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文選萃」劉世芬 | 歐美文學中的決鬥

2019-11-20     作家鬼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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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新幹線

主編寄語

且讀書,你就是活了兩世;

且寫作,你就是活了三世。

作者簡介

劉世芬,筆名水雲媒,祖籍河北滄州,現居石家莊,黨校教職,專欄作家,中國作家協會會員,石家莊市文藝評論家協會副主席。作品散見於《中國作家》《解放日報》《文學自由談》《散文》《今晚報》《讀者》《新民晚報》等多種報刊,著有散文隨筆集《看不夠的紅樓夢,品不完的眾人生》《潮來天地青》《醉杭州最江南》等。多篇作品入選全國各類文學選本、年選、排行榜、教材讀本,並被應用於中高考試題。

文學天地

歐美文學中的決鬥

劉世芬

曾有讀者質疑《三個火槍手》這個書名:不是四個嗎?我雖不是沿著這個思路,卻也萌生過為它改名的衝動:改為《決鬥》。

整部書一刻也沒離開決鬥,書中諸人像極了車田正美畫筆下的聖鬥士:少年勇士達達尼昂懷揣父親的一張字條,騎一匹長毛瘦馬,遠赴巴黎,希望在國王火槍隊里當一名火槍手。他遇到阿托斯、波托斯和阿拉米斯三名火槍手,四人結成生死與共的知己。

而這「生死與共」的前提則來自一場又一場決鬥。那張字條正是父親寫給幼時的一個鄉黨、從前的鄰居特雷維爾。原來,父親、特雷維爾都是國王路易十三的「發小」,小夥伴們經常玩著玩著就「斗」起來,「占上風」的竟不是路易十三,而是特雷維爾。這傢伙簡直就是決鬥天才,「頭一次到巴黎旅行就與別人決鬥過五次;從老王過世到儲王成年親政期間,他除了參加打仗和攻城,又與別人決鬥過七次;而從當今國王登基到現在,他可能又決鬥過上百次!所以,儘管有法令,有諭旨,有禁止決鬥的規定,他卻當上了火槍隊的隊長,即國王非常倚重的禁軍的首領」。

就在這一群英武善戰的騎士中,達達尼昂開啟了自己的決鬥史。初遇三個火槍手,他們之間有一場關於決鬥的對話——

「我就是要與這位先生決鬥,」阿托斯指指達達尼昂說道,同時向他欠欠身子。

「我也是要和他決鬥。」波托斯說道。

「不過是約定在一點鐘。」達達尼昂答道。

「我也一樣,也是要和這位先生決鬥。」阿拉米斯來到場地上說道。

「不過,那是約定在兩點鐘。」達達尼昂依然沉著地說道。

「可是,阿托斯,你為什麼要和他決鬥?」阿拉米斯問道。

「老實講,我也說不清,他撞痛了我的肩膀。你呢,波托斯?」

「老實講,我是為了決鬥而決鬥。」波托斯紅著臉答道。

「那麼你呢,阿拉米斯?」阿托斯又問道。

「我嘛,決鬥是為了神學方面的原因。」

事實如此。決鬥,對於他們就像聊一句天,呷一口茶,飛來一片雲,趕走一陣雨……這一個個史詩般的人物告訴我們,中世紀法國及歐洲紳士階層中的決鬥是多麼司空見慣,那簡直是屬於一段歷史、一個種族的純真暴力。而作者大仲馬豈能脫了決鬥的干係?《大仲馬傳》記載大仲馬一生有過十三次決鬥,早在四歲那年,剛辦完父親的喪事,大仲馬就抱起兩支大槍,悄悄爬上樓頂,要同上帝一決高低。當母親責罵時他回答說:「我要到天國去,我要和上帝決鬥,要把上帝幹掉……因為上帝殺死了我爸爸!」

大仲馬與雨果同齡,但雨果不像大仲馬那樣恣意放縱,而是寬容、大度,也雍容世事。有一次大仲馬與雨果吵架後不久要與人決鬥,他卻毫不猶豫地向雨果求援:「維克多,不管我們現在關係如何,希望你不至於拒絕我對你的請求:不知道從哪裡竄出來一個賤小子,對我進行人身侮辱……」(決鬥雙方必須有助手和見證人)。

大仲馬還把決鬥基因精準地傳給小仲馬,在他眼中,小仲馬「除了具有用之不竭的精力,還能跳上馬背,揮舞刀劍、步槍和手槍」,「他時時刻刻準備像瓦萊爾(莫里哀《慳吝人》中的人物)那樣偷我的錢匣,他又時時刻刻準備像西德(西班牙英雄)那樣為我戰鬥……」。

就這樣,《三個火槍手》為我們撕開這一角決鬥的天幕,又進一步統領起法國文學中決鬥的異彩紛呈。大仲馬的另一部巨著《基督山伯爵》也有足夠的決鬥戲份。這部書的起始背景是拿破崙被困厄爾巴島。拿破崙本人恰恰就是一名決鬥能手,那時他的忠實信徒們守在馬賽,每天鬥毆滋事,引得上流社會常常鬧決鬥。

書中的第一次決鬥發生在基督山伯爵與仇人費爾南的兒子阿爾貝之間:阿爾貝在不明真相的情況下認為基督山伯爵陷害他的父親,「不論在全世界哪一個國家裡,這樣的一次侮辱必然會引起一場你死我活的決鬥」,決鬥就在歌劇院裡被確認。然而,伯爵的昔日戀人、阿爾貝的母親美塞苔絲告訴了兒子真相,阿爾貝真誠地向伯爵道歉:「不是法國上校費爾南出賣亞尼納總督這件事,而是漁夫費爾南出賣伯爵您……您有權利向我父復仇,而我,他的兒子,現在感謝您沒有用更狠毒的手段。」於是決鬥取消。

第90章的標題乾脆就叫「決鬥」。費爾南被揭穿後去基督山伯爵府,提出決鬥:如軍人般,不要助手,像在戰場上相遇的仇人一般,不死不休。伯爵同意了,但當基督山伯爵換上水手服出現在費爾南面前,他認出此人就是被自己陷害蹲了14年監獄並且已經「死亡」的情敵埃德蒙,驚得失魂落魄,當場逃出伯爵府,回到家中拔槍自殺。

為了向檢察官維爾福復仇,基督山伯爵「虛擬」了多次決鬥,並讓自己在「布沙尼神甫」和「威瑪勳爵」之間來回變幻。他向維爾福把自己說成一個「到處決鬥,到處鬧桃色事件」的「威瑪勳爵」,並與「古巴瑪勳爵」已經「決鬥過三次」,「第一次用手槍,第二次用劍,第三次用雙手長劍」。陰險狡詐的維爾福關心的是決鬥結果,伯爵告訴他,「第一次,他打斷了我的胳膊。第二次,他刺傷了我的胸部。第三次,他給我留下了這個傷疤」,伯爵「特意」翻開襯衫領子,露出一處傷疤,「疤痕還是鮮紅的,證明這是一個新傷」。

大仲馬的偉大還在於,他讓滿腔復仇怒火的基督山伯爵表明了對待決鬥的態度——「啊,決鬥!」「憑良心說,當你的目的是報復時,用這種方法來達到人的目的未免太輕鬆啦!」「請了解我,我會為一件小事而決鬥,譬如說,為了一次侮辱,為了一記耳光,而且很願意決鬥……但要報復一種遲緩的,深切的,永久的痛苦,假如可能的話,我卻要以同樣的痛苦來回報,以血還血,以牙還牙」。原著中展現的其實是兩場「未遂」的決鬥,而電影版《基督山伯爵》為了增強視覺效果,則讓基督山伯爵與費爾南進行了一場真正的決鬥。

看上去,在決鬥這件事上,歐美人似乎「傻」到極致,令人懷疑是否還處於大猩猩為求偶單挑的階段。這種民族與地域的血緣傳承又讓他們時時保持一種騎士風度,為了尊嚴與名譽立即決鬥,顯得單純可愛,連羅曼·羅蘭筆下「傻乎乎」的「約翰·克利斯朵夫」也曾為保護朋友不惜做了決鬥的無名英雄。在好友的弟弟奧里維毫不知情的情況下,克利斯朵夫「為了奧里維決鬥」頓覺「神聖無比」。他和決鬥對手呂西安「發了兩顆當然毫無結果的子彈」,魯莽的克利斯朵夫甚至丟下武器向呂西安「直撲過去」,要用拳頭繼續決鬥。而這一切「奧里維一點都不知道」,只奇怪為什麼克利斯朵夫對他那麼溫柔。第二天他才從報紙上知道克利斯朵夫決鬥的事。多次逼問原因,克利斯朵夫才笑著回答,「為了你呀」。

《紅與黑》中的德·萊那先生為一封信就可以下決心與收容所長、他的老對頭瓦勒諾先生決鬥;那個卑微多疑的小於連更是處處決鬥。進神學院前,在咖啡館裡,只因漂亮女招待阿芒達的情夫看於連一眼,他們就決定決鬥了,「剛到貝藏松就決鬥,教士的職業算完了」,但他又想「管它呢,日後不會有人說我放過了一個無禮之徒」;來到巴黎的德·拉莫爾府之後,於連在街頭、咖啡館遭遇了與在貝藏松相似的境遇,多次激起決鬥的慾望。在與年輕的外交官博瓦西先生決鬥前,於連的黑衣服被做了豐富聯想,「一大早就穿這件黑衣服!……大概是為了更好地躲避子彈吧」。於連在決鬥中胳膊中彈,只用「醮上燒酒的手帕」包紮一下,而與之決鬥的年輕外交官剛剛劍拔弩張,瞬間又握手言歡。

《漂亮朋友》中的那場決鬥,讓我們恍然:法國人竟是這樣解決糾紛的!《筆桿報》記者路易·朗格勒蒙每天惡意中傷《法蘭西生活報》社會新聞欄負責人喬治·杜洛瓦,大名鼎鼎的專欄作家、喜愛決鬥的雅克·里瓦爾當即為他們確定了決鬥:「這個朗格勒蒙,辦事倒還痛快。我們提出的條件,他全部接受:雙方距離為二十五步,聽到口令後才舉起槍來各射一發子彈,而不是先舉起槍,聽到口令後由上往下移動。這樣打要准得多。」

杜洛瓦對決鬥的心情則複雜得多,「這個時候,我可不能裝熊」。可是一旦臨近,嚇得幾乎暈倒過去。他甚至給鄉下的父母寫信:「親愛的父親,親愛的母親:天一亮,我就要去同一個人決鬥,我可能會……」他的心突突跳著,「明天這時候,我也許已不在人世了」。他一遍遍想像自己死後「直挺挺地躺在那裡,身上蓋著他剛才掀去的被子」,當聽到敲門聲,「差一點仰面倒了下去」。但即使如此也「決不示弱」。甚至在去郊外決鬥場的路上他期待翻車,「啊,要是忽然翻了車,他摔斷一條腿,該有多好!」

這場決鬥之後竟要雙方決鬥的證人「草擬現場報告」,而決鬥也使杜洛瓦成為一個絕世英雄,報社老闆瓦爾特稱他「好樣的,好樣的,你為《法蘭西生活報》立了大功,真是好樣的!」決鬥為他升職,一夜之間成了《法蘭西生活報》少數幾位領頭的專欄編輯之一,並使他的情婦德·馬萊爾夫人更加愛他。

一張照片,普京身穿柔道服裝,揚起拳頭做攻擊的姿勢,不由得令人想起那個曾經盛行決鬥的民族。而「抱摔普京」一詞則大有決鬥死灰復燃的意味,更令人想起他們「普家」那個普希金。

普希金本人的決鬥史以及他在《葉夫根尼·奧涅金》中渲染的決鬥,使我甚至把歐羅巴人當成決鬥鼻祖。眾所周知,大才子普希金本人在現實的決鬥中喪命。這個風流美男子本來不想擁有「合法的妻子」,但在被沙皇尼古拉一世召回莫斯科不久,邂逅了一位美貌絕倫年僅16歲的姑娘——娜塔麗亞,就是《葉夫根尼·奧涅金》中的塔吉亞娜的美麗形象了:古典的端莊,憂鬱的俏麗,深邃的目光像在凝思,輕盈的步聲如同唇邊的嘆息。可是當他們結婚才發現,這樣一個絕世尤物豈能少了獻媚者,連尼古拉一世也對她垂涎已久!1837年初,為了捍衛自己的人格尊嚴和純潔的愛情,普希金決定與一位糾纏妻子的紈絝子弟決鬥,而在這次決鬥中,倒下的卻是普希金自己。

《葉夫根尼·奧涅金》中的奧涅金與連斯基二人都是決鬥高手,他們把決鬥看得「又痛快,又高貴」,奧涅金的利己主義在決鬥上表現得特別鮮明,最後他殺死連斯基,在良心的譴責下選擇了四處遊蕩。

蘇俄文學中的決鬥大多發生在軍中。《復活》里的幾個軍官在聖彼得堡的飯店吃飯時照例喝了許多酒,一句不合,與另一兵團的士兵卡敏斯基引發決鬥,卡敏斯基腹部中彈,兩小時後就死了。兇手和兩個副手都被捕,但「關了兩星期禁閉又都獲得釋放了」。卡敏斯基是個獨生子,母親傷心欲絕。但皇帝憐憫犯罪的軍人,不予追究。而聶赫留朵夫姨媽的兒子為那軍人辯護:身為軍人必須這樣做。姨媽家的餐桌「泄露」了當時人們對決鬥的看法:母親們都指責那個打死人的軍官,而男人則給予理解。聶赫留朵夫自己當過軍官,也能理解當時的軍官行為。他還情不自禁地比較了殺人的軍官和監獄裡那個因毆鬥誤傷人命而被判苦役的漂亮青年農民,兩人都因醉酒而打死人,結果卻完全不同,青年農民就此拋下妻兒,離開親友,戴上腳鐐,剃了陰陽頭,去服苦役;而那個軍官卻坐在漂亮的禁閉室里,吃著上等伙食,喝著上等美酒,看看書,而且早晚一定會獲得釋放,又可以像原來那樣過活,甚至還可能因此揚名,更受人關注……

《戰爭與和平》中的文官皮埃爾一直懷疑妻子海倫與妻弟多羅霍夫曖昧,在招待巴格拉齊昂將軍的宴會上,已是禁衛軍軍官的多羅霍夫順手拿走了放在身為貴賓的皮埃爾面前的一份頌詞,大聲朗讀起來,伯爵藉口這是對他的侮辱,因此要求決鬥。但是在當天,在開始決鬥之前,皮埃爾內心起了波瀾,他覺得「何必決鬥,何必殺人呢?不是我打死他,就是他打中我的腦門、臂肘或者膝蓋。還是從這裡逃走,躲到什麼地方去吧」。在決鬥這件事情上,皮埃爾的思想幾經轉折,思想的矛盾性和搖擺性相當明顯。

俄羅斯人大多經歷了對決鬥的反思。《安娜·卡列尼娜》中,從賽馬場回家的馬車上,安娜把她與渥淪斯基的關係告訴了丈夫卡列寧,卡列寧照例進行了一番激烈痛苦的鬥爭。那時,女人理所當然地成為引起榮譽決鬥的主要原因,不是男人們用比武來贏得異性青睞,而是騎士精神本身就包含這樣的內容:男人應該以生命來捍衛心上人的名譽和尊嚴。因此,在描寫中世紀騎士的小說里,我們經常能看到某位騎士發誓為心愛的貴夫人效勞的情節,這裡的「效勞」便意味著:如果有人敢冒犯您,我將立刻和他決鬥,決一生死。

對於決鬥,痛苦的卡列寧幾番糾結。「決鬥這件事」,是他年輕時特別醉心的,但他「生來就是一個膽怯的人」,一想起手槍對準自己的情景就毛骨悚然,所以他生平從來不曾使用過任何武器。當他功成名就、獲得了鞏固的社會地位後更是「無論在什麼情形下他都不會和人決鬥的」。卡列寧又想到「離婚」,但最後連離婚的念頭都拋棄了,而是給安娜寫了一封信,請求她回到自己身邊保全一個家庭的完整。

文學的世界太瑰麗,那些決鬥的武器:劍,手槍、馬槍,匕首,誰能想到以琴決鬥呢!義大利作家亞歷山德羅·巴里科《海上鋼琴師》里的丹尼1900,用一架鋼琴完成了一場驚心動魄的決鬥。2017年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巴里科的這部小說,從電影到原著,驚心動魄的,仍是那場「鋼琴決鬥」:爵士樂鼻祖傑立·莫頓聽說丹尼1900的事情——那才是世界上最偉大的鋼琴家。「那隻船上有一個可以在鋼琴上隨心所欲的人」,當訴說者露出對莫頓嘲笑的表情,他已經構想了一場決鬥,甚至掏出一把「鑲著珍珠母的小手槍」:「那隻鳥船在哪裡?」

有很多驚為天人的電影片段我們永遠無法忘記,這場鋼琴決鬥直看得每一個人汗毛豎起酣暢淋漓。從沒到過陸地的1900甚至不知「決鬥」為何物——「決鬥?為什麼?」但上帝真的帶給他一場絕無僅有的決鬥。正如他自己所說「我的世界就是在這艘船上」,而船上的舞池是1900唯一展現才華的地方,對於一個沒有生日、沒有國籍、甚至是否存在於世都被懷疑的1900來說,這方小小的舞台是其存在的全部意義。一個是「爵士樂鼻祖」,一個是海上天才鋼琴家,一架鋼琴,兩人輪番上陣,雖是兩個人的比賽,但人人都參與其中,原來,優雅如斯的鋼琴演奏,決鬥起來也是血雨腥風……1900清楚地認識自己,大海就是他的世界,鋼琴就是他的人生,他用琴鍵彈奏出像大海一樣無限寬廣的音符,最後令莫頓俯首稱臣。

這個情節就來自歐洲18世紀貴族階層玩起的一種新花樣——鋼琴決鬥,曾有兩場最為著名:1781年,在奧地利國王約瑟夫二世的倡議下,莫扎特和克萊門蒂應邀赴戰;另一場高低難分的對決發生在李斯特和塔爾貝格之間,無疑《海上鋼琴師》由此獲得靈感。而時光流淌到今天,今人又繼承了古人的以琴決鬥,德國的兩位著名鋼琴家 Andreas Kern和Paul Cibis精心策劃了《鋼琴大鬥法》音樂會,採用「斗琴」的方式演繹古典作品,並通過現場觀眾投票來一決高下。從此,「有鋼琴的地方就有了江湖」。

相對於「斗琴」,「斗棋」也很有看點。奧地利作家茨威格寫過一本小說《象棋的故事》,則是以「棋」決鬥。一艘從紐約開往阿根廷的遠洋客輪上,「我」有幸遭遇了一位象棋奇才琴多維奇,船上能上場的棋手被琴多維奇輕易擊潰,直到出現了一位神秘的B博士,形勢大為扭轉。「我」出於好奇了解到B博士曾經是一位囚徒,德國法西斯吞併奧地利時,他遭暗算被囚,囚室四壁光光,使他近乎絕望,無比空虛孤寂中靠一本偷來的棋譜打發時光,自我對弈培養了象棋才能。但這種沒有棋盤、沒有對手的長期自我對弈使他精神分裂乃至瘋狂。為了證實自己能否像正常人那樣下棋,B博士接受了與世界冠軍的對弈,最後被世界冠軍使用惡毒手段陷害,迫使B博士再次陷入狂亂的自我對弈之中,最後在「我」的提醒下才恍然清醒過來而告別棋局。

美國作家盧·華萊士的《賓虛》,其決鬥武器則是戰車。賓虛本是貴族首領,因反抗羅馬當局,與投奔羅馬軍隊的舊友米撒拉反目成仇,慘遭陷害,淪為羅馬戰艦的划船奴隸。在船上,沒有名字,只有編號——41號。他的母親和妹妹也被關押在暗無天日的監牢。堅強的意志和復仇的決心使他在一次海戰中死裡逃生。他到處尋找親人,尋找復仇的機會。當賓虛告別富貴榮華的生活回到耶路撒冷,米撒拉既驚訝又妒忌,於是向賓虛挑戰戰車蓄謀謀殺。在比賽場上米撒拉多次暗害賓虛,最終自己卻命喪車輪之下。

你能想像男子身佩長劍,隨時準備與別人拼個你死我活——無論理由是多麼微小或荒謬?這就是中世紀的歐洲男子!在他們看來,決鬥本身就是富有騎士精神和男子氣概的象徵。DH勞倫斯的《虹》里,一對「沒有任何柔情,在他們之間也沒有任何愛情」的男女,他們的生活就像一種決鬥:沒有愛情,沒有言語,甚至也沒有親吻,而只是完全通過觸覺來瘋狂地享受最高的美——用身體決鬥;《洛麗塔》病中的「我」依然醉心決鬥,「我說,麥克……如果你對我有怨恨,我準備做出非凡的改正。即使是一場老式的決鬥,用劍,或用槍,在里約或別的地方——都行啊」;《羅密歐與朱麗葉》中親王的親戚茂丘西奧在介紹提伯爾特時,稱他是「膽大心細、劍法高明」的人,「他跟人打起架來,就像照著樂譜唱歌一樣,一板一眼都不放鬆,一秒鐘的停頓,然後一、二、三,刺進人家的胸膛;他全然是個穿禮服的屠夫,一個決鬥的專家;一個名門貴胄,一個擊劍能手」……

事實上的決鬥,不是騎士和貴族的專利,也不僅僅是爭奪愛情和捍衛名譽的危險遊戲。在西方社會的發展史上,這種一聽起來就夾雜著騎士味道的、充滿陽剛男人氣的遊戲,一度還成為一種源遠流長的法律制度、影響深遠的文化風尚。1410年,義大利人居然為決鬥制定了人類歷史上第一部《決鬥法》;荷馬史詩《伊利亞特》中也有這樣的情節:兩個男人為證明自己是美女海倫的主人而在宙斯面前進行決鬥,輸掉的一方就是撒謊者,這就是司法決鬥的文學依據——「決鬥斷訟」。兩人在平等條件下面對面對決,在西方屬於公平競爭的範疇,而背後暗算則會被視為「背信」。在西方的規則里,你可以逞凶霸道,卻千萬不要失信,否則後果嚴重。

那真是一個奇怪、可笑又不得不承認還有那麼一點可愛的族群,生命如同兒戲,擁有純真的、不負責任的、莽動不安的孩子氣。這在我們看來實在費解。中國被稱為「計謀大國」,研究計謀的書數不勝數,成名的計謀家代代不絕,幾乎人人都是城府深重的計謀家。當我們解決問題的慣常動作往往是把法律一推,幾乎全靠「背後」和「小動作」時,歐美中世紀的人們則視決鬥為對規則的尊重,對法律與誠信的強調,一切擺在光天化日之下,心悅誠服,一目了然。有那麼一度,為榮譽而戰改為為政見而戰,美國第7任總統安德魯·傑克遜、法國第三共和國總理喬治斯·克列孟梭都是決鬥高手;林肯總統也曾走上決鬥場;號稱「鐵血宰相」的馮·俾斯麥更是把決鬥當成家常便飯,在大學期間就與人決鬥27次……儘管法律禁止決鬥,仍有許多人寧可為決鬥搭上性命,也不願意成為同伴的笑料,窩窩囊囊地苟活於人世。也因此禁止決鬥在西方國家越來越困難,可是決鬥盛行帶來的後果也越來越嚴重。

當世界越來越意識到決鬥的負面影響,於是禁止決鬥的命令一道道發出。巴黎議會於1559年6月26日頒布文告禁止決鬥。富蘭克林指責這一風氣是無用的暴力行為,紅衣主教黎塞留上任後,使出各種招數有效地遏制住了決鬥的燎原之勢;華盛頓則在美國獨立戰爭時期鼓勵軍官拒絕決鬥;普魯士國王甚至頒布命令:軍隊中的決鬥有一個前提,兩人決鬥時,附近必須有一個營的士兵監督,一旦一方不幸斃命,這些士兵就立即開槍打死另一方。此招一出,軍營中再也沒人敢決鬥了。直到20世紀後,隨著人們生命意識的增強以及司法的逐步完備,決鬥才漸漸退出歷史舞台,淡出人們的視線。

驀然回望,決鬥,曾像一柄利劍懸掛在歐美中世紀的天空。特別是歐美文學中那一場場決鬥,讓我們認識了那一時段那一地域的可愚可笑卻又那麼一點點可敬可愛的人群。並且,那時,估計不會有「娘炮」這個詞。

(責任編輯 楊志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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