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塔在拉丁語中的意思是「生命」

維塔並未出現在任何城市地圖中。儘管這個地方的存在是得到官方和公眾普遍承認的，但它並不是任何補救計劃或政策的關切所在。

溫克勒是對的。維塔是貧窮這條路的終站，當那些活著的人不再被視為人，他們便去那裡。那段時間在維塔療養院的200人，多數被排除在家庭生活和醫療服務之外，他們沒有正式的身份，生活在一種受賤斥的被遺棄狀態下。大多數情況下，維塔的工作人員是由那些原先的居住者組成的，當他們的精神狀況改善到足以照顧新來者和被視為毫無希望之人時，他們便可提供服務。這些志願者缺乏資金、訓練，以及適當的設備和藥物，就如這家機構本身一樣，他們對處理維塔的居住者缺乏足夠準備。

大約5000萬巴西人（超過巴西1/4的人口）生活水平遠低於貧困線，2500萬人被認定為貧困。儘管從許多方面來說，維塔都是這種慘狀的縮影，但是從某些層面上說，它又十分獨特。其中一定數量的居民來自勞動階級或中產階級家庭，也曾是有自己家庭的勞動者。其他一些人此前居住在醫療機構或國家機構中，他們在某個時間點被從那裡驅逐出來並扔到街上或者直接送到維塔。

儘管看上去像個被孤立出來的無主之地，但事實上，在其歷史上和維持的過程中，維塔也曾跟幾家公共機構有勾連。因此，從許多層面上說，維塔也並非特例。確切說來，阿雷格里港擁有兩百多家這樣的機構，多數被委婉地稱作「老人院」。這些狀況不定的地方收容那些被遺棄的人以換取他們的福利養老金，有好些機構同時接受國家資助或慈善捐款。

我開始將維塔和這類機構視作社會遺棄區。

卡塔里娜在維塔的其他人當中很顯眼，這不過是因為她在運動——許多人躺在地上或蜷在角落裡。她想要交談。我的妻子阿德里安娜當時跟我在一起。這是卡塔里娜告訴我們的故事：

「我有個女兒名叫安娜，她8歲。我前夫把她給了他的老闆烏爾巴諾。我在這兒是因為腿有問題。要想回到家裡，我得先去醫院。去醫院這件事對我來說非常複雜，假如我去了，我的情況會越發惡化。我不想去醫院，因為我已經習慣了待在這兒。我的腿不靈便。因為來了這兒，我再沒見過我的孩子們。

「我的弟弟和我丈夫這邊的同輩男人把我送到了這裡。阿德馬爾和阿曼多……我運動……這樣我或許能走路。不。我現在再也離不開這裡了。我需要等一段時間。我諮詢過一位私人醫生，有兩三次吧。有需要的時候，他們這裡也給我藥。所以人總是依賴藥物，會變得很依賴。於是，許多時候，人就不想回家了。也不是不想……在我的想法裡，大家已經忘記我了。」

後來，我問志願者是否知道一些關於卡塔里娜的事。他們對於她在維塔之外的生活一無所知。我將卡塔里娜提到的一些人和事複述給他們聽，但他們說她是胡言亂語，說她瘋了 （louca）。她是一個顯然缺乏常識的人，她的聲音因為精神病診斷淪為無效。她沒有來處，除了維塔，別處沒有她的命運。

卡塔里娜那聽上去支離破碎的敘述，她所講述的關於過去的故事，便是我所僅有的。在她看來，她沒有瘋。卡塔里娜正努力改善自己的處境，使自己能夠獨立自主。她堅稱她有的是生理上的問題，她在維塔是她所不能控制的諸種不同關係和情形所造成的結果。

卡塔里娜通過前夫、老闆、醫院、私人醫生、弟弟們和被送走的女兒這些人物來回憶那些情形。「要想回到家裡，我得先去醫院。」她如此推論。回到那個此時與別的家庭一起生活的孩子身邊的唯一辦法，就是通過診所。醫院處於那條通往已然不存在的家的路上。

但卡塔里娜的意思是，要獲得充足的醫療保健，是不可能的。在尋求治療的過程中，她了解了藥物治療的需要。她同時暗示，藥物會使她的情況惡化。這種形式的照護在維塔也一樣在進行：「有需要的時候，他們這裡也給我藥。」她指的是，將混亂藥療化使維塔裡面的人「總是依賴藥物」。

某些東西讓卡塔里娜失去了回家的可能。但回家的渴望仍在：「也不是不想。」

維塔的現實，以及與卡塔里娜最初的相識給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在我寫關於巴西的愛滋防控的論文時，我始終不斷想起這個承載著家庭與城市生活中的死亡的地方，想起這個藉由被遺棄這件事來思考的人。多年來，維塔和卡塔里娜成了我的關鍵角色，在我思考巴西城市空間中政治和醫療體制的轉變，以及其中全新的人格體系時，對我教益良多。我在記錄的愛滋工作包括政府和非政府組織所做的各種英勇的努力，他們試圖通過關注安全性行為這樣大膽的預防項目來控制疾病的傳播，努力使愛滋的治療方法達至全球普及以降低死亡率。除了這些令人敬佩的工作，以及那些為照管通常不被列入干預對象的弱勢和貧困人口而成立的新機構，我也看到了遍布於巴西大城市的社會遺棄區——類似維塔的地方，這些不人道的環境中居住著那些精神有問題的人、無家可歸的人、愛滋病患者、失去勞動力的年輕人和衰老的身體。

法定行政單位和福利與醫療機構都不直接干預這些區域。但正是這些行政單位和機構把那些沒人要的人指到了這些地方，這些人到了這裡之後便註定杳無音信，他們失去人權，再沒人對他們的境況負責。我感興趣的是，這些遺棄區的創建是如何跟家庭的改變，以及國家、醫藥、經濟的當地形態交織在一起的。我好奇，那些為預防和治療愛滋而發起的提升生活品質的動員是如何跟允許死亡的公共行為的激增同時發生的。

遺棄區展現了那些藉由正式治理而存在，並超出了官方治理的現實，那些決定了越來越多貧困人口的人生歷程的現實，這些人並不在政府規劃人口範圍內。我竭力去理解像維塔這樣的地方的矛盾存在，以及在這些區域中的人類那根本性的曖昧存有，他們困在被接納與被遺棄、記憶與非記憶，以及生與死之間。

在維塔的靜止氛圍中，卡塔里娜的運動和她追憶的模樣留在了我的腦海里。她的故事融合了過往的生活、身在維塔的被遺棄的當下，以及歸家的渴望，這種融合的方式令我萌生興趣。我試著不把她當成一個精神上有問題的人，而把她當作一個被遺棄者，她克服重重困難，以自己的方式解釋自身的經歷。她知道是什麼讓她成了今日的自己——但要怎麼證實她的說法呢？

當卡塔里娜反思是什麼奪走了她的生活時，她的思緒和話語的難解程度不獨取決於她自己的表述——我們這些志願者和人類學家，也缺少理解這些的途徑。卡塔里娜謎一般的語言和渴望需要能夠處理「個體人」 （individual person）的分析形式，畢竟這樣的個體並沒有完全被納入體制與團體的運作之中。

此後兩年過去。我開始在一個文化與心理衛生項目中做博士後工作。1999年12月末，我回到巴西南方進一步觀察維塔中的生活，在這裡的田野調查構成了托本·埃斯科羅德和我計劃出的攝影書的文本，這本書將聚焦此類遺棄區中的生活。

有了近年得到的一些政府資助，維塔的設施改善了，尤其是康復區（這是此處康復中心的名稱）。但療養院的條件大體未變，不過現在住的人少了一些。

卡塔里娜仍在那裡。但此時，她已經坐在輪椅上了。她的身體狀況已經嚴重惡化，她堅持說自己患的是風濕病。志願者們就像對待其他居住者一樣，總是心血來潮地給卡塔里娜抗抑鬱藥。

卡塔里娜告訴我，她已經開始寫「詞典」（她的叫法）。她這樣做是「為了不忘記詞語」。字跡表明她有最低程度的文化水平，筆記本上填滿了一串串的字詞，這些字詞提到了人、地點、機構、疾病、物品和性情，串聯它們的方式十分有想像力，我不時還以為這就是詩。這是我最開始讀到的一些片段：

電腦

書桌

殘廢了

作家

勞動正義

學生法

坐在辦公室里

做愛者的法律

公證人

法律，關係

阿德馬爾

伊皮蘭加區

凱薩拉市政府

南里奧格蘭德

……

醫院

手術

缺陷

康復

偏見

……

受了驚嚇的心

情緒的發作

電腦

書桌

殘廢了

作家

勞動正義

學生法

坐在辦公室里

做愛者的法律

公證人

法律，關係

阿德馬爾

伊皮蘭加區

凱薩拉市政府

南里奧格蘭德

……

醫院

手術

缺陷

康復

偏見

……

受了驚嚇的心

情緒的發作

在那段時間的探訪中，我返回同她談了好幾次。卡塔里娜長時間地談論維塔外生活的回憶，她在1997年同我第一次見面時所告訴我的故事在那之後便屢屢被增加更多細節。她詳盡地講述了自己的鄉村出身，以及去新漢堡市的鞋廠打工的經歷，故事因此豐滿起來。她提到另外幾次的懷孕生產，跟前夫的爭吵，精神科醫生的名字，在精神病房的經歷，全都講得支離破碎。「我們分開了。兩個人一起生活基本上永遠不可能太壞。但你得知道怎麼去過。」

一次又一次的，在我所聽到的卡塔里娜的表述中傳達出的主體性，既是一個分離與驅逐得到了許可的戰場，也是一條她希望藉以重回社會的途徑。「我前夫統治著這座城市……我需要讓自己保持距離……但我知道他跟其他女人做愛的時候腦子裡想的是我……我永遠不會再踏進他的房子。我要去新漢堡，只為看看我的孩子們。」她隱晦閃爍地講述著給予和獲取歡愉。有時她又開展一系列令人難以跟上的聯想——但最終她總能有效地論述清楚。並且，卡塔里娜總是一刻不停地寫著。

我原未計劃專門研究卡塔里娜，也無意專事研究個人的人類學。但到我們1999年第二次見面的時候，我在情感上和智識上都已經被吸引進來。卡塔里娜也一樣。她告訴我，跟我聊天她很高興，她也喜歡我提問的方式。一次探訪結束，她總會問，「你什麼時候再來？」

她所說的話和不斷寫下的文字迷住了我。她的詞句在我看來並不脫離現實，但也不是維塔施加於她的權力，或是她對維塔的回應。這些詞句所講述的是真正的掙扎，是卡塔里娜從中遭到放逐的那個平常世界，這個世界已成為她腦海中的生活。

牙醫

衛生站

鄉村工人聯合會

環境協會

烹飪藝術

廚房和餐桌

我去上課

配方

照片

精液

……

確認身份

身份

親自表露身份

健康

天主教信仰

幫助

理解

風濕病

牙醫

衛生站

鄉村工人聯合會

環境協會

烹飪藝術

廚房和餐桌

我去上課

配方

照片

精液

……

確認身份

身份

親自表露身份

健康

天主教信仰

幫助

理解

風濕病

她從哪裡來？她身上究竟發生過什麼？卡塔里娜始終在回憶她被拋棄的經歷和生理情況的惡化。這不只是美化或忍耐令人無以忍受的現實，而是使她保有一種還能出去的希望。「如果我能走路，我就可以離開這裡。」

卡塔里娜回顧的那個世界對我來說是熟悉的。我在新漢堡長大。我的家人也是從鄉村遷至那個城市，找尋更好的新生活。我在里康·多斯·伊列烏斯 （Rincão dos Ilhéus）公立學校念的小學，一年級的班上有50個同學，多數在五年級的時候輟學去當地鞋廠打工了。我懼怕這樣的命運，成了少數幾個繼續上了六年級的學生之一。我的父母堅持讓孩子學習，而我在書本中找到了一條出路。卡塔里娜讓我回到了開始的那個世界，我因而困惑，究竟是什麼，決定了她的命運與我如此不同。

這本書檢視了卡塔里娜命運的構成，她的日漸死亡，以及存於維塔的想法和希望。卡塔里娜竭力想講清楚自己的渴望、痛苦與所知，而這本書就是建基於卡塔里娜之努力和我對維塔生活的縱向研究。「雖生猶死，外面死了，裡面活著。」她寫道。那些隱秘的、詩一般的詞句是她在編的詞典的一部分，在了解卡塔里娜和解析那些詞句的過程中，我也追溯到了她被遺棄的命運和她的病狀所根植的由家庭、醫療、國家和經濟等因素交織而成的複雜網絡。縱觀全局，卡塔里娜的人生講述了一個更宏大的故事：類似維塔這樣的地方如何在貧困家庭和城市生活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以及社會過程如何影響了生物學與死亡的進程。

早先與卡塔里娜的這些對話使我釐清了三個問題，這是我想在我們一起工作的時候具體解決的：經濟壓力的影響對內心世界的重塑作用；藥物在家庭中所扮演的道德技術的角色；創造一個不健全的、沒有生產力的、被允許死去的人類類別所依據的常識。正如卡塔里娜省略含糊地寫道：「想要我的身體變成藥，我的身體。」或如她反覆說的：「當我的想法與前夫和他的家人一致時，一切都是好的。但如果我不同意他們，我就是瘋了。就好像我的某一面需要被忘掉。我智慧的一面。他們不願對話，疾病的科學被忘掉了。」

按照卡塔里娜所說，導致她從現實世界被驅逐的是：日新月異的國內經濟與她自己的藥物治療情況相加構成的背景下，人們的思想觀念與對何者為有意義的判斷都發生了變化。這種對「我的某一面」的強力抹除讓她無法在家庭生活中找到位置。「我的幾個弟弟都是勤勞的人。有段時間我跟阿德馬爾一家人一起住。他是我最大的弟弟，我們兄弟姐妹五個……我總是很累。我的腿不靈便，但我不想吃藥。為什麼只有我需要吃藥？我還跟著阿曼多一起住過，他是我另一個弟弟……後來他們把我送到了這兒。」

我想弄明白卡塔里娜的主體性是如何成為判定她「反常」、將她逐出家門的渠道的。令卡塔里娜脫離現實世界並被重新建構為「瘋子」的各種中介力量都是什麼——是什麼保證了這些中介力量的成功？就我的理解，判斷和意志的新形式當時正在這個大家庭中生根，這些改變對痛苦，對人就常態和她最終所體現的病態的理解，都產生了影響。精神病藥物似乎在改變卡塔里娜的存在感和她對於他人的價值上起了重要的作用。經由這些改變，家庭紐帶、人際關係、道德和社會責任的定義也被改寫。

我問卡塔里娜，你覺得為什麼家屬和醫生要把人送到維塔來？

「他們說，把我們安置在這裡比較好，這樣我們就不會被一個人留在家裡，孤零零的……這裡有很多像我們一樣的人……我們這些人一起，就形成了一個社會，一個身體的社會。」

卡塔里娜堅持說她被遺棄是有歷史和邏輯可循的。我試圖弄清楚她在常人看來荒謬的想法和說法是如何跟一個現已消失的世界相聯繫的，以及在怎樣的經驗主義條件下，她的人生才變成不值一活的人生，在此過程中，我發現克利福德·格爾茨 （Clifford Geertz）關於常識的著作很有啟發性。「常識將世界表現成一個人們所熟悉的世界，一個人人都能夠，也應該認出的世界，在這個世界裡，每個人都——或者都應該——自己做判斷。」常識是思想的日常領域，它幫助「可靠的公民」在面對日常問題時有效地做決定。缺乏常識的人是「有缺陷的」。

「常識中有某種類似失竊之信 [1 ] 效應的東西；它就這樣被毫不修飾地放在我們眼前，但又幾乎不可察覺。」這是人類學追求中所特有的：試圖理解那些對於現實的口頭評估與判斷——它們更多是想當然，而非經過分析——因為它們決定了「社會支持什麼樣的生活」。層層累積的思想框殼裹住了維塔中的被遺棄者，使其淪於不可解釋之類，而同卡塔里娜一起工作幫助我擊破了這框殼。畢竟，常識「是以『這完全不算一個例子』這樣的斷言來停止討論個例的， 一言以蔽之，這就是生活，世界就是其權威」（著重為筆者所加）。

[1] 失竊之信：典出埃德加·愛倫·坡的短篇小說《失竊之信》（"The Purloined Letter"），小說中失竊的重要信件沒有藏於某個隱秘角落，而是放在了所有人都看得見的卡片架上。——譯者注，下同

在我看來，卡塔里娜的所說、所寫捕捉到了她的世界所變成的樣子——一個混亂的世界，滿是她解不開的結，不過她不顧一切地想解開，因為「假如我們不研究，身體里的病會惡化」。格爾茨清楚地意識到了常識的生理維度 （physiological dimensions）。他寫道，常識作為關於現實世界的故事，首先和最重要的便是立足自然 （naturalness）和自然範疇 （natural categories）的概念。

在卡塔里娜的案例中，她頭腦的健全或不健全，其性質不是由她的親屬和鄰居所假定，便是由藥物與其所代表的科學真值所判定。我推測，家庭和醫療雙方就卡塔里娜精神狀態的協商以及其後採取的行動才真正使她的生活變為不可能。在此，家庭和醫療，精神和身體必定被視為存在於同一種語域中：與一種當前的常識聯繫在一起。循著單一個體的話語和故事描繪能幫我們辨認出許多並置在一起的背景、路徑和相互作用——「中間性」，社會生活和倫理依據它在經驗上才是可行的，也就是，「提醒人們他們已知的事……那思想和語言的特殊城市，人是其中的公民」。

我1999年去探訪時，對於我將她作為這部作品的研究對象，卡塔里娜給予過口頭及書面的同意。起初，除了持續往返，以卡塔里娜自己的方式與她交流，我並無成結構的方法。她拒絕被視作受害者或隱藏於文字背後：「我說我心裡想的。嘴上沒有把門。」顯然，不是由我來賦予她聲音。相反，對於正在發生的事情，我需要充分理解，並找到方法表達出來。唯一通往他者的途徑便是語言，而語言不只是交流或誤解的媒介，借微依那·達斯 （Veena Das）和凱博文 （Arthur Kleinman）的話說，它是一種經驗，「不僅容許信息傳遞，而且容許主體向外投射」。

在《語言與身體》 （「Language and Body」）那篇文章中，達斯觀察到，那些在印巴分治 [2 ] 中受到巨大創傷的女性並沒能越過這一創傷——舉例來說，正如古希臘悲劇中的安提戈涅一樣——而是將其融進了她們的日常經驗。在達斯的敘述中，主體性表現為一個具有爭議的領域和一種歸屬的策略——用以應對大型創傷性事件與正在改變的家庭和政治經濟系統。內部與外部的狀態不可避免地被縫合在一起。傳統、集體記憶和公共領域被組織成附有重重幽靈的場景，因為它們是因「死者的力量」發展起來的，而死者在數據和法律中仍未有計算和解釋。這位人類學家仔細檢視了這種銘刻與隱形的官僚與家庭機制，這種機制欽定了一種真實，而人民如果想要在日常生活中尋到一處容身之所，就必須積極參與。在達斯關於暴力與主體性的著作中，比起現實是如何構造心理狀態的，她更加關心單獨的事實的產生和發聲的力量：一個人能有怎樣的機會被傾聽？對於創造真相和發起行動，講述具有怎樣的力量？

[2] 1947年8月14日和15日，由於人數較多的印度教教徒和人數較少的伊斯蘭教教徒之間的宗教對立日益激化，大英帝國統治下的英屬印度解體，誕生印度聯邦和巴基斯坦自治領（包括今日巴基斯坦和孟加拉國大部分地區）兩個新國家。隨之而來的是短時間內無數的衝突、暴動和屠殺。

在維塔，你所面臨的人類境況是：發聲不再能帶來行動了。沒有客觀條件能促成行動。這個人被獨自留在那裡，她知道無人會應答，也沒有什麼東西能敲開未來。卡塔里娜不得不一邊思考她自己和她的過往，一邊想起，在那些她還記得的事物當中，她早已不在場。「我的家人還記得我，但他們並不想我。」在維塔，不在場是最迫切、最具體的事。當一個人不再具備受認可的動力機制，不再有時間性，還能有什麼樣的主體性呢？卡塔里娜一直在拓寬的人類思想的限度是什麼？隨著工作往前推進，我試圖幫助卡塔里娜與她的家人取得聯繫，獲取醫療服務。但每一步前面都是現實的致命力量，這致命的現實需要一個人類學名稱來描述其狀況。

為什麼我要選擇跟卡塔里娜而非別人一起工作？她在那種毀滅的環境下十分突出，她拒絕被迫接受自己的生理狀況和命運。她希望參與，而我有一種本能的感覺：一些對生命和知識都重要的東西正在發生，我不想錯過。她的話表明一種已成日常的遺棄和消聲，然而，儘管她受到種種漠視，卡塔里娜身上仍舊傳達出一種驚人的能動性。我一旦坐到她身邊，我們便都緊貼著語言之牆。語言不是切分點，而是連接點——理解也包含其中。

我們所開啟的工作並不是關於我構想出來的人，也不是關於為卡塔里娜的精神形態代言或成為其代表人物的不可能。我們的工作是通過偶然性和受過訓練的傾聽，促成讓我們雙方都有所期待的人與人的交往。「我有點像把自己藏起來地生活著，像個動物，」卡塔里娜告訴我，「但後來我開始一步步分析，跟你一起拆解那些事實。」說自己像個動物的時候，卡塔里娜提到了她已被奪走的作為人類的可能性。「我開始分析科學與智慧。人分析自己是好的，分析思想也是。」她這句話對我而言極其重要。我希望這一工作對卡塔里娜也是有價值的。跟她一起工作，對她來說是找尋一個返回熟悉世界的辦法，對我來說也是一種人類學 教育 （bildung）。是的，一場田野教育是有等級差別的，但它同時對雙方都影響重大，正如保羅·拉比諾 （Paul Rabinow）所說：「由於這是有等級差別的，因而需要小心謹慎；由於這是一個過程，因而需要時間；由於這是問詢的實踐，因而需要概念架構 （conceptual work）。」

在此，人類學不能止步於單純地從集體的視角去處理個體。卡塔里娜被作為瘋子對待，人們認為她的行為與真實記憶相悖，而事實上無論如何都沒有證據能證明她講述的回憶是真是假，她身邊沒人能證實她的講述，也沒有關於她在維塔外生活的任何信息。她被留在這裡獨自解決社會理解的可能性，我該怎樣詳述這種社會理解的可能性呢？我需要找到辦法破解她的生活與文字的真相，並且將這些文字與來自過去的特定人物、地域，以及她所參與的事件——那段她在其中沒有象徵性權威 （symbolic authority）的經歷——一一聯繫起來。

對單個他者進行實地研究扯出一個巨大的體系：社群、家庭和個人生活如何被具體地彙集、估值，它們又如何內嵌於更大的企業流程和制度安排當中。但卡塔里娜將事物從一個語域移換到另一語域——過去、維塔、渴望——的方式，仍有某些我捉摸不透的地方。我想，這樣的移換是屬於她的遺棄語言，這迫使我將概念架構始終保持在懸而未決的開放狀態。

過去四年間，我探訪過卡塔里娜許多次，最後一次見她是在2003年8月。在她忽而往前推進、忽而往後倒敘自己的故事時，我凝神聽著。除了做談話錄音、做筆記，我還讀了好幾本她一直在寫的詞典，並與她討論。跟卡塔里娜一起工作帶給我極大的愉悅：直視她的眼睛；敞開心扉聊著人們不能理解的事；同其他人一起，搜索、尋找，雖不是完美的形式，但也是了解的途徑。一個人必須找各種各樣的方法，來使在田野中獲得的特殊的知識和直接歷史能為對自身和他者的關懷服務。廣泛地同朋友與同事談起我和卡塔里娜的對話使研究——以及卡塔里娜和她的寫作——走向了新的環境與可能。隨著調查的深入，我思考的不再只是她用以觸及其他生活的詩意想像的力量，還有一些健康專業人員和管理人員與卡塔里娜交往、處理她社會和醫療狀況，以及回應她批判性思考的周全審慎的方式。

有時我像個偵探，尋找著卡塔里娜被從日常生活中逐出的具體軌跡，她生理狀況加速惡化的過程，她語言——思考的源頭。我對卡塔里娜所說和所寫的句子做了一些表面判斷，為此踏上一段旅程，去往她不斷提及的各種醫療機構、社區和家庭。在取得她同意的情況下，我從精神病醫院和全民醫療保健體系的地方分支機構取回了她的病歷。我也得以找到她的家人——她的弟弟、前夫、姻親和子女，就在附近新漢堡的工業小鎮上。她告訴我的關於將她引向維塔的家庭和醫療這兩條路徑的一切，都跟我在檔案和田野中找到的信息相符。多次回訪，耐著性子，努力接近，費時費力地處理原本不該存在的資料，對一個人的人生進行細密的描述，某一片現實開始顯現出來。

在通過這些醫療機構追溯卡塔里娜的經歷時，我看到，她不是一個特例，而是一個具有模式的實體。也就是說，她遭遇了那種典型的不確定且危險的心理衛生治療，這是專為所有貧困的城市勞工準備的。人們在她身上盲目使用各種醫療技術，幾乎沒有為她的特殊情況做過精準調整。他們假定她像其他許多人一樣有攻擊性，因此給她服了超劑量的鎮定劑，這樣不用提供足夠的照護，機構也可以繼續運行下去。對她的診斷各式各樣：精神分裂症、產後精神錯亂、待分類精神病、情緒障礙、貧血。我接觸了指導她的治療的健康專業人員，以及努力參與改革這些服務的一些人權活動者和管理者。我試圖直接地討論促成她這難解情況的各種環路，這些環路似乎是獨立於法律和契約之外的。

在跟卡塔里娜家裡的各方親屬聊過之後，我了解到，根據某些體徵，她的前夫、弟弟，以及他們各自的家人都認為，她會變成一個廢人，就像她母親一樣。他們不想參與這遺傳的劇本。卡塔里娜「有缺陷」的身體於是成了某種戰場，在這戰場上，她的家庭／鄰里／醫療網絡為她的頭腦是否清醒，以及最終為「她的行為舉止是否能像個人」（引自她婆婆的話）而做出判斷。被剝奪了個性並且用藥過量後，卡塔里娜仍保有某種深入骨髓的東西——她再也不能拋棄的生命決心。

但這一工作不僅是要找到卡塔里娜故事的「真相」，它也促成了一些事情。在幾個醫生的幫助下，我們安排了醫學檢查和大腦成像，我們發現，卡塔里娜的小腦正在迅速退化。於是，為了確認她的病情並確定改善其狀況的方法，我們又踏上了一條醫療的旅程。她在跟時間戰鬥，彙集知識於是變得真正緊急起來。田野工作將卡塔里娜和維塔，卡塔里娜和她的過去，她的被遺棄和她的生理狀態聯繫了起來，也促成了卡塔里娜再次進入家庭、醫療和公民身份，儘管十分短暫。這些事情反過來也使我們認識到卡塔里娜深陷其中的社會性死亡的運作機制，使我們理解創造其他可能性所需要付出的努力。當遺棄的 現實政治變得清晰，個人責任和制度責任的問題也被以新的、不同的方式加以討論。

奧斯卡是維塔的一個志願者，他的深刻見解和照顧——尤其是對卡塔里娜的——對我幫助良多。隨著田野工作告一段落，他告訴我，有人做這樣的研究，「機器散落的零件最終才會被拼裝起來」。卡塔里娜不斷地在我們的談話和她自己的書寫中提及真實世界的事。假如我只關注她在維塔內的表達，那麼，存在於她的家庭、醫療和國家機構之間的那一整片張力與聯繫的領域，一片塑造了她的存在的領域，我便可能看不到。

卡塔里娜不是簡單地落進了這種種家庭與公共體制的縫隙里。好幾層社會環境異常的相互作用和交疊並置使她的被遺棄變得充滿戲劇性並成為現實。對真實的科學評估（以生物知識和精神病的診斷與治療等形式）深深地內嵌於改變中的家庭與體制，為最終導致她被驅逐的日常思想和行動提供了依據。這個強大的、非制度性的民族志空間中的家庭將他們不想要的成員清除出去，照著卡塔里娜的詞句與描繪按圖索驥，是我描述這種民族志空間的一種方式。如卡塔里娜這般的社會製造的死亡從根本上不能歸於任何單一的意圖。雖然原因複雜含混，但她在維塔的日漸死去還是可追溯至具體的幾股力量。

奧斯卡的意思是，一旦困在這個空間裡，人便是機器的一部分。我告訴他，只有其中的一個人多走一步，機器的部件才能連起來。「如果一個人不這麼做，」他回答我，「零件就會一輩子遺失。然後生鏽，銹跡讓它們走向終結。」卡塔里娜既未從這一機制中倖免，又沒有完全被其縛死，她停留在一片發光的失落邊境，那是她藉由書寫拓展出的人類想像的邊境。與這些邊境比鄰的是一個被遮蔽的殺人的現實，通過探索這樣的邊境，我們找到一條進入當下人類境況的途徑——這是民族志探究的核心目標。

選自《維塔：社會遺棄下的瘋癲與文明》，三輝圖書 | 南京大學出版社，202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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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昂·比爾（João Biehl），普林斯頓大學蘇珊·多德·布朗人類學教授，主要的研究領域和關注議題包括醫學人類學、民族志理論、全球衛生、藥療化、社會與環境正義、拉丁美洲社會等。比爾也是普林斯頓大學全球健康計劃的聯合創始人之一，並自2018年以來負責指導致力於跨學科前沿問題研究的巴西實驗室。除《維塔》外，著有《活下去的意願：愛滋病療法與生存政治》，獲得英國皇家人類學學會頒發的韋爾科姆獎章和美國人類學協會頒發的黛安娜·福賽思獎。另有合編作品：《當我們首先考慮人：全球健康的批判研究》（與阿德里安娜·佩特里納），《主體性：民族志調查》（與拜倫·古德、凱博文），《未完成：「生成」的人類學》（與彼得·洛克）。

|譯者簡介：楊曉瓊，自由譯者，另譯有《想像共和國》《扳手》《中亞行紀》。

題圖：Torben Eskerod | Vita (1995)

排版：阿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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