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約距今5000—4000年前是中國傳說中的「五帝」時期，這時候有許多著名的部落聯盟的首領，如黃帝、炎帝、蚩尤、太昊、少昊、顓頊、帝俊、堯、舜等。根據文獻記載和考古發現的情況來看，這個時代正處于氏族部落向國家形成的過渡時期，因此該時期也是中國遠古文明的萌芽階段。本文試著從文獻記載和考古發現上去進行了一些探究。

一，私有制萌芽和氏族公社的解體

在氏族公社時代，人們過著「小國寡民」的生活，沒有階級壓迫，沒有社會等級，人們集體勞動，產品平均分配。孔子將這種原始的狀態稱為「大同」，現在可以稱為「原始共產主義」。然而這並非真正的美好樂園，這是社會生產力低下的產物。隨著生產力的不斷發展，這種「大同」社會就逐漸走向崩潰，取而代之的是階級的社會，孔子稱為「小康」。

隨著生產力得到了一定的提高，便出現了剩餘產品，這位私有制的出現奠定了基礎。以大汶口文化為例，當時這裡的飼養業初步發展，因此大汶口遺址中有三分之一的墓葬中存在以豬骨隨葬品。家豬是大汶口時期人們的重要財產，它們最初是歸氏族公有，但後來逐漸演變為了家庭私有財產。隨著生產力的進一步發展，私有財產的範圍不斷擴大，各類生產工具、陶器、藝術品等都逐漸成為了財富積累的對象。如在大汶口遺址中往往有幾十甚至上百件的陪葬品，這說明私有制已經發展到了一定的程度。

私有制的出現必然帶來貧富分化，進而產生階級的分化。在大汶口發現的133座墓葬，可以分為普通小墓、中等墓葬和少數的大幕，其中小型墓葬的的隨葬陶器一半不超過5件，而中等墓葬的隨葬品能夠達到幾十件，大型墓葬的的隨葬品將近300件，還包括精美的象牙和玉器，甚至還發現了一件玉鉞，這是權力的象徵。

私有制的出現使得傳統社會組織——氏族公社走向了解體，而新興的父系家族制度出現了。因為戰爭的影響，男人的地位提高，形成以男子為中心的父系家庭。在父系家族中，男人是家長，而女人則地位較低。這一點從墓葬中可以體現。過去的墓葬基本以多人合葬和同性合葬為主，而現在取而代之的是夫妻合葬墓，多以男左女右為主，尊卑觀念十分明確。

二，國家行政體制的萌芽

當氏族公社走向解體的時候，一種新的社會聚落出現了——城市。城市在古代被稱為「國」「邦」「邑」等，是考古學上證明是否進入文明階段的三大標誌之一。在距今4500年—4000年前的龍山文化時代，共發現了50多座史前城市遺址，主要分布在黃河流域和長江流域。比較著名的有章丘城子崖、天門石家河、四川寶墩、太湖一帶的良渚遺址、山西的陶寺遺址、陝西的石峁遺址等。這些城市遺址一般都有護城河等軍事防禦工程。

修建這些規模較大的城市證明了社會已經擁有了組織管理、工程管理、資源投入等方面的條件和實力。能夠調動巨大的人力物力並有效地完成這些龐大的工程，其前提是社會必須要有強有力的管理體系的指揮系統，這些都是國家產生必不可少的條件。據史料記載黃帝時期有「萬國」，堯舜時代有「萬邦」反映了當時氏族部落向城邦國家過渡的局面。

列寧曾說「國家是一個階級壓迫另一個階級的機器，是迫使一切從屬的階級服從於一個階級的機器。」，這些機器裡面就有軍隊，監獄等暴力機關。史載黃帝時期「習用干戈，以征不享，諸侯咸來賓從」「修德振兵，治五氣，藝五種，撫萬民，度四方」，說明黃帝已經初步建立軍隊，以征伐諸侯。黃帝又「官名皆以雲命，為雲師。置左右大監，監於萬國」，也就是黃帝為了控制各部落，開始設置官員。

到了堯舜時期，國家體制進一步得到了發生，出現了更多的官員。主要的官員有禹、皋陶、契、后稷、伯夷、夔、龍、倕、益、彭祖等。舜設置了四岳，四門，十二牧等機構以論政務；設置了司徒、后稷、土、工、虞、秩宗、典樂等機構來管理各部門。刑法也在這時候開始出現，堯時期「象以典刑，流宥五刑，鞭作官刑，扑作教刑，金作贖刑」，可見當時的刑法有「五刑」等。

三，王權和社會等級的形成

鉞在中國古代是軍事權力的象徵，最早的鉞是玉制的，到了青銅時代出現了青銅鉞。根據甲骨文和金文的研究，漢字中的「王」字就是從鉞的形象發展而來。因此，鉞的出現反映了王權已經開始萌芽。王最開始是負責部落聯盟的軍事首領，由氏族會議推舉產生，在中國古代叫做「禪讓制」，在西方叫做「軍事民主制」。但在戰爭不斷增多的情況下，王的權力不斷增大，逐漸從軍事長官變成了部落聯盟的領袖。《史記·五帝本紀》記載黃帝「習用干戈，以征不享，諸侯咸來賓從。」，這已經說明了黃帝已經是事實上的部落聯盟領袖了。

隨著王權的增強，古老的「禪讓制」開始遭到衝擊。一些軍事首長或氏族首領的權力和財富迅速增大。他們逐漸由氏族成員的公僕，變成為特殊的顯貴。首領職位的繼承已不再是氏族會議民主選舉產生，而且憑藉權力鬥爭產生，甚至試圖將王位傳給自己的後代。但這又遭遇了其他部落的反對，因而在部落內部時常會發生權力鬥爭。古本《竹書紀年》云：「昔堯德衰，為舜所囚也」，「復偃塞丹朱，使不與父相見也。」；《淮南子·天文》云：「昔者，共工與顓頊爭為帝」。這些都反映了遠古時代激烈的權力鬥爭。

在這種鬥爭中，王權逐漸增大，成為了部落聯盟的首領，甚至擁有了生殺大權。《五帝本紀》記載堯曾「流共工於幽陵，放讙兜於崇山，遷三苗於三危，殛鯀於羽山」。為了使得確立王權的權威，王族開始壟斷宗教祭祀，將王權神權化。《國語》中記載顓頊時期「絕地天通」，使得「天地相分，人神不擾」。

此後王就成為了溝通天人的權威。這種「絕地天通」的現象在考古學中得到了證實，例如在良渚遺址中，出現的祭壇往往和貴族墓葬一體分布。祭祀中所用的玉、璧等禮器就成為了宗教神權的代表，往往成為貴族的隨葬品，《周禮》載「璧琮以斂屍」。神權和王權和合一代表了階級社會的產生，以是中國禮制的萌芽。中國禮制的核心便是貴族之間的等級名分，強調上下、尊卑、長幼之間的等級秩序，以確保王權的獨尊。不同等級的貴族所用的禮器都必須和身份相匹配，「名貴賤、辨等級」。在山東龍山文化墓葬中，可以看出有明顯的四個等級。

結語

什麼是「文明」，1958年，在美國芝加哥大學東方研究所召開的一次研討會上，一個叫克拉克洪的學者提出了三個考古標準：城市、青銅器、文字，這一個標準很快被世界學術界所公認。不過要注意的是，這裡的文明的英文單詞為civility，有國家和城市的含義。城市、青銅器和文字三大標誌是來考證一個地方是否出現了國家。在中國的文獻記載和考古發現足以證明在五代時期，中國就朝著國家體制過渡了。大約在公元前2000年，大禹最終建立了夏朝，後來又確立了世襲制，標誌著中國的國家出現了，中國進入了文明階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