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程 波
編輯 /李佳蕾
責編/杜思夢
電影《滿江紅》在敘事和視聽上最為明顯的兩個外在標識，一是 懸念，一是 喜劇。
懸念的設置與解開，是以邏輯的推演和求真的理性快感為前提和目的的：兇手是誰？動機為何？真相是什麼？懸念的展開經不起經得起推敲，又能否具有創意而不機械，產生所謂「情理之中，意料之外」的效果，這能形成故事的硬實力。應該說在這個層面，《滿江紅》完成得不錯。「三一律」的時空關係（去秋凌渡之前的一個時辰/喬家大院）與敘事線索，讓「沉浸式大型實景劇本殺」的消費性與趣味感凸顯出來，古裝與新潮之間多了一個很當下的聯通渠道。
當然，這只是半開玩笑的說法，抽絲剝繭和多次反轉的結構是故事層層推進的重要載體，戲劇性與邏輯性的平衡是關鍵。小人物能下一盤大棋嗎，這要經過怎樣的過程呢？明面上的反轉又會隱藏著怎樣更深層的秘密呢？這些所謂的燒腦感是理性的，電影要好看，首先這些推進和反轉要有說服力，還要在此基礎上觸動情感。小人物豁出時間和性命，去完成一件艱難但值得的事情，何以支撐？是「義」和信念，所謂捨身取義。張大一干人等以下九流販夫走卒面目為偽裝，以心中執念和背上刺字為真性情，步步為營前仆後繼；孫均以職業軍人的身份，完成從所謂走狗鷹犬向俠義刺客的轉變，捨身忘死激情投入。 底層的卑微，執念的悲壯，表里的反差特別能喚起情感的共鳴。這樣的共鳴，還不僅僅是個體、偶然的，它還是有著民族文化心理積澱的東西。
《滿江紅》有著將中國優秀傳統文化進行當代化、青年化乃至視聽化實踐的自覺意識：太史公《刺客列傳》里的荊軻、專諸、豫讓、聶政，或者魯迅《故事新編-鑄劍》里的眉間尺、黑衣人，他們身上承載著中華民族對於俠義的基本認知；精忠報國和真實歷史中形成的民間「岳王」忠義信仰，更是深入血液的集體情感。岳飛《滿江紅》的流傳，顯然也不僅僅是其文學和文本價值，而是有著時間密碼的「集體無意識」。當然，迷霧謎題的演進和反轉，還會產生荒誕感，這是一種對於理性的質疑，這是和反思結合在一起的情感，比如電影中瑤琴和「密信」的段落邏輯瑕疵明顯，複雜的說明反而會讓觀眾產生的不信任感，有幾次的突轉也顯得有些生硬與偶然，但瑕不掩瑜，整體來說，從懸念解開的求真過程中，獲得情感共鳴和情緒消費，《滿江紅》給觀眾搭建了很好的平台。
小人物的反差境遇和劇情的反轉演進，都能為喜劇風格提供支撐，信息不對稱的「井蛙」情景和各懷鬼胎的「錯位」情境都是天然的喜劇元素，加之演員的選擇和表演風格，《滿江紅》不僅讓人發笑，還能破圈地聯通一些諸如「我沒有背景，我的一切都來自努力」或者「免死金牌」的梗，使其喜劇性凸顯無疑。但是，我們應該注意到，這樣的 喜劇感在鬧劇的表面風格下產生了一種「黑色性」。張藝謀當年改編科恩兄弟的《血迷宮》，用小瀋陽等一眾當紅喜劇明星完成的《三槍拍案驚奇》，其電影文本雖有很多具體問題，但其探索方向值得尊重。僅就黑色喜劇的特徵而言，《滿江紅》相較《三槍》更自然、更內斂，也更具有與人物和敘事結合的整體感，且與中國傳統文化中的詩（宋詞）、史（宋史）、戲（豫劇）等元素結合起來，切實找到了一些黑色電影本土化的書段。
更進一步說，這種喜劇的黑色性背後還具有著不易覺察的 崇高感。從虛構的小人物角度切入歷史，要「大處不虛，小處不拘」，但「大處不虛」是不是就是雷池呢？可不可以像昆汀·塔倫蒂諾的《無恥混蛋》那樣採用「在影院刺殺希特勒成功」的處理手段呢？極致地解構歷史，故意違反歷史，《滿江紅》里如果張大孫均等人刺殺秦檜成功，會不會營造出一種極致的宣洩感與藝術的真實感呢？個人以為，張藝謀和電影主創或許真是這麼想過，但這樣做需要一定程度上表現出對秦檜的真實內心的某種理解甚至同情，但這是主流價值觀和大多數觀眾或許不能接受的，所以「替身」的橋段從《影》里互文性地移植過來，以達到合理嫁接與「兩全雙贏」的效果——保留了作者的主題和結構創意又不損失價值觀上的「政治正確性」。筆者以為，《滿江紅》的核心創意和主題是具有很高的文學性和創新感的——「超越一人一時一地生死的千古流傳」，岳飛「滿江紅」這首絕筆詞在敘事上的托底，以及視聽上「全軍復誦」的高潮段落，融合了新歷史主義的元素但又沒有背離傳統歷史觀，使得電影由喜劇之「表」經由荒誕感黑色性入悲劇之「里」，這是在 「假翻案，真虛構」中產生的攝人心魄的帶著痛感的崇高感。
由懸念和喜劇，入情動與崇高，在《滿江紅》電影里還有著一些明顯好用的 視聽元素作為抓手。視覺上，拍攝過《大紅燈籠高高掛》的「喬家大院」的大開間和多進院子的結構，就具有複雜的封閉感和迷宮感，人在院子中的運動不僅構成了轉場，那些行走奔跑，上樓下樓，開門關門還完成了空間的美學建構。院子這一次沒有紅燈籠，「夜戲日拍」的光影效果對低照度狀態的模仿既規避了觀眾觀看清晰度的問題，又形成了黑色電影般的多層次的黑白灰效果，這或可看作是懸念感的外在形式。聽覺上，主人公們在院子裡奔跑轉場時配上的音樂，是「洛陽聲音」的新編豫劇，男人們探案式的「包公戲」，女人出場時的「楊家將」與「穆桂英挂帥」，這是一種運用方言和戲曲而產生出來的不易覺察的「明示」效果，宋（特別時南宋）與豫劇或洛陽聲音又能產生一種有意義的關聯，這樣的聲音，乍一聽張揚喜劇，再一聽沉鬱崇高。「滿江紅」詞是文化積澱的表征，電影如此這般的視聽呈現，其意義在於很好地展現出這樣的主題：英雄和正義不會真的死亡，其生命會藉由「滿江紅」詞甚或《滿江紅》電影這樣的「文化紀念碑」延續下去，英雄雖死卻因忠義永生，奸佞苟活但卻背負千古罵名。
從這個意義上說，電影《滿江紅》隱藏在內里核心的競爭力，一是情動，一是崇高。
（作者為上海大學上海電影學院教授、副院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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