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道夫·卡明斯基是一位證件偽造者，可他卻是世界上最偉大的「造假證者」，「二戰」期間，染匠學徒出身的阿道夫·卡明斯基利用自己掌握的化學知識，成功幫助一萬四千多名猶太人隱匿身份，逃離納粹的魔爪。然而，在當時的社會政治背景下，卡明斯基每救一次人，都是在觸犯法律，在「法定時效」面前，哪怕他曾拯救上萬人的性命，也會因被送進監獄的後果而提心弔膽。
因此，阿道夫·卡明斯基將這個秘密保守了30餘載，直至78歲時，秘密才被公開，阿道夫·卡明斯基將自己的傳奇經歷口述給女兒薩拉·卡明斯基，並由後者整理、集結成為《隱身大師》這本書。
這段驚心動魄的口述歷史一經出版，即受到了高度評價。《世界報》稱：「卡明斯基在最黑暗的角落裡點亮了抵抗運動最熾烈的光芒。」 《圖書館雜誌》表示：「作者用迷人的語言描繪了一名出色的證件偽造者的秘密生活。」同時，本書還成為法國ELLE雜誌讀者選書，併入選《華爾街日報》十大非虛構好書。由《紐約時報》改編的紀錄片也奪得了當年艾美獎。
阿道夫·卡明斯基今年已經94歲高齡，早年間艱苦的地下工作已經恍若隔世，而這段傳奇經歷所傳遞的積極的引導力量，依舊在人們的心中熠熠生輝。
阿道夫和女兒薩拉
阿道夫·卡明斯基，1925年10月1日出生在阿根廷，父母是俄裔，全家人在30年代搬到法國定居。阿道夫只有小學學歷，由於家庭貧困，他14歲就去染洗店做學徒，並在那裡愛上了染色化學。15歲時，母親被殺害，阿道夫全身心投入到化學中去， 這是他排解悲傷的唯一方式，每天他有一堆問題問老闆，夜深人靜的時候，他更是熱衷於做化學實驗，他最感興趣的，就是墨水脫色。
女兒薩拉·卡明斯基講述說，父親做偽證純粹是無心之舉，因為阿道夫家人是猶太人，所以遭到追捕，被帶往德蘭西集中營，多虧有阿根廷證件，他們才得以離開集中營。但是逃離了集中營，並不意味著他們就安全了，因為他們的證件上還蓋著「猶太人」的章。
為了讓家人安全，薩拉·卡明斯基說：「我祖父決定弄到假證件，我父親一直被教導要做守法公民，從沒想過辦假證件這回事。但為了家人，他去見了一個來自抵抗軍的人，那時文件是硬皮的、手寫的信息， 上面還要填寫工作， 他讓人家把他的職業寫上『染匠』，突然那個抵抗軍的人問他『你是染匠，那你知道怎麼去掉墨跡嗎？』父親說當然知道。那個人就告訴父親，抵抗軍正面臨一個大問題，即使是頂級專家也無法去除一種『不可磨滅』的墨跡，即『威迪文』藍墨水。」
年輕時的阿道夫
阿道夫·卡明斯基給出的建議是用乳酸，這個辦法證明非常有效，對方對這個17歲的年輕人刮目相看，立刻僱傭了阿道夫，薩拉說：「實際上我父親自己都不知道，他當時發明了如今在每個學生筆盒裡都能找到的所謂的『塗改液』。」
阿道夫·卡明斯基雖然是實驗室最年輕的，但是很快就成為「技術主力」，他安置印刷機，開始修照片，做橡膠印章，發明各種各樣的東西，還用一個自行車車輪和其他材料造出離心分離機。
從此，阿道夫·卡明斯基，也是來無影去無蹤的「朱利安·阿道夫·凱勒」，還是大名鼎鼎的幕後推手「約瑟夫先生」。他有無數個姓名，亦有數不清的身份。在家人朋友面前，他是一名在部里工作的普普通通的文員；在抵抗組織成員眼中，他卻是一位行蹤詭秘、技藝非凡的專家。
阿道夫做的假證
阿道夫·卡明斯基並不是一個人在戰鬥，在他早年加入的抵抗組織中，有一群像他一樣的年輕人，為這份「事業」奮鬥著。曾經有一次緊急任務，需要他們在三天之內，為三百個孩子趕製超過九百個各類證件。阿道夫清楚地知道時間的緊迫——「我每睡一小時，就有三十人喪命。」 為此，他幾乎不眠不休，經常在體力嚴重透支的情況下持續工作，甚至直接昏倒在實驗室的地板上…
最終，阿道夫·卡明斯基在「二戰」時期拯救了一萬四千多名猶太人，使眾多猶太家庭免於承受那段歷史時期的殘酷黑暗。
在二戰結束以後，阿道夫·卡明斯基」造假證「的事業還在繼續，女兒薩拉·卡明斯基說，以色列還未建國時，父親曾偽造文件幫助集中營的倖存者移民到巴勒斯坦，阿爾及利亞戰爭期間，他幫助阿爾及利亞人偽造文件，他還為受迫害的南非黑人偽造文件，「服務區域」還有拉丁美洲、歐洲等等，「越戰期間我父親甚至為美國逃兵偽造文件，因為他們不想對越南人使用暴力。1968年五月風暴時，父親看到了遊行，但他根本沒時間理會， 因為他要為15個國家服務。「直到1971年，阿道夫·卡明斯基才結束了製作假證的生涯。
薩拉表示，父親從17歲起一直為沒能帶朋友一起逃出集中營而愧疚，這種愧疚感伴隨了他一生，也是這40多年來他贗造文件的根源 ：「為此，他付出了很多代價，首先是經濟上的犧牲，他拒絕接受報酬，對他而言，接受報酬就意味著他的行為有功利性，這是他不能接受的，所以他白天當攝影師，晚上造假， 一生都窮困不堪。」
被阿道夫拯救的兩位猶太人
除了經濟上的犧牲，還要付出情感上的代價，阿道夫無法帶著秘密與妻子一起生活，無法向家人解釋每晚自己在忙些什麼，薩拉說為了寫這本書，她曾去詢問同父異母的姐姐，問她是如何看待父親的，「姐姐說父親總是告訴他們周日會帶他們去散步，他們會穿得整整齊齊地等他，但他幾乎從來不出現 ，父親說會給他們打電話，但他沒有。後來他不回家了，再也不出現了，他們想也許父親已經死了，我的哥哥姐姐以為他們被父親拋棄，成了孤兒。」
薩拉說，小時候自己一直以為父親就是個平凡的人，「他是一個普通平凡的攝影師，總是教育我們要遵紀守法，從沒透露過他過去的事。」
薩拉回憶說，高中一次考試，她考得非常差，表現失常，不想讓父母知道，就嘗試著偽造父母的簽名，結果被母親發現了，生氣的母親大聲斥責她，父親下班後，薩拉提心弔膽地等著再被父親痛斥一頓，「沒想到，他看著我開始大笑，笑得停不下來，手裡還拿著我的作業，他說：『薩拉，你還不夠努力，沒發現你簽得太小了嗎？你該偽造一個更像的。』」
還有一次，薩拉在整理他們申請法國國籍的資料時，她看到了一封感謝信，那封信對父親在1945年為法國軍方情報和反間諜工作做出的貢獻表示感謝，「哇，我父親居然是特工？像007那樣的嗎？我有很多問題想問，不過他沒回答。」
後來，薩拉知道父親參加過二戰和阿爾及利亞戰爭，但仍是小女孩的她，還以為父親參戰的意思就是當兵，「很難想像父親這樣一個非暴力和平主義者戴著頭盔扛起槍的樣子。」
阿道夫的攝影作品
薩拉做了母親後，覺得是時候把父親的故事記錄下來了，「父親已不再年輕，即將迎來他78歲生日，而我24歲，剛有了兒子阿萊克，所有這一切觸動了我，我意識到，父親不會長生不老，阿萊克會有機會了解他的外公嗎？我突然非常害怕，害怕父親離開把他的秘密帶走。」
在阿萊克呀呀學語時，一天，薩拉問能否給父親寫本書，阿道夫答應了，在保持沉默了30多年後，阿道夫決定把自己的故事告訴了女兒，阿道夫·卡明斯基之所以緘默30餘載，與他當年的身份、處境不無關係，畢竟他是一位證件偽造者。薩拉說：「他為了這份『事業』甘冒坐牢的風險，運氣不好的話甚至會被判死刑。這也就是為什麼父親直到那麼多年後才同意揭開自己的秘密。」
經過兩年的調查，在採訪了二十多人之後，薩拉終於可以傾聽父親阿道夫·卡明斯基親自講述故事了：「採訪這個一直以來我只知道要叫他『爸爸』的人，我要挖掘寓意，解讀他的沉默，察覺在他波瀾不驚的敘述里所暗含的情緒，傳遞出那些他沒有明說的事情，找出我在筆記本里記下的一系列奇聞逸事背後所隱藏的信息。偶爾，我需要從其他人的角度來理解他的選擇：他作為證件偽造者的一生，他的地下工作，他投身於政治的熱情，他對這個社會以及對各種建立在仇恨基礎上、阻礙社會進步的團體的費解，以及他對建立一個充滿正義和自由的世界的渴望。」
薩拉與父親阿道夫約定每周二和周四下午見面，薩拉提醒父親需要回答她的每個問題，哪怕要為此喚醒一些痛苦的回憶，父親同意了。但是兩人的第一次見面，是一場災難，薩拉說她帶了一個錄音機，「一打開，父親的聲音突然變了，猶豫、遲疑，有時幾乎聽不清，他或者用程式化的答案敷衍，或者用簡單的『是』『不是』『不是這樣的』來回答，以至於到了最後，我沒能收集到任何可用的信息。我告訴自己這樣下去會一無所獲。」
第二次見面時，薩拉決定不開錄音機，結果奇蹟般的，父親打開了話匣子，熟悉的聲音又回來了，「我這才意識到 ，錄音機這個看似平凡無奇，絲毫沒有攻擊性的小話筒，卻在不經意間暗示父親這是一場警方審訊。放棄錄音機後，我買來幾個上學時用的本子，在一整年的採訪時間裡，都用它來寫聊天記錄，就這樣一點一點的，我們的關係也從父女變成了知心密友。」
阿道夫說：「我不能接受一些人認為他們比其他人優越，認為其他人是低劣的。所有的人都是平等的，不管他們的膚色、民族和宗教信仰。我很幸運幫助很多人，如果不如此，很難想像我能生存下去。」
在了解父親的故事前，薩拉眼中的父親就是個普通的社會工作者，幫助那些有過不良行為的年輕人恢復正常生活，給他們找工作，教他們攝影。而在為父親寫書的過程中，薩拉說父親不只是父親，也是讓她尊重的密友：
「我小時候，朋友們的爸爸都會給他們講格林童話，我父親卻給我講低調的英雄，他們懷有堅定理想，創造出奇蹟，那些英雄不需要軍隊，也沒有人願意跟隨他們，除了少數有信仰和勇氣的人。我後來才知道。他哄我睡覺時講的都是他自己的故事。我問他犧牲了這麼多，他是否後悔過，他說不， 他說他無法對非正義行為視而不見，他曾受過迫害，但他仍然相信有這樣一個世界，那裡不需要贗造者，他現在仍如此期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