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1日，數萬名抗議者在德國柏林舉行了一場奇葩遊行。
在這場以「自由之日：結束大流行」為主題的大遊行中，最常見的標語有「我們就是二次疫情」、「要思考而不要口罩」、「新冠是史上最大陰謀」等等，遊行隊伍中散發著一股反智反科學的無政府主義氣息。而「自由之日」這個詞本身竟源自於1935年納粹黨代會期間拍攝的一部國防軍紀錄片。
普魯士旗幟出現在遊行現場 / ZDF
柏林也並不是唯一爆發新冠遊行的城市。8月8日和9日，多特蒙德和斯圖加特也相繼效仿柏林分別舉行了千餘人級別的示威遊行。
反智主義，似乎正在德國這個誕生了康德、黑格爾、尼采的國度生根發芽。
馬拉松式防疫後的新冠疲勞
儘管遊行的參與者打出了種種疫苗懷疑論、新冠陰謀論、極右翼內容的反常理的口號，遊行的訴求十分明確：放開一切防疫措施、恢復正常社會經濟活動。
這背後代表的其實是馬拉松式的防疫帶來的新冠疲勞。
不同於中國自4月起經濟社會生活就基本恢復正常，德國的防疫措施已經執行了五個月之久，這對於酷愛戶外運動、以及因管制而丟掉飯碗的德國人而言，無異於一場煎熬。更令很多德國人感到不適的是，徹底地放鬆管制始終遙遙無期。
再見了，民主 / 明鏡周刊
民調機構Civey與《明鏡周刊》於8月4日舉行的調研顯示，82%的受訪者相信防疫措施必將在年內再度收緊；這其中42%的受訪者甚至認為第二輪的防疫措施將比第一輪更加嚴格。
幾乎清一色確定第二輪疫情不可避免的背後，則是對長期性防疫措施帶來的經濟損失的擔憂：88%的受訪者對經濟前景表示消極，52%甚至表示極度悲觀。
對防疫的消極態度在原東德地區尤為明顯。
東德地區的疫情顯然比西德地區狀況良好 / Zeit
東德地區人口密度低，與義大利等疫情熱點地區沒有人員往來，加上本就羸弱的經濟，使得當地民眾不理解為何要在疫情幾乎得到完全控制的情況下，繼續嚴守過時的防疫條例。以東部人口最多的薩克森州為例，該州規定公共場所因私聚集不得超過10人，協會俱樂部等公共活動不得超過50人，這幾乎是全德最嚴格的條例。但是過去一周內薩克森州累計的新增病例僅為87人，而原西德北威州過去一周的新增則是2174人。
聯邦議會副主席庫比奇（Wolfgang Kubicki）也表示：「他們參加遊行不過是因為感到絕望，因為他們不理解為何要實施這些措施，對此政府沒有更好地做解釋工作。」
醫學比生病更糟糕，我不是陰謀論者 / Kleine Zeitung
至於新冠遊行背後的經濟考量，僅從遊行背後的組織力量即可窺見一斑。除了充滿極右意識形態的政黨之外，組織方的名單中還有#Honkforhope（為希望鳴笛），該組織最初成立的目的僅僅是為了拯救受疫情影響的大巴出遊行業。當然該組織在籌劃遊行示威的同時也不忘記做筆生意，為示威者們提供了往返斯圖加特和柏林60歐的長途大巴票。
即便是政府和社會整體防疫層面，雖然絕大多數德國人不會公開批評或違反防疫措施、理解並支持強制口罩令，有條件的企業仍然實行大規模的居家辦公制度，但是長達近半年的限制舉措以及每日僅為個位數的死亡病例數都使得相關措施的遵守變得越來越不走心。
一個最典型的場景便是超市這種封閉環境的限流措施執行力度正在不斷下降。或許是超市方認為客流上限根本不可能超過，近兩周以來，安全防疫人員已經悉數撤走，此前根據購物車數量實時監控超市內人流的舉措也已經被廢棄。目前甚至部分收銀員本身都因為天然炎熱而沒有佩戴口罩。即便戴口罩的，也流行僅遮住嘴部的「露鼻子式戴法」。
而曼海姆大學的一項調查顯示，壓抑了許久的年輕人群體也正在恢復往日的派對節奏。在3600名受訪者中超過半數表示目前每周都會進行至少一次派對活動，而該比例在3月底及5月還分別是10%和30%。
遊行操盤手的政治精算
儘管民眾間渴望取消新冠管制的願望和需求與日俱增，柏林這場反新冠反科學的大遊行還是引發了德國主流政治精英和媒體的批評。
社民黨黨主席薩斯基婭·艾斯肯就在推特上批評示威者「不負責任」，並給他們打上「新冠蠢貨」標籤；司法部長蘭布雷希特在接受《南德意志報》採訪時表示無法理解示威者的舉動；經濟部長阿爾特邁爾則更是要求嚴厲處罰違反防疫規定的示威者：「我們不能任其危害剛剛復甦的經濟。」
《每日鏡報》將這場遊行定性為無口罩、無尊重、無臉面的三無遊行。
不過，極右翼的選項黨卻選擇公開為示威者站台。黨主席克魯帕拉（Tino Chrupalla）並在接受德國電視一台採訪時表示：「我看不到示威者有什麼過錯，示威過程和平有序，人們只是為了基本法（即德國憲法）賦予的公民權而走上街頭。人們應該對此讚賞，選項黨也持這個態度。」
選項黨敢於逆主流政界而動自然也有其如意算盤。
就如同所有的民粹主義極右翼政治力量一樣，2015年難民危機時，作為反建制派的選項黨利用本國民眾對外來移民的不滿情緒，屢屢發布仇視穆斯林等外來移民言論，在2017年大選時一躍成為議會第三大黨。不過，這兩年隨著民粹主義在歐洲大陸漸漸退潮，選項黨的支持率在2020年7月底已經創下新低，僅為8%不到，距離鼎盛時期20%左右的支持率相去甚遠。
為了重振民意，選項黨開始逐漸放棄了疫情初期克制、沉默的策略，而是選擇利用新冠遊行以及部分地區民眾對防疫措施的不滿，將自己進一步塑造並鞏固成反建制派的中堅力量（諷刺的是，選項黨的89名議員在聯邦議會內卻都佩戴著口罩）。
帝國公民（Reichsbürger）揮舞著第二帝國的旗幟，極右翼的標配 / MDR
8日的斯圖加特以及上周末的柏林遊行發起人均是一個名為「橫向思考711」的組織，該組織發源於斯圖加特，此前已經從5月開始便連續組織了多次新冠遊行，但始終沒有掀起波瀾。8月1日，711組織通過與前東德地區極右翼組織的串聯遊行，終於在柏林搞成了大新聞。該組織的首領巴維克（Micheal Ballweg）目前正計劃競選斯圖加特市長一職，並已經向特朗普發出了參加新冠遊行的邀請。
根據德國電視一台現場的統計，柏林大遊行當天大約有5000名示威者特意從千里之外的斯圖加特趕往首都，聲援此次示威。
薛丁格的示威人數與吃緊的防疫
或許是擅長使用社交媒體的極右翼組織天生與Fake News有緣，又或許是711組織確實需要一個振奮人心的「好消息」來幫助領袖競選市長，在遊行結束後的一周時間內，德國社交媒體上還爆發了一場關於示威實際參與人數的大論戰。
8月1日傍晚，柏林警方通過推特宣布遊行參與人數在下午高達1.7萬人，而在最高峰時預計有2萬名示威者。而來自711的數據則是驚人的130萬人，以及對於國家試圖謊報、漏報人數的指責。
廣為流傳的現場航拍照與私人航拍照的對比 / dpa、Christian Spicker
在之後瘋狂流傳的一張現場航拍照片所配文字說明中，一個更為驚人的數字漸漸流傳開來：350萬人。這個數字相當於柏林的全部人口，要知道即便是1989年蘇東劇變時，東德各大城市傾巢而出的遊行也不過是50萬人的級別。
雖說遊行組織方與警方公布的參加人數存在差異很常見，但像此次新冠遊行這樣的巨大缺口卻十分罕見。
不過，不同於一般性、充滿情緒性的指責與回擊，德國的極右翼們即使是在網絡論戰中也充滿著德式嚴謹。在一篇篇學術論文式的人數統計計算中，極右翼和陰謀論者作出了如下的論述：航拍照中的地段是連接布蘭登堡門和勝利紀念柱的「6月17日大道」，根據對谷歌衛星圖以及公共資料庫Map Checking的推算，這條雙向六車道的交通大動脈總占地面積達3.7萬或8萬平方米（根據是否包含兩端廣場）。以每平米一人的標準來計算就意味著最少也有超過4萬人參與了遊行，顯然與警方公布的數字不符。
另一個論據則是，乍看之下遊行隊伍密度與2001年的「愛之大遊行」相當，當時這場「愛之大遊行」參與人數為100萬人以上。
與之針鋒相對的，質疑130萬數字的技術宅們則指出網上流傳照片的解析度太低，無法佐證一平米一人的論點。在高解析度的圖像中，技術宅們又發現了圖片裁剪的痕跡。事實上在此後曝光的第三方來源航拍照片中顯示，遊行隊伍確實並未能擠滿整條道路。
8月8日由民調機構Forsa研究所公布的一項調查顯示，91%的受訪者對新冠遊行表示反對，87%的受訪者則認為示威者無法代表德國主流民意。所以，示威組織者的參與人數數字可能只是一家之言。
然而，不論示威規模怎樣，其對德國防疫工作的傷害似乎已經造成。8月5日開始，統籌防疫事務的羅伯特·科赫研究所連續錄得了超過一千例的日新增確診，打破三個月以來的記錄。
8月5日，已經消失在媒體視野中許久的德國「鍾南山」多羅斯滕教授（Christian Drosten）也再次出山，在《時代報》上撰文警告，與第一波疫情時在滑雪歸來的青壯年群體中爆發不同，如今零星的傳播已經遍布全國各個年齡層和社會階級，倘若二次爆發，德國將不會再有第一波疫情時的好運氣。(責編 / 權文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