坂本龍一，終曲未終

無論你是通過貝納爾多·貝托魯奇的《末代皇帝》認識坂本龍一，還是通過那首常常刷屏的《聖誕快樂，勞倫斯先生》，抑或是通過《十三邀》才對他有了進一步的了解。總之，人們很難不被這位才華鑿鑿，溫良謙和藝術家吸引。在中國，坂本龍一就像一個符號，跨越了國別、民族、藝術、語言界限，代表著獨立、實驗、探索精神。

TimeOut北京有幸曾與坂本龍一先生產生過連結。2020年11月，我們通過北京當代藝術基金會 (BCAF)的理事長崔嶠女士聯繫上了教授，邀請他成為冬季刊封面人物，並特邀 他的老朋友有待進行採訪。 當初教授的回答，如今回看，字字句句仍是值得品讀的寶藏。

#與坂本龍一對話

Q：中國的音樂和藝術愛好者，也對您不同時期的作品有了更深入的了解。您也和一些中國樂迷，甚至新興的音樂家有過接觸。在您看來，他們有什麼打動您的地方嗎 ?

A：我是在80年代為電影《末代皇帝》配樂時，才開始接觸和學習中國音樂。從某種程度上來說，日本人本身就對傳統中國音樂「較為熟悉」——無論是日本還是中國傳統音樂，都屬於亞洲音樂範疇。我們兩個國家的傳統音樂有點像兄弟姐妹間的關係。然而 在21世紀初期，在我看來，中國音樂市場發生了一些改變——中國出現了大量有趣的現代藝術家、音樂家及樂隊。雖然80年代搖滾樂已經出現，但搖滾精神，21世紀初期才在中國音樂市場風靡。大量音樂家及藝術家們，開始尋找他們自己的位置，以及作為中國音樂人的意義。

因此，一部分音樂人展現了對於自己「民族音樂」的濃厚興趣，並且開始在他們作品中加入一些民俗元素。我覺得很棒——他們正在探索身為中國音樂人的更深層意義。另一方面，日本音樂界也跟隨西方音樂潮流發生變化，像中國音樂的改變一樣。但 近些年，我認為音樂人們已不需再跟隨西方音樂進行創作。中國的音樂人已經觀察、學習到了大部分西方音樂的特點，現在是運用這些知識，去創造屬於有中國自己特色音樂的時候了——當然近年來很多中國的音樂作品，也擁有了根植於自己民族基因的獨特性。這很棒。

Q：作為來自北京的雜誌，我們也想聊一下您和北京的淵源，其實您在拍攝《末代皇帝》時，就已經來過北京，過去您也以私人身份重回北京，在您看來，北京最大的變化是什麼?

A：(笑)距離我80年代末第一次到北京，已經過了快40年了。現在的北京和過去的北京，完全像兩個不同的地方。我非常幸運能成為80年代末期的北京乃至中國的見證者。當時的中國，剛剛在鄧小平先生的領導下經歷改革開放，但整體而言，整個社會還是保留了曾經的生活習慣及文化傳統，我覺得像是在身臨其境般感受到了史書中描寫的古代中國，非常有趣，我也很喜歡。兩年前，我再次來到北京，整個城市都變得不一樣了。現在的北京，是一座既龐大又發達的現代化都市，很多人像你一樣能說流利的英語。 北京的巨變讓我驚訝。

Q：其實不僅僅是北京這座城市變化很大，中國的音樂和藝術愛好者，也對您不同時期的作品有了更深入的了解。您也和一些中國樂迷，甚至新興的音樂家有過接觸。在您看來，他們有什麼打動您的地方嗎 ?

A：我是在80年代為電影《末代皇帝》配樂時，才開始接觸和學習中國音樂。從某種程度上來說，日本人本身就對傳統中國音樂「較為熟悉」——無論是日本還是中國傳統音樂，都屬於亞洲音樂範疇。我們兩個國家的傳統音樂有點像兄弟姐妹間的關係。然而在21世紀初期，在我看來，中國音樂市場發生了一些改變——中國出現了大量有趣的現代藝術家、音樂家及樂隊。雖然80年代搖滾樂已經出現，但搖滾精神，21世紀初期才在中國音樂市場風靡。 大量音樂家及藝術家們，開始尋找他們自己的位置，以及作為中國音樂人的意義。

因此，一部分音樂人展現了對於自己「民族音樂」的濃厚興趣，並且開始在他們作品中加入一些民俗元素。我覺得很棒——他們正在探索身為中國音樂人的更深層意義。另一方面，日本音樂界也跟隨西方音樂潮流發生變化，像中國音樂的改變一樣。但近些年，我認為音樂人們已不需再跟隨西方音樂進行創作。中國的音樂人已經觀察、學習到了大部分西方音樂的特點，現在是運用這些知識，去創造屬於有中國自己特色音樂的時候了——當然近年來很多中國的音樂作品，也擁有了根植於自己民族基因的獨特性。這很棒。

Q：您曾經說您現在已經不會寫有旋律的音樂了，是因為您對音樂本身有了新的認識嗎?這是一種您個人的進化的過程嗎?

A：其實我自己也不太清楚。在過去，我試著寫出好的旋律。這對我來說，更像是學習歷練的過程，因為我並不是一個專業的「旋律製造者 」。我一 直在為此努力，過程並不是百分百充滿樂趣，「沉浸享受」與「嘗試學習」各占一半。也可能是因為我不是一名歌手或詩人，不太了解這方面。我大多是(更擅長)通過樂器和音樂產生聯繫，所以有一段時間，對我來說，為歌手作曲是一件較為困難的事情。

Q：《Merry Christmas Mr. Lawrence》是最廣為人知的一首作品，大部分喜歡它的樂迷並不一定看過這部電影，它似乎已超越了您當初為那部電影配樂的最初目的，您怎麼看待這種現象?

A：這種現象，是讓我為一直堅持電影創作配樂的原因之一。與發布專輯或唱片不同， 電影的存在為音樂提供了一個完全不一樣的平台。它可以使音樂撒播到世界的每一處，並且能讓新音樂的熱度持續更長時間。比如說《聖誕快樂，勞倫斯先生》這首歌，創作於上個世紀80年代，距離現在已經過了近40年——但人們依舊在聽這個作品。如果這首音樂以唱片形式發布，很多人或許不會知道它，或許不會走進商店購買唱片。所以，製作電影配樂，對於音樂家來說是個很好的傳播自己作品的方式。

Q：您會很在意您所處的環境的背景音樂嗎?您怎樣看待我們日常生活中在公共環境的BGM和在私人空間聆聽的BGM的區別?

A：我不僅僅是在乎音樂——我會仔細聽環境中所有的聲音，包括音樂及其他。我非常在乎這個，因為美味的食物和糟糕的音樂同時出現，對比實在是太強烈了。我們在這件事情上可以自私、苛刻一些。

Q：您做過電子音樂、先鋒音樂、流行音樂，古典音樂，有一段時間您曾經迷戀巴西的Bossanova音樂，在中國有很多人對這種音樂有誤解，有些人認為Bossanova音樂是一種具有浪漫情調的休閒音樂，也有人認為Bossanova是一種無聊的廉價的電梯音樂，您能講講您對於Bossanova音樂的看法嗎?

A：對於Bossanova音樂的誤解並不只是存在於中國，除了在巴西，世界各地對它都會有同樣的誤解。我理解他們的觀點，但是我們也應該了解 Bossanova真正的魅力。Bossanova在我眼中是 一種西方的 「禪樂」。在亞洲比如中國和日本，我們都有關於禪樂的歷史記載，而Bossanova 被我看作是西方首個禪樂類型的音樂。它旋律簡單柔和，「少即是多」。Bossanova的奠基者——安東尼奧·卡洛斯·喬賓(Antonio Carlos Jobim)當時是刻意創作出簡單禪樂，但音樂依然不錯。這就是Bossanova。遺憾的是，現在一些Bossanova 被當作是廉價的公共場合背景音樂，這讓我覺得很沮喪。人們需要被普及——Bossanova，可是結合了歐洲和非洲兩大地區的音樂特色被創作而出的。

Q：您是從什麼時候開始嘗試創作裝置藝術的?是什麼契機讓您有這個想法?是因為您認為音樂是無形的，需要通過其他的藝術形式把您在音樂中想要表達的概念具象化嗎?這樣可以讓觀眾看到和觸摸到您的音樂和您的理念，您認為您的裝置作品是您的音樂創作的延伸還是完全不同的藝術表達?

A：創作藝術裝置，既是「延伸」，也是一種不同的藝術表達。例如，音樂會中的音樂，光碟中的音樂，或是其他媒體中的音樂，它們都受限於時長。音樂裝置，像是一個為音樂本身打破時間枷鎖的許可證，我希望能將音樂從時長限制中拉出來。假如說，展廳一天開放八個小時，藝術裝置中的聲音可存在至少八個小時或更久。沒播放鍵也沒有暫停鍵，聲音會一直在。 最重要的是，這種形式能讓我更自由表達我的想法。

Q：您在年輕的時候有很多在政治理念上的理想和抱負，也參與很多社會活動。90年代您參與 RedHotOrganization的非盈利組織為愛滋病募捐的音樂項目，還有為國際反地雷組織製作的專輯《Zero Landmine》等等，但是同時您也呼籲音樂家要小心外部加給音樂的力量。以前的音樂家都希望用自己的音樂去改變世界，比方說 The Beatles,Bob Dylan,David Bowie,Kraftwerk, 您認為世界被音樂改變過嗎?或者說您相信音樂可以改變世界嗎?

A：我不相信，但我認為這是有可能的。 不僅僅是音樂，一幅畫，一張照片，都有可能改變世界，改變人們的想法。不過我並不喜歡那些渴望徹底改變世界的音樂人們。我覺得這非常危險，作為音樂人，不應該有想要控制世界的想法。這很偽善。我確實一直在做一些慈善活動，但同時我也一直注意及限制我自己音樂的影響力。因為音樂的魔力非常大，對人的感染力很強。如果這種力量，被用於達成一些惡性目的，會帶來危險的後果。不過這就是音樂，即便是惡的音樂，只要它不會控制這個世界，它仍舊是音樂。

「

或許某種意義上這是坂本龍一的『終曲』，但我們都知道，終曲未終，教授的樂章，永不落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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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首發於2021年1月TimeOut北京）

策劃/李幸菲

編輯/莫蘭

採訪/有待

攝影/Zakkubalan

圖片版權/@KAB Amarica inc.

協助/Ken 董董 Brandy

特别致謝/北京當代藝術基金會(BCAF)有待 牛文怡 墨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