紀念惠特曼：他通過詩歌治癒了他的國家，也治癒了自己

多年來，惠特曼對美國文化的各個方面都進行了密切的觀察，他意識到，即使在一個分裂和混亂的時代，許多美國人仍然有著共同的信仰和品味。工匠的傳統和休戚相關的主幹家族這樣的遺產，在農業地區仍然很普遍，許多城市居民也都會保留著這樣一份親切的記憶。這種共同的記憶，對惠特曼來說具有特殊的意義，因為他的家庭背景就在長島鄉下。還有對制憲元勛和美國獨立戰爭的共同崇敬，在這場戰爭中，北方人和南方人並肩作戰，對抗一個共同的敵人。誠然，舊意義上的「民主（民治、少數服從多數）」是一個空洞的詞。到了五十年代，傑斐遜和傑克遜的共和主義及平等主義在奴隸制度和階級分裂的殘酷現實面前受到了嘲弄。一八五六年，他冷嘲熱諷地寫道：「我深知，這些州幾乎所有知名人士對民主精神的立場都是騙人的。」

但他看到，如果說民主制度在政治上和社會上受到了威脅，那麼民主精神在美國文化的其他領域則是非常活躍的。通俗戲劇、流行音樂和轟動的演講都形成了某種生動的特徵，觀眾-表演者之間開始互動，產生了大多數美國人所喜愛的參與式風格。宗教和進步科學與蓬勃興起的和諧論者和唯靈魂論者相互融合，交織在一起，也備受關注，通俗視覺媒體領域的種種新興事物，像銀版照相、風俗畫，也是如此。

對許多戰前美國人來說，不同職業類別之間的界限正在逐步消減，這在日常生活里很常見。演員、音樂家、演說家、科學家、受歡迎的傳教士、演藝人員、攝影師和畫家都相互借鑑，因此也吸引了越來越多的觀眾。一八五五年版《草葉集》是這些豐富多彩的文化互動現象的一個宣言，其語言打破了散文和詩歌之間的界限，打破了禮貌用語和俚語之間的界限。

他相信，他所選擇的媒介——寫作——有著將美國全社會團結在一起的巨大潛力。惠特曼相信，面對社會的碎片化和似乎即將來臨的社會崩潰，美國可能會因詩歌而得救，在詩歌中，美國的那些最佳和最差的特點都會得到創造性的重新組合。「我們需要讓大眾滿意的人，將人團結在一起的人，愛人民的人。」他寫道，「這憤怒的、撕裂了的、讓人心煩意亂的時代將被充實並變得完整。」他稱之為國家的「功過是非」所有那些事物，必須在詩歌的嚴峻考驗中加以轉變。惠特曼在《回答者之歌》中描述了詩人那種統領一切的角色功能，他宣布：「一個角色與另一個角色並不矛盾，他將他們結合在一起，看到了他們是如何結合在一起。」

詩歌極有可能會幫助恢復那種被當時政治和社會生活所破壞的歸屬感。

一八五五年版《草葉集》正封

送給所有人的禮物

對惠特曼來說，將不同的文化意象融合在一起不僅僅是一種文學活動，還是一個極其緊迫的行動，甚至是絕望中的孤注一擲。面對一場社會危機和一段複雜曲折的私人歷史，惠特曼通過詩歌治癒了他的國家，也治癒了自己。

在《草葉集》前兩版中，許多地方都潛伏著危機或創傷的跡象。這兩版包含了所謂的「負面中心」，無論是整體的版本還是個別的詩歌都是如此。這些負面現象與社會和政治休戚相關，反映了惠特曼對這場美國實驗徹底失敗的恐懼。與惠特曼的私人生活有關的是，它們是惠特曼那種形而上的焦慮、家庭遭遇的困難，以及他與自己的性取向所作的鬥爭引起的共鳴。事實上，他的詩歌最終充滿了積極樂觀的精神，他成功了，這表明他極為成功地獲得了他所有的文化和創作資源來挑戰負面思想，並以富有想像力的方式最終戰勝了負面現象。

一八五五年版的負面中心不難找到。這一版十二首詩歌中，第八首和第九首——修訂過的抗議詩《復活》和《一首波士頓歌謠》——使人想起了當時的政治危機，正是這些危機引發了惠特曼五十年代初的顛覆性語言形式，它們幾十年內也依然是他那種狂怒的社會評論的背景。從表面上看，一八五〇年那首關於歐洲革命失敗的詩《復活》，到一八五五年可能已經過時，但它有充分的理由被收入第一版。在五十年代中期，政治腐敗、階級分裂日益加劇，社會前景一片黑暗，在此背景下，統治階級那種「騙子」「玷污人民」「竊取窮人工資」的形象，具有超強的暗示性。在接下來的《一首波士頓歌謠》中，腐敗、昏庸無能的統治者的概念第一次被明確提出。在這首詩中，護送安東尼·伯恩斯返回監獄的聯邦執法官遭到了革命戰爭部隊幽靈的嘲笑，這些幽靈把喬治三世的遺骨作為現代暴政的紀念物找了回來。

在第一版中的許多其他特殊情境中，還出現了社會和政治上的負面人物。在《睡眠的人們》一詩中有「整天算計別人的那些很會賺錢的人」和「那些壓迫我的人」；在《臉》一詩中，有「正統的公民那種剃得發白的臉」；在《自己之歌》一詩中有「少數人無所事事卻擁有一切」和「許多人在流汗、耕耘、打穀」；以及序言中的那一群群「政治寄生蟲」和「終日暗中密謀策劃以便晉升到市政府、州立法機關、司法機關、國會或總統職位的計劃者」。這種對於負面形象的抨擊，反映了惠特曼是一位社會改革者，他勇敢投身於五十年代日益激烈的改革運動。

第一版中還出現了惠特曼的私人生活場景，在自己的家庭問題和各種困惑中掙扎。有些人認為《草葉集》是一種極為重要的補償行為，是一個整天陷於焦慮、痛苦折磨的人的願望實現。這種解釋在很大程度上基於猜測，因為關於惠特曼一八五五年以前的生活的可靠原始文獻很少。儘管如此，讀第一版的某些段落時，很難不去聯想到他個人經歷中那些在困境中掙扎的情景。在《以前有個孩子，每天都會成長一點》一詩中，那個「刻薄，愛發怒，不講理」的父親，「好打孩子，隨時都會破口大罵」，我們幾乎可以肯定這與惠特曼那位粗暴的父親有某種聯繫，就像他弟弟埃迪的智力遲鈍和身體殘疾的狀況被寫進《臉》一詩中一樣：「我知道這些人弄傻了我的兄弟，並打傷了他。」對死亡的懷疑情緒，充斥於惠特曼四十年代早期的詩歌，也出現於他的筆記，這些最後都反映在其第一版那些陰鬱的情境中，他認為自己的生活簡直「太噁心了，屢屢慘遭出賣，什麼都沒了，只剩下些破衣爛衫，還有淚水漣漣」。惠特曼在筆記里所強調的那些優郁的悲觀情緒（例如「我現在所做的每件事似乎都徒勞無益、值得懷疑」），毫無疑問，都是隱藏在下面這樣沉思的詩行里的：

白天會懷疑，晚上也會懷疑……總是想問好多的「是否……？」或者「怎樣……？」的問題，

事物是否就是我們看到的那個樣子……還是說，所有這一切只是一些別的事物的閃現或是別的事物的痕跡？

白天會懷疑，晚上也會懷疑……總是想問好多的「是否……？」或者「怎樣……？」的問題，

事物是否就是我們看到的那個樣子……還是說，所有這一切只是一些別的事物的閃現或是別的事物的痕跡？

還有一種可能，正如一些人所說，惠特曼在詩歌中找到了一種方式，來適應他的同性戀傾向所帶來的內疚或曾遭受到的迫害。他五十年代中期的筆記中寫滿了長名單，都是他在布魯克林和紐約見過的人。這些人大多是十八九歲或二十出頭的年輕人，很多是車夫、警察或其他普通工人。總的來說，這些筆記本上的列表非常粗略，我們不可能從中確定他與這些人之間關係的性質，也不能確定這些關係在多大程度上導致他在長島教書時所經歷的那種痛苦。最終，正如我後來對「菖蒲集」組詩的討論所顯示的那樣，惠特曼發展出了表達同性戀情感的方式，同時又與他那個時代廣泛認可的同性愛情觀保持一致。但是羅傑·阿塞利諾和其他一些人洞察到，一定程度上，惠特曼的心理痛苦與同性戀有關。我們發現惠特曼一八五五年那首著名的《自己之歌》既包含了同性戀的意象，也包含了惠特曼對於受到創傷或嚴酷迫害的詳細情境、類型的認同，從這個角度講，羅傑·阿塞利諾他們的觀點是正確的。

在《草葉集》第一版中，惠特曼創造了一個全能的「我」，試圖通過使用美國豐富的正面文化形象來大力緩解社會和個人弊病。

這個「我」有自傳體的成分在內，但很大程度上是虛構的，是一個被創造的自我，服務於詩歌修復身心健康的目的。惠特曼力請人們注意他的那個「我」的雙重功能——私人功能和公共功能。一八五六年，他在《時代日報》上發表的一篇自我評論中指出，他的詩歌「是要表明作者的雙重個體身份：一個是個體的自我，另外一個是國家的自我」，在向特勞貝爾解釋他不讓自己的名字出現在《草葉集》大多數版本的扉頁上的原因時，惠特曼宣稱：「把一個名字放在那裡是一種褻瀆——就好像在宇宙上貼上一個名字一樣。那些認為《草葉集》屬於任何一個人的想法都是荒謬的：我最多只是個喉舌而已……我喜歡那種普通的夥伴關係的感覺——仿佛這些『草葉』可以屬於任何人，只要他像我一樣真心實意地選擇了它們。」他在其他地方還補充道:「屬於《草葉集》的那個沃爾特·惠特曼是一個沒有受到任何限制的沃爾特·惠特曼，是一個和其他任何人一樣的，比如說，霍勒斯·特勞貝爾那樣的人。」

不管這個詩化人格的「我」的自傳成分到底是什麼，它的公共身份在一八五五年版《草葉集》一開始就被強調了。版本的裝幀設計融合了不同的文化層次，這種融合在序言中得以詳盡闡釋，並在詩歌本身中得以延續。

這個序言興奮地聲明：詩人和國家完全對等互惠。開始時是美國意象，吸納了過去的一切，結束時是國家意象，柔情地吸納了詩人的一切，就像詩人柔情地吸納了這個國家一樣。二者中間，惠特曼融合了美國南北戰爭前的社會和文化，表明詩人在重塑美國的過程中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序言沒有明顯的結構，接下來的各組詩篇同樣沒有明顯的結構，這樣更利於惠特曼聲明的那種自由流動的文化互動順利實現。儘管如此，它還是提出了一個論點，簡單解釋如下：美國迫切需要詩人來彌補自己國家的缺陷，實現自己國家的潛力。它的缺陷包括各級政府中的腐敗政客，國家分裂的陰影，隨處可見的罪惡墮落，失敗的兩性關係，以及許多扭曲變態的、聳人聽聞的流行色情故事和圖片。它的潛力在於堅持民主和聯邦的理想，在於自由的個人表達，在於這個國家豐富的地理資源，在於音樂和藝術等文化領域。詩人的角色是撥亂反正，恢復健康狀態，達到和諧。在一個社會統治者失敗的時代，詩人宣稱自己比總統優越。他「渴望人人平等」，而這些人在普通民眾和被社會摒棄的人群中，而不是在立法者中。在缺乏可行的政治民主的情況下，詩人預示了一種新的文化民主，由各種現象形成，從唯靈論者到顱相學，從藝術到生理學。因為詩人親切地吸納了幾乎所有美國人的品味，他本人也會被自己的國家吸納。

《草葉集》第一版的全部內容都是由詩人和他的國家完全對等互惠的信念所支撐的。「我禮拜我自身」，第一首詩就這樣開始了，但事實證明，這個「我」既是美國人——或者說一個普通的美國人——又是沃爾特·惠特曼這樣的普通個人。 D. H. 勞倫斯稱惠特曼是「一位始終流露出私人靈魂的詩人。他所有的隱私都像涓涓細流一樣流出來，滲透進宇宙之中」。丹尼斯·多諾霍同樣指出，惠特曼的「我」後面總是有一個等號。惠特曼的這個民主之「我」的原型在各種極為不同的文化領域的意象和人格面具之間自由流動。

尤其是在《自己之歌》中，這種自由流動轉換輕鬆得讓人吃驚，速度之快讓人難以置信，就好像惠特曼不僅觀察到了自己文化的意象和習語，而且連他的神經末梢也真切地感受到了它們。在《自己之歌》和第一版的其他幾首詩中，惠特曼並沒有寫出自己的文化，而是將自己融入其中，並將其銘記於心。巴赫金關於「 斯卡茲」（神侃； skaz）的觀點——將民族習語融入敘述聲音中——通常被用在小說中，但與惠特曼的詩歌也有關聯。惠特曼在《時代日報》上說，偉大的作家「收錄了人民的原始材料，並以最佳時間、最佳地點的最佳形式表現出來」，實際上他這樣描述的正是《自己之歌》背後的所有同化吸收過程。

這首詩中沒有幾行可以被理解為只表達了單一的思想或觀點。因為惠特曼不斷地在個人與社會之間協商妥協，他的形象是多層次的，可以引起共鳴。整首詩沒有明顯的模式。關於《自己之歌》的「結構」有近二十種不同的描述，其中大多數都圍繞著個人自我的發展，但這些不同的、有時是相互矛盾的解釋都是出於那種強求一致的目的，是為了把這種修辭風格獨特的具有自由形式的詩歌納入某種秩序。惠特曼說，戰前美國的特點是「動盪不安」，我們看到這種「動盪不安」以各種自由形式出現在民眾和精英階層中。惠特曼將這些自由形式融合在一個文學屋頂下，為精英形象增添了民主熱情，為大眾形象帶來了哲學深度。他希望，不同形象的相互融合可能有助於驅散他本人和自己的國家所面臨的種種弊病。

《自己之歌》開頭那幾行詩非常著名，立刻就以諭示的形式解決了美國生活中一個長期存在的基本問題：如何平衡個人的需求與大眾的需求。這個問題在一八三二年的聯邦法令廢止權危機中出現，並在五十年代引發了災難性後果，導致國家走到崩潰的邊緣。當時美國在政治上幾近分崩離析，惠特曼則在文化邊界消解的基礎上提出了一種新的詩性統一戰略。

我禮拜 我自身 ，

我承擔的重任 ，也是你們要承擔的重任。

因為屬於我的每一個原子，也同樣屬於你們。

我閒遊虛度光陰，邀上我的靈魂，

我半倚半躺 ，自由自在，凝視著一片夏日新生草葉的鮮嫩 。

I celebrate myself,

And what I assume you shall assume,

For every atom belonging to me as good belongs to you.

I loafe and invite my soul,

I lean and loafe at my ease observing a spear of summer grass.

《自己之歌》開頭這幾行詩非常著名，也非常重要。我對這幾行詩裡面的幾個關鍵詞的理解與現有所有版本都不一樣。先看 celebrate 這個單詞。權威的韋氏字典給出的解釋如下：

1. 以適當的儀式公開地執行（聖事或莊嚴的儀式）。

一位牧師在主持彌撒儀式。

2a. 尤指通過莊嚴的儀式或不從事普通事務的方式來紀念（一個場合，如假日）。

國家慶祝陣亡將士紀念日。

2b. 用慶祝活動或其他非常規的方式來紀念（某事，如周年紀念）。

慶祝他們結婚二十五周年。

3. 為引起公眾注意而舉行或演奏。

她的詩歌頌大自然的光輝。

結合《草葉集》的整體意圖和本書作者的整體意圖，我認為 celebrate 此處的意思是「禮拜、祭祀」。因為這個「自己」代表了一個與國家平行的存在，與國家互惠互利，在某種意義上具有了神聖的意義。——譯註，下同

myself，自己、自身。根據本書作者意圖，此處譯成「自身」，以便與後邊的「靈魂」相對照呼應。根據具體語境在別處可與「自我，自己」隨時替換使用。

assume 此處的意思是「承擔重任」。惠特曼表示的是自己要承擔起將美國統一起來，撥亂反正的重擔的決心。

loaf 這個詞的本意是無所事事悠閒度日，不一定就是閒逛，也可能是無所事事地躺著。根據本書作者的意圖第一個 Loaf 應該是閒遊虛度光陰那種生活方式，第二個 Loaf 應該是躺著的，因為前面有一個 lean（傾斜以便倚靠；倚靠；斜靠）。

spear 這個單詞一般指嫩葉，嫩芽（如草）。我這裡取嫩葉的意思，強調新生。也是為了順帶押韻。

參考《草葉集》，楚圖南、李野光譯，人民文學出版社，1987年2月，第一版，第61頁。

我讚美我自己，

我所講的一切，將對你們也一樣適合，

因為屬於我的每一個原子，也同樣屬於你。

我邀了我的靈魂同我一道閒遊，

我俯首下視，悠閒地觀察一片夏天的草葉 。

參考《草葉集》，趙蘿蕤譯，上海譯文出版社，1991年11月，第一版，第59頁。

我讚美我自己，

我承擔的你也將承擔，

因為屬於我的每一個原子也同樣屬於你。

我閒步，還邀請了我的靈魂，

我俯身悠然觀察著一片夏日的草葉。

我禮拜 我自身 ，

我承擔的重任 ，也是你們要承擔的重任。

因為屬於我的每一個原子，也同樣屬於你們。

我閒遊虛度光陰，邀上我的靈魂，

我半倚半躺 ，自由自在，凝視著一片夏日新生草葉的鮮嫩 。

I celebrate myself,

And what I assume you shall assume,

For every atom belonging to me as good belongs to you.

I loafe and invite my soul,

I lean and loafe at my ease observing a spear of summer grass.

《自己之歌》開頭這幾行詩非常著名，也非常重要。我對這幾行詩裡面的幾個關鍵詞的理解與現有所有版本都不一樣。先看 celebrate 這個單詞。權威的韋氏字典給出的解釋如下：

1. 以適當的儀式公開地執行（聖事或莊嚴的儀式）。

一位牧師在主持彌撒儀式。

2a. 尤指通過莊嚴的儀式或不從事普通事務的方式來紀念（一個場合，如假日）。

國家慶祝陣亡將士紀念日。

2b. 用慶祝活動或其他非常規的方式來紀念（某事，如周年紀念）。

慶祝他們結婚二十五周年。

3. 為引起公眾注意而舉行或演奏。

她的詩歌頌大自然的光輝。

結合《草葉集》的整體意圖和本書作者的整體意圖，我認為 celebrate 此處的意思是「禮拜、祭祀」。因為這個「自己」代表了一個與國家平行的存在，與國家互惠互利，在某種意義上具有了神聖的意義。——譯註，下同

myself，自己、自身。根據本書作者意圖，此處譯成「自身」，以便與後邊的「靈魂」相對照呼應。根據具體語境在別處可與「自我，自己」隨時替換使用。

assume 此處的意思是「承擔重任」。惠特曼表示的是自己要承擔起將美國統一起來，撥亂反正的重擔的決心。

loaf 這個詞的本意是無所事事悠閒度日，不一定就是閒逛，也可能是無所事事地躺著。根據本書作者的意圖第一個 Loaf 應該是閒遊虛度光陰那種生活方式，第二個 Loaf 應該是躺著的，因為前面有一個 lean（傾斜以便倚靠；倚靠；斜靠）。

spear 這個單詞一般指嫩葉，嫩芽（如草）。我這裡取嫩葉的意思，強調新生。也是為了順帶押韻。

參考《草葉集》，楚圖南、李野光譯，人民文學出版社，1987年2月，第一版，第61頁。

我讚美我自己，

我所講的一切，將對你們也一樣適合，

因為屬於我的每一個原子，也同樣屬於你。

我邀了我的靈魂同我一道閒遊，

我俯首下視，悠閒地觀察一片夏天的草葉 。

參考《草葉集》，趙蘿蕤譯，上海譯文出版社，1991年11月，第一版，第59頁。

我讚美我自己，

我承擔的你也將承擔，

因為屬於我的每一個原子也同樣屬於你。

我閒步，還邀請了我的靈魂，

我俯身悠然觀察著一片夏日的草葉。

自由與權力之間的張力、各州的權利和聯邦之間的張力在這裡都由一個「我」來解決，這個「我」宣稱自己既是一個個體，又與別的個體完全平等。在堪薩斯-內布拉斯加和安東尼·伯恩斯事件之後，美國實際上很再難禮拜自己，只剩下苦澀的諷刺：惠特曼代表的那個「我」是五十年代反獨裁的代表個體的美國人，根本就不相信權力結構。他可以禮拜自身，並宣布與他人平等，因為他與全系列的文化統一的各種可能性完全合拍。禮拜「我自身」給「節日慶典」的概念注入個人人格至上的概念和純潔的感覺，讓人回想起惠特曼童年時代那些令人倍感親切的民粹主義盛大節日慶典，而不是他在五十年代抱怨過的那種冷淡的、沒有人情味的公共節日慶典活動。在《草葉集》的最終版本中，惠特曼又加入了「歌唱我自身」這句話，開啟了另一種潛在的統一力量——音樂——這也是他詩歌融合功能的一個關鍵部分。

一八五五年，他對文化民主可能性的信念是如此強烈，以至於他可以採取近乎極權主義的立場：「我承擔的重任，也是你們要承擔的重任。」一八五五年版裡面的那個「我」主張完全的控制，因為他想要大家持續地把注意力集中在大多數讀者都有過的那樣的經歷上面。下一行——「因為屬於我的每一個原子，也同樣屬於你們」——就在自然的過程中植入了分享的概念。與他最喜歡的兩位作家——范妮·賴特和尤斯圖斯·李比希關於原子的民主交換的觀點相呼應，他表達了對自然循環思想的信念，而自然循環仍然是整首詩中那種肯定態度的主要依據。

然而，他小心翼翼地避免唯物主義。「我閒遊虛度光陰，邀上我的靈魂」這行詩宣告了物質／靈魂的二元論，這種二元論通常與斯威登堡派和唯靈論者相結合，在一八五五年版中貫穿始終，在後來的版本中更加突出。這一行詩也為閒遊虛度光陰的概念增加了哲學的深度，在惠特曼的時代（正如他自己在報紙上發表的文章所證實的），閒遊虛度光陰通常與沒有謀生技能的城市下層階級的墮落行為有關。讓自己的這樣一個閒遊虛度光陰者邀請自己的靈魂，其意義就像後來惠特曼在「粗暴躁動、肥胖厚實、喜歡享受」那條自我描述中又加入「一個宇宙」這個詞一樣，產生了崇高的效果。讓他凝視著一片夏日新生草葉的鮮嫩，引入了普通事物的奇蹟概念，這種奇蹟主要來自進步的科學與和諧論者，這也是詩歌的另一個關鍵主題。同時對草葉的禮拜也是一種尋求解決自然界中個體與群體之間張力的方法：這些新生的草葉既體現了個體主義，因為每一片草葉都是一種獨特的現象，同時也體現了一種激進的民主，因為它還是一種普遍的植被，在所有地區和種族之間都在生根、發芽，到處成長。

在他的詩歌開場白中，惠特曼展示了一種重建的民主，自我、文化和自然在其中卓有成效地融合。如果說，他在自己的筆記中只是宣稱「我們不需要 改革，不需要 制度，不需要 政黨，我們需要的只是好似大自然具有的那種 生存原則，有了這個原則，所有事物都會運轉良好」，那麼，在《自己之歌》中，惠特曼則創造了一個世界，在這個世界裡，政治和社會生活的許多缺陷都以富於想像力的措施得以撥亂反正。貫穿全詩的不同的文化層面的交叉滲透具有改善政治生活、社會生活的重要作用。

以戰前美國人主要關注點為例：內戰前流行文學中充斥的那種血腥的聳人聽聞的煽情風氣（惠特曼自己的學徒期作品中也有），在《自己之歌》中也有體現。相反，這首詩做出了一種要滿足讀者的姿態，使讀者盡情享受惠特曼所謂的那種「帶有頭韻標題、驚心動魄的離奇情節的血腥雷人的浪漫傳奇」。人們尤其會想到這首詩的核心成分是三個聳人聽聞的故事。第一個記述了一八五三年和一八五四年之交的冬天大西洋風暴中「舊金山號」輪船的海難事件。第二個描述了一八三六年墨西哥士兵在德克薩斯州戈利亞德屠殺四百一十二名美國士兵的事件。第三個講述了英美護衛艦之間發生的那場劇烈的海戰。惠特曼毫不避諱地提到血腥的細節，比如在戈利亞德，那些「殘缺不全」的屍體堆在一起，或者海戰後「主桅杆和桅杆上的那些碎肉」。他深知這類故事對大眾的吸引力，一八五四年，他精心保存了六篇《紐約論壇報》關於舊金山災難以及隨後克萊頓船長營救乘客的故事的剪報。鑒於這類新聞在美國戰前的顯著地位，惠特曼很有可能是為取悅那些喜歡這種血腥的聳人聽聞故事的讀者，才寫出這些恐怖的畫面，比如自殺的人四肢展開躺在血淋淋的臥室地板上，或者截下來的肢體被扔進桶中。

儘管如此，惠特曼對特勞貝爾所說的「《草葉集》不會給那些尋求刺激的人帶來任何東西」還是有道理的。正如他的早期作品從未像他的許多同時代人的作品那樣充滿血腥，《自己之歌》中那些聳人聽聞的情境，並不是為了它們毫無意義的震撼價值，而是為了一個更大的目的。大眾媒體那種聳人聽聞的煽情反映了美國內戰前的野性一面，當時的美國面臨著陷入無政府狀態的危險。一八四八至一八五二年間，在紐約，針對個人的犯罪上升了百分之一百二十九，謀殺案件上升了六倍。惠特曼經常讀的一份報紙，《紐約地圖報》，一八五四年八月有過這樣的報道：「現在，大家最關注的是晨報中可怕的謀殺，刺傷和槍擊事件，就像我們以前經常關注哪兒可以買到好吃的早餐一樣。」《紐約地圖報》還報道過，「粗暴的行為在城市中蔓延，並且極有可能流行下去。我們幾乎每天都會聽說有人用致命武器對他人進行最殘暴的襲擊。」惠特曼稱紐約為「犯罪猖獗、危機四伏」的城市，並寫道「左輪手槍統治紐約，勝利屬於左輪手槍」，這是有原因的。

在《自己之歌》中，惠特曼試圖使聳人聽聞的煽情具有哲學意義，具備恢復社會健康機體的作用，而不是無政府主義或毫無意義。他相信災難有可能使人們產生同情和英雄主義，從而把人民團結起來。甚至報紙上對悲劇事件的報道也引起他的興趣，因為它們有助於他尋求共同利益和實現文化統一的首要目標。一八五七年有四百多人在加勒比地區的一次海難中喪生，惠特曼在《時代日報》上發表了自己的哲學思考。

「人情味讓世界充滿親情」（One touch of nature makes the whole world kin）：當我們翻開大都市的報紙，看到這次大災難的最詳細的報道，我們注意到數百萬人都在全神貫注地閱讀，急切地想了解這次大海難的所有細節。這時莎士比亞這句名言不禁出現在我們腦海里。我們在這件事上完全拋開了個人的利益和自私自利，我們只會被那神秘的同情所感動，那是全人類的情感紐帶……如此大的災難……把我們從自己那種微不足道的冷漠自私中驚醒，比平時更能激發我們的情感，更能打動我們，至少有一段時間，這種共同情感的紐帶，能把我們聯繫在一起。這次災難讓我們明白，在最駭人聽聞的災難中，我們身上那種可憐的脆弱人性可以在最駭人聽聞的情況下變得勇敢非凡，善良異常，完全得體。

「人情味讓世界充滿親情」（One touch of nature makes the whole world kin）：當我們翻開大都市的報紙，看到這次大災難的最詳細的報道，我們注意到數百萬人都在全神貫注地閱讀，急切地想了解這次大海難的所有細節。這時莎士比亞這句名言不禁出現在我們腦海里。我們在這件事上完全拋開了個人的利益和自私自利，我們只會被那神秘的同情所感動，那是全人類的情感紐帶……如此大的災難……把我們從自己那種微不足道的冷漠自私中驚醒，比平時更能激發我們的情感，更能打動我們，至少有一段時間，這種共同情感的紐帶，能把我們聯繫在一起。這次災難讓我們明白，在最駭人聽聞的災難中，我們身上那種可憐的脆弱人性可以在最駭人聽聞的情況下變得勇敢非凡，善良異常，完全得體。

正是這種團結、同情和英雄主義在《自己之歌》的災難敘事中占據了核心地位。他相信，如果處理得當，聳人聽聞的煽情故事可以成為一種強大的力量，使人們團結一致，相互同情。

選自《沃爾特·惠特曼的美國：一部文化傳記》，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 上海貝貝特，20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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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衛·S. 雷諾茲（David S. Reynolds，1948— ），巴魯克學院和紐約城市大學研究生院傑出教授。出生於羅德島並在此成長，在阿默斯特學院獲得學士學位，在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獲得博士學位。曾任教於羅格斯大學、紐約大學、巴納德學院和西北大學。著有《美國文藝復興之下：愛默生與梅爾維爾時代的顛覆性想像》（獲克里斯蒂安·高斯獎）、《小說中的信仰》、《喬治·利帕德》等。編輯有喬治·利帕德的選集和小說。另有大量關於美國文學和文化的文章和評論。

|譯者簡介：魯躍峰，河南師範大學外國語學院英語系退休教師。北京大學英語系訪問學者。惠特曼研究者與愛好者。

題圖：Kike de la Rubia | illustration for "Leaves of grass"

排版：阿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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