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區塊鏈技術嵌入精準扶貧能促進精準扶貧的全流程管理，解決精準扶貧到村入戶的「最後一公里」問題。精準扶貧自實施以來，成效顯著，但也面臨貧困人口識別精準度不高、數據真實性不足、扶貧資金使用不透明、駐村幹部不匹配以及扶貧考核不精準等問題。區塊鏈技術具有共識機制、不可篡改性、可追溯性、分布式帳本及去中心化等特性和優勢，有助於解決精準扶貧存在的問題，但區塊鏈技術應用於精準扶貧在理念、技術、人才以及法律方面還存在諸多挑戰，需要從各級政府轉變傳統管理理念、支持多方協作攻克技術難題、積極培養研發與應用人才、完善法律制度以及鼓勵多主體共同參與等方面來推動區塊鏈技術助力精準扶貧。
一、問題提出與文獻綜述
黨的十九大報告提出：「堅決打贏脫貧攻堅戰，確保到二〇二〇年我國現行標準下農村貧困人口實現脫貧，貧困縣全部摘帽，解決區域性整體貧困，做到脫真貧、真脫貧」[1]。當前，黨和政府實施精準扶貧的方略，將精準扶貧作為扶貧工作的主要抓手。不同於傳統的區域扶貧、縣域扶貧，精準扶貧的「瞄準」單位不斷縮小，「扶貧準度」進一步提升，更強調扶貧的精準性，完成從「大水漫灌」到「精準滴灌」的轉變。據《2018年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顯示，2014年至2018年，農村貧困人口由7017萬人減至1660萬人，貧困發生率由7.2%降至1.7%[2]。但伴隨著精準扶貧的持續推進，實施過程中易出現貧困人口識別精準度不高、數據真實性不高、扶貧資金使用不透明、駐村幹部不匹配以及扶貧考核不精準等難題，還需要進一步的研究解決。
區塊鏈被譽為計算機應用領域的第五次顛覆性創新，推動「信息網際網路」向「價值網際網路」轉變。區塊鏈技術具有不可篡改性、可追溯性、共識機制、分布式帳本與去中心化等特性。當前，區塊鏈技術的應用研究涉及教育、證券、醫療、版權、銀行等領域。例如，楊現民等（2017）認為作為比特幣的底層技術，區塊鏈技術不僅能應用於金融領域，也能廣泛地應用在教育領域，發揮其在構建「網際網路+教育生態」的重要作用，推動教育體系變革[3]。劉瑜恆等（2017）指出區塊鏈作為一種新興網際網路技術，有效契合證券市場的發展需求，在證券發行、登記託管、清算交收等方面具有發展潛力和應用空間[4]。趙延紅等（2018）發現區塊鏈技術作為比特幣的底層技術在金融和其他商業領域應用已日趨成熟，同時在醫療領域也具有較大的應用潛力[5]。趙豐等（2018）認為區塊鏈技術去中心化、去信任化以及數據安全可靠等技術優勢為數字版權的確權、交易、存證提供新的途徑[6]。張苑（2016）指出，區塊鏈使所有個體都可能成為金融資源配置中的重要節點，將促進現有金融體系規則改革，建構共享共贏的金融發展生態體系[7]。另外，2016年，貴陽市政府出台《貴陽區塊鏈發展和應用白皮書》，率先提出區塊鏈在精準扶貧中的應用，這是政府政策層面第一次提出區塊鏈與精準扶貧的應用模式。此後，中國工商銀行同貴州省貴民集團建設扶貧資金精準管理的區塊鏈平台等。
但是，學界研究區塊鏈應用於精準扶貧的文獻比較匱乏，主要有：湛泳等（2018）闡述了區塊鏈技術的核心機制和特徵，探討了當前精準扶貧存在的問題，分析了區塊鏈技術應用於精準扶貧的全過程創新管理機制、問責機制、創新合作機制以及具體實踐[8]；馮果等（2018）發現區塊鏈技術能夠多維識別扶貧對象並建立扶貧誠信體系，零失誤精確投放扶貧資金，實現扶貧資金全流程管理，有效克服現存的障礙，迎合金融精準扶貧的需求[9]；胥愛歡等（2017）研究區塊鏈技術應用於精準扶貧領域面臨著諸多挑戰，比如基礎設施等現實條件尚未完全具備、技術尚未完全成熟達到應用要求、技術研發和應用人才資源比較缺乏等[10]。
總體而言，學界關於區塊鏈技術的研究集中在教育、版權、金融等領域，這些研究為區塊鏈技術的普及宣傳與跨域應用提供了堅實的理論基礎。但區塊鏈技術應用於精準扶貧的理論研究普遍較少，且集中在金融精準扶貧方面，尚未形成社會化、系統性的研究。區塊鏈在精準扶貧實踐層面的具體應用也少，還未及時總結經驗將其上升至理論層面。基於此，本文嘗試將區塊鏈技術應用於精準扶貧領域，找出存在的問題，闡釋應用優勢、發現應用挑戰並提出對策建議，以期推動區塊鏈技術助力精準扶貧。
二、當前我國精準扶貧的主要問題
伴隨著扶貧方略的適時調整與精準扶貧的持續推進，大量的貧困人口已擺脫絕對貧困。但是，精準扶貧執行過程中也面臨貧困人口識別精準度不高、數據真實性不足、扶貧資金使用不透明、駐村幹部不匹配以及扶貧考核不精準等問題，需要進一步探討研究，尋求技術助力。
（一）貧困人口識別精準度不高
精準性是精準扶貧的本質要求，精準扶貧的首要目標是把真正的貧困人口精準識別，做到「扶真貧、真扶貧」。要在相對貧困的前提下，識別出最貧困、最需要幫扶的人是當前精準扶貧工作的重點和難點。
第一，設定總體貧困名額指標使得大量實際貧困人口未能識別。當前，我國貧困人口數額主要由國家統計局按照收入和支出等量化統計指標進行測算，而縣、村在實際操作中更需要綜合考慮健康、住房、教育等多元因素，採取多維貧困標準進行精準識別。由於中央與地方採用測算貧困標準不統一，使得大量的實際貧困人口未及時識別出來。例如，通過2013年確定的建檔立卡戶抽樣調查，發現建檔立卡戶中40%的農戶收入高於貧困線，而在非建檔立卡戶中58%的農戶收入低於貧困線[11]，出現實際貧困人口遠高於國家測定的貧困人口數額的問題。
第二，村幹部與駐村幹部「共謀」影響貧困人口的精準識別。村幹部作為精準扶貧的末梢神經，在精準扶貧中掌握著實踐權力[12]，扮演著重要的角色。由於村幹部具有本地權威和地方性知識，駐村幹部也需要村幹部的配合才能開展工作。可以說，沒有村幹部的有效配合，精準扶貧難以開展甚至無法完成。但是，這一關係又容易滋生出村幹部與駐村幹部「共謀」的問題。例如，某村村主任提供的133戶貧困戶的初選名單中存在很多徇私的現象，大量村幹部的關係戶進入貧困戶名單，最終駐村幹部只從村幹部擬定的貧困戶名單上替換了8戶，並且新替換的貧困戶名單也是由村幹部提供[13]。在此，負責抓落實的市縣若要核查、校對貧困戶的真實貧困狀況，需耗費極大的時間和財力成本，往往只能採用村幹部和駐村幹部所提供的可能「注水」的數據，容易出現貧困人口識別不精準的問題。
（二）數據真實性不足
數據治理是精準扶貧的重要方式，也是精準扶貧的主要抓手。政府依託數據治理來提高精準扶貧的決策科學化和治理績效，而貧困人口也可根據數據治理來反映貧困的真實現狀和利益訴求。但目前，精準扶貧過程中出現數據作假，存在「被脫貧」「數字脫貧」的問題，原因主要在於技術層面統計標準不一致出現的技術性失真與村幹部以及扶貧幹部的主觀性造假。
一方面，統計方式引發的技術性失真。精準扶貧是典型的目標管理，其實施過程無法完整保留和呈現，只能通過形式化的文字材料來表述。因此，扶貧幹部與村幹部要填寫大量表格，整理材料，對照數據，彙報情況。一是部分數據難測量，主要是貧困戶難以提供表格要求的相關數據或是幹部和群眾都難以理解數據要求的真實內涵。二是數據轉移過程中出現的「遷移錯誤」。在數據轉錄過程，紙質版數據轉換成電子數據，以及電子數據上傳過程中都有出錯的可能。數據在傳播過程中容易逐步失真，影響數據分析結果的準確性[14]。
另一方面，村幹部與扶貧幹部的主觀性造假。實踐中的村幹部和駐村幹部「共謀」造假主要有兩點：一是脫貧壓力過大，脫貧情況不理想導致數據造假。在壓力型體制下，中央制定脫貧時間表，省級層面也相應制定各省的脫貧計劃表，因此層層加碼，導致落實層面承擔了很大的壓力。在如此壓力下，一些實際脫貧效果不好的村莊為了「不掉隊」，只能通過數據造假。二是村幹部以及駐村幹部基於自身利益進行造假。村幹部以及駐村幹部都希望能夠早日脫貧，但與此同時又存在各自的利益訴求，村幹部希望在這個過程中獲取更多「資源」，而駐村幹部則是為了獲得更多晉升的可能性。在以數據考核脫貧成果的情況下，基於成本收益角度的考量，很多村幹部以及駐村幹部會選擇數據造假。
（三）資金使用不透明
扶貧資金的使用狀況直接關係到精準扶貧的效率和效果，涉及扶貧資金的投入、分配、撥付、使用等環節，影響著精準扶貧的公平與效率。
一是扶貧資金被冒領。扶貧資金的管理和使用是政府自上而下統一完成的，缺乏社會多元主體的參與和監督。一些地方幹部在扶貧資金的使用過程中由於方法不當或者工作不力導致目標瞄準偏離，使得扶貧資金配置粗放、效率不高。部分地區通過虛構人名和冒用死亡的五保戶、低保戶或優撫對象的姓名，虛增發放扶貧金額，甚至提交虛假的銀行數據貪污應發放到貧困戶手中的資金。例如，中山市港口鎮的一名股級幹部在十一年的工作中共計冒領了3500多萬元的專項扶貧資金，很長時間內都未被發現[15]。
二是扶貧資金被挪用。為促進扶貧資金的靈活使用，目前扶貧資金的管理和使用權限已下放至縣一級，但這也滋生出扶貧資金被挪用的風險。據財政部2018年的統計數據，2017年共計有7.3億元的扶貧資金被冒領和挪用，貧困戶因此不能享受到足額的幫扶資金[16]。貧困地區政府由於財政經費短缺以及事權與財權不匹配，往往將專項扶貧資金「截胡」或「打折扣」，挪用於其他事項財政補貼、行政事業費用開支、職工福利、制證建檔、信息系統建設等等。
（四）駐村幹部不匹配
在我國，東部發達地區對口定點幫扶西部落後地區，形成資源轉移和互助協作的對口支援模式，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優越性的重要體現。但是，駐村幹部由於臨時委派、缺乏本地知識及其考核不精緻等原因出現諸多問題。
第一，駐村幹部業務能力強，但缺乏必要的農業發展知識。駐村幹部的行業性質、專業背景以及工作經歷等因素限制其對農業發展的實時了解。換言之，駐村幹部對於發展農業的知識儲備較少或是根本沒有從事過與農業相關的工作。例如，某村駐村幹部帶領貧困戶發展農業，農產品獲得了豐收，卻因為不了解市場價格因素，導致最終產業失敗[17]。更有甚者，部分駐村幹部為了應付上級考核，製造出一些「面子工程」。
第二，幫扶單位不重視，選派駐村幹部流於形式。一般而言，幫扶單位要選派業務能力強的人擔任駐村幹部。由於考慮到將業務骨幹或是儲備幹部派去駐村，將會極大影響單位的工作效益，部分幫扶單位不重視或消極應付扶貧工作，將單位一些能力較差的幹部派出擔任駐村幹部，使得本應選派業務能力強、創新能力強的幹部的要求流於形式。另外，幫扶單位並不一定清楚貧困村發展需要什麼樣的幹部，抑或貧困村需要的幹部在幫扶單位找不到，由於考核要求以及利益關係，部分單位甚至可能會選派不符合要求的幹部，以幫助他們獲得更多的晉升機會，從而導致選出的駐村幹部不符合要求。
第三，駐村幹部自願性不夠，積極性難調動。定點幫扶是一項制度性安排，各幫扶單位都需要完成選派駐村幹部的考核任務。由於扶貧工作環境艱苦、任務重、壓力大以及長時間遠離家庭等原因，導致部分幫扶單位的人員對選派工作意願不高，積極性不夠，部分選派的駐村幹部自願性不夠，積極性不高，少數跨區域、跨省的駐村幹部問題更為嚴重。
（五）脫貧成效難衡量
精準扶貧能否見效，關鍵在於考核。扶貧考核有助於提升扶貧質量，檢驗扶貧是否實現了「扶真貧，真扶貧」的目標，也有助於總結扶貧做法，形成扶貧經驗。目前，脫貧績效考核採取包括上級指派的領導幹部、下一層級的黨政領導幹部、幫扶單位負責人、駐村幹部等多元主體在內的自上而下的考核方式。
一方面，現有考核形式易產生官員間的互相包庇。一般來說，精準扶貧的脫貧成效考核，應起到「挑刺、找問題」的作用。但由於同處當地官僚體系之內，考核者與被考核者之間存在一定的關聯，自上而下的考核方式很難達到既定的目標要求，更有甚者淪為「走過場」的考核形式。甚至，有村幹部和駐村幹部將精準扶貧變成了「精準迎檢」[18]。因此，傳統的自上而下的考核方式容易導致考核結果失真，進而影響到扶貧工作的進度。
另一方面，內部考核通報導致考核結果公開度不高。脫貧績效考核在上級考核結束之後，主要採取召開大會進行情況通報的形式，參會人員大都是黨政領導幹部、扶貧辦、幫扶單位代表以及扶貧幹部等，除了考核組會對一些村幹部或者扶貧幹部出現貪污、腐敗的情況進行通報外，其他考核內容較少向全社會進行公示。企業、非政府組織、公眾等多元參與主體難以及時、有效地獲得扶貧效果的反饋信息，不知扶貧效果的真實情況，難以發揮社會的監督作用。
三、區塊鏈技術應用於精準扶貧的優勢
區塊鏈技術是一種去中心化、去信任化、安全、透明的新興網際網路技術，具有共識機制、不可篡改性、可追溯性、分布式帳本以及去中心化等核心技術和優勢特徵，能夠有效地解決當前精準扶貧存在的突出問題，提升精準扶貧治理效果。
（一）共識機制有助於精準識別扶貧對象
精準扶貧的首要環節是精準識別，即識別出最貧困、最需要幫助的人加以精準幫扶。由於中央與地方貧困測算標準不一致，容易導致部分真實貧困人口或是貧困程度更高的人口沒有被列為建檔立卡戶，難以享受扶貧政策改善貧困程度。區塊鏈中的每個節點都會從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角度出發，自發而誠實地遵從協議設定好的規則，判斷每筆交易的真實性並將認為是真的數據記錄到區塊鏈，再加上節點之間相互獨立且具有競爭性，所以節點之間合謀欺騙的機率趨於零。
由此，運用區塊鏈技術的共識機制能夠有效地預防和化解精準扶貧過程中扶貧程度難以劃分的問題。扶貧工作者需要將所有待選的貧困戶以及相關的數據及時準確地錄入區塊鏈系統，這些數據不僅要包括他們的收入和支出等顯性量化指標，還要結合貧困成因的其他相關數據，如存款、醫療、勞動力人口等其他隱私指標，從而「全面、深入摸清待選貧困對象的貧困程度、貧困原因、貧困類別等，建立基於區塊鏈技術的精準扶貧大數據管理平台」[8]。因此，通過區塊鏈技術的共識機制，採用多維動態標準識別貧困戶，綜合考慮貧困戶的收入、支出、健康、教育以及勞動力人口等數據，進行綜合比較評判選擇，可以將真正的貧困戶或者貧困程度更重的人挑選出來，進行建檔立卡，讓其享受扶貧政策和資源，改善貧困狀況，實現脫貧目標。
（二）不可篡改性有助於提升數據的真實性
在傳統的中心—邊緣數據管理體制中，高層級的數據管理者擁有廣泛的管理權限，可以核查、篡改、銷毀數據。特別是當數據核查出現問題時，往往會選擇篡改數據，企圖「隱瞞」或者「銷毀」數據代表的信息。
區塊鏈的數據累積與區塊成長是同步進行的。區塊鏈技術的不可篡改性有利於保證數據的完整性，所有上傳至區塊鏈平台的數據一經上傳，就會被蓋上相應的時間戳，而時間戳是上傳數據的唯一身份證明。於是，這些加蓋了時間戳的區塊會按照相應的時間順序，連接起來形成區塊鏈。區塊鏈本身的組織形式是按照時間順序將數據區塊依次相連，由此組合而成的鏈式數據結構，並通過密碼學的方式確保其不被篡改偽造。雖然理論上超過51%的全網算力就可以實現篡改數據，但所花費的代價要遠高於可獲得的成本。因此，區塊鏈技術具有不可篡改性。
藉助區塊鏈技術的不可篡改性，村幹部、駐村幹部以及相關扶貧部門的所有數據只要一經上傳，經過全網廣播確認後就無法更改。哈希值和時間戳嚴格界定了區塊之間的次序，扶貧數據變成一個時間軸資料庫。任何試圖篡改、消除數據的行為都會被全網實時監控而記錄下來，只有全網廣播獲得其他主體的確認以後才能修改數據。任何一方單獨篡改數據的行為都會被拒絕。在精準考核中，一旦造假數據被發現及溯源，就會對造假的相關責任主體進行問責，從而有效地保證精準扶貧數據的真實性和可信度。
（三）可追溯性有助於精準使用扶貧資金
精準扶貧資金的目的在於改善貧困地區和貧困戶的生存狀況，但在實際操作過程中挪用冒領、打折扣、截留的現象時有發生，使得貧困戶不能夠領到足額的扶貧資金。區塊鏈技術的可追溯性能有效解決扶貧資金「去哪了、誰領了」的問題，從而「實現了精準扶貧全周期的階段追溯與審計，實現對金融扶貧網絡參與各方的全程管理、跟蹤監督、有效監管」[10]。
區塊鏈技術的可追溯性引入了時間的維度，每一個區塊生成時都需要經過驗證並加蓋時間戳進行記錄，從而就確定了寫入時間，可以進行時序排序。每一個加蓋了時間戳的區塊連接起來，就連接成了一條區塊鏈。由於區塊鏈採取的是分布式儲存，可以通過分布式網絡中的節點進行驗證和跟蹤之前的所有記錄。
區塊鏈技術的可追溯性將每一筆資金的流向都蓋上時間戳進行記錄，而且這樣的記錄僅存在理論上被更改的可能。通過區塊鏈技術的可追溯性，可以有效地在技術層面杜絕冒領、挪用扶貧資金的可能性。另外，實現扶貧資金的「溯源」，也可以對資金的流向進行實時監管。通過對每一筆扶貧資金的審批到使用進行全記錄，保障扶貧資金不被截留、挪用，避免人為造假，確保貧困戶領到足額的扶貧資金。
（四）分布式帳本有助於扶貧幹部精準到村
幫扶單位與貧困村存在著信息不對稱，一方面是選派的幫扶幹部並不能契合貧困村的要求，導致選派的駐村幹部業務能力強，但難以發揮優勢；另一方面是貧困村的需要難以在特定的幫扶單位找到合適的選派幹部，導致貧困村不能早日脫貧，也影響選派幹部的自身成長。
區塊鏈可以在不同扶貧主體間建立一個點對點的分布式的數據系統，各方通過數據訪問將各項扶貧資料錄入系統確認交易。依靠「分布式帳本」功能，首先將所有貧困村的貧困成因、特點、人才需求等相關信息錄入系統；其次將所有待選的駐村幹部以及他們的相關信息，如工作經歷、成長經歷、業務專長等，根據貧困村的實際需求進行精準匹配；最後是通過區塊鏈技術的相關算法，為貧困村和村幹部挑選出合適的駐村幹部，提高用人需求和選人供給的契合度，提升扶貧幹部選派的精準性，進一步發揮駐村幹部的優勢以及內在潛力，實現駐村幹部和貧困村的雙贏。
（五）去中心化有助於精準考核脫貧成效
在壓力型體制下，精準扶貧具有明顯的目標導向，即通過對扶貧目標的實現程度進行獎懲考核來推動基層精準扶貧工作。目前，精準考核主要是由上級領導實地參觀、走訪、聽取彙報、調取相關數據等方式來考核衡量脫貧成效，是一種典型的自上而下的考核方式。這也使得基層政府更看重上級的考核工作，而非實踐意義的扶貧工作，把更多的精力放在準備材料、核對數據、文本彙報等方面，實現基層政府的自保[21]。
區塊鏈技術運用純數學的方法構建分布式節點間的信任關係，成為一種人與人之間在不需要信任的情況下進行大規模交易、確認、協助的方式。區塊鏈網絡體系中沒有核心的權威管理機構，也不需要任何一方提供信用背書，每個主體都在法律意義上實現權利和義務的平等。區塊鏈技術運用於精準考核，除了傳統的自上而下的考核方式，還把社會意見納入考核體系，更加重視貧困戶的切身感受和基層的真實聲音，讓人民群眾為扶貧幹部、村幹部和扶貧工作「打分」，從而形成多元主體、多元渠道、多維指標的考核體系，改變傳統的單主體的考核模式。因此，去中心化的特性要求幫扶主體除了「往上看」來滿足上級要求和考核外，更要「向下看」來尊重群眾意願和偏好，真心實意地投入扶貧工作。
四、區塊鏈技術應用於精準扶貧面臨的挑戰
區塊鏈技術應用於精準扶貧，具有不可比擬的技術優勢和應用前景，但作為一種新興的網際網路技術，其宣傳、推廣、應用都需要經歷漫長的適應過程。從目前來看，區塊鏈技術主要在理念、技術、人才以及法律等方面面臨挑戰。
（一）理念危機：政府權威和傳統理念受到挑戰
第一，政府長期扮演的權威者角色受到挑戰。區塊鏈技術應用於精準扶貧，不僅是技術層面的變革，更是理念層面的一次深刻變革。區塊鏈的去中心化、去信任化、自我管理、集體維護等技術顛覆了傳統的社會生活方式。現實中的扶貧辦作為政府機構，扮演著權威角色，但區塊鏈技術應用於精準扶貧，運用點對點技術構建新的信任機制，淡化了政府的權威概念，消解了政府在信用背書、數據維護等方面的服務職能，區塊鏈條節點上的各個參與主體在法律意義上是平等的，並不存在絕對的權威中心，導致傳統的政府角色被削弱。政府能否接受角色轉換以及如何更好地發揮政府職能還需進一步思考。此外，精準扶貧還涉及社會穩定，因此政府對新技術的應用比較謹慎，這也制約著區塊鏈技術的推廣普及。
第二，幫扶主體傳統的行為理念受到挑戰。幫扶主體是精準扶貧的實踐者和依託者，其理念和能力直接決定著精準扶貧的效果。區塊鏈技術是一種綜合了計算機學、密碼學、數學等多學科跨領域的新興網際網路技術，發展至今只有十餘年，社會認可度和應用普及率還有待提高，多元主體的學習應用需要經歷理論「再學習」的過程。但目前精準扶貧過程中的幹部更多地關注實踐，理論學習動力不足，習慣於傳統的工作方式和思維模式，而對於新事物、新技術容易出現抵制、不適應等情況。因此，幫扶主體需要不斷更新自身理念，加強技術學習，積極適應區塊鏈技術應用於精準扶貧的發展。
（二）技術變革：數據整合與技術應用受到挑戰
一方面，部門利益矛盾，信息壁壘嚴重。完善的信息共享機制有助於實現信息互通，提高工作效率。為實現信息共享，區塊鏈技術需要將政府部門、金融扶貧機構、扶貧對象、社會多元幫扶主體等納入一個專屬的信息數據管理平台。但目前，各參與方的信息處於局部化、碎片化、間斷化狀態，並未實現實時共享。一是部門利益化不利於實現信息共享。每個部門都有自身的利益考量，掌握數據意味著掌握話語權，可以爭取更多的上級關注和資源利益。若將部門數據共享，意味著話語權的喪失，以及一些可能「注水、虛假」的數據有暴露的機率。二是參與主體的數據標準化對接系統尚未建立。實現各部門的信息共享，要求各扶貧主體參與到統一的平台之中，並通過統一、標準的接口將數據進行上傳和共享。但目前，精準扶貧數據標準化對接工作的成效小，推進慢，相關部門之間存在「推諉扯皮」的現象，還需建立多部門的數據協調與共享機制。
另一方面，貧困地區技術覆蓋難度大。目前，我國大部分貧困地區的生態環境極其惡劣，基礎設施建設比較落後，只能滿足基本的生活需求。區塊鏈應用於精準扶貧，需每個節點的貧困戶參與數據的錄入、校對和驗證，要配套相關的計算機等硬體設備以及資料庫等網絡軟體服務。相較於總量定額的扶貧資金，地方政府和基層往往將資金用在產業扶貧、民生扶貧等重點領域，導致區塊鏈技術應用資金缺乏，難以實現區塊鏈技術的全覆蓋，影響區塊鏈技術的推廣應用。
（三）人才缺乏：研發與應用人才帶來挑戰
第一，技術研發人員缺乏。據調查，目前我國區塊鏈公鏈開發者從業人數不足5000人[22]。面對市場的蓬勃需求，國內只有清華大學、北京郵電大學、上海財經大學等部分大學以及培訓機構開設了區塊鏈技術應用普及的專業課程。區塊鏈技術公司只能從計算機、網際網路等行業招聘「轉業者」，這些從業者掌握必備的計算機開發語言，經過短期的集中培訓，也可實現快速上崗。面對區塊鏈技術的迅速發展和不斷拓展的應用領域，現有的從業人員已經不能滿足其需求。此外，大量的從業者集中於銀行、貨幣、證券等商業領域，區塊鏈技術應用於政府治理等政府領域與精準扶貧等民生領域的技術研發人員明顯短缺。
第二，應用人才資源缺乏。區塊鏈技術應用於精準扶貧，最終的落實者在於熟練掌握技術的基層幹部和貧困戶等多元主體，這對應用人才提出了較高的要求。扶貧辦的工作人員、駐村幹部以及貧困村的村幹部，尚未掌握必備的區塊鏈技術應用知識。此外，區塊鏈在精準扶貧的應用還廣泛地涉及金融、計算機、法律等多領域的知識和技術，導致復合型或跨界型的人才更為匱乏。由於區塊鏈技術的發展還處在起步階段，復合型的應用人才在全國範圍內還相對短缺。扶貧辦的工作人員、駐村幹部以及村幹部或許都擁有較豐富的扶貧經驗，有著熟練的辦事方式，但要結合新興的區塊鏈技術，接軌精準扶貧，還有一定的距離。因此，精準扶貧工作急需一批年輕的「復合型」人才，發揮區塊鏈技術應用於精準扶貧的最大優勢和合力。
（四）監管滯後：法律缺失帶來挑戰
與其他技術創新一樣，區塊鏈技術也是一把雙刃劍，在促進科技進步與社會發展的同時，也孕育著巨大的科技與社會風險。伴隨著區塊鏈技術的迅猛發展，傳統的網際網路監管理念和管控手段難以適應區塊鏈與時代的發展要求。區塊鏈技術的創新超前性與「一經頒布便落後於時代」的法律滯後性之間的矛盾更為顯化。目前，金融領域的區塊鏈技術應用最早，影響最大，法律規制也日益成熟，中國人民銀行、銀保監會、證監會、工商總局等相繼出台監管政策，但也存在理念滯後、主體單一、方法傳統、規範欠佳等問題[23]。
在精準扶貧領域，區塊鏈的技術特性能有效保護政府與貧困戶的數據的不可篡改性、公開透明性、真實性，但也容易在數據全網廣播和全程可查過程中泄露隱私和機密，因此需要加強政府監管和法律規制。目前，精準扶貧是一項重要的政治工作，涉及產業發展、就業扶貧、社會穩定等敏感關係。政府監管層對區塊鏈技術應用保持謹慎態度，一方面是政府控制理念濃重與監管不足，易引發難以監管的危機；另一方面是精準扶貧領域的法律規制不足，難以高效監管區塊鏈技術的發展以及引發的各類糾紛。換言之，政府在精準扶貧、數據安全、智慧財產權確權、隱私保護等方面專門法律制度建設的滯後，嚴重影響區塊鏈技術在精準扶貧領域的推廣應用，亟需政府完善立法理念，提高法律規制的科學性、規範性與前瞻性。
五、完善區塊鏈技術應用於精準扶貧的對策建議
區塊鏈技術在精準扶貧領域具有應用的可能性、可行性與必要性。今後，政府、扶貧幹部、村幹部以及貧困戶等多元幫扶主體要積極轉變理念、加大技術攻關、加強人才培養、加快法律建設等，助力「區塊鏈+精準扶貧」。
（一）積極轉變理念，形成價值引領
理念是行動的先導，將區塊鏈技術應用於精準扶貧需要在理念層面進行「破」與「立」的雙向過程。一是各級政府部門要積極轉變理念，培育「接軌」區塊鏈技術的應用理念。政府部門要契合時代發展要求，對接數字政府建設，改變傳統治理中唯一絕對權威的角色，從扶貧工作的主導者轉變到引導者，樹立服務意識與創新理念，自覺運用區塊鏈技術來促進精準扶貧。當然，還要提高政治站位，「善於運用網際網路技術和信息化手段開展工作」，嘗試運用區塊鏈、雲計算、物聯網等網際網路技術助力精準扶貧，從理念上認可技術優勢，擴大區塊鏈技術在精準扶貧中的應用範圍和程度。二是各幫扶主體要轉變工作方式，樹立終身學習的意識。區塊鏈技術應用於精準扶貧具有顯著的優勢，幫扶主體要明確區塊鏈的理論技術概念與資本炒作概念的區別，達成區塊鏈技術的理論共識，轉變傳統理念和方式，重視區塊鏈技術作用，積極主動求變，參與相關機構的課程輔導和學習，掌握區塊鏈技術的基本要求，形成區塊鏈應用的良好氛圍。
（二）加大技術研發，提供技術支持
技術發展與革新，是推動區塊鏈技術應用於精準扶貧的重點。一是推動高等院校、科研院所等組建專業團隊，協同攻克技術難題。政府部門應鼓勵相關的高等院校以及科研院所協同攻關，推動技術革新，並由政府設立專項的研究課題，劃撥專項的課題經費，重點聯合攻關當前技術層面遇到的難點、痛點，推進區塊鏈技術的成熟落地。政府要支持科研院所在區塊鏈關鍵技術和領域的成果申請智慧財產權保護。二是引導有實力的企業進入，助推技術研發。區塊鏈的商用領域技術發展已日趨成熟，政府要引導一批有實力的區塊鏈技術企業進入精準扶貧等民生領域，這是因為大型區塊鏈企業在商用領域積累了大量技術研發經驗，可以複製、推廣到精準扶貧領域的應用。另外，積極引導社會力量參與技術創新，運用財稅補貼、稅收減免以及其他扶持性政策引導社會力量進入該領域，支持機構、企業、社會資本投入技術研發與進行人才培養，增強相關機構和企業參與區塊鏈技術應用於精準扶貧發展的積極性，達到引資集智的目標。
（三）加強人才培養，提供智力支持
人才是區塊鏈技術發展的智力支撐，扶貧幹部、村幹部以及貧困戶的技術水平和知識結構直接決定著區塊鏈技術在精準扶貧中的進度和效果。可以說，誰能夠大量占有和培養出一批區塊鏈技術的研發與應用人才，誰就能搶占發展先機，站在技術領域的制高點上。當前，區塊鏈技術「需要政府、社會、高校以及企業共同努力去挖掘和培養，形成產學研一體化的人才培養模式」[24]。一是鼓勵高校、科研機構與培訓機構等開設區塊鏈、計算機、密碼學與精準扶貧等相關課程，注重研發人員的培養。通過制定培養計劃，培養出一批可快速適應區塊鏈技術發展需求的人才，鼓勵其從事區塊鏈技術在政府治理、民生領域等領域的技術研發。當然，這並不意味著所有學校都要開設相關課程，而是集中資源優勢鼓勵有特色、有能力的院校與培訓機構進行人才培養。此外，鼓勵原有的網際網路從業者進行「轉崗」，目前網際網路從業者在原有領域已呈現出一個飽和狀態，這些從業者已掌握必要的計算機開發語言，只需必要的培訓即可上崗。二是加大應用型人才的培養。由政府牽頭聯合各部門，為各幫扶主體組織開設多種形式的關於區塊鏈、精準扶貧的學習課程、專題講座和知識培訓等。派出當地的學習團，到有經驗的先進地區參觀、交流、學習。選派一批有潛質的應屆大學生，作為應用人才的後備軍進行重點培養，培育一批「有理想、懂技術、能幹事、願意投身扶貧事業」的復合型人才，成為精準扶貧領域的中堅力量。
（四）完善法律體系，提供法治保障
區塊鏈技術實現數據的開放、透明並不意味著無條件地放任公開，涉及政府、企業、貧困戶等的保密數據、商業機密以及個人隱私仍受法律保護。政府要健全完善大數據發展、網際網路治理、區塊鏈、數字經濟等領域的法律法規，特別要理順新問題與舊法律、新法律與舊法律間的衝突矛盾關係。一是借鑑國外有益經驗，加快立法議程。目前，美國、日本等區塊鏈技術發展前沿國家已在金融領域加強立法監管，主動將區塊鏈技術的發展和應用納入法治軌道。政府需高度重視區塊鏈技術的應用前景，加強區塊鏈技術在精準扶貧中的頂層設計，明確政府、企業、扶貧幹部、貧困戶等多元主體在數據採集、廣播、確權等過程中的權利和責任關係。二是結合國內先進做法，加快政策落地。貴州等地相繼制定「區塊鏈+精準扶貧」的政策，出台《貴陽區塊鏈發展和應用》等文件明確區塊鏈技術在精準扶貧中的應用場景、解決方案、規制創新以及配套政策等。政府要鼓勵地方立法，先行先試，明確將區塊鏈技術編入精準扶貧方案，提供相關技術研發、應用的配套制度，提高精準扶貧監管水平。此外，召開立法座談會，徵求社會意見，引導專家、學者社會多元力量參與區塊鏈技術應用普及和監管制度建設。
結語
區塊鏈技術作為一項新興的網際網路技術，應用於精準扶貧在理念、技術層面都將帶來深刻變革，有助於高效識別貧困人口、提高數據真實性、提升資金使用透明度、選派合適的駐村幹部以及助力精準考核。與此同時，區塊鏈技術應用於精準扶貧在理念、技術、人才、法律層面都面臨著諸多挑戰。但是，將區塊鏈技術應用於精準扶貧的前景是可觀的、方向是正確的、技術是可行的。特別是在精準扶貧的壓力型體制下，區塊鏈技術應用並未觸及制度政策的深刻改革，而是直接將新興技術融入扶貧工作，區塊鏈的技術優勢能顯著提升精準扶貧的治理績效。今後，扶貧多元主體要轉變傳統的管理理念、支持多方協作共同攻克技術難題、積極培養研發與應用人才、完善法治建設等促進精準扶貧，實現技術理性。
作者簡介： 戚學祥（1988-），男（漢），浙江湖州人，溫州大學法學院講師，溫州市區塊鏈研究中心副主任，管理學博士，研究方向：社會治理與數據治理。;
基金： 國家社科青年項目資助「跨區域綠色治理府際合作中國家權力縱向嵌入機制研究」（項目編號：17CZZ035，主持人：張雪)的階段性成果;
來源：理論與改革2019年0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