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功德林戰犯管理所，軍銜最高的是綽號「王靈官」的上將王陵基，軍銜最低的是綽號「小木匠」的上校章微寒。沈醉在回憶錄《戰犯改造所見聞》中說：「章微寒是北京戰犯管理所中僅有的一位上校級軍銜的軍統浙江省站站長，他是在新中國成立後自首投誠的，雖犯了錯誤，還是對他有所照顧，所以把他選到北京來。」
沈醉因為跟章微寒私交甚篤，所以說話避重就輕：章微寒可不是「犯了錯誤」，而是「投誠」加入公安系統後，不但幫助很多特務逃台，還在家裡藏了一個毛人鳳從島上派回來的特務，那特務被抓出來後，章微寒就只能「進來」了。
沈醉深通人情世故，寫回憶錄的時候一般是說好不說壞，比如他說功德林有四個「惹不起」，筆者斷斷續續查了一年資料，參考了邱行湘外甥黃濟人的《將軍決戰豈止在戰場》和史文編著的《首要戰犯改造秘檔》以及《文強口述自傳》，才把那四個人的名字猜出來。
咱們今天的話題，就是根據沈醉、文強的回憶錄和黃濟人、史文的著述（本文黑體字均出自上述四本書），來聊一聊「功德林破案能手」文強的趣事：這位劉安國的歷史原型，曾在功德林發生「失竊」後，指揮原軍統湖南站站長黃康永，用一個小時就成功破案，而且還很周到地讓「行竊者」免於處罰。
文強就是電視劇《特赦1959》中劉安國的歷史原型，這一點絕大多數人都知道，但是他經歷傳奇背景複雜，我們卻只能挑主要且不敏感的來說：此公1925年6月入團，8月考入黃埔軍校第四期政治科，1926年1月入黨，他入的哪個團哪個黨，《特赦1959》中戰犯管理所所長王英光說得很清楚。
文強參加八一南昌起義時任二十軍第三師黨委成員、少校連長……（省去一段經歷），1936年到1945年間一直跟著戴笠干，歷任浙江中央警官學校情報參謀訓練班中校政訓員、參謀本部諜報參謀訓練班任政治指導員、任參謀本部的上校參謀、復興社特務處駐上海辦事處上校處長兼蘇浙行動委員會人事科科長、上海策反委員會主任委員、忠救軍上海辦事處處長、忠救軍少將政治部主任、軍統局華北辦事處主任兼任冀察戰區挺進第八縱隊司令和第一戰區調查統計室主任、軍統局北方區區長兼第一戰區司令長官部肅奸委員會主任委員。
抗戰勝利後，文強於1946年任軍統局東北辦事處處長兼任東北行營督察處處長、東北肅奸委員會主任委員、東北保安司令長官部督察處處長時晉升中將（孫連仲和胡宗南聯名保舉的）。
戴笠死後，文強下定決心脫離軍統，並於1948年夏被程潛任命為長沙綏靖公署辦公室中將主任兼第一處處長，然後就在同年9月被杜聿明通過老蔣調到徐州「剿總」前線指揮部當中將副參謀長、代參謀長——他要是一直留在長沙，肯定是要跟著程潛一同起義的，那他的歷史就要改寫了。
文強一步之差沒趕上湖南起義，在戰犯管理所一直待到1975年才最後一批特赦，為此他本人倒是挺想得開：「我的後半生很長。從1949年1月10日我被俘那一天起，我認為自己一直在紅旗下生活。我活得這樣長，我家二十代以內都沒有九十歲以上的人，我活到現在九十多歲，還在活。」
文強屬於心有骨鯁知錯不認，但是在功德林的學習態度還是比較認真的：「文強表現積極，當上了學習組長，而且是一個威信很高的好組長。值得一提的是，文強是個『組長專業戶』，特赦之後，他仍然當了（文史專員）學習組長，而且一干就是兩屆，總共十年。」
其實文強在全國政協文史專員辦公室當學習組長不止十年，十年後第三次選組長，他雖然明確表示讓位，但最後還是全票當選，不幹也得乾了。
文強是在軍統期間正式晉升的正授中將，為此他除了感謝孫連仲和胡宗南，對職務軍銜中將、正授軍銜少將的戴笠也很感激：「與我相處十二年，他對我是特殊的對待，我感到他對我是一貫的信任，一貫有禮貌。我沒有向他求過官，卻將我的官階升得比他自己還高還大。」
文強曾從川軍監獄逃脫，又在上海跟日偽鬥智斗勇（這些故事筆者前一段時間的稿子裡有，就不再重複），特工經驗十分豐富，到了功德林戰犯管理所，那些特工技能依然可以派上用場——那些文官廳級以上，武官少將以上的戰犯，身上的惡習一時間難以改掉，雞爭狗斗和小偷小摸時有發生，這就需要王耀武、文強、董益三等學習小組組長進行管理和協調了——管理所幹部一般不插手戰犯之間的小糾紛。
在功德林戰犯管理所，特務出身的中將有三個，一個是以「第十五綏靖區中將司令官」被俘的原莫斯科中山大學畢業生、復興社創始人之一、南昌行營別動隊總隊長康澤，另一個是曾任軍統局川康區區長、西北區區長、河南站站長、軍統局副主任秘書、中將主任秘書的長沙緩靖公署中將高參兼調查室主任張嚴佛，第三個就是咱們今天要說的「功德林破案能手」文強了。
沈醉在《戰犯改造所見聞》中講了一個笑話：貪婪成性，軍長仍愛小偷摸；牛雖丟，仍得撿回牽牛繩子。
這個笑話說的是一個被俘的軍長堪稱慣偷：洗衣組洗曬的床單、被套，較新的襯衣褲，只要他看上了的，就會收入囊中，最後管理所把他偷竊的東西陳列出來，開一次別開生面的「展覽會」，各學習小組都派人「參觀」。
沈醉不肯透露那位慣偷姓名，只說他是老蔣嫡系六十六軍軍長，該軍長在檢討中承認：他當連長起就吃缺，他帶的一連兵，從來沒有滿員，這一方面是因常有開小差和病故的；另一方面是他有意不讓滿額，存心吃缺。由當連長吃幾個到當營長是十幾二十個，當團長、師長便越吃越多。當了軍長，更可以大吃特吃了。
在功德林戰犯管理所，慣偷不止六十六軍軍長一個，這個軍長「暴露」，是因為偷的一大包東西掉在地上散開，而文強偵破的那起「功德林物資失竊」，一開始根本就沒有懷疑對象。
杜聿明、王耀武於1959年12月4日第一批特赦，沈醉和董益三1960年11月28日特赦後，文強接任功德林縫紉小組組長，每天都要清點組員做好的服裝。
文強的縫紉小組人數眾多，其中就包括脾氣很暴躁的原保密局西南特區少將區長徐遠舉、少將副區長周養浩，兩個特務少將在中將文強面前倒是不太倔強，但是整個縫紉小組卻出了問題：「一天收工清點衣服時，發現少了幾件棉背心。這是很奇怪的事，因為在這裡偷去也沒法穿。組長文強很著急——丟了東西不好交待。」
在功德林戰犯管理所，將軍級特務有二十多人，沈醉和董益三特赦出去後，還有張嚴佛、鮑志鴻、鄭錫麟、沈覲康、劉崇朴、曾晴初、周養浩、徐遠舉、廖宗澤、邢森洲、文強、岳燭遠、黃康永、郭旭、黃逸公、馬策、王樂波、李漢元、程浚、魏文海等至少二十個，其中有不少就在縫紉組。
偷東西偷到特務頭上，徐遠舉和周養浩都很興奮：原先在法學院和特訓班學到的東西，終於可以派上用場了！
文強擺擺手叫大家不要聲張，悄悄叫來了原軍統湖南站少將站長黃康永面授機宜。
文強相信黃康永是有道理的：文強在湖南當長沙綏靖公署辦公室主任的時候，對黃康永是有一定了解的，張嚴佛和黃康永都參加了湖南起義，最後卻都進了戰犯管理所，原因估計跟章微寒一樣做事不徹底，在這方面他們都不如沈醉——沈醉在雲南起義通電上簽字之後，不但命令手下特務全都放下武器停止活動，還把滯留在昆明的徐遠舉、周養浩、成希超、郭旭都「交了出去（沈醉回憶錄原文）」，所以沈醉第二批特赦，而黃康永直到1975年才跟文強一起最後一批特赦。
收到文強錦囊妙計之後，黃康永趁著大家聚在一起七嘴八舌的機會，以做清潔為名進入宿舍，檢查了所有人的枕頭：又大又軟的，裡面肯定有東西！
黃康永不到一小時就回來給文強使眼色：東西找到了！
文強還是不動聲色：「咱們無權搜查任何人的行李，你當眾揭穿，他會跟你拚命的，還是請管理員來例行檢查一次再『發現』吧。」
文強把知情範圍縮到最小，那個偷了幾件棉背心的「同學」也沒有像沈醉在的時候開大會公開批評，文強既偵破了物資失竊案，又保全了那人的顏面。
文強在《口述自傳》中對此事隻字不提，其他人對此也是一筆帶過，但是我們還是能從沈醉的回憶錄中關於「偷紐扣軍長」的描述中發現一點端倪：由於過去一向貪財，新中國成立後，用這些貪污來的錢買下的田地、山林被分給農民了，他再也沒有發橫財的機會，所以，在管理所改造時，凡是能拿的東西便拿些，準備將來出去時能夠變賣一點錢。按照他的原話說是「牛雖丟了，也得把牽牛的繩子撿回來，總比空著手好一些。」
幾件棉背心可能不算重要物資，但是敢在戰犯管理所偷東西，此人的品性和膽子，還真不一般。要不是文強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將此事宣揚開去，也夠那人喝一壺的。
沈醉曾經對「戰犯同學」的表現大發感慨：「人上一百，五顏六色。戰犯管理所不但什麼樣的人都有，而且什麼樣的事也會不斷發生。我十分讚賞前人一句話：『江山易改，本性難移。』」
即使進了戰犯管理所，特務們還對破案十分感興趣，那些在軍隊中吃慣了空餉的草包將軍，還是一如既往地貪得無厭，好像不偷東西就算丟了。
沈醉有感而發，讀者諸君肯定也有話要說：在您看來，如果文強不一步錯步步錯，其最終結局又將如何？老蔣讓那些吃空餉、偷紐扣、偷背心的將軍帶兵打仗，有豈有不敗之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