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寫了300萬字，卻依舊沒能逃離深圳工廠

鄔霞住的位置在小巷深處

鄔霞的家還在城中村更深處，需要左轉再右轉，拐彎再轉彎。她說那麼多的快遞員，只有一位能準確無誤找到她家，因為那位自己就住隔壁。

這是我們約在柵門相見的原因。鄔霞個子瘦小，扎一根馬尾，穿一件半新不舊的T恤，後來才知道，那是她母親從垃圾堆里撿回來的。沒有打工之後，鄔霞一直待在家裡，只剩下寫稿賣錢，於是可以想見她的窮困潦倒。她將城中村搬家的經歷寫成了一篇《深圳搬家記》，極盡困窘之苦，投給了由深圳市舉辦的第七屆打工文學徵文大賽，榮獲優秀獎，我們見面時剛剛領到200塊獎金。

鄔霞在家裡

我在網上搜索了這個徵文比賽，有些好奇這個時代都會產出什麼樣的打工文學。其中，小說類金獎確乎頒給的是一位有著打工經歷的作者（雖然後來他開了十年工廠），大概是因之與時俱進，他的小說主人公不再是工廠仔，而是商海沉浮的大老闆。鄔霞參評的散文類金獎則頒給了一位曾經的晚報記者，如今的某地作協副主席，散文名是報社所在的地址。

打工文學已經不流行了，鄔霞說，現在流行的是送快遞送外賣的作家，大家不說工廠的事了。這也是為什麼她的書賣不好。

寬泛的說，送快遞送外賣也是打工，但在當代史上，確乎有那麼一段時期，「打工」是與「進廠」聯繫在一起的。那是屬於前三十年的舊事，一代代中國人離鄉背土，組成被社會學家稱為人類歷史上最大規模的和平遷移運動，目的就是為了來到東南沿海，換一套工衣，進廠打工。其間的中心，自然是深圳，最為壯觀的工廠叢林在此拔地而起，又以彼時還處於關外的寶安、南山為最。工廠流水線生產成千上萬種商品，也流水線一般製造男工女工。那是「世界工廠」勃然而興的時候，有多少榮耀就製造多少痛苦，14歲的鄔霞離開四川盆地，輟學打工，不過是期間最微不足道的一個例子。而文學也就此而生，只要打工仔打工妹拿起筆，因為痛苦是文學之源。1991年，「打工文學」的提法首次在深圳文壇出現，到了鄔霞這，她已經被劃為了第三代打工作家。

許多年前，在另一個深圳的城中村，我也曾經尋找過一位第三代打工作家的蛛絲馬跡。那是一位名叫許立志的工廠詩人，曾將工廠的螺絲形容為「鐵作的月亮」。在他跳樓自殺後，我去了他寄居的城中村，去了他跳樓的大廈，還去了他的鄉間老家。我至今都記得，他的老父悲傷地說，許立志辭工後，想去深圳書城工作，為此還寫了自薦信，「但他一開始就錯了。他太年輕，看不懂。書城是賣書的，他只想去看書。」

後來，一家出版社為包括許立志、鄔霞在內的六位打工作者各出了一本詩集，活下來的幾位還一起參演了紀錄電影《我的詩篇》。在我的印象中，那幾乎是深圳「打工文學」最後的高光時刻。如今，就像鄔霞所說，工廠敘事讓位給了送快遞送外賣的零工經濟，她曾經深惡痛絕的工廠都消失了，南山區成了高科技產業的代名詞，寶安區的房價也漲上了天際，倒是深圳，常住人口在今年首次錄得負增長。

過去的工廠廠房現已廢棄，樓上還依稀可見曾經的質量方針標語

這也是為什麼，看鄔霞的書總會產生一種遙遠之感，就好像看見撕下的日曆。而她的書也確實賣得不好。她一共出版了三本書，第一本不必說了，是西鄉街道辦的扶持項目，並未公開發售。她有一位宗親出錢加印了200本，在宗親大會上廣為發送，但結束時才發現，宗親們只是將她的書丟在酒店裡。第二本就是詩集，出版社說銷量超過5000冊就有版稅，她到現在都沒收到，那就是沒有賣到了。去年，鄔霞出版了第三本書，是一本非虛構文集，將工廠往事與一家人的深圳故事融為一體，就我的觀感而言，是三本書中寫得最好的。但一位搞音樂的年輕人自告奮勇拿了100本去賣，回頭就跟她說，姐姐，沒想到這書比我的專輯還難賣。另一位打工作家和她交流經驗，說賣書難過賣豬肉，她深以為然。

我看到一張張疲憊的臉，個個都昏昏欲睡……總查朱桂花是個重慶女孩，二十歲，很開朗活潑，她想打瞌睡，直叫：「媽媽，媽媽，我的媽媽。」江西女孩冬梅和她年紀一般大，性格相近，笑著說：「你媽媽在家裡，聽不到。」朱桂花說：「我媽媽在家睡得正香，她不知道她女兒有多可憐。」

有一次到了休息時間，包裝部大多數人齊聲趴在檯面上，客戶見了，問是不是工人們得了病。

我跑到沖涼房裡攀上了窗戶，想做一次自由落體運動，那一刻，我的大腦一片空白。媽媽很快追了過來，用力把我拉了下來，她嚇得臉色慘敗。

要說一點期待沒有也是假的。第三本書的出版邀約是疫情正烈之時，共樂社區常常凌晨突擊封閉，許進不許出。有一晚也是這樣，聽說社區要封了，鄔霞拉著大女兒跑去柵門邊，她的當洗碗工的母親還沒有下班歸來。遠遠地母親來了，看見要封鎖，掉頭就走。她擔心第二天出不去，要耽誤上工。她朝鄔霞喊，我不進去，不然上不了班。鄔霞喊，你去哪裡住？沒有睡的地方。媽媽說有的，電影院那裡，她要露宿。就是這時，鄔霞脫口而出，我要賣書了，說不定賣得好。

在家裡，鄔霞的新書《我的弔帶裙》上落滿灰塵，上面放著大女兒的畫

第三本書雖然還沒拿到版稅，倒是也帶來過一些收入，寶安區文聯有獎勵政策，每一個定居寶安的作者出版成功，都能拿到5000塊獎勵。這是她要告訴我的另一件「趣事」：當時正值她的兩個女兒新學年要開學，因為沒有深圳戶籍，要入學就要辦租賃合同，但房東甚至不和她見面。一位共樂社區的網格員告訴她，他有辦法，不過需要5000塊。於是，錢還沒捂熱，就又進了別人的腰包。但網格員拿錢不辦事，微信不回電話不接。一位保安聽說後，不屑地說，那個屌毛肯定把錢輸掉了啦。她慌了神，打市長熱線，第二天街道上門了解情況，問事情經過，紙筆記錄。先是她的媽媽說，說著說著她就哭了。然後是鄔霞說，說著說著她也哭了。

「我心裡想，她不應該哭，不應該在他們面前展現這麼弱的一面，也沒什麼用。沒想到過了一會兒，我的眼淚也下來了。」鄔霞哈哈笑起來，好一會兒才停歇。我想，這就是發生在鄔霞身上，打工作家和文學的故事。

02

手中無錢難回家

鄔霞的家在小巷深處，用圍牆圍起來的一棟二層小樓，月租3600元，她和父母，以及兩個女兒住在一起。平心而論，能以這個價位在城中村租到兩層小樓，換得一家團聚，可謂物美價廉。就像她說的，房租不貴，是我們沒錢。

但小樓當然也沒有看上去那麼好，二樓房頂漏風漏雨，又因房間狹小升溫極快，偏偏深圳的夏天既熱且久還有颱風，在那裡待下去考驗人體極限。於是，她們一家人都擠在一樓的唯一一間臥室。裡面硬塞下兩張床，她的父母一張，她和兩個女兒一張，兩個女兒睡床頭，她橫躺在她們腳邊。但一樓也沒有那麼安全，有一天早上，她起床給兩個女兒倒水喝，回到臥室，發現床上一塊石灰，天花板裂了。大女兒向她報告，石灰砸了妹妹的臉。她一看，小女兒頭髮縫裡都是石灰。

鄔霞家裡壞了的書櫃，木板已經翹邊

當天下午，物業就帶工人來檢查，承諾維修，同時告訴她，房租要漲了，還續租不？

辛辛苦苦一個月，錢都給了房東。這裡特指鄔霞媽媽的工資，鄔霞沒工作，稿費只能說聊勝於無，按時交租都要仰賴65歲的母親。

這棟小樓處處可見鄔霞母親李金秀的痕跡。客廳里四個電風扇，她撿的；存放女兒作家培訓班結業證書、打工文學獲獎證書的柜子，她撿的；吃飯的茶几，坐的塑料凳，也是她撿的。鄔霞的T恤、褲子、耳環都可以交給她承包，今年端午節，她撿來一家人吃的粽子。在這個豐裕的社會，人們對捨棄有多麼隨心所欲，李金秀撿回來的東西就有多麼無所不包：她撿過兩隻烏龜，可惜被老鼠拖走了，她又撿回來一隻兔子，每天喂它吃剩飯。

李金秀撿的兔子

進到房間，我瞥見了一本《父權制與資本主義》，正訝異於打工作家對閱讀風尚的敏銳，鄔霞就說，媽媽撿的。

李金秀每天在餐廳洗碗九小時，上午八點到中午十二點半，回家休息，下午五點前返工，晚上六點干到十點半。她撿垃圾的時間都是放工後的深夜，拉著小推車穿行在附近的大街小巷，沒用的賣掉，有用的帶回家，有時就要撿到凌晨三四點，回家眯上幾小時，新的開工日又開始了。

鄔霞說，母親有時就會很失落，畢竟她已經老了，本不應該再打苦工，都是自己沒用。最近她發現，母親似乎變矮了，她的駝背更嚴重了。李金秀有面癱，她的嘴歪了，一隻眼睛耷拉著，得用手指才能掰開。吃一口粽子，李金秀崩落了三顆牙。為了能應聘洗碗工，她將頭髮染成黑色。李金秀還有焦慮症。

李金秀和鄔霞曾經在同一個工廠打工。鄔霞那時14歲，年紀太小進不了廠，借了旁人的身份證改成20歲；她那時37歲，年紀又太大，於是將年齡改成了27。母女倆相差7歲，人們以為她們是姐妹。

指導工阿利也跟媽媽認識，有一晚媽媽所在的4組不用加班，她對媽媽說：「你來幫你妹妹加班。」媽媽糾正道：「是我女兒。」阿利驚訝道：「天啊！」媽媽問：「我可以來替她加班嗎？」阿利說：「可以。」

從那以後，每逢媽媽不加班，她就來幫我加班，讓我回宿舍休息。

如此又過去二十年。已經衰老了的李金秀從廚房踱過來，端著一碗生地瓜讓我們吃，生地瓜祛了皮，切成小塊，像水果一樣。她的背佝僂著，臉上扯出微笑，一種溫和的強悍性情和深深倦意都刻在眼角。

李金秀用一隻睜開的眼睛看向我。她說，打工一輩子，錢沒掙著，人老了。你看我現在成了個什麼樣子。

李金秀年輕時的照片

1989年，鄔家生活在一個叫潮水村的地方。一對夫妻，兩個女兒，直到世事如潮水將他們沖向遠方。最早來深圳的就是李金秀，農閒時，她用一根扁擔，一頭挑兩個女兒，一頭挑磚，一匹才三分錢。當親戚從深圳拍來電報，告訴她可以進廠時，她毫不猶豫地出發了。走的那天是夜裡，還是小孩子的鄔霞和妹妹睡著了，她不敢叫醒她們，在伸手不見掌的黑夜中踉蹌而出。兩天兩夜的火車，然後來到一個新世界。

李金秀與兩個女兒

在深圳，新世界憑空降臨，舊世界也還未隱退。大片的稻田、魚塘、荒山包圍著工廠，進廠的路是鄉間小道，如今的寶安區政府是稻田一片，而共樂社區，則是荔枝林。李金秀租在廢棄的農民房裡，第一晚點亮煤油燈，一顆死去的老鼠頭在瞪著她。然後就進廠，那時候廠少人多，18-22歲，工廠只要最年輕的，報名的人還是多，那就考試，李金秀考過26個英文字母，考過一元一次方程組，考過應用題「怎麼幫助犯錯的同事」，雖然她只是想去工廠剪線頭。晴天雨天，她輾轉在進廠和找廠的路上：四海手袋廠、超旺塑膠廠、愛國製衣廠、致富電子廠……在一個狂飆突進的時代，無數人想要致富和超旺，而像李金秀這樣的人，能依賴的只有汗水：白天七毛錢一個鍾，晚上八毛錢。而這也沒有那麼容易。李金秀親眼看到兩個門衛將一個沒戴廠牌的女工按在花圃里。在四海手袋廠，一個工友，扣除住宿、工衣、各類明目的罰款，第一個月只領了四毛錢，他去廠外買了一節甘蔗，吃完了工資也完了。超旺塑膠廠沒幾個月就倒閉，暫住證失效，工人們無處可去，又害怕治安隊員巡檢，只好躲去了一棟高樓的樓頂。在夜晚的高樓，一片漆黑之中，李金秀看見了深圳灣的霓虹閃耀，與自己身處的仿佛兩個世界。

1993年7月16日，李金秀記得好清楚，她進入了日資的高松製衣廠。第一個月領到172塊錢，2塊做寄費，150塊寄回家作兩個女兒的學費，她只留了20塊錢自用。李金秀從不吃早飯。然後，先是鄔霞來了，再是丈夫來了，最後小女兒也來了。一家人都進了廠。得知女兒不想再讀書的那天晚上，她哭了一整晚。

在工廠，鄔霞開始寫作。大姑聽說後，在電話中對李金秀說，她什麼文化，還寫小說，腦子有沒有問題？但李金秀支持女兒，寫作也是為了這個家，誰又想真的當一輩子工人呢？她說，你拚命寫。第一次投稿失敗，她說，你再寫一篇。為了給女兒騰出時間，李金秀幫她洗衣服，旁人問，為什麼不讓你女兒自己洗，她一笑了之。

鄔霞滿18歲這一年，終於受不了離開了高松廠。下一個來的是不滿16歲的小女兒，她總是哭著上班，沒幾年也偷偷辭工，不敢告訴媽媽。只有李金秀一個人留了下來，在高松廠，她乾了17年。她聽說，日本老闆在本國請1個工人，在深圳可以請19個。這就是高松廠的機器一直轟鳴的奧秘。但廉價的勞力總有耗盡的一天，2009年，日本老闆將工廠搬去了越南，廠子倒閉了。李金秀這一年52歲，因為常年站在流水線旁，腳底生了厚厚一層繭子，得用剪刀剪掉。和相熟的工友去照相館拍照留念，那時她還不知道未來的日子將更加艱難，她挺直著腰板，臉上竟有些釋然的笑意。只是當知道因為廠子倒閉，剛交九年的社保不得不斷繳時，她才氣得哭了一會兒。

03

人生就是難關重重

下了班，我迫不及待地走出廠門，一眼就看到了妹妹。我跑上去緊緊地抱住她，淚水立刻涌了出來，著急地問：「你為什麼要出來？為什麼要出來？」一想到她要跟我一樣做苦工，瞬間覺得天塌地陷。

這天下午，鄔霞的妹妹鄔麗推著嬰兒車來了。她沒坐公交也不打車，頂著37度的濃濃烈日在大馬路上步行了二十分鐘。越是想少曬點太陽，她就走得越快，越是走得越快，喉嚨就越冒煙，而寶寶也曬得越紅。直到她拐進了共樂社區陰涼的小巷裡。

她從嬰兒車的置物架上端出自己燉的蘿蔔排骨湯。和媽媽說，我錢也拿不到，氣死了。老闆天天都跟你說，好，這周這周，好，明天明天，永遠是這麼講。

鄔家對於到訪者已經見怪不怪，鄔麗轉過頭跟我解釋，疫情中，她在一家創業公司做人事，但疫情中創業很難稱得上一個好主意。那時她剛懷孕，9號去醫院檢查，10號老闆就通知，要降薪，降一半。她從人事崗被調去做市場經理，搞銷售，但問題是，公司的創新產品直到倒閉都沒研發出來。從去年拖到今年，即使工資降到離譜，老闆也早就發不出了。她被欠了五六萬，老闆態度好，欠的錢都認，就是沒有。有了這筆錢，她就可以給大兒子交學費，大兒子上不了公立高中，私立高中一學年就要七萬，去年她已經欠了四萬。今年的交費時間又要到了。

鄔麗說，像她們這樣的，在深圳不能叫打拚，只能算苦苦掙扎。她的姐姐在旁邊表示同意。

兩姐妹只相差兩歲。鄔霞愛看書，鄔麗一看書就頭疼；鄔霞土豆絲都切地費勁，鄔麗能做一大桌菜。曾經有一次，鄔麗代替鄔霞去領獎，一位頒獎領導沒認出來，說，鄔霞好像變開朗一點了。小時候，兩姐妹喜歡一起坐在土屋的門檻上唱歌，當14歲的鄔霞要離家遠行，12歲的鄔麗還什麼都不明白，她一邊跑一邊開心的大叫「姐姐要打工嘍！」等到一家人只剩了她一個，她被寄養在親戚家，父母按時從深圳寄來生活費，她卻因長個兒後沒有新鞋，被抵爛了幾個腳趾蓋。那時候她總是哭，一個人的時候哭，聽到媽媽生病了的時候也哭，她無心學習了，她只想去深圳。

鄔麗與鄔霞

在深圳，鄔麗很快也進了廠，是一家玻璃廠。第一天，她跟隨人流去工作，又跟隨人流去食堂。午休時她發現自己無處可去了，工人們三兩成群，她不敢上前說話，在廁所里躲了一個多小時。只做了兩天，她就決定辭工。鄔霞和媽媽在高松廠，爸爸在另一個廠做保安，她決定去找爸爸。她要坐公交車，還坐反了，差點開出深圳，輾轉之餘，等到下車，天已經黑了，她一個人走在僻靜無人的小道上，那時候摩托黨搶劫案頻發，搶錢包搶首飾連工人們買的青菜都搶，她倒不覺得害怕，反而是爸爸大吃一驚。

和姐姐一樣，鄔麗也有著飛揚的想法。姐姐想寫作，她想唱歌。那時候的工廠以及附近的商場，常常舉辦針對打工者的歌唱比賽，有時鄔麗自己報名，有時鄔霞幫她報名，她有一副好嗓子，每每得獎，獎品包括一種保健口服液（可能是商家廣告），以及一隻風鈴。

鄔麗在一家電子廠的流水線上貼標籤，電子廠舉辦了歌唱大賽。那是一個周末的晚上，鄔霞和父母去聽妹妹比賽，說是聽，因為他們進不了廠，只能站在電子廠的鐵門外。輪到鄔麗唱歌了，她唱了一曲《我不想說》。後來才知道，由於鄔麗唱的太好，負責放音樂的工友以為原聲沒消掉，鄔麗一邊唱，他一邊拚命按遙控器。鐵門外，鄔霞聽到了妹妹的歌聲，她轉頭，發現李金秀淚流滿面。

兩姐妹都不想當普工了，她們一起去上打字班，要當文員。對於進廠打工的人，有時現實的極限就是一份同樣在工廠，但可以坐辦公室的工作。鄔麗先成功，鄔霞去應聘，老闆考她把電腦插頭插到主機上，她不會，插錯了。人生就是難關重重。在當文員的工廠，鄔麗遇見了第一任丈夫，老闆的小舅子。鄔霞勸妹妹，不要這麼早結婚，結了婚就沒法唱歌啦。但鄔麗不聽，19歲她就結婚，生下了第一個孩子。

兩姐妹的前夫，在鄔家各有簡稱，姐姐的叫「渣男」，妹妹的是「家暴男」。鄔霞的前夫，媒人說他能賺錢，但事實是三十歲生日的時候他因為沒錢餓得下不來床，他嗜賭，輸掉了鄔霞的獎金。他還出軌。最新一個證明他「渣」的例子是，他去學校找大女兒，臨走時向她借了一塊錢，因為他沒錢給電動車充電。現在他重新進廠打螺絲了。而鄔麗的前夫呢，鄔霞說，工友看見他在工廠車間追打自己的妹妹。

如何理解兩姐妹的婚姻？她們是那個時代數以千萬計女工們困境的折射嗎？很遺憾，我並未找到任何數據可以證明這一點。深圳當然是一座離婚率高企的城市，農民工的離婚率也一直居高不下，但已有研究大都集中於兩地分居的情形。鄔家兩姐妹當然運氣不佳，不然也不會連逢惡人。但就像鄔霞所說，工廠才是最封閉的地方。轟鳴的車間、永不止歇的流水線、日以繼夜的加班，將她們困於其中。而即使住著十二人一間的擁擠宿舍，孤獨與疲憊也常常難以遏止。在何偉的《甲骨文》里，深圳女工最愛聽的電台廣播是情感熱線，在李金秀的記憶里，一位二十來歲的女工做夢都在叫著男朋友阿強的名字，而高松廠的女廁門上確乎有著女工們玩笑般的箴言：「上班匆匆，下班匆匆，不如回家找老公。」1993年，深圳一家玩具廠發生大火，喪生的80多名工人中，只有兩名男工，其餘都是女工。有時候，她們只是沒有多少選擇的餘地。

離開工廠後，不像姐姐藏在家裡，鄔麗做了各種各樣的工作。隨著深圳「騰籠換鳥」，低端製造業退場，對於鄔麗這樣的廠妹，一個愈發龐雜的就業市場出現了。她去4S店賣過車、搞過人事，因為老闆要提拔自己的外甥被換掉；她去一家製造ATM機的公司打過工，在商場站過櫃檯，還擺過地攤；她碰到過黑心老闆，帶著勞動局的工作人員上門討薪都討不到還差點被打；她賣過保險，第一份保單賣給了姐姐；創業公司變成欠薪公司後，她還試過直播唱歌。如果說她的掙扎不知疲倦，那困境就像氣泡，她總是從一個飄進另一個。她有了新的丈夫，生下了新的孩子，當然是值得高興的事，但為了照顧嬰孩，她無法再出去工作。錢錢錢，鄔霞說，妹妹要被逼瘋了。

時光倒退十年前，紀錄片《我的詩篇》攝製組要來拍攝新一代的打工作家鄔霞。那是他們一家人第一次出現在聚光燈下。鄔麗對姐姐說，他們是來拯救我們的嗎？她差點哭了出來，不敢相信這是真的，但又覺得好運就要來了。

04

消失的工廠

沒了工廠，斷指、工傷、職業病、勞動糾紛也不會再有。工廠里湧現的老闆、歌手、作家、詩人等，這些都將不復存在。如果不再需要工人，也就不會再有許立志筆下流水線上的兵馬俑。

我請鄔霞帶我去看看她曾經的工廠。

走出共樂社區，是一個十字路口，這一邊是犬牙交錯的城中村，另一邊已經高樓林立，有高層公寓、shopping mall，還有大酒店，是最標準的大都市面貌。小步快走，過了車流轟隆的寬闊馬路，右轉，經過李金秀曾經洗碗的砂鍋粥店，左轉，一條支路斜斜向上，叫鐵仔路。鄔霞說，這就是過去的工廠路。第一次來深圳，她就是沿著這條路去找她的母親。

遠處的高樓是峻業廠曾經的位置，現在成了數字創新港大樓

路兩邊曾經許多工廠。紙品廠、塑膠廠、製衣廠、電子廠等等，穿著天藍色工衣的打工仔打工妹、一輛接一輛的貨櫃車，隨著廠門開啟吞吐往復，想像當年的熱鬧景象，如今的鐵仔路幾乎要用安靜來形容。右手邊的峻業廠早已消失不見，廠房都被剷平，如今成了朗峻廣場，幾棟全玻璃鋼的異形建築坐落其中，像壘起的俄羅斯方塊，取名數字創新港，看起來就是寫字樓，但不知是尚未啟用還是空置率太高，門前冷冷清清。往前走，塑膠廠也不見了。第一天來深圳時，因為媽媽還未下班，她待在工廠里的親戚宿舍，如今那成了幾棟高層公寓。再往前，是原來的運通廠，如今又成了一個廣場，高聳著商住一體的建築群，上有巨大的「旺鋪招租」廣告，還有一個孤零零的噴泉。鄔霞說，這條街過去有許多服務打工一族的快餐店，隨著工廠消失，都歇業了。鐵仔路上曾經有一個照相館，放工之後她們常去拍照，離這不遠，還有一個小郵局，當年她就是懷抱稿件去那裡投寄，它們全都消失無蹤。

然後，我們就來到了高松廠：低矮的院牆圍起來的，幾棟破敗的黃色小樓。敞開的鐵門上一塊白紙板，手寫「廠房招租」。說實話，聽鄔霞的描述，我原以為高松廠是一個如同富士康般的龐然大物，至不濟也應該占地廣闊。沒想到要用不起眼來形容。鐵仔路這一側是一分廠二分廠，另一側是三分廠，老闆專門修建了一座過街天橋，但鐵仔路並不寬，過街天橋也就有幾分袖珍。天橋是全封閉的，進出口都在工廠內部，就像一條甬道，上有幾個狹小的窗戶，看起來更像碉堡的射擊孔。這麼設計的原因，是老闆擔心工人偷拿車間的成衣，從天橋上扔下去，搞裡應外合。如今，入口處一把大鎖，天橋早已廢棄。

高松廠並非空無一人，反而有些滿滿當當。原來的廠房一部分租給了快遞公司，快遞車就停在樓前。還有一部分廠房，也有新的公司入駐。一塊黃色的「深圳市某某有限公司」的廣告牌掛在一樓，預設處是因為真的被撕掉了。我們走進左側的二車間，那是過去鄔霞上工的地方。這棟樓的外立面破了一個大洞，簡直可讓小汽車穿行。如今這裡也有一個工廠，我們上到二樓，一個工人拖著推車轟隆隆穿過陰暗的走廊，仿佛來自時光黑洞。鄔霞說，這都是一些只有一二十人的小廠，再不復往日高松廠千人出工的盛況。另一個今非昔比的證據是，工人們都不穿工衣了。

鄔霞過去上工的大樓，如今牆面破了個大洞

我們繞到廠房背後的宿舍樓。當年排隊打熱水的鍋爐變成了一堆廢銅爛鐵。每一層的陽台上掛滿五顏六色的衣服，確乎沒有工衣。宿舍已經對外出租，樓底停放著好幾輛諸如烤魷魚、烤冷麵的小車。鄔霞說，她原先就住五樓。那時她喜歡穿露肩的弔帶裙，媽媽不讓，她們老是為此爭吵，有次一氣之下，她將所有弔帶裙從五樓扔下去，弔帶裙在空中飛揚，簡直要飛了起來，倒是媽媽，又著急忙慌跑下去撿。

曾經的工廠宿舍樓

站在高松廠的遺蹟之中，你很難不回憶過往，而一切都煙消雲散，回憶也就如玩笑般失去重量。2008年，鄔霞在深圳《打工文學周刊》創刊號上，發表詩歌《弔帶裙》：一個熨燙成衣的女工，那是她的自述詩。下一年，深圳工人成為美國《時代》雜誌的「年度人物」，推薦語是這麼寫的：中國經濟順利實現「保八」，在世界主要經濟體中繼續保持最快的發展速度，並帶領世界走向經濟復甦，這些功勞首先要歸功於中國千千萬萬勤勞堅韌的普通工人。然後又是一年過去，「世界大學生運動會」在深圳舉辦，千百個競爭作品中，一個普通打工妹驕傲的口號脫穎而出：「深圳，與世界沒有距離。」當時的總結是，這反映了特區勞務工的視野擴大到了世界。他們依靠自己的努力去爭取美好生活的夢。

而那段烈火烹油的日子，也被譽為深圳手外科的「黃金年代」。一位深圳的手外科醫生，在出席聯合國勞工問題論壇時，說他10年里做過大約4000例斷指再植，相當於每天一例。說者神情平靜，聞者無不詫異。當年的珠三角，工廠的機器每年要切斷4萬根手指，深圳的醫生們操作了全中國最多的斷指再植手術：按照手術難度，可分為指尖被削去、手指被捲成數段，又或者雙手十指離斷。

這就是工廠時代的「打工」，工人不是與機器一起工作，而是成為機器的一部分，你可以形容他們是螺絲是齒輪是機械臂，或者任何冰冷可供驅動之物，機器不知疲倦，他們也要不知疲倦，直到鮮血迸濺，才能回復血肉之軀。在《中國女工》一書中，車間管理者給痛經的女工發不知名的止痛藥片，防止她們離開身邊的機器。疲憊的女工在夜晚尖叫醒來，因為人畢竟不是齒輪不是螺絲不是機械臂，而是會做被機器吞噬的夢。

這也可以理解，為何對一個曾經進廠打工的人，工廠喚起的記憶，都是關於恐懼、無助以及逃離的渴望。從14歲到18歲，一個小孩像大人那麼做工，她哭了兩百多次；深更半夜，所有人都睡了，她在沖涼房換上終於不是工衣的新裙，一個人轉圈；她還試圖跳下五樓的窗戶。我們總要做些什麼拯救自己，於是她開始寫作，午飯後她匆匆跑過甬道般的天橋，凌晨兩點她苦熬著不睡，都是為了寫，每天她要密密麻麻寫滿八頁紙。她寫那些富家千金的故事，寫那些不用做工還有人愛的人生。想像越是貧瘠，渴望也就越是強烈，因為最能激起一個人憤恨的，往往是他自己的命運。

鄔霞試過一切辦法逃離工廠。她去應聘文員，最後當上了倉庫管理員；她購買了《剪報致富秘笈》，將報紙短章剪下寄給收錄的文摘，心心念念以此賺錢；她和妹妹租下商場的櫃檯，但商場開張不久，承包方就捲款私逃；最後的希望放在寫作上，她是打工作家了，被介紹去一位散文家的公司上班，第一件事是給散文家刷鞋。她抱著手稿去聯繫出版，對方說，要不給你介紹一個大款，至少四十歲。她說，我不漂亮。對方回，你也不醜。

鄔霞買的《剪報致富秘笈》

歷身期間，很難不讓人對命運產生困惑。

越是逃離，她越是發現，在一切變動不居之中，只有工廠不曾拒絕她。

如果說命運的轉機曾經一度觸手可及，那必是紀錄電影的拍攝了，這場旨在發掘新一代「工人詩歌」的文化運動，恰逢蒸蒸日上三十年後，人們開始回望來時路——驀然間大家發現，連打工人都實現了代際更替，而打工人的孩子們也在寫詩了。

《我的詩篇》榮獲上海電影節最佳紀錄片獎，她上了電視，參加了電影節如明星一般走紅毯。

參加電影節的當晚，有人告訴她，她很快就要夢想成真，擁有一份文字工作了。

但熱鬧之後，一切就像從未發生。

夢想顛倒如幻影，真正發生的事是，她的父親病了，試圖殺死自己。

是的，在我拜訪鄔家這幾天，鄔霞的父親鄔發洲一直睡在裡屋的床上。他飽受各種病痛的折磨，而十年前導致他自殺的重度抑鬱依然沒有遠離，他滿頭白髮，瘦得只剩一把骨頭，他連說話的力氣都沒有。

當我們坐在客廳，無論李金秀還是鄔霞，都放低聲音，不想讓他聽見那些過去的事。她們說，鄔發洲是一個溫柔的人，他愛美又愛笑，當李金秀去往深圳，是他在家給兩姐妹編辮子，他能用鵝鐮刀拾掇出頂好的柴，而他穿著雪白的褲子挑糞桶，更是長久留在鄔霞的記憶里。後來他也來了深圳，因為年紀大了沒有一技之長，只能當保安或者清潔工，在一個對女工的需求超過男工的就業市場，鄔發洲的工作並不好找，他常常被辭退，有時就只能待在家裡，他為一家人做飯，是鄔家廚藝最好的人。而疾病欺負窮困的人，去醫院一檢查，身患的疾病突然就高達了九種。當鄔霞一次次失敗，所有人都覺得她該重回工廠時，是她的父親說，你就待在家寫吧。

那是一個再普通不過的晚上，李金秀說，她突然發現，丈夫不看電視，而是直直看著她。她問，你怎麼一直看著我？丈夫說，夫妻之間，本來就是你看我我看你。第二天早上，鄔發洲告訴妻子，他已經吃了老鼠藥。她們立刻帶他去醫院。面對醫生，他平靜地說，醫生，說來都好笑，我有糖尿病高血壓膽結石腦梗塞，最近又失眠，非常痛苦。我家裡條件不好，為了不拖累她們，我喝了老鼠藥。

醫生從鄔發洲的胃裡抽出了十多盆黑色的水。病危通知單也下了。他虛弱地叫妻子，金秀，秀。妻子不理。他去扶她的肩，說，不要氣。李金秀哭著吼，不要碰我。

那是一段黑色的記憶，當她們焦急地送父親去醫院的時候，父親悄悄牽了鄔霞的手，對她說，對不起，么兒。

05

一家人

這天下午，鄔霞說，要給我找找當年的照片。鄔家什麼都不多，就是照片多。過去三十年，不像別的打工家庭常常天各一方，鄔家人一直在一起。他們都愛拍照，無論窮富逆順，一家人自己珍惜自己。照片證明時光已逝，又如解剖切片般凝固當時當刻，它提示著我們每個人的人生都可以變成無數碎片，從這個意義上，它對窮人和富人都一視同仁。

鄔霞打開客廳一角的矮櫃，從裡面拖出幾大包包得嚴嚴實實的袋子。這是李金秀的傑作，包得這麼嚴實，是擔心老鼠的進攻，而隨著袋子被拖出，確實也有幾顆老鼠屎翻了出來。

袋子一層層打開，照片傾倒而出，時光碎片鋪滿茶几。看見我們翻出了照片，放工回來的李金秀也坐了過來，饒有興致地和我們一起翻檢。

我看見了李金秀年輕時的樣子，和現在判若兩人。她身型苗條，穿一身白色套裝，優雅地坐在草坪上，繁重的勞動還沒有壓垮她眼裡的笑意，背後是深圳蒼翠的棕櫚樹。我還看見了步步生風的鄔發洲，他大步走在工廠的走廊上，確實如鄔霞所說，年輕時的父親有一張秀氣的臉。李金秀說，就是在這個工廠，第一個月，丈夫只賺了八塊錢。而照片背景里的那棟工廠宿舍樓，就是她現在洗碗的地方。

我還看見了兩姐妹小時候的樣子，一個七歲，一個五歲，稚氣地站在老家的土屋前。有時候照片也能騙人，父母從深圳寄來照片，他們一人一套牛仔衣，站在高樓大廈前，氣勢勃勃讓人神往，後來才知道，高樓大廈只是照相館的布景。然後鄔霞自己也來了深圳，她身量還未長開，站在鏡頭前，伸出細瘦的胳膊，就是一個孩子。在那家消失了的照相館，一家人留下許多影像，他們有時是笑著的，有時又一臉嚴肅，鄔發洲有次還拿了把吉他，大概是照相師的創意。1998年、1999年、2000年，他們拍下新年留影，然後是鄔霞18歲生日留念，她已經高過了母親。妹妹也來了，有一張她在工廠當文員時的照片，抓拍了她抬起頭的一瞬間，淡淡的眉眼下，青春的氣息仿佛要逼退鏡頭。

鄔霞一家的老照片，前三張為李金秀、鄔發洲、當文員時的鄔麗，第四張為全家合照，後兩張為青年時的鄔霞（左右滑動查看）

鄔霞翻出了當年高松廠包裝部的女工合影，她和母親靠在一起，就在第一排。李金秀說，照片上的女工們後來都散入四面八方，不知去向。鄔霞記得一個女工，當年自己剪不完線頭，她剪完了就來幫自己，但名字她忘了。合影中有唯一一個男性，是包裝部的經理。鄔霞說，他姓黃，綽號黃狗，因為他總打女工的主意。而他掌握的權力，只是能指定誰可以多坐一會兒。一個女工逢周末去給他洗蚊帳洗被子，但黃狗早已結婚，女工最後只是黯然離廠，嫁回了老家的山村。

隨著照片被翻出來的，還有許多其他的東西。有一家人的暫住證、就業證，在不同工廠的工作證，寶安區簽發的臨時工勞動手冊。在李金秀的一張入廠證上，手寫的出生年月，1958年的「5」確乎被小心翼翼改成了「6」。還有一封泛黃的老家來信，1999年2月23日，信裡面，親戚讓父親放心：你的田土今年我們是種著的，不會讓生產隊收走的，你們也不會餓死的。

鄔霞一家這些年積攢下來的各種證件，前六張為打工時的入場證、暫住證、就業證，最後一張為鄔霞的寫作培訓結業證書和作品獲獎證書（左右滑動查看）

而他們終於也沒有回去四川老家。照片越聚越多，時光在其中飛逝，兩姐妹都長大了，父母也老了。鄔發洲胖了又瘦，一家人為他慶祝60歲的生日，他出院了；皺紋爬滿李金秀的臉，紀錄片攝製組要來家裡拍攝那天，她開心地去燙了頭髮；一家人再次合照的時候，鄔家出現了第三代，鄔霞有了兩個女兒，照片里她們先是嬰孩，然後慢慢長大；鄔麗有了十八歲的大兒子，寒暑假他都去餐廳打工。有一次在商場，鄔麗看見三個男孩在商場餐廳圍爐火鍋，她告訴姐姐，他們和自己的兒子差不多大，但人家條件好，約上同學吃飯，而她的兒子端著蘑菇，地上一滑，跪在地上。

「好多次，我心裡好恨自己。我不是跟他們說一定要成功嗎，為什麼就是成功不了。」李金秀上班去了，照片被重新打包收攏，我和鄔霞坐在客廳，兩個女兒在裡屋玩手機，父親也昏睡著，客廳里安靜極了。鄔霞說，她不是沒努力過。

只是寫作不能改變她的命運。至少，打工文學帶不來錢。還是好多年前，在一次打工作家的聚會上，一位聲名赫赫的打工作家就說，他們一個比一個窮，她決定去做生意。那是另一個傳奇故事了，這位曾經被評為深圳「20年20人」的打工作家，棄文從商，生意越做越大，她所有的夢都實現了，代價是因非法集資鋃鐺入獄。但即使認清了這一點，鄔霞又能做什麼呢？她學過烤魷魚、鐵板燒；有人要帶她去香港賣奶粉賺大錢；一個文友讓她貸款十萬理財，還有一個教她辦幾張信用卡來回倒；她試過拉群帶貨，但拉來的文友不僅窮還無聊，在群里發算命連結；她也試過直播唱歌，兩個小時分帳0.7元。

只剩下寫了。她被介紹去一家公司當寫手，給老闆們寫傳記。對方說，知道她是才女，拿到的料都給她寫，人家拿兩萬，她拿一千。一位富裕的文學愛好者，只圖名不圖利，提議她給自己代寫一本，稿費歸她，鄔霞覺得是個好主意，但文學愛好者人忙事多，好像把這事給忘了。到第三本書出版的時候，出版社讓她簽兩千本簽名本，她自購完10支金色簽字筆，銀行卡里只剩100.99元。

還有人給她介紹過商機，和人假結婚，給她五萬，對方能多出一個購房指標。但她社保年限不夠，提議再等等，如今房市下行，這樣的好事也成了昨日黃花。她抱著犧牲的態度去相親一個老頭，和李金秀一個年紀。但老頭沒看上她，說她沒一點精神。老頭還問她，你怎麼就不能繼續打工呢？

「我想過，但還是……好像沒有勇氣再去打工了。」鄔霞淡淡地說。她曾經拼盡一切，就是為了逃離工廠，逃離打工的痛苦，她以為文學可以幫助她，但文學不可以，她失敗了，但她並不後悔。你可以感受到，前半生的打工生涯帶給她的恐懼，從14歲到41歲，那種恐懼像怪獸一般盤踞心底。她經歷過，也看見了打工帶給鄔家每個人的痛苦，她的母親有一雙變形的手，她的父親被扇過耳光，而妹妹在不得不再次打工的時候，對她說，姐，我害怕。一想到工廠，身體里每一顆細胞都在對她喊，快跑，快跑！後來的歲月，她只是希望藏得越深越好。工廠都消失了，她的恐懼還沒有消失。

我問她，你的工廠故事都寫完了嗎？

嗯，她點點頭。過去有人勸她，應該繼續去不同的工廠做工，這樣才能豐富她的經歷，擁有更多的素材寫出更好的作品。她知道這是對的，但就是做不到。

她就像進入了一條死胡同，工廠消失了，寫作看不到出路，而零工時代的清潔工、護理工、小時工、外賣員她也通通不要做，她只是頑固的留在原地。她知道許多人在冷眼看她。為什麼不去打工？不像許許多多曾經的、當下的打工作家一樣？某種意義上，「認清現實」，是這個世界最殘酷的一句話，而我們每個人都要在人生中的某個階段承認這一點，這也是一種能力，不然就無以保持「體面的退場」。但漫長的前半生之後，鄔霞不想再擁有這種能力了。她看著我，說只有母親，只有母親，沒有任何其他人可以評判她。她的眼神誠實得就像一隻困獸。

「這些人都沒有資格來數落我，我拖累了我父母，只有我媽媽，她才有資格。我沒有吃你的用你的，沒有找你借一分錢，你有什麼資格來說我？我天天在寫稿，哪怕沒掙到一分錢，我也是在努力啊。我不是沒努力過，我不是在好吃懶做。」

她不得不為自己的「任性」付出代價。最近媽媽在餐廳扭傷了腰，不能再撿垃圾，餐廳經理只是說，下次別這樣了。仿佛錯的是她一樣。而大女兒有一次就說，媽媽你去工作吧，不然同學問我你在哪裡上班我怎麼回答？小女兒在一旁出主意，你就說是醫生！但大女兒不依不饒，難道我跟他們說我媽媽是窩囊廢，天天在家裡打電腦。倒是妹妹說，媽媽告訴她，鄔霞出書了，她內心還是驕傲的。

但出書有什麼用呢。她那300萬字的手稿都不知去向。好多年前，她把手稿交給了一個文友，對方告訴她會捐去異地的打工博物館。她想像過自己的手稿陳列在博物館裡的情形，捲起邊的白紙本，密密麻麻的字，她想不知別人看了作何感想。但後來才知道，根本沒有這樣的博物館，文友只是把她的手稿放在家裡，然後，不見了。

現在，作家鄔霞在參加自考，《系統集成工程管理》，她要當工程師。好厚一本書，她天天看，越看越不會。有了工程師證書，落戶深籍就有了資格。她有兩次考試機會，第一次已經考砸了，大女兒明年就上初中，沒有戶籍只能上私立中學，她還剩一次機會。

有一晚，鄔霞做了一個夢，她站在鏡子前，而鏡子裡是一個怪物。

一切只能如此了。人生就是這樣無可逃避，不得解脫。並不是所有的難題都能解決，所有的代價都能償還。在深圳這座特大城市，鄔家人生活了三十年，工廠出現了，工廠又消失了，而那些遺憾、痛苦、不甘、難以痊癒的創痕從未放過他們。只是時光短暫，一家人還在一起。

9月下旬，鄔發洲又住院了。他說，我真是個大禍害。一家人輪流去照護，李金秀晚上下班了去陪床，鄔霞早上送兩個女兒上學後去接班。鄔麗每天在家做好了飯送來。有一天，鄔霞去樓下接飯，妹妹從陰影里閃出來放聲大哭。她們安慰彼此。鄔霞收到了《北京文學》發來的稿費615元。在鄔家三十年困窘不安的生活中，這樣的波折也是常有之事。他們總是倖存下來。二十多天後，鄔發洲出院。回到共樂社區，李金秀將瘦小的丈夫放在小推車上，拉著他走向巷子裡的家。鄔霞用舊手機拍下了兩個老人的背影，一個佝僂著，一個蜷縮著。照片如此殘酷，奇怪的是，卻莫名有一點點溫馨，大概是因為，在寸寸消失的光陰中，這是證明一家人真切存在的，新的時光碎片。

（來源：騰訊新聞）

鄔麗為化名。文中插圖均為作者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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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們失去打工的勇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