柴靜
最痛苦的歲月其實是最美好的回憶
央視南院食堂，有一天集體吃飯時電視上正重播《時空連線》，我是主持人。
陳虻吃完飯給我打個電話：「人家說，這人還是陳虻招的？你可別讓我丟人。」說完把電話掛了。
他罵人的這個勁兒，史努比說過——讓人輕生的心都有。偏偏，他罵的都是對的。
他審一個人的片子，審完把對方叫過來，問人家多大歲數了。對方莫名其妙，問這幹嗎。他說：「看你現在改行還來不來得及。」
他嫌我小女生新聞的那套路數：「你簡直矯揉造作不可忍受。」
小女生氣得血上頭，眼淚打轉。
他還說：「批評你不可怕，對你失望才可怕。」
直到他看我真沒自信了，倒是對我溫和點了：「你得找到慾望。」
「我慾望挺強的呀。」我回嘴。
「你關心的都是自己，你得忘掉自己。」他說。
「怎麼才能忘掉自己？」我擰巴得很。一期節目三方連線，我得時刻想著我的身體要擰成三十五度、四十五度、六十度角，還要想臉上的表情、語言、化妝、衣服。這一場下來什麼都得想，我怎麼能忘掉自己？
「回家問你媽、你妹，她們對新聞的慾望是什麼，別當了主持人，就不是人了。」
我問醫生朋友：「為什麼我呼吸困難？」
他說：「情緒影響呼吸系統使呼吸頻率放慢，二氧化碳在體內聚集造成的。」
「有什麼辦法嗎？」
「嗯，深呼吸。」
上樓的時候，我深呼吸；下樓的時候，我深呼吸。我看著電梯工，她鬆鬆垮垮地坐著，閒來無事，瞪著牆，永遠永遠。我強烈地羨慕她。
上班時只有在洗手間，我能松垮兩分鐘。我儘量延長洗手的時間，一直開著龍頭，一邊深呼吸，看著鏡子裡的自己。我知道自己身上已經開始散發失敗者的味兒，再這樣下去誰都會聞出來了——在動物界，你知道，只要你散發出那樣的氣味，幾乎就意味著沒有指望了，很快，很快，就會被盯上，被毫不留情地撲倒在地，同伴會四散奔逃，甚至顧不上看你一眼。
那段時間，臨睡前，我常看一本叫《沉默的羔羊》的書，不知哪兒來的滿是錯別字的盜版，書皮都快掉了。
很多年後，我看到了它的續集，憤怒地寫信給作者。我說你這續集裡蹩腳的狗屁傳奇故事把我心裡的史達琳侮辱了。那個吃著義大利餐、欣賞油畫、跟食人魔醫生談童年創傷的女人根本不是她。
在我心裡，她一直是美國聯邦調查局（FBI）二十四歲的實習生，說話帶點兒土音，偶爾說粗口，沒有錢，穿著一雙不怎麼樣的鞋子，孤身一人去調查殺人案，監獄裡的瘋子把精液彈到她臉上，參議員認為她偷了自己女兒的珠寶，她知道失敗和被人看輕是什麼滋味。
可是她左手可以一分鐘扣動七十四下扳機，胳膊上的筋脈像金屬絲一樣隆起，捲起袖子去檢驗那些腐敗的死屍，對認為她只是依靠姿色混進來的男人說「請你們出去」。
她曾希望在FBI這個大機構里得到一席之地，但最後她不再為身份工作，「去他媽的特工吧」，她只為死去的人工作，在心裡想像這些被謀殺的女人，跟她們經歷同樣的侮辱，從刀割一樣的感受里尋找線索。
人在關口上，常是一些看上去荒唐的事起作用。在演播室開場之前，我很多次想過：「不，這個用塑料泡沫搭起來的地方可嚇不著史達琳，這姑娘從不害怕。」
我決定自己做策劃和編輯，找找那個抽象的慾望是什麼玩意兒。
每天給各個部委打電話聯繫選題。大老楊看我給外交部打電話聯繫大使被劫案的採訪覺得好笑：「得多無知才能這麼無畏啊。」但居然聯繫成了。錄節目的時候他負責拍攝，沖我一點頭。我心裡一暖。
我每天上午報三個選題，下午聯繫，晚上錄演播室，次日凌晨剪輯送審。
就這麼熬著，有個大冬天凌晨兩點，人都走光了，沒人幫我操機，我自己不會，盯著編輯機，心想，我不幹了。天一亮我就跟陳虻打電話，去他的，愛誰誰。我在桌邊坐著，惡狠狠地一直等到七點。電話通了，陳虻開口就問：「今天是不是能交片了？」
我鬼使神差地說：「能。」
我抱著帶子去另一個機房，編到第二天凌晨三四點。大衣鎖在機房了，穿著毛衣一路走到電視台東門。我是臨時工，沒有進台證，好心的導播下樓來，從東門口的柵欄縫裡把帶子接過去。回到家電梯沒了，爬上十八樓，剛撲到床上，導播打電話說帶子有問題，要換。我拖著當時受傷的左腳，一級一挪，再爬下去。
大清早已經有人在街上了，兩個小青年，驚喜地指著我，我以為是認出了我。
「瘸子。」他們笑。淺青色的黎明，風把天刮凈了，幾顆小銀星星，彎刀—樣的月亮，斜釘在天上。
白岩松有天安慰我：「人們聲稱的最美好的歲月其實都是最痛苦的，只是事後回憶起來的時候才那麼幸福。」
節目這麼播了一期又一期，常被轉載，也拿到一些獎，過得寬鬆點兒了。但我說不上來自己的感覺。默多克說，新聞人就是要去人多的地方。但我心裡知道我不愛扎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