「如果錢發下去了，你很可能會面臨打贏官司，但拿不出來錢的尷尬問題。」周楠說起自己經手的幾個案例，公房的承租人大多年邁，補償款到手後就直接轉給子女或其他親屬，「法院判下來你是有份的，但後面去申請執行時，一個老人，名下沒有任何房產、資金，你怎麼執行？執行不到錢的！」
「我這就算享受過福利分房嗎？」六十歲的阿君一把將房產證拍在桌上，氣沖沖地嚷起來。這個穿著一條印花連衣裙，妝容精緻、氣質出眾的女人難以相信——早年父親留下、自己出錢認購的公房，居然會影響到二十年後婆家的動遷款分配。
夏日高溫天的周末，商廈物業關閉了空調，會議室里只有一颱風扇送來短暫清涼。阿君搖著扇子試圖讓自己冷靜下來，坐在對面的律師韓迎春不緊不慢地向她解釋，按照上海「94方案」（即《關於出售公有住房的暫行辦法》）以低於市場的價格購買公房並辦理產證，也算享受過國家福利。
<<向左滑動
「戶籍在冊」「（成年後）戶口最後一次遷入後居住滿一年」「他處未享受過福利性質分房」——按照公房「同住人」資格認定需要同時具備的三個條件，阿君被「一票否決」了。眼見妻子爭奪份額無望，一旁的丈夫阿豐連忙遞上自己為房屋繳納水電煤費用的憑證，藉此證明自己曾在這間十多平方米的老房子裡居住過，應享有動遷補償款的分配權。
即將和親哥一家對簿公堂，阿豐的焦慮顯而易見，他反覆描述自己同學夫妻的敗訴案例，又拿著一個模糊的地址，催促韓迎春去調查哥哥家也可能享受過的福利房：「他們在那分了房的呀，你沒查到嗎，不能去房產交易中心調材料嗎？」
「你不要說，你聽我說。他們的情況不一定就是告訴你的那樣。」面對情緒激動的客戶，韓迎春的態度頗為強勢。與我之前見過的周楠與雷敬祺不同，57歲的韓迎春身上有著滿溢的熱情，接待客戶時說話率直，中氣十足。
「我們開通了很多先河性的案例。」第一次見面時，韓迎春自信地向我展示自己的過往成績，說起承辦案例的細節也是信手拈來。在「舊改」徵收的圈子裡，她算是小有名氣，熟人多稱她一聲「韓姐」。因為過手的案子多，新委託人來了，問清情況，「只要他說的屬實」，「韓姐」就能對最終的分配情況作出較為準確的判斷。
韓迎春律師正在和合作夥伴謝騫一道討論一起動遷案件。
在韓迎春看來，影響一樁動遷共有糾紛判決結果的關鍵因素主要有三個：法律上的明文規定、已經形成條文或內部共識的裁判口徑，以及主審法官的裁判意向。時間不同，法院做出的判決也不盡相同，「同一個案子在進行過程中，走到半道，咔嚓，口徑變了」。只有積累頗深、嗅覺敏感的徵收律師，才能及時發覺司法裁判口徑的調整，把握法官微妙的態度轉變。
她對自己辦理過的一起案件印象深刻，「祖上留下來的房子，表哥跟表妹兩個人的戶口在裡面，都沒實際住過。早年申請變更承租人時，表妹同意表哥做了承租人」。按現有規定，表妹不符合同住人條件，四百餘萬元賠償款都應歸屬韓迎春的當事人。但在開庭前，法官致電韓迎春，問她能否「做做當事人工作」，適當讓渡部分利益。
「法官有自由裁量權，他的法律視角更廣闊，是站在更高層級的公平正義的角度來權衡案件。你雖然變更成了承租人，但是經過對方同意的，而且你也享受過福利分房。」韓迎春理解到了這點，幾次勸說當事人主動分給表妹50萬元，以避免更大的損失風險，但對方卻不為所動。
最終判決時，這筆賠償款被一分為二，韓迎春的當事人只拿到了其中一半。對於這樣的結果，「好勝」的韓迎春卻不認為自己敗了：「我已經明確嗅到了案件的意向，用我的專業提醒你，但你不肯聽。」
「專業」是韓迎春放在嘴邊的口頭禪。而「調材料」，是她和搭檔謝騫律師共同認定的、體現律師專業性的核心技能。比如，能否調到對手方或其他權利人的福利分房的證據，往往影響著案件判決的走向。
「沒做過這個的律師，根本不知道去哪兒調！有人認為是單位分的房子，就去單位調，結果單位都消失好多年了。」多年工作下來，韓迎春攢了不少經驗：大量的材料會存在物業；其中，大型事業單位有自己的物業管理體系，資料一般存放在專門的檔案室；小型企業多歸併在房管局下屬的物業；而涉及重大市政工程建設的項目，會把材料歸併到檔案館。
即便身經百戰、經驗頗豐，調查取證工作對老練的「韓姐」來說，也不是想像中的輕鬆。說起之前辦理的一個「知青回滬」的案例，韓迎春用「翻江倒海」「窮盡所有」來形容自己調取戶口資料的過程。
但完成這樣的艱難任務，也能給經辦律師帶來足夠的成就感。謝騫和我分享了一個為獨居老人爭奪賠償款的案例。在調查陷入僵局時，他們通過對老人女兒的工作單位舊家屬院的物業套話，鎖定了房屋的具體地址，連夜向法院申請開具調查令，最後順利拿到對方享受福利分房的證據。「有時候，我們都跟『特務』一樣。」謝騫笑著打趣道。
在動遷利益糾紛中，律師的角色不可或缺，他們與當事人關係親近，知曉對方的諸多秘辛，但很多時候又是徹底的「局外人」。
時隔幾個月後，我與周楠第三次見面，而前一天，她在律所接待了一位平常只在微信上聯絡的老客戶。從案件委託最開始，這個客戶就向周楠隱瞞了自己的福利分房，現在對方律師突然調到了證據。本來可以爭取到的一半賠償款，很可能化為烏有，「他著急了，來商量對策」。
說起這樁變故，周楠的語氣沒有太大波瀾。剛工作時，她習慣把自己代入當事人的角色，努力為對方爭取利益，碰到欺騙和不信任也覺得傷心。現在案子看得多了，她也有了些新覺悟：「客戶可能一直都不會跟你說實話，人肯定是挑對自己有利的說。到了法庭上他都不說實話，為什麼會跟你律師說？」
如何看待自己與當事人的關係，是青年律師要面對的重要一課。剛執業時，雷敬祺代理過小個體戶的拆遷維權類案件，接到當事人電話就第一時間趕到糾紛現場，「會碰到一些比較極端的情況，比如說來一幫穿黑衣服的，你不知道他們是什麼身份，直接就把房子推倒了。這是比較嚇人的，像拍電視劇一樣」。
輾轉過幾個知名律所，成為一名資深律師後，雷敬祺已經很清楚自己的身份立場：「律師本質上是做事後救濟，不是在事中或事前參與到這個案件的糾紛中，去代入角色、投入你的大量感情。你不是當事人的親戚，也不是他的保鏢和打手。」
<<向左滑動
2011年10月，上海出台《上海市國有土地房屋徵收與補償實施細則》（市政府71號令），確立了兩次徵詢機制，嚴格要求同一基地徵收政策前後一致、公開公正。自此，「房屋拆遷」變為「房屋徵收」。
韓迎春律師解釋說，該細則出台後，房屋徵收時在冊戶籍人員不再作為單獨補貼對象，除非該戶被認定為居住困難，「房屋徵收對該戶的補償主要看房屋面積，不再針對戶口。由原來的『數人頭』變成『數磚頭』」。
不過，年紀更輕的周楠哪怕能平和面對來自客戶的欺瞞，卻還是難以把自己從案情的漩渦中完全抽離。在爭搶賠償款的糾紛中，她常會震驚於親人間的相互算計：「很多案子是子女告父母，或者父母告子女。就我們有的人會想，父母過世後錢不都是你的嗎，為什麼這個時候還出來爭？」
在巨大的利益面前，逝者的尊嚴也變得不那麼重要。周楠手頭有個共有、繼承糾紛案，年邁的承租人在訴訟流程中過世，一雙子女繼續爭奪賠償款，「雙方矛盾很激化了，後面就不給老人火化」。老人的女兒是周楠的當事人，希望她能幫忙從中協調，「這個事情沒法解決，那邊攔著不給火化，誰也沒辦法」。
還有的案件有著「無間道」一般的曲折劇情——一家四兄妹，其中一位搶先帶走了身為承租人的老人，剩下的兩人以替長輩去世的侄女爭奪份額為由，將這人告上了法庭。
「他們就說自己的份額都給侄女，還來我們律所寫了各種承諾書，一致對抗把老人搶走的那個人。」周楠記得很清楚，承租人去世後，幾人卻態度突變：「估計是私下（和被告）聯繫了，就反水說，我們的份額自己拿，不給侄女了。」
這件事情讓周楠意識到，在巨大的金錢利益面前，親情也會變得脆弱。但她也逐漸能理解這種異變，「在我老家，房子沒有這麼值錢，普通家庭如果因為這個有矛盾，可能想著是一家人就算了。但上海這邊（動遷的）錢太多了，幾百萬，普通人一輩子能掙多少錢？」和同事聊起這些案子時，周楠也曾半開玩笑地探討過親情到底價值幾何，「大概就是10萬到20萬，多了還是不願意給的」。
成百上千個家庭被撕扯開的巨大裂隙，也嚇退了很多年輕從業者，韓迎春之前的助理剛過實習期就辭了職，轉頭去房地產公司做了法務。
「但人心就是這樣。」韓迎春倚在辦公椅的靠背上，語氣平靜。不久前剛離開接待室的女士告訴韓迎春，自己的雙親去世後，留下的公房變更「知青回滬」的姐姐為承租人，並由她一家人居住使用。這位女士在配偶家享受了福利分房，但兒子的戶口一直掛在這套父母的公房裡。現在，姐姐要拿走全部的徵收補償款，她想通過訴訟為兒子爭到份額。
「你兒子戶口雖然在裡面，但他成年後沒有居住，是空掛戶口，又享受過福利分房。」聽到這番解釋，女士哽咽起來，講起自己從前對姐姐的幫助，睜著淚眼抱怨：我幫了她們家多少，太不講情面了。韓迎春只得出言安慰：「錢財乃身外之物。」
這樣的故事在韓迎春的眼裡並不稀奇，她見過更離奇的兄弟鬩牆和父子紛爭，還曾碰到租戶向房東索要大額動遷賠償款的烏龍劇情。「現在很多人都這樣。有巨大的利益都覺得我怎麼不能得一塊肉、分一杯羹？完全不考慮法律。」這位戰績頗豐的女律師眼神依舊淡然：「奇怪嗎？不奇怪，人心使然。」
站在順昌路上的上海美術專科學校舊址二樓向外遠眺，
高樓大廈與老房子交錯遠去。
聚焦「舊改」徵收事務的六年來，韓迎春實地探訪過不少老房子，那裡惡劣的居住環境，讓這個從河南商丘來到上海打拚了近二十年的女性感到震驚。
「上海居然會有這樣的房子？不可思議。」在一間約莫十平米的老屋裡，她順著「像華山一樣陡」的樓梯爬上了閣樓，最高處只有1.6米，人在裡面得貓腰低頭。閣樓的窗玻璃碎了一塊，只糊了張紙補上，「雨天嘩啦嘩啦漏，夏天又曬得要死」。
去年上海解封后，周楠曾跟隨經辦人去夢花街一戶居民家中做家庭內部協議，看到相鄰的多戶人家門上都留有因確診感染新冠安裝的門磁，「那種老房子裡，很容易一個人陽了，大家就都陽了」。
夢花街上的弄堂，一個窄小門洞裡往往藏著十幾戶人家，住戶們共享廚房和衛生間，有人用的還是手提馬桶。為改善這裡居民的生存環境，近些年，政府部門投入不少——修繕房屋、改造公共廚房和加裝馬桶的小型工程始終沒停過，但受現實環境制約，效果實在有限。用一名黃浦區公務員的話來說：「舊改」是這裡的唯一出路。
作為「舊改」環節中的重要一環，律師韓迎春也有著救人於水火的使命感。「他指望這間屋子（的賠償款）改善生活，如果他確實有贏的可能，我們必須竭盡全力，否則律師是幹嘛的？」韓迎春激動地說起自己和謝騫「當特務」的那次調查，他們最終排除了承租老人的女兒一家三口的同住人地位，五百六十多萬元的房屋動遷款全歸老人所有。
因早年作風問題，女兒女婿對老人多有怨懟，幾乎斷絕來往，「但這間老屋子是他唯一的生存的地方，連個洗衣機都沒有。他女兒家有一套別墅，還有其他房子」。雖被老人的女兒當庭咒罵「缺德」，韓迎春也並不為此撼動：「她有她的理由，但『舊改』的目的就是要確保當事人的居住權，特別是老人家。」
接到判決書的當事人老淚縱橫，韓迎春見了也有些動容：「一些孤苦的無依的人，我們幫他拿到錢，就等於他後半生有著落了。」在這些時刻，她能被「成就感」包裹起來，「心裡可踏實了」，她又自信地拍著胸膛向外宣告：「我沒做過缺德事。」
在某處動遷基地，周楠為前來諮詢居民解釋徵收補償方案。
被攪進賠償款的爭搶糾紛中不得脫身，時間久了，周楠也明白，「律師可能看到的是比較黑暗的一面」，但她也因此見識到了關於上海的更多切面。
上海人的維權和法治意識讓她印象深刻。來律所之前，很多客戶會先行研究雜誌、報紙和電視台節目裡的典型案例。某次，一位客戶帶來一本厚厚的筆記本，裡面是從不同報紙上剪下的動遷糾紛案例報道，「他還跟我分析這個案子怎麼這麼判」。
日常接待時，有的爺叔也會和周楠講起自己「上山下鄉」的青年歲月，那些歷史捲軸上積灰的往事、城市繁華水面下沉睡的礁石，便就此娓娓如生地在她眼前鋪陳開來。
逐漸融入這座城市的過程中，周楠也能看到自己成長的痕跡。初來律所時，她習慣低頭面對客戶，老闆總提點她要表現得更自信點。害怕客戶嫌自己年紀輕、資歷淺，她就刻意裝扮老成，暑熱天也套著沉悶的黑色西裝。
但現在，碰到質疑她資歷的委託人，周楠會選擇「懟回去」。她的心態放得更平，不總糾結於自己能否留住客戶。「都是緣分，你找我，我就給你好好做，你不找我拉倒，這是你的損失。」她俏皮地自信說道。
隨著成片舊里改造落下帷幕，中心城區零星二級以下舊里、小梁薄板等不成套舊住房及城中村等「兩舊一村」改造將成為上海城市更新的重點。但三位律師一致判斷，與近幾年的案件高峰期相比，未來涉及動遷款分配糾紛的案件數量將逐漸下滑。
「我們開玩笑說以後要失業了。」和同事聊天時，周楠偶爾也會擔心今後自己的職業發展：「我一畢業就做動遷，這種是我做的最熟練的案子，以後沒有了，我做什麼呢？」但也沒多少時間讓她抒發感慨，新案子很快又來了。
永年路上，一戶居民正在搬家。
周楠代理的案件絕大多數歸屬黃浦區，這裡被稱為上海的「心臟、窗口和名片」。過去十年，僅黃浦區就完成了居民舊改徵收近十萬戶。最後一次見面時，周楠帶我漫步在這裡的老城廂。暴雨剛肆虐而過，天氣依舊陰沉，窄長安靜的弄堂在鱗次櫛比的樓廈間延伸，最終消融在寬闊的馬路邊沿。隨處可見的「舊改基地，注意安全」的黃色警示牌、被水泥封死的門窗，時刻提醒著我們——不遠的某天，眼前的老房子將被徹底拆除。
這些天周楠養成了一個新習慣，在上下班的路上，她總要掏出手機給律所周圍的老房子留影。「原來沒什麼感覺，現在就覺得，這些老房子見一次少一次。」她抬手，又一次按住快門，記錄下這些無聲的灰敗建築，記錄下這座超級城市與她的生活、事業以及情感，曾親切交匯的那一部分。
延伸閱讀
親歷貴州「村超」30天｜中國·城
紅不過三月，淄博「涼」透了？| 中國·城
攝影 小毛
採訪、撰文 萬瀟
編輯 楊雨池
圖片後期 Nin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