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書人的精神家園
一輩子的讀書、思考
一輩子的智慧追尋
作者：葛兆光
下面的故事，是真實的經歷，不是編小說。
四十多年前，我所在的貴州小縣城凱里周圍，遷來十幾個隸屬於第四機械部083系統的「中央廠礦」，它們好像雨天后林子裡的蘑菇一樣，散布在四周的山旮角里，接著，在每周例行的「趕場」時，原本熙熙攘攘總是晃動著靛藍土布衣、苗家百褶裙的街市，突然也從四面八方湧進好多勞動布工裝，他們不太講價的採購，嶄新的一色穿著，和摻雜著地方方音的普通話，讓這個小鎮，變得有些異樣。老街上的本地人——我們叫他們「凱老街」——當然有些自慚形穢，畢竟人家是拿工薪的，就連1956年建立自治州以後逐漸遷來的那些地方幹部子弟——我們叫他們「州委子弟」——也覺得有些望塵莫及，因為他們一開口的那些「北京話」，不管說什麼，總覺得是見過大世面的人才能說的調調兒，儘管有的北京話已經羼了很地方的方言，但遠來的和尚好念經，這話真的是千真萬確，他們儼然成了這裡人的時尚象徵，凡是沾了他們的邊兒，甭管是衣服、語言還是走路的姿勢，就挺著胸脯很榮耀，不過，他們對本地人的傲慢神情，也使得本地土鱉對他們有些羨妒交加，這種情感常常惹起事端，在我的記憶里，為了不知什麼事兒就大打出手造成流血事件的就有十幾起。
這都是陳年舊事，本來，事隔幾十年，也都淡忘了，或者已經埋在心底，不太願意翻出來，可最近看了王小帥的電影《青紅》，才再度鉤起我的回憶。不過，《青紅》說的是省城附近應該是011系統的故事，和我在的黔東南凱里不同，而且王小帥是那些「外地人」的後裔，他說的故事，也是外地人（以上海人為代表）的故鄉依戀，以及對本地人的無端拒斥。也許，關於外來人和本地人故事背後，還有關於文明和落後的理解，以及第一代移民和第二代移民之間鄉土認同的差異等等，然而，我這裡要說的，是那個世界裡，有三個既不能進入中央廠礦的外地群體，又不屬於凱老街和州委子弟等本地群體的青年人的故事，夾在「本土」和「外地」兩者之間，也許他們的經歷和心情，比起青紅來就更複雜，所以，我的題目叫「非青非紅」。
一
我和我當年最好的朋友劉元、惠倫，既不是凱老街或州委子弟一類本地人，也不是六十年代三線內遷時來的外地人。我們三家都來自北京，卻是在六十年代初從各部下放來的，劉元、惠倫家是冶金部的，不知道為什麼好端端地，會把他們從冶金部下放，這裡並沒有什麼需要冶煉的。劉元的父親在州委黨校當教員，因為他有文化，算是讀書人。惠倫的父親在縣機關，那時他還年輕，記得是我們那裡有名的籃球好手，放在現在，算是縣城裡的麥可喬丹，後來還當過縣籃球隊的教練，但當時他的正經工作，好像是縣政府的一個小科員。我家則來自外貿部，父親雖然出身大學的外貿專業，又曾經在南京軍政大學當過教員，但自打一參加革命工作起，就因為好亂髮言的脾氣，始終在被戴帽和下放的邊緣搖搖晃晃，雖然混過了好幾次風浪，但終於在六年最困難的年頭，被驅離外貿部，趕到凱里這個貴州東南邊緣的山城。
和我家一起下放的，還有另外三家。一家的男主人是日本東京帝國大學畢業的陳叔叔，他後來託人走關係，在文革前就回到北京外貿學院教書。另一家是學西班牙語的韓叔叔，他大概是單身，高高瘦瘦的，至今我不知道他的下落，後來我家全部離開凱里，他卻還在當地苦撐。最後還有一家，男主人赫赫有名，是當過蔡元培先生秘書的高平叔先生，他後來回天津當教授，編了《蔡元培全集》和《蔡元培年譜》，據說， 1952年他從美國回國的時候，當時的政務院總理周恩來還特意接見他，本算是「海歸」的大教授。可那時他從一級教授降到三級教授，從三級教授降到普通教師，從北京下放到凱里師範，最終連語文課也不讓他上，只能在巴掌大的資料室里管理圖書。他的太太姓張，傳說是莎士比亞專家，英文極好，個子高高的，常常模樣很奇怪地，用大扁擔挑著兩個小小籃子去買菜，籃子裡左一棵白菜，右一個茄子，也許連五斤都不到，晃晃悠悠搖搖擺擺的，卻也成一副擔子，惹得當地剽悍的苗家漢子常常大笑，仿佛看西洋景兒。
七十年代上半葉，文革高潮已經過去，這幾家也從被慘斗的牛鬼蛇神中逃脫出來，大體過上了正常的團聚生活。插隊農村的我們，雖然沒有找到好工作，但大多也都回城。三線內遷早已是十年前的事情了，那些外地人漸漸熟悉了這個民風強悍的山城，而本地人也看慣了這些自倨自傲的外地人，在趕場的日子裡都混在一起。可是，本地和外地的認同感始終是涇渭分明，現在回想起來，那些從上海、從北京、從四川內遷的人，其實很悲慘，他們的心裡，一方面是「身在異鄉為異客」的悲哀，一方面卻是城市人對本地人的無端傲慢。他們身在苗鄉卻保持著外地人的口音、衣著、圈子，本地人對他們的敬畏，又增加了他們的自負。特別是，當時從下鄉的知識青年裡招工，因為是中央級廠礦，又是保密的電子設備生產單位，所以要選根紅苗正的，只有本土優秀和純粹的年輕人，才有可能進入這些地方，這種優選法把地區的差異和出身的差異，又加上了文明（技術）的差異，更激發了他們的倨傲和狂妄。凡是被招進去的本地人，雖然是本地出身，卻因為沾了中央級的光，也都仿佛高人一等，迅速地認同了「中央」而背棄了「地方」，穿著勞動布工裝挺著胸脯對我們也操起了北京話，連國罵都是「我操……」，省略了後面的賓語，也顯出了連罵人都比你文雅。
二
劉元、惠倫和我當時都二十一二歲，因為家庭有問題，進不了中央廠礦這個高門檻。一開始，我們都曾經想過這個路，可是，當招工的人從鼻子裡噴出蔑視的氣，眼睛裡露出嘲笑的光，我們就知道無望，再也不心存妄想。惠倫的父母情況好些，就落在一家叫做紅光化工廠的小廠，算是有技術的產業工人。我則因為父親母親的緣故，只能靠我在鄉下插隊時曾經做過磚瓦的本錢，好不容易混進了縣磚瓦廠，仍然幹著用手工打磚打瓦的活兒，只是每月有一份薪水，吃飯有一個食堂。劉元最慘，他父親文革初期被迫害自殺，全家落了個「自絕於人民」的反革命家屬帽子，所以，只能到一家國營飯店去做廚師，雖然飯店吃得飽，但在一般人心中，地位就比起工人階級，特別是比起中央廠礦產業工人來，差了不止一截。不過奇怪的是，進不了中央廠礦的我們，也不大能夠融入本地人的群體。儘管我們在家說的北京話，可能比中央廠礦的人還地道，但是，因為在地方，所以夠不上中央那一級；儘管我們在外也操著地道的以鎮遠腔為基礎的「州委機關」話，可是因為出身不是本土，好像也不那麼被當地人認同，有些像兩邊不認的夾心人。也許是因為這個原因罷，我們三人之間關係特別好，每當周日我從鄉下的磚瓦廠回到縣城，大多數時間都會和他倆聚在一起，何況我們恰恰都是當地最好的桌球手，所以在一起的時候，總是在找地方打球。
進不了中央廠礦做學徒工，多少有些受屈辱的感覺，所以總想找機會「復仇」，哪怕是象徵性的贏回自尊。大概已經是1973年罷，我們這支沒有單位的雜牌球隊到處南征北戰，幾乎所向無敵，於是，也找中央廠礦的桌球隊下戰書，那時候，據說是生產過人造衛星部件的凱旋廠和208廠都很牛，一個南京人和一個上海人，年紀比我們大一些的，都曾經拿過地區的冠亞軍，也許他們覺得我們是土包子隊，但也許也知道我們厲害，為了保持榮譽，他們常常藉口忙而不太應戰。只是架不住挑戰多了，起鬨的人多了，也激起他們的好勝心，終於約定了在秋天的一個周末，派卡車把我們拉到208廠里決戰。現在想起來，那一場球的觀眾好多，氣氛也緊張，有點兒像武林以生死決勝負的意思，上場的人也不怎麼互相寒暄，而觀眾呢？卻在四周一個勁兒地鼓譟。這場球也許是我一生記憶中最難忘的，近四個小時，惠倫贏了兩場輸了一場，劉元也贏了兩場輸了一場，而我，先是莫名其妙連輸了兩場，但是，最後卻像絕地反擊，在決定性的第九場，面對曾經號稱第一高手的那個南京人，居然演出了一場驚天大逆轉。
再搭敞蓬大卡車回到縣城，已經深夜，那時的縣城裡沒有幾盞燈，到處是黑漆漆地，下車後我們都沒有回家，也沒有像現在的年輕人一樣，舉杯豪飲或者徹夜狂歡，只是在一柱昏黃的路燈下面坐著百感交集，直到三四點才默默分手。我至今不明白，為什麼我們會這麼在乎這次比賽，其實，我們都參加過上到省下到縣的各種比賽，但是，哪一次也沒有像這一次這樣，讓我震撼和難忘，經過九場幾乎四個小時，最後我們贏了，可是贏的時候想到的，卻是我們曾經被這個「中央廠礦」拒之門外。
三
儘管贏了轟動一時的比賽，惠倫還是在廠里每天上班開機器，我呢，那時已經轉到龍頭河畔的農藥廠，每天圍著灶台用熬骨頭的動物油製造土肥皂，而劉元則還是在凱北飯店當他的白案廚師整天揉面。在那個既不抓革命也不促生產的年頭，人好像沒有任何其他念頭似的，在時間裡面漫無目的地磨蹭，只是當提到打球，想起那場驚心動魄的比賽，才會精神一振，但很快又黯淡下來，畢竟中央廠礦的人還是挺著胸脯來趕場，本地人還是抱著團兒敵視著外地人，我們還是三不靠，只好自己打自己的球，沒有人知道我們曾經用這種贏球的方式來自欺欺人地喚回自尊。
在平平淡淡的時間流逝中，生活也有些變化。在飯店的劉元有了女朋友，不太來打球了。據說是一個在當地很出眾的女孩子，長得很漂亮，和劉元很般配，因為劉元也是一個相貌很出眾的男孩，中等個頭，皮膚很白，臉方方的，嘴上有淡淡的黃鬍鬚，一直很招女生緣。恰好那時我去了縣宣傳隊幫忙寫劇本，惠倫好像也在秘密進入談戀愛的階段。這一來，大家就漸漸很少聚會了，只是在周日的時候，還偶爾見上一面。
記得是1974年夏天，每天晚上我都在山上宣傳隊的住處無聊地翻閒書，有一天晚上，有人突然來告訴我說，劉元住院了，是傳染性的肝炎，大概是因為飯店不衛生的緣故，又過了兩天，又有人來告訴我，劉元死了，死於喝酒，本來他有肝炎不應該喝酒的，但是這時他的漂亮女友因為嫌他家是反革命，又在飯店工作，提出和他分手，他受不了，悶頭喝酒，於是導致了肝昏迷，那個時候州醫院條件很差，回天無力，他就這樣死了。我匆匆趕到醫院，看到劉元的姐姐和弟弟在，看到剛剛換好斂衣的劉元，臉上白白的，毫無表情，只是頭髮從額頭上落下來，仿佛被汗凝成了一縷，停屍房裡沒有其他人，也沒有一點兒聲音，奇怪的是，他姐姐和弟弟也都也不講話，好像司空見慣似的，直到我默默走出門，他姐姐才看了我一眼，點點頭，她煞白的臉上面無表情，其實我知道她很愛這個弟弟，或許是早就已經過度透支了悲傷，這時已經恢復平靜了？
我沒有哭，也哭不出來，昏昏然地走回宣傳隊所在的山上，路兩邊的樹木在夜風中颯颯作響，我高一腳低一腳，至今不知道怎麼會走回去的。
四
我越來越相信「禍不單行」這句話。劉元死後，也許是因為照顧他的緣故，他媽媽也染上肝炎，只好成天躺在床上。這一家從北京來的時候是六口人，兩個大人四個兄弟姐妹，可是現在卻走了兩個，父親和長子。劉元的姐姐劉萍比我高一班，是學校出了名的美人，在1967年組織「苗嶺展新圖」演出團的時候，她是幕間朗誦者，因為當時模仿大型革命歌舞劇《東方紅》，朗誦的人是主角，挑選很嚴格，可她一來因為從北京來，口音好不必說，二來是人長得漂亮，所以一下子就入選。據說當時暗戀仰慕者成群，後來下鄉到白臘公社當知青，好多男生還借了種種緣由，去她的寨子裡晃悠，想有機會親近，可是，最終她卻因為家庭問題，是最後一個從那個緊靠麻風村的白臘寨子離開的。劉元的弟弟劉剛，個子很高，和我弟弟是同學，文革開始的時候，只是一個小學生，這個時候也在一個工廠里做工人。他們的妹妹最年輕，好像還在學校里念書。因為劉元的關係，我還是常常去他家看看，雖然幫不上什麼忙，總是默默站一陣，說上幾句話，這時通常是劉萍出來，淡淡地寒暄兩句。
好像是過了幾個月，突然有消息傳來，說劉剛殺人，被抓起來了。這讓我大吃一驚，跑去打聽，原來這個平時不聲不響的青年，在家裡的種種變故之後，心理早已崩潰。州黨校就是他父親的單位，有一個當初帶頭逼他父親自殺的人，現在是革委會的頭頭，劉剛把他的孩子，大概只有十歲吧，騙出來殺了，屍體裝在麻袋裡，扔下了清水江。事後審訊的時候問他原因，很簡單，就是給他父親復仇。結果當然不必說，不僅是故意殺人，情節惡劣，而且是向文化革命瘋狂復仇，自然是判了死刑。
有時候思緒轉移很奇怪，這件事情在我的心裡，一直很不願意翻出來。畢竟這是一個殺人犯，對手無寸鐵的孩子下手，太狠也太無能。不過，因為劉元的緣故，也為了他父親的緣故，對於劉剛，我又始終恨不起來，我把劉剛那張還很幼稚的面孔埋到心底，連想起劉元的時候也儘量不連帶到他。多少年過去，我好像已經不再想起他來，也把這件碎屍案淡忘了。可是，前幾年在歐洲一個大學裡看到西洋人畫的《行刑圖》，洋人驚異中國人觀看凌遲的熱心和好奇，畫上了很多圍觀者，然而我看到這幅圖的時候，不知道為什麼，突然劉剛的故事又出現在我心裡，而且異常地清晰，近得好像就在眼前。
在執行死刑的那天，我並沒有去看，我怕受不了，聽說我弟弟去了。中國有一個很奇怪的習慣就是看殺頭，好像很多人心底的惡念與憤懣，是在看殺人時宣洩的，看殺人仿佛是一種慶典，凱里南邊有一個殺人坳，好像就是這個祭祀儀式場地。從大十字到殺人坳那一公里多的大道，仿佛是引人進入神殿的甬道，用刑車加上喇叭押解犯人赴刑場那天，好多人在路的兩旁觀看。後來，我聽到轉述，好像劉萍姐妹都去了，據說，她們去付了五分錢的子彈費，然後收了屍。看見她們的人說，她們姐妹倆的眼睛裡面，毫無表情，也沒有眼淚，那種司空見慣渾間事的鎮定和冷漠，反倒讓人想來就不寒而慄。
幾天以後劉元的媽媽就死了，後來，劉萍曾經告訴我，其實沒有人告訴她兒子被槍斃的事情，但也許在暝暝中，上帝已經把徹底的絕望傳遞到她的心中，她不再服藥，一直等到閉上眼睛，去另外一個世界。
五
就像三角缺了一角便不穩一樣，自從劉元去世又加上劉剛被處死，這個夾在本地人和外地人之間的小團體便解體了，後來的兩三年間，也曾有其他好手偶爾加入戰團，但是，沒有了當年的悲情，打球仿佛只是消遣，在無聊的歲月中打發時間和發泄精力。
時間過得好快，轉眼中國發生巨變。1977年，我考上北京大學，終於離開生活了十七年的貴州北上讀書，接著，惠倫也和一些朋友結伴離開，去了開放的深圳。只有劉元的靈魂永遠地留在那片山坡上，他和他的母親、弟弟，留在那片亂墳崗上，離開凱里的時候，我曾經去過那個山坡，冬春之際，新草未生，坡上一片枯黃，墳邊的衰草和墳上的白布條，在寒風颯颯中搖曳。他家從北京來的六口人，最終只剩下了煢煢孑立、相依為命的姐妹倆。聽說，為了撫養妹妹，劉萍嫁了中央廠礦一個俗氣的天津人，很多朋友都奇怪這段不相稱的婚姻，但是我明白這是無奈，畢竟這是個工人階級，又是中央廠礦的。不過，據說十年後劉萍離婚了，也去了深圳，他的妹妹也嫁了人，到了安徽，但是我一直沒有她們姐妹的消息。
2002年的春天，深圳觀瀾湖。因為在香港教書，我和在深圳的惠倫再次見面，二十多年沒有見面，我們聊打球，聊生活，聊北京、香港和深圳，很奇怪，就是閉口不談往事，既沒有太多地聊那個我們生活了十七年，卻始終視我們為陌路人的凱里，也沒有提到那個時候朝夕相處一起征戰的好朋友劉元，只是有時候，彼此目光相對，便又匆匆分開，心底有一點兒悲情猶在，眼中似乎有一些往事在說，但是，畢竟誰也沒說，也許是的，往事如煙，既然已經藏在心底，又何必再翻出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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