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書人的精神家園
一輩子的讀書、思考
一輩子的智慧追尋
「很少有美國作家能比詹姆斯·鮑德溫更有效地處理散文形式的文字。」在蘭斯頓·休斯看來，鮑德溫更善於在文章中引發思考，而不是在小說中激起情感。
《村裡的陌生人》這部散文集中的《生平自述》是一篇序言式文章，其中有很大一部分內容是關於如何成為一名作家的：比如為寫出一個真實的世界而挖掘自我的必要性；當「黑人問題」已被廣泛書寫時，身為黑人作家所面臨的困境；在人生終結之前成為「一個優秀的作家」的渴望。
鮑德溫將其自身經歷化為群體共同面對的困局，從最隱秘的個人經驗出發，敘述了人們以「身份認同」自我畫地為牢的怪誕困境；又以其悲憫與清醒提醒人們：我們是時間、環境和歷史的產物，但我們並非僅限於此。
生平自述
三十一年前，我出生在哈萊姆。大約才學會識字，我就開始想寫小說。我的童年故事無非是平淡乏味的幻想，可以略過不提，反正，我不想再經歷一次。那時候，我母親莫名其妙地有了一種惱人的習慣，就是不停地生孩子。孩子出生後，我一隻手接管過來，另一隻手還拿著一本書。我這樣對待弟弟妹妹，他們可能遭了不少罪，不過他們生性善良，否認吃了苦頭。就這樣，我反覆讀了《湯姆叔叔的小屋》和《雙城記》。事實上，我以這樣的方式讀完了能夠到手的一切，除了《聖經》，也許因為它是唯一一本大人鼓勵我讀的書。我必須承認，那時我還寫了許多東西。不管怎樣，我最早的寫作成就，是我的作品第一次發表，那年我約莫十二歲。我寫的一個有關西班牙內戰的短篇，在一份非常短命的教會報紙上獲了獎。我記得那篇小說被一個女編輯做了改動，儘管我不記得什麼原因，但我當時真的很生氣。
那時，我也寫戲劇，寫歌（因為一首歌，我還收到紐約市長拉瓜迪亞先生的賀信），寫詩（這方面少說為佳）。母親看到我的勢頭很高興，但父親不以為然，他希望我當牧師。十四歲時我做了牧師，十七歲時我就不幹了。不久，我離開了家。只有上帝知道，我與這個工商業化的世界鬥爭了多久（我猜他們會說是他們在與我鬥爭）。二十出頭時，憑藉一部即將殺青的小說，我獲得了薩克斯頓獎學金。一年後，這份獎學金用完了，小說也沒有銷路。我開始在格林威治村的餐廳端盤子，寫寫書評，結果大多是關於黑人問題的。因為膚色，在這方面我自然而然成了專家。我還與攝影師西奧多·佩拉托斯基一同完成了一本書，是關於哈萊姆的臨街教堂。這本書和我第一部小說的命運相同，帶來了獎學金（羅森沃爾德獎學金），但沒有銷量。二十四歲時，我決定不再寫黑人問題的書評；那時見諸報端的黑人問題和生活中的黑人問題幾乎同樣恐怖。我打包行李去了法國，在那裡我完成了《向蒼天呼籲》。天知道這是如何完成的。
《我不是你的黑鬼》海報（2016）
我想，所有的作家都會感覺到，他所在的人世不過是一場陰謀，阻擋他施展才華。這種想法的背後肯定有許多理由支持。然而，正是世人用驚人的冷漠蔑視他的才華，作家才被迫看重自身。因此，作家在回首過去時，哪怕像我現在這樣被迫回首一段短暫的時光，總會發現所受的傷害和所得的幫助密不可分。他能以某種方式得到幫助，是因為他以某種方式受到傷害。他得到的幫助只不過是把他從一個困境帶到另一個困境，有人也許忍不住會說，是把他從一場災難帶到另一場災難。當你開始尋找受到的影響時，會發現很多。但我不認為有許多東西對我有影響，至少對我沒有很大的影響。我可以斗膽說，詹姆斯國王版本的《聖經》、街面教堂里的布道、 充滿反諷和暴力但輕描淡寫的一些黑人話語、某種狄更斯 式的對華麗風格的熱愛，時至今日仍對我有所影響；但 我不會讓它們影響我一生。同樣，無數人以各種方式幫 助過我；但最終，我想我生命中最困難（也是最讓我獲益） 的還是這個事實：我生來是一個黑人，因此，不得不與這個現實休戰。（順便說一句，休戰，是可以指望的最好結局）
黑人作家的一大難處，是黑人問題被書寫了太多。我不是專門叫屈，不是有意地想暗示，黑人作家的處境比其他任何人的都更難。書架在信息的重壓下呻吟，大家因此都認為自己見多識廣，這些信息通常、普遍會強化傳統的態度。傳統的態度不外乎擁護或反對。究竟哪種態度令我更痛苦，我說不清。我現在是以作家的身份言說；從社會的角度來看，我充分意識到，態度從惡意到善意的改變遠勝過沒有改變，無論這種改變出於什麼動機，無論多不徹底，無論表現形式如何。
但是，至少我認為，檢視這些態度，深入表面之下，挖掘背後的根源，是作家的使命。就此而言，我們看到，黑人問題還沒有摸到門兒。這個問題不僅寫得太多，而且寫得太差。可以說，一個黑人為了言說而付出的代價，是最終無話可說。（「你教會我語言」，卡利班對普洛斯佩 羅說，「我從中得到的好處是知道如何用它來詛咒。」）我們看到，黑人問題引發了大量社會活動，迫使白人和黑人朝前看，努力創造更好的明天。不錯，這可以把水攪渾；的確，只有這樣才可能推進黑人問題。但是，一般說來，無論該不該，社會問題都不是作家關注的首要問題。作家必須與社會問題保持距離，才能看得清。想要前瞻的未來更有意義，作家首先必須努力回顧過去。但是，一涉及黑人問題，無論白人或黑人，都絲毫沒有回顧過去的慾望，還用充足的藉口來迴避。我認為，正是過去才使現在具有連續性；更何況，如果拒絕客觀公正地評價過去，那麼它將始終是夢魘般的存在。
我知道，當我被迫承認自己是西方世界的雜種，當我追溯過去，發現祖先來自非洲而不是歐洲，我成長過程中的關鍵時刻就已到來。這意味著，以一種微妙的方式，以一種深刻的方式，我帶著一種特殊的態度看待莎士比亞、巴赫和倫勃朗，看待巴黎石建築、沙特爾大教堂和帝 國大廈。這些東西不是我創造的，不包含我的歷史。我也許會永遠徒勞無功地在它們之中尋找自身的影像。我是一個闖入者，它們不是我繼承的遺產。與此同時，我也沒有其他遺產可以利用—我當然不適合生活在叢林或部落。我必須挪用白人幾百年來的遺產，必須把它們 變成我的財富。我必須接受我的特殊態度，接受我在白人系統中的特殊位置；否則，我在任何系統中都沒有位置。最困難的是，我被迫承認過去我總要隱藏的某些東西，那是美國黑人不得不隱藏的東西，為的是換取在公共生活中的進步。那就是，我恨白人，怕白人。但這並不意味著我愛黑人；相反，我鄙視黑人，或許是因為黑人中沒有誕生一個倫勃朗。實際上，我是恨這個世界，怕這個世界。這不僅意味著我由此賦予這個世界完全戕害我的力量，還意味著在這樣一個如同地獄邊境般令人自毀的世界裡，我無從寄望於寫作。
作家只有一樣東西可寫，那就是他自身的經歷。一切都依賴於他無情地榨乾其經歷可能提供的素材，直到最後一滴，無論是甜蜜還是苦澀。藝術家唯一真正關心的，是從無序的生活中重新創造出秩序，這種秩序就是藝術。對於我來說，身為黑人作家的困境是，我所處的社會環境提出的極多的要求、帶來的真實的危險，讓我沒有辦法 過於仔細地省察我的經歷。
詹姆斯·鮑德溫在《我不是你的黑鬼》中
我認為，上面提到的困境並非極端。我的確認為，既然作家在用語言這一過於直接的媒介進行創作，那麼就不難解釋，儘管有豐沛的黑人語言和生活作為資源，儘管有黑人音樂為表率，但通常而言，黑人的散文還是那麼蒼白，那麼粗糲。我連篇累牘地寫黑人的生活，不是因為 我認為這是我唯一的主題，而僅僅是因為這是我必須打開的門，在這之後才能指望寫別的東西。我認為，只有考慮到語境，才能連貫地討論美國黑人問題。美國黑人問題的語境就是美國的歷史、傳統、習俗，以及美國的道德立場和關懷，總之，就是美國的整個社會結構。與看上去的樣子恰恰相反，沒有一個美國人能免於受到這個語境的影響，每個美國人都對它負有一定的責任。我現在更加堅信這一點，因為現在人們一談論黑人問題，就好像是身外之物，與己無關，這種態度成了大勢所趨。但在福克納的作品中，在羅伯特·潘·沃倫顯現的基本態度和 一些具體的段落中，最重要的是，在拉爾夫·艾利森現 於文壇之後，我們至少開始看到真正具有穿透力的探索。順便說一句，艾利森先生是我讀到的第一個黑人小說家， 在語言中巧妙地利用了黑人生活中的曖昧和反諷。
至於我的興趣—我不知道我是否真的有興趣—除非擁有一部十六毫米攝影機、拍攝實驗電影這一病態的慾望也算是興趣。在其他方面，我喜歡吃吃喝喝；我憂傷地堅信，我從未有足夠的東西吃（這是因為，如果你總是擔心下一頓，是不可能吃夠的）。我喜歡和觀點略有差異的人爭論。我喜歡笑。我不喜歡波希米亞風格或 是波希米亞風格的人，我不喜歡以享樂為主要目標的人， 我不喜歡對任何事情都一本正經的人。我不喜歡因我是 黑人而喜歡我的人，我不喜歡因同樣偶然的理由而鄙視我的人。我喜歡美國勝過世上其他國家，理由恰恰是我 堅持認為我永遠有批評它的權利。我認為一切理論都是 可疑的，哪怕再好的準則，都可能需要修正，甚至被生 活的要求粉碎。因此，一個人必須找到自己的道德中心，穿行在人世時，希望這個中心能夠正確引航。我認為，我有許多的責任，但最大的責任莫過於此：正如海明威所說，活下去，完成我的工作。
我想做一個誠實的人，做一個好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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