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王之康
理工見長高校發展新文科，首先應尊重文科發展規律和特點，且具有自身特色，基本上要建設文理工醫交叉特色的新文科。
一是要走小而精的道路，不應追求規模；二是要優先滿足新文科通識教育的需要；三是要更加側重於課程和專業建設，而不能像北大、復旦、南大等文科強勢高校那樣，將重點放在文科學科建設上。
三年前的9月，陳躍紅抱著「一流的理工科大學一定要有一流的人文教育」的想法，懷著「為理工科學生提供最好的人文教育，探索理想的學科發展範式和科學的課程教育途徑」的宏願，正式卸下百年名校北京大學的中文系主任一職，來到年輕的理工類高校——南方科技大學。
如今三年時間過去，南方科技大學如同一匹黑馬，在中國高教叢林中闖出了一片天地，位列泰晤士高等教育2020世界大學排行榜（中國內地）第9位。
與此同時，作為該校人文與社會科學學院院長的陳躍紅，其「為理工科學生提供最好的人文教育」的宏願，雖然面臨諸多挑戰，但也取得了一定成效，走出了一條獨特的發展道路。
近日，在同濟大學高等教育研究所和文科辦公室主辦的第二屆理工科見長高校文科發展工作研討會上，陳躍紅以及來自清華大學、華中科技大學、中國科學技術大學、同濟大學等30余所高校的相關專家學者和教育部有關司局領導，圍繞理工科見長高校的文科發展問題展開了深入討論。
挑 戰
理工類高校發展文科，其挑戰是不言而喻的，這一挑戰首先來自於大環境。
就如陳躍紅曾說的那樣，中國的高等教育正面臨著從數量型向質量型、從相對封閉的體系向全球化時代發展的轉型。
中國的高校既受到中國古代書院傳統和現代西方高等教育傳統的影響，同時也處處受到蘇聯高教體制和市場經濟的制約。
四重體制精神層層覆蓋，給我們帶來了沉重的「負擔」，使得今天的高等教育改革總是步履維艱，而學界又都迫切希望高等教育改革有比較大的突破。
此外，上世紀50年代的院系調整，使綜合性大學在高校中所占的比重持續下降。
「到上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不少原來的綜合性大學開始申請復建文科時，綜合性大學所占比例只有4%左右。」清華大學教育研究院教授史靜寰介紹道。
40年來，這些曾由綜合性大學調整為理工類大學，後來又復建文科的高校，文科發展雖然取得了一定成效，但與發展不曾中斷的理工科相比，仍然處於劣勢。
理工科發展的「思維定勢」、文科發展在資源獲取方面的劣勢等，都為理工類高校的文科發展帶來一定挑戰。
在陳躍紅看來，雖然每個理工類高校的情況都不一樣，大家都需要根據自己的實際情況辦文科教育，但走新文科的發展道路一定是將來必須考慮的。
「新文科」概念由美國希拉姆學院於2017年率先提出，是指對傳統文科進行學科重組、文理交叉，即把新技術融入哲學、文學、語言等諸如此類的課程中，為學生提供綜合性的跨學科學習。
在我國，新文科建設於2018年10月初現端倪。
當時，教育部決定實施「六卓越一拔尖」計劃2.0，其中的基礎學科拔尖學生培養計劃，在原先數學、物理學等基礎上，首次增加了心理學、哲學、中國語言文學、歷史學等人文學科。
就在不久前，教育部、科技部等13個部門正式聯合啟動「六卓越一拔尖」計劃2.0，全面推進新工科、新醫科、新農科、新文科建設。
那麼，理工類高校的新文科發展道路應該如何走？
定 位
可以說，新文科與新工科、新醫科、新農科是中國在邁向高等教育強國的過程中的創新性探索。
教育部高教司副司長徐青森認為，在探討理工類高校的新文科發展道路應該如何走之前，必須要釐清幾對基本關係，即新和老的關係、變和不變的關係、形式和內容的關係、價值性和科學性的關係、本土化和國際化的關係，進而有序地推進新文科建設。
具體來說，新文科的「新」是創新的「新」，而不是新舊的「新」、新老的「新」，如果一定要有一個與之對應的「老」，那麼就是原有的文科發展基礎，所以要在「老」的基礎上發展「新」，在「新」的發展下帶動「老」；對於變和不變，要釐清每一個學科專業裡面哪些繼續堅守，哪些要順應時代變化而進行變革；對於形式和內容，要清楚地認識到，推進新文科建設更看重的是教育教學中的知識水平、知識含量以及思想內涵的提升，不應把更多精力放在形式創新上。
「此外，我們尊重文科最基本的規律和特點，就是要尊重價值性和科學性的關係。哲學社會科學絕大部分具有價值性和科學性相統一的特點，所以既要在文科教育中體現科學性要求，也要體現方向性、導向性要求。」徐青森說，要處理好本土化和國際化的關係，就要認識到，中國的文科事業發展一定要立足於國情，培養未來服務於中國建設的人才，這就要求我們走本土化的特色發展道路，但也不排斥外來的思想脈絡，要以開放包容的心態吸收、借鑑、為我所用，促進理論提升。
陳躍紅也指出，新文科是以前文科的2.0版，不可能是新舊之差。「所謂的2.0版，實際上就是文科自己要開放，走出文史哲，走出人文，走出社科，直接進入理工科。同時要跨學科融合，並走國際化發展道路，而且必須服務於社會。」
放眼當前理工類高校文科建設現狀，在史靜寰看來，其發展模式主要可以分為三類：第一類是理工文並進的發展模式，此類可以清華大學為代表；第二類是理工文學科交叉，促進新的學科增長，特別是從學科到學科群的發展戰略，把比較弱的學科和比較強的學科綁在一起；第三類文科輔助工科發展模式，文科發展集中在應用型學科，此類主要是比較強的行業院校。
對於徐青森所說的尊重文科發展規律和特點，陳躍紅也認為，理工見長高校發展新文科應具有自身特色，基本上要建設文理工醫交叉特色的新文科。「一是要走小而精的道路，不應追求規模；二是要優先滿足新文科通識教育的需要；三是要更加側重於課程和專業建設，而不能像北大、復旦、南大等文科強勢高校那樣，將重點放在文科學科建設上。」
當然，「不同高校也要根據自身發展定位和人才培養目標來確定發展模式、發展道路。」徐青森說。
課 程
對於陳躍紅所說的「優先滿足新文科通識教育的需要」，史靜寰指出，理工見長的高校發展文科首先是人才培養的需要，建立通識教育與專業教育相融合的培養體系是核心指向，沒有好的文科就沒有好的通識教育。
那麼，理工類高校的文科通識教育或者說課程建設、專業建設，應該如何開展？不妨看一看南方科技大學是如何做的。
「首先，我們切斷了自己的後路。」陳躍紅介紹道，南方科技大學人文與社會科學學院現有76位教職工，包括7位講席教授、1位特聘教授、8位教授、6位副教授、8位助理教授和專任講師、18位人文社科榮譽會士、28位語言專任教師。「但我們8年內不招收本科生，也不招收碩士或博士，不開設專業，文、史、哲、新聞、考古等專業都不辦。」
按照規定，該學院每位教師每學年必須上三門課。沒有本學院的本科生、研究生，只給理工類學生上這些課。
其次，該學院的課程教學實施，一是要求教學科研型教師和教學型教師必須完成其教學工作量；二是要求會士至少有4年以上的TA（助教）和開課經歷。只有這樣，才能保證教師可以非常順利地開設全英文課程（南方科技大學的所有理工科課程都是全英文或者是雙英文的）。
「我當然不允許在中國的土地上用英文講李白、杜甫或者老子、莊子，但他們的前沿是可以用英文講的。」陳躍紅說。
再次，課程板塊設計也別具特色，主要包括三部分：一是一般通識，即教育部規定的一般性通識課程，如思政、外語、體育、藝術、寫作與交流，人文社科通識課程如中外哲學導論、古代史專題、科學文明等；二是創新通識系列，包括中外經典精讀、數字智能語言學、想像力入門、科幻創作、科技考古、工程與技術倫理等；三是跨學科能力通識系列，這些課程類似理工科的課程，比如藝術設計的繪圖解決、創新空間的設計導論、言語產生的解剖和生理學基礎等。
那麼，建設這樣的文科通識課程體系，其結果又如何呢？
據陳躍紅介紹，他們現在一年可以開180門必修課和選修課，有一個課程是全覆蓋的，叫做《能力寫作》，剛剛開出來掛到網上，兩小時之內就會被該校的理工科學生搶光。
當然，不僅課程全面且立體，對老師的要求也非常高。
專任老師有的是科幻作家、物理博士等，很多老師都是工科出身，至少有一個專業是理工科。「你教別人理工通識，你自己首先要通識。」陳躍紅說。
規 劃
不過，對於理工類高校的文科發展，北京師範大學高等教育研究院教授洪成文的思考角度略有不同，即在大學語境下，一定要站在大學的高度來看待這個學科到底能走多遠，而且一定要有完善的發展規劃，要把文科發展目標寫入其中。
他指出，當前，除了幾所好的理工大學文科發展比較好之外，大部分理工類高校的文科發展還存在比較多問題，主要包括以下幾個方面：
一是先天性不足，上不了大學重大優先發展的「盤子」，比如同濟大學文科再好，也不可以取代土木工程的地位；二是沒能體現自己的價值，沒有講好自己的故事；三是編制不足；四是科研經費不足；五是歷史上「基因」不良，平台有限；六是社會影響力欠缺；七是缺少大牌教授。
在他看來，只有從戰略上讓文科成為優先發展的目標之一，從策略上既要考慮一般性的發展標準，也要基於自身的特點和優勢尋求更加精準的發展策略，確定發展路徑，爭取更多資源，理工類高校的文科發展才有出路。
華中科技大學原黨委副書記、學術委員會副主任劉獻君則提出了理工見長高校文科的階段性發展戰略思想，這與洪成文的觀點異曲同工。
劉獻君認為，每一所理工見長高校的發展歷史不同，學科結構、水平不同，文科所處發展階段不同，相應的學科發展方向、目標、策略也應該適應性地調整，應分階段從戰略上把握理工類高校文科發展，大體要經歷起步、發展、提高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要高起點創建，因為理工類高校辦文科不是從「無」開始，而是從「有」開始，即有一批高水平的理工學科，有學科建設經驗，甚至有的學校還有一批具有一定水平的文科老師。
第二階段要特色發展。此階段，要從提高人才培養質量的角度認識文科發展的意義——培養人才。
培養人才，尤其是培養高素質的人才，必須科學教育與人文教育相結合，要依靠理工優勢發展特色文科，實現文理交叉，這是理工見長高校發展文科的最佳選擇，既避免了走文科見長高校發展的老路，又發揮了自己的優勢。
同時，要建設優質的教師梯隊、爭取更多科研項目、建設學科基地等。
第三階段則是全面提高，發展基礎文科、建設一級學科、爭取國家重大項目以及建設良好學術生態、優化評價與激勵機制、完善資源配置等。
「從目前來看，理工類高校文科發展依然任重道遠。」劉獻君說，在現有學科評價制度中，基礎文科難以發展依然是個大問題，同時也欠缺高水平教師，而且，不可否認的是，不少高校的「掌舵人」出身於理工學科，對文科辦學並不熟悉，領會也不深。
同濟大學高等教育研究所副教授、副所長張端鴻：
理工院校更應科學制訂文科戰略
1952年院系大調整之後，我國出現了一大批理工類專業院校。
這類院校人才培養專業性強，能夠快速滿足國民經濟發展對各類理工類專業人才的需求，但也存在培養口徑較窄、培養出來的人才「上手快但後勁不足」等問題。
隨著經濟社會的快速發展，傳統理工類高校紛紛開始重視文科發展，部分高校將綜合化視為學校發展的基本戰略，也有部分高校將文科發展視作為人才培養提供優質人文素質教育、提升人才培養規格的內在要求。
據筆者觀察，理工見長高校主要有三種類型。第一類以歷史上曾經是綜合性大學的理工見長高校為主，如清華大學、浙江大學、上海交通大學、同濟大學等。
第二類是傳統的理工高校，如中國科學技術大學、哈爾濱工業大學、華中科技大學等。
第三類是新興理工見長高校，如中國科學院大學、南方科技大學、上海科技大學等。
部分高校選擇了綜合性大學框架下的文科全面復興之路，部分高校選擇了有所為有所不為的重點突破之路，也有部分高校選擇了新興學科發展框架下的文理工交叉之路。
對於肩負綜合性大學復興使命的高校而言，往往會選擇「入主流、有特色、上水平」的發展思路，全面布局基礎人文學科、社會科學學科、管理學科和藝術學科。
其中少數高校背負國家和社會厚望、兼具資源優勢和內在動力，通過大規模引進文科領軍人才、廣泛吸引青年人才，走引進和培養相結合的道路，在短短數十年便建立起了一支能與傳統文科見長高校相媲美的文科教師隊伍，為高水平的文科學科和專業建設奠定了基本格局。
部分高校雖然內在動力很足，但面對國家定位和資源約束等難以解決的問題，即使文科教師隊伍得到了擴張，在綜合化的道路上也難以實現規模和品質的協調發展。
對於有志於邁向世界頂尖理工高校行列的院校而言，出現了較為多元化的發展思路。
少數高校抓住歷史發展機遇，發展出了規模和品質都令人嘆為觀止的文科。部分高校則依託傳統理工高校的優勢，在科學技術史、管理科學與工程、公共管理、設計學等學科領域實現了突破。
也有部分高校自始至終堅持理工見長的發展思路，將文科視作理工人才培養的支撐學科，在文科學科和專業的發展布局上體現出了非常克制的態度。
對於少數新興的理工見長高校而言，文科發展還處在起步階段，但它們從一開始就意識到文科教育對於高水平理工人才培養的重要意義，迅速構建小而精、有特色、注重前沿和交叉的文科發展格局。
回顧歷史，1949年，麻省理工學院發布著名的《劉易斯報告》，引領了理工院校的人文教育思潮。
報告認為，「在科學家、工程師及建築師的教育中，人文與社會科學的重要性與日俱增，這無可爭議。」「人文與社會科學已成為一個人專業教育中的基本組成部分。沒有這種充分的文化教育背景，技術專家將不能勝任其所在領域的領導工作。」
這樣的基本判斷和學界共識也成為我國理工見長高校越來越重視文科發展的核心思想。
對我國理工見長高校而言，爭論不再是「要不要發展文科」「發展什麼層次的文科」，對這個問題的核心關切早已轉向了「發展什麼形態的一流文科」。
在高水平理工見長高校，文科首先要能為學生培養開設數量充足的高水平人文社會科學課程，這是本科教育向通識教育轉型、專業教育重心進一步向研究生教育轉移的內在需要。
傳統理工高校公共政治、公共英語、公共體育占據半壁江山的文科教師隊伍已經不能滿足高水平文科教育的需要。
理工專業教育越來越需要一大批文史哲政法經管等領域的高水平主幹課程，引導學生面向前沿去深入思考國家、社會、人類和全球的未來。
除了少數肩負綜合性大學復興使命的高校，理工見長高校不必將擁有廣泛的人文社科性質作為自己的發展使命，但在各個主幹文科領域擁有能引領學生深入思考的高水平師資，應當成為符合大學戰略的基本要求。
理工見長高校的管理層一般由理工背景的高層次專家組成，他們在考量文科發展戰略時往往缺少堅定的文科立場。
如果一個文科學科在全國性的學科競爭中缺乏優勢，就容易被定義為一個可以「有所不為」的學科。但除了少數戰略稟賦、資源稟賦和特質稟賦獨特的高校，絕大多數理工見長高校註定很難發展出一大批在規模和品質上能與傳統人文社科強校相媲美的人文社科學科。
我們應該形成一個基本共識：在更具普遍性的理工見長高校，應當更加科學地定位文科發展戰略，文科專業與課程建設比學科建設更重要，學科邏輯不應當成為文科發展的主流邏輯。
只有高水平的文科科研才能支撐高水平的文科教育，但高水平文科科研的表達途徑是多樣性的，科研項目、經費、學術論文和科研獎項不應該成為具有排他性和支配性的文科評價手段。
《中國科學報》 (2019-12-04 第1版 要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