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部書的英文版於1993年付梓，那時我還是哈佛大學一名年輕的助理教授。時間快得有些令人難以置信，轉瞬已是三十年。
《聊齋志異會校會注會評本》
為撰寫這篇序文，我又從書架上取出張友鶴先生四卷本的《聊齋志異會校會注會評本》（「三會本」）——作為《聊齋》流傳史上不可或缺的版本，在我多年的翻閱下，它已是殘破不堪。儘管書架上還擺放著諸多其他版本的《聊齋志異》，但是「三會本」的每一頁上都存留著我初讀《聊齋》以及寫作《異史氏：蒲松齡與中國文言小說》時所做的讀書筆記。這些翻舊的、朱墨圈點的書頁，令我不勝唏噓！
隨手翻開，當從頭再讀其中的一篇故事時，竟然再次體驗到了《聊齋志異》最初帶給我的驚異與欣喜——那是20世紀80年代中期，當時我正在哈佛大學攻讀博士學位。
這些《聊齋》故事，今日讀來仿佛故人重逢，依舊充滿新鮮感，保留著當年令我痴迷的文學魔力。當然，多年來致力於中國明清文學的研究，我現在能夠輕而易舉地看到《異史氏》一書的不完滿之處，包括當時所忽略的一些事實或意義。
但再次瀏覽拙著英文原版，我依然禁不住為當時寫作的青春活力所打動。如果說這部書尚有令人滿意之處，那就是它傳達出了我在發掘《聊齋》故事以及這些故事中隱含的大千世界時，所深深感受到的興奮與激動。
並非所有的《聊齋》故事都是短小精悍的傑作，但相當多的篇章可以稱得上是如此。比如其中的《鞏仙》篇，即可視為蒲松齡藝術創作的一篇自我寓言。
蒲松齡畫像
蒲公在這則故事中運用了創構幻想世界的一種慣常手法，將一個比喻性的說法轉化為實際發生的事件。小說使用的比喻是「袖裡乾坤」，即所謂「微觀世界中的宏觀世界」。在此，一段隱秘的戀情在道士的袖中展開了……
當尚秀才與王府曲妓惠哥被無情地分開，鞏道人的衣袖成為二人再續情緣的神奇秘府。當惠哥因身懷六甲而災禍將至之時，道人再次施以援手——先是以風馳電掣之速將惠哥帶入和帶出，助惠哥在其袖中誕下男嬰，而後又迅疾地將嬰兒送至秀才家中。道人探袖之際，嬰兒仍是「酣然若寐，臍梗猶未斷也」。
蒲公這種令人無法仿效的神來之筆，也從這一精心安排的細節中浮現出來：一段幽情在短短几段文字中展開，以嬰兒的降臨而達至高潮，而這一切都內含於作為敘事對象的寬敞衣袖的微型空間之中。
最初寫作《異史氏：蒲松齡與中國文言小說》時，我憑藉直覺將選取的幾個核心故事視為一個需要探尋線索和揭示秘密的啞謎。
《Historian of the Strange：Pu Songling and the Chinese Classical Tale》
我的目標並不在於將這些故事看作「現實世界」的反映，儘管這些年來我也逐漸意識到蒲松齡對待「異史氏」這一名號的態度比我最初想像的要嚴肅得多：如果我們核查故事提及的官職、地名、年代、事件等輔助性的事實細節，通常都能找到確切的出處。
相反，通過一以貫之的文本細讀法，我對每一則故事既入乎其內，又出乎其外，離心式地剝離出故事產生與回歸的文化語境。藉此，我讓《聊齋》故事和外在的文學世界互相闡明。
當我著手研究《聊齋志異》時，學界關於中國文言小說的研究著述依然寥若晨星。我承襲了業師韓南（Patrick Hanan）教授所使用的「classical tale」一語，以對應於中文的「文言小說」，將之區別於白話小說或話本。
韓南教授於1973年發表了《〈蔣興哥重會珍珠衫〉與〈杜十娘怒沉百寶箱〉撰述考》一文，從敘事手法和本體論架構兩個層面，對這兩篇鮮為人知的明代文言小說和其廣為流傳的白話故事改編版，開展了對比研究，這給我的啟發頗深。
《韓南中國小說論集》
儘管《聊齋志異》在明清文言小說集中獨一無二，並且是公認的文學傑作，但當時尚不曾有一本以英文——假如我的記憶不錯的話——或以任何一種歐洲語言撰寫的研究專著。
我有幸得以參考白亞仁（Allan Barr）於1984年在牛津大學完成的博士論文和早期發表的關於蒲松齡的研究文章——這些奠基之作確立了西方《聊齋》研究中考據學的標尺，亦為我減輕了不少這方面的學術負擔。不過，總體而言，中外明清文學研究中對白話小說的興趣遠遠超過文言小說。
究其原因，一方面是推廣「白話文」為旨的文化運動的驅動；另一方面則是來自西方現實主義小說道德和藝術建樹的遺產。而我之所以被中國文言小說所吸引，一方面恰恰是因為它動搖了我作為當代美國學者對小說所抱有的成見，另一方面則是由於文言小說形式的精練和濃縮——它的簡約和跳躍在表達上更接近於詩歌。
此時此刻，記憶猶如開閘的潮水一般，涌回我在北京和山東的第一次研究之旅。那是1987年的夏日，我剛與巫鴻完婚——他於當年六月獲得哈佛大學藝術史和人類學博士學位。我們原定一起前往北京拜見公婆，巫鴻已有數年沒有見到家人，但他的父母最終還是不同意他回國——他們擔心巫鴻難以返回哈佛接受剛剛獲得的教職，結果是我獨自一人前往北京。巫家滿門無白丁：婆婆孫家琇是莎士比亞研究專家，公公巫寶三是經濟學家，大姑姐巫允明則是少數民族舞蹈研究專家。我的心情自然有些緊張，但他們極為熱情，讓我頓生歸家之感。
《異史氏：蒲松齡與中國文言小說》，蔡九迪著，任增強譯，陳嘉藝審校，江蘇人民出版社2023年5月版。
我在北京的一部分時間在紅廟一帶度過，婆婆剛剛搬入文化部在那裡新建的一個小區。當時那裡的改造工程尚在進行中，讓人感到非常偏遠，雖然現在它已經成為三環和四環之間的中心地段。
我在北京的其他時間，主要住在後海邊的巫家老宅。在這兩個地方的鄰里中，我都是唯一的外國人。在北京做研究的那些日子，我至今印象深刻的還有王府井大街上緊挨著考古研究所的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老舊的藏書室，讓人意想不到地存放著大量的古籍善本。我也有幸在我的學姐魏愛蓮（Ellen Widmer）教授的指引下，熟悉了不同圖書館的珍稀古籍庫存，這段經歷為我們此後的友誼和學術合作奠定了基礎。
那個夏天，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我的濟南之行——我前往山東省圖書館查閱資料，拜訪了山東大學的兩位資深蒲學研究專家：袁世碩教授和馬瑞芳教授。馬教授熱情地帶我前往鄉間，參觀了蒲松齡的老家蒲家莊。蒲松齡的後人當時仍居住在那裡，當地也還不曾有一座體面的紀念館。由於蒲松齡曾寫過一篇《煎餅賦》，馬教授特意安排我吃上了熱氣騰騰的山東大煎餅。她覺得我這個分不清驢鳴和豬叫的美國姑娘十分有趣。
《袁世碩文集》
剛開始研究蒲松齡並決定以「異」作為探討《聊齋志異》的中心議題時，我曾與人笑談道，三百多年後一個洋人女學者會寫一本關於《聊齋》的著作，如果蒲公地下有知，一定會覺得這比他故事中的鬼狐精怪還要奇異得多。
我在此處回憶的是《異史氏：蒲松齡與中國文言小說》一書的寫作緣起，以及它如何與我的婚姻、我對中國文學的熱愛以及由此發展出的學術事業之間的聯繫。而當追溯《異史氏》成書以來的歷程，我意識到《聊齋志異》一直是我學術生涯中取之不盡的靈感之源，也是讓我不斷受益的素材寶庫。
當我構思《異史氏》一書時，我力圖把視野擴展至當時《聊齋》研究所側重的「鬼狐精怪」等主題之外，刻意不以「怪力亂神」作為討論中心。但是正如經常發生的那樣，越是意欲擺脫的東西，便越會纏著你不放：我的下一部書——2007年出版的《芳魂：明末清初中國文學中的女鬼與性別》（The Phantom Heroine: Ghosts and Gender in Seventeenth-Century Chinese Literature），那是我轉入芝加哥大學任教後寫的——則完全以女性鬼魂為中心。
《The Phantom Heroine ：Ghosts and Gender in Seventeenth-Century》
雖然該書溢出了《聊齋志異》乃至文言小說的畛域，但對幾篇重要《聊齋》故事的文本細讀和分析仍然占據著內容的核心位置。
《聊齋志異》也為我打開了通往藝術創作領域的一條通道，由此得以與中國當代的藝術家開展合作。比如《公孫九娘》是我所鍾愛的一則《聊齋》故事，我在《芳魂》一書中對其進行了詳細探討。
這篇感人至深的故事，其背景設置為清初對山東地方起義的一次殘酷鎮壓。故事中人鬼相戀，卻無果而終。這種悲劇式結尾的愛情故事在《聊齋志異》中實屬罕見。於是，我和才華橫溢的作曲家朋友、現任中央音樂學院副教授的姚晨決定合作，由我作詞、他譜曲，推出一部名為《鄉村幽靈》（Ghost Village）的歌劇，以《公孫九娘》作為歌劇的故事原型。
此外，我有幸在2019年參觀了畫家彭薇的個人畫展和她在北京的畫室。她的作品延續著國畫的文化脈絡而富於當代藝術的實驗精神，充滿著豐富的想像力和女性的體驗與視點。
我們二人之間生出一種自然的默契，幾次交流之後，她決定以我建議的幾篇《聊齋》故事為題，創作一組有關女鬼的繪畫。這一題為《夢中人》的系列作品，成為2020年夏她在廣東美術館舉辦的「彭薇——女性空間」展的一部分。
最後，我很幸運地遇到任增強教授，這樣一位理想的譯者，他真正稱得上是我的「知音」。現任山東大學儒學高等研究院副教授的任增強博士也是一位聊齋學研究專家，其研究長於海外聊齋學。他是一位雙面手：不僅諳熟《聊齋》原典，而且熟知與《異史氏》成書有關的海外學術語境。
作者與譯者合影
不僅如此，作為一位優秀的譯者，他還將一部美國式的學術專著成功轉化為生動可讀的中文學術話語。我萬分感激任教授為翻譯此書而慷慨付出的精力與心血。我也要謝謝我在芝加哥大學的兩名明清文學研究方向的博士生：特別是陳嘉藝，作為一名得力助手幫助任教授核查了譯文、腳註和插圖等涉及終稿細節方面的工作；鄭怡人則協助處理了中文參考文獻。她們的努力使得整部中譯本更為完整，儘可能地呈現出英文版的原貌。
蔡九迪
蔡九迪
1988年獲得哈佛大學博士學位，師從著名漢學家韓南教授。現任芝加哥大學東亞語言文明系講座講授，主要研究方向為明清文學、戲劇和視覺文化。著有《異史氏：蒲松齡與中國文言小說》《芳魂：明末清初中國文學中的女鬼與性別》《蔡九迪自選集》等。目前，正與中國作曲家合作創作《聊齋》題材歌劇，並計劃開展《聊齋志異》全書的英譯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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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刊於《讀書》2023年第4期，經作者授權刊發，轉載請註明出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