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2018年開始，土耳其經濟開始經歷一輪貨幣和債務危機，經常性帳戶赤字連續高企，美元對土耳其本幣的匯率從2017年的1:3.6直線躥升到了2022年的1:18.2，而埃爾多安政府卻依然我行我素，堅持貨幣寬鬆政策，兩年內撤掉三位堅持推高利率抑制通脹的央行高官。現在，距離總統大選不到一年，土耳其經濟年通脹率已經超過78%，大量民眾抱怨物價上漲，埃爾多安政府繼續增加流動性的政策依然巍然不動，這背後到底是什麼邏輯呢？
四個月前，埃爾多安闡述了自己的經濟政策與思想，將國內物價飛漲歸咎於包括俄烏戰爭等因素引起的全球性的通脹和貨幣危機。
歐元兌土耳其里拉匯率 / 維基
他認為，由於新冠疫情和俄烏戰爭推高了原材料和物流成本，個人與企業囤積物資推高了物價，解決辦法應該是維持銀行低利率、向企業提供低息信貸刺激物資生產。如果採用傳統經濟學思路提高利率抑制通脹，就會掉入利率通脹陷阱，打擊投資與開支，導致失業率高企，因此需要採取新思路應對經濟困境，即通過低利率、貨幣貶值等手段應對高通脹，也就是所謂的「埃爾多安經濟學」。
與大多數本國合外國經濟學家觀點不同，埃爾多安聲稱經濟數據理論與實踐不同於數學和物理學，「不存在公式和等式」，並預言土耳其經濟將在史上首次放棄「利率-通脹」等式，轉而發展以投資、製造和出口為導向的經濟，在保護現有經濟成果的同時創造新就業機會，讓任何人都不再為收入和住房憂慮。
儘管埃爾多安政府經濟政策遭到了國內外多名經濟學家質疑和批評，土耳其經濟部門公布的經濟狀況數據似乎為埃爾多安「新經濟思路」提振了信心，國家的製造業、公路和港口正在全負荷運轉，出口率創歷史新高；在度過2020年新冠疫情波峰後，創造了260萬個職位；最低工資年年上漲，能源稅不斷下降。在土政府看來，這些政策措施不僅是保就業保民生，而且反映出土耳其經濟「走在正確道路上」。
在政府和媒體正面評估的加持下，埃爾多安開始勾勒後疫情時代的願景——讓土耳其成為地區製造業的中心。
利率與匯率的面子與里子
然而無論埃爾多安願景如何，高通脹依然是難以迴避的現實。
土耳其政府的邏輯是若在經濟危機時提高利率應對高通脹，會促使投資人將錢放在銀行內吃利息，導致投資衰減經濟衰退，因此央行目前立場強硬堅決不提高利率。
而土耳其央行無視本幣對美元持續貶值的情況下，堅持低利率，被親政府輿論視作「怎對外國資本的革命」。在過去，土耳其央行依靠高利率維持本幣對外幣匯率穩定，導致本國製造業承壓，經濟轉為進口導向，不僅需要消費大量外匯進口商品，還使得外資在土耳其市場獲利後能夠迅速套現離境離場，最終陷入外匯大量流失、本幣進一步貶值的惡性循環。但埃爾多安新經濟思想下，央行面對通脹，依然維持低利率，引發里拉大幅貶值，一方面刺激了出口創匯，另一方面也阻斷了外資向境外轉移，最終會拉升本幣匯率，看起來是犧牲了面子贏了里子。
巴扎中的土耳其民眾 / Awasat
然而事實卻是，土耳其央行一直不顧外界批評依然出售外匯買回本幣里拉企圖穩定本幣匯率，可見里拉的貶值並非在政策目的，而是不得不接受的現實，亦或是土耳其央行制定了既要本幣穩定又要刺激出口還要低利率增加流動性這種不可能實現的目標。此外，如果把本幣匯率崩盤的情況下以外幣計算的百姓資產面臨縮水的狀況考慮在內，這裡子也不算是贏了。
對此，土耳其政府向民眾推出了「受保護貨幣存款帳戶」機制（KKM），即用戶在銀行存儲本幣一定時間後準備取現時，按照存款時本幣對應的美元數額，折成本幣給取款者，變相補償了民眾因為本幣貶值而遭受的資產縮水。可是羊毛出在羊身上，央行補給百姓外匯變動差額的錢其實也是來自於百姓的錢包，最終會釀成更大的危機。
類似的災難曾在上個世紀發生。1960年，遭受嚴重貿易逆差兩年之後，土耳其本幣大幅貶值，當時政府推出了類似KKM的「機制，央行承擔起民眾存款到取款時間內外匯變動造成的本幣差額，最終卻是以經濟崩潰靠IMF接濟過活告終。直到厄扎爾擔任總理時，大幅私有化改革，土耳其才還清外債，並把當年政府承擔外匯差額的政策定性為歷史性錯誤。
此外，低利率並不能直接增加流動性刺激企業生產。在土耳其存在兩種利率：政治利率和市場利率，前者是央行與銀行間的利率，後者是銀行面對企業和個人的信貸利率。政府可以出政策壓低政治利率，市場利率卻日益高企。擁有通脹掛鉤債券的銀行短期內可以利用二者差價獲利，但能夠承受高市場利率的借貸者會越來越少。
目前，土耳其面臨的經濟困境很大程度上是結構性問題。她的工業尤其是軍工業發展迅猛，能夠造出直升機、戰艦和無人機，但在農牧業上配套設施落後，很多產品設備需要進口，在目前外匯價格高企的情況下面臨虧損，農牧也生產者可能會放棄本職進入城市打工，這就增加了失業風險。而政府和銀行發放的貸款，即使不考慮利率高低問題，也無法讓一個不能通過自身運營創造價值利潤的農牧企業真正恢復活力，就像醫院動用再多的資源也救不活沒有造血能力的人。
支持埃爾多安的民眾 / wiki
因而，土耳其政府在執行新經濟政策時，應該更有針對性，除了把金融援助需要最需要幫助的企業，還需重新考慮通脹加劇、本幣貶值情況下繼續加強流動性是否合理。從長期來看，考慮到各主要經濟體央行都在加息，土耳其央行的低息政策難以持續。
目前，在可預見的時間內，央行卻難以改弦更張，當然是因為明年6月舉行的總統大選。
選票搶救行動
為了應對明年大選選情，埃爾多安政府計劃繼續增加流動性，去發展而不是控制通脹，試圖刺激投資提振消費，必要時向市場投放現金，在選前營造出經濟繁榮向好的景象，以催出選票，即讓通脹存在，又不讓它嚴重影響到百姓生活。
比如，埃爾多安政府推出新政，赦免不高於2000里拉的對公債務，雖然數額很小，但仍然使得大約1000萬份文件和550萬名公民免於執行程序。
當然，為了刺激經濟在高通脹下增加流動性的政策一旦失敗，土耳其將陷入更大危機。至少目前來看這套政策療效一般：貿易持續逆差，經常帳目赤字日益增長，而嚴重依靠進口的燃料因本幣貶值和通脹而價格高企，極大影響了中下階層對政府的觀感，作為應對，政府增加的工資補助又有可能將土耳其導向長期通脹的深淵。
對內經濟政策遇到了瓶頸時，埃爾多安政府也在努力利用國際政策槓桿改善形勢。事實上，今日經濟困境在很大程度上因為曾經的周邊和國際危機而加劇。比如因為購買俄羅斯S400飛彈而被美國制裁，拜登政府較特朗普政府對土更加不友好，敘利亞內戰大量難民湧入土耳其帶來的經濟和安全壓力，在利比亞與法國、在東地中海與希臘的博弈消耗了大量政治資源，以及新冠疫情對土耳其旅遊業的打擊。
埃爾多安與小薩勒曼冰釋前嫌 / 網絡
如今，在經濟困境下，埃爾多安政府試圖開展地區和平外交緩和局勢。今年春天以來，通過讓卡舒吉事件「翻篇」，土耳其極大改善了同沙特的關係，並在今年5月同以色列恢復了中斷了13年之久的大使級外交關係，此外在敘利亞問題上保持與伊朗對話溝通，成為中東四大勢力（其他三個為沙特、以色列、伊朗）中唯一能與其他三大勢力保持良好關係的一方；在俄烏問題上，一方面能賣烏克蘭無人機，一方面能取得俄羅斯信任促進俄烏和談。
至少在外交領域，埃爾多安的多邊主義外交非常成功，給友好國家帶來信任，對敵對國家帶來恐懼。與鄰國的和平友好關係對增加出口、吸引外資幫助很大，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緩解國內困境。有消息稱沙特和俄羅斯的外資正在大量流向土耳其，如果確鑿，這將在一定程度上緩解土耳其當下的經濟困境。
然而無論制定怎樣的政策挽救提振經濟，埃爾多安面對選民時，都應該聆聽鄂圖曼帝國和土耳其共和國的兩位先賢的教誨：
「人民活好，國家才能活」（謝赫埃德巴里）
「打垮政府的，不是權力，而是空空如也的鍋」（第九任總統蘇萊曼-德米雷爾）
本文作者艾哈邁德-法魯克是上海外國語大學比較政治與區域研究博士，上海外國語大學全球治理與區域國別研究員助理研究員，目前就職於土耳其與亞太國家商會。（責編 / 權文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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