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權國家是現代社會才有，是個新生事物，為古代所無，其主要特徵就是讀對國境和國籍進行嚴格管理。
主權國家之前，並無嚴格的國境概念，更無國籍概念。事實上，中國古代一直以吸引邊緣地區的人們接受中國教化，來中國定居為榮譽，即所謂的「來遠」。戍邊和建邊牆只是阻止遊牧人對中國的劫掠，並非因為他們沒有中國綠卡。
那時，區分中國外國的標準，並非國境、國籍，而是文化。願意接受中國文化的，就是中國人。這就是韓愈說的：「孔子之作《春秋》也，諸侯用夷禮則夷之，夷而進於中國則中國之。」
因此，古代的中國是一個文化概念，信奉中國文化的區域就叫中國。
中國文化的核心是什麼？是道義。道義也有其他很多叫法：道理、理、義、仁義、義理、正、正義等等。
中國傳統學術是經學，就是以《五經》為中心的儒學，而經學的研究核心就是「義理」，也稱義理之學、這個義理就是道義。
獨立的道義理念在中國文明伊始就出現了。
中國文明起源於伏羲時代，這個時代的主要文明成果之一，就是《易經》的出現，即「伏羲畫卦」。《易經》的核心思想是「貞」，即「元亨利貞」之貞。「貞」是什麼？是正、守正。正就是道，守正就是守道。
在道義的基礎上，發展出道義文化，道義秩序。黃帝之後，又逐漸出現道義的政府。
因此，古代的中國沒有愛國的說法和概念，而只有愛道的概念，有夷夏之防的概念，愛的是中國文化，愛的是作為中國文化之核心的道義、道。
孔子說：「朝聞道夕死可矣」；「君子謀道不謀食，憂道不憂貧」。
從黃帝時期開始，中國就開始周期性遭遇西方文化之衝擊，這種文化衝擊總是和武力入侵伴隨。如何抗擊外來文化衝擊，捍衛自身的道義文化，就成中國歷史之主軸。
在這個過程之中，中國文化也接受和融入西方文明的元素，而出現新的文化形態。
黃帝之後，逐漸出現了政府，到堯舜時期基本成型，到夏禹最終定型，中國進入三代。
黃帝之前，中國是純道義社會，社會秩序靠以結繩和書契為形態的契約來維持，即「結繩而治」。
政府的出現，是三種文明元素相融合的結果：多神教祭祀、暴力、道義。其中祭祀和暴力因素是西來的，但是被中國進行了道義化改造。把多神教改造成道義宗教，把暴力改造成「義軍」。
但是，在構成政府的祭祀、暴力、道義三要素中，是以中國固有的道義為主體的，祭祀和暴力則比較邊緣。可以說是以道義為體，以祭祀暴力為用，是「中體西用」。
因此，政府在中國出現，是受西方文明影響的結果，並非中國文明內部進化的。而且，政府的形態是「中體西用」的，以中國的道義為本體，總體上可稱之為道義政府。
春秋時期，中國再次遭遇西方文化的衝擊。這次是形成於亞述帝國和波斯帝國的法家專制文文化。
中國出現了禮崩樂壞，穩定存在於夏商周三代的制度形態崩潰了。
為挽救中國文化，孔子挺身而出，廣搜資料，刪詩書，最終整理出了《五經》，以此為教材開班授徒。從此獨立的學術在中國出現了。這是中國歷史之又一大變化。
與此前中國的政府一樣，孔子所開創的儒學，尤其是《五經》之中，也是混雜著西方文明的元素的，包括祭祀因素、戰爭因素。但是，孔子的偉大之處是，在這種混雜之中，識別出了中國固有的道義元素，並以此為最高價值。儒學的核心是道義。儒學的目的是求道、傳道、行道。
到了漢武帝時期，終於採取「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以儒家精神為基本原則，在三代的制度範式之後，重新設計制度範式。
在這個新制度範式中，其基本原則是儒家的，是道義，但是具體的制度，則保留了繼承秦國的法家的。是「儒體法用」的。儒家作為一種學術思想，成為政府的內在精神和憲法，去讀法家專制進行限制。
「儒體法用」其實還是「中體西用」。
1840年之後，中國再次遭遇西方文化的衝擊。這次是新興的歐美文明。
儘管在辛亥之後，中國開始在學術上否定儒家而引入西學。但是，在實踐中，中國並沒有迷信理論，而是強調「理論聯繫實際」，「中國特色」。
在發展實踐中，是堅持以中國實際為本的，西方的理論必須要結合中國的實際。中國實際的根本就是中國文化，就是道義。因此，無論是在政治實踐中，還是經濟實踐中，道義都實際上具備主體地位，是「中體西用」的。只是以西學為主導的學術界並沒有意識到這一點。
在歐美的衝擊下，儘管在制度形態上，中國的政府和國家向西方靠攏，但是，就其內在的精神看，依然是中國固有的道義。中國的國家是道義國家、政府是道義政府、經濟是道義經濟、軍隊是道義軍隊。
也正是在道義這一點上，中國是存在普遍共識。中國政府、國家、軍隊的權威都是基於道義。
也正是在作為普遍共識的道義的基礎上，中國政府獲得巨大的權威和獨立執行權，因為政府的執行權，就是對道義的執行。這就是被目前西方羨慕的「舉國體制」。
西方無法實現中國式的舉國體制，甚至他們的政府無法獲得獨立的執行權，根源就在於西方從未出現中國式的道義概念，從不存在普遍的道義共識。
西方的政府和國家都是基於利益的，而非道義的，是利益政府，利益國家，主要目的和職能是利益爭奪，而非維護道義。因此，無法獲得中國式的普遍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