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題：中國歷史上的四大卑劣制度發明
沈徹 沈小徹讀書會
粗線條中國史:中國歷史上的四大卑劣制度發明
沈徹 編輯：稷下學宮書店
大家好，我是沈徹。今天看到一個新聞，電子科技大學副教授鄭文鋒在和學生探討論文選題時，因稱『四大發明』在世界上都不領先中國古代不具備實質創新。被曝光以後，鄭文峰教授倒霉了。這個事情引起了軒然大波，很多人出來講學術不自由，甚至有人表態要社會各個公司形成一股不錄取本校學生的風氣，希望讓這種學校有所警惕。其實春秋戰國以後學術就不自由了。學術自由這個詞實在是太奢侈了。
最近剛好講到春秋戰國，恰好講一講春秋戰國的四大發明對中國歷史造成的悲劇性影響。可能有些人清楚，我認為人類社會最偉大的發明是三樣，一個是文字、一個是貨幣、一個是權力分立的社會制度。今天不細講這個事情，以後有機會單講。
今天講的是最惡劣的四大發明，也是制度層面的，也算是對前幾期音頻的一個總結。當然，也不是說春秋戰國一無是處，春秋戰國取得的思想成績是後來乃至於到現在都無法超越的。但今天不講好的，只講壞的，不是說沒有好的。
這四大發明是什麼呢？
1，統一思想，愚民教育。2，重農抑商，國家統管，奠定農業社會的基礎。3，打破社會底線，刀把子裡出皇權。4，官家寫史。這些最惡劣的制度發明都是春秋戰國時期出現的，官家寫史可能出現得更早，被秦國完全採納，並且不同程度地傳遞到以後的不同朝代。影響了中國兩千多年，甚至影響到現在。
這些東西滲透了中國兩千多年的政治形態和社會生活。導致中國在科技、商業、思想等等方面都沒有特別重大的進步。所謂的產生了一些領先世界的東西，也無非是在專制壓迫得僅有的一點兒自由空間下面發展出來的，因為中國人口多市場大，導致技術層面出現了先進的東西，我們總是自吹的四大發明就是，還有一些小小的學術成就。如果沒有皇帝專制的話，我們的發明和發現會更多，這個是毋庸置疑的。
先從愚民教育說起。
目前可考的愚民教育的源頭，就是《道德經》，老子主張老百姓傻傻的比較好，他認為古代善於治國的君主不是讓老百姓變聰明，而是讓老百姓變傻，老百姓什麼都不想，天天吃得飽飽的比較好。後來的法家也鼓吹愚民教育。但一定要區分清楚，這兩種愚民教育的目的是完全不一樣的，老子是真的覺得大家傻乎乎的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沒有戰爭，政府也不收那麼多稅收，各國之間相安無事，甚至村落與村落之間也不用交往，誰也不認識誰，老死不相往來比較好。想像一下這種畫面，是很美好的，但是不可能實現。然而法家主張的那個愚民教育就是完全站在統治者的角度上來看問題的，比如商鞅韓非子們，他們是基於統治者的管理成本提倡愚民教育的，甚至主張把老百姓教育成戰爭炮灰，教育成對國家有用的人，對國家沒用，這人就沒用。
老子的愚民教育是建立在他認為老百姓傻乎乎地生活對老百姓自己好，商鞅韓非子們的愚民教育完全相反。甚至不能說商鞅韓非子是思想家，因為他的出發點就不符合思想家的素質。
這種愚民教育對後來的影響可以說是相當深遠。
愚民教育不是說當權者不教育，而是說他按照一種思想來教育。所以愚民教育的另一個面就是統一思想，思想學術上，雖然我們沒有什麼發展，但是愚民教育的手段卻發展得越來越爐火純青，漢武帝創建太學，就是也是愚民教育，基本上只教授儒家那一套。其實這時候相對還好一點，畢竟學的是原汁原味的東西，還能在真相的基礎上探討問題。但慢慢地演化，連真相都沒有了，歪曲地教授，後來識字率提高了，出現了科舉制，科舉制實際上解決老百姓的流動性問題，其實這是個謊言，科舉制不解決老百姓的流動性問題，因為科舉選拔的人才是非常有限的，一個幾百年的朝代因為科舉改變命運的也最多只有幾千人，能說是解決了老百姓的流動性問題嗎？基本等於零，但是這種制度導致大家只學習一種東西，科舉制其實就是換了一種愚民的手段，發展出一套符合識字率的社會現實的愚民手段。後來光是科舉制也不行，還要僵化考試，僵化答題，甚至考試時書法字體也僵化。康有為科舉考了很多年據說就吃在了書法的虧上。不知道是真的假的。
把科舉說成是改變老百姓流動性問題，改變底層人的命運，也是一種愚民的說法，其實無非就是讓天下有能力學習的人，都去研究大皇帝們倡導的那一套，別去研究什麼思想、科學之類的東西。所以說，中國歷史上能夠產生一些發明和發現，真的是挺不容易的，不是因為這些發明多麼困難，而是因為皇帝們都讓大家研究他倡導的那些東西去了，還能出現這些發明和發現，真是不容易。
第二點是重農抑商。
我們現代人真的很難想像那個時代的商業多麼發達，但是我想大家都會有一個模糊的認識，那就是：那個時代，兩千多年之前，能有什麼發達的商業？心理上就會對那個時代的商業有所蔑視。其實春秋戰國時代，每個國家跟每個國家的商業也都是不一樣的。
比如說齊國，在齊桓公時代商業就發展的很好，管仲本身也是做生意出身的。但是吳越商業就不太好。但是范蠡後來離開勾踐，也去經商去了。
那時候商業到底發達到什麼程度，我也不知道，這還需要以後某些歷史學家更加細緻地考據。但是那時候的商業，我認為不像我們模糊認識中的那樣。至少商業在全國比重中是很高的。到了清朝的時候，我們的農業人口在百分之九十以上，春秋戰國時期農業人口應該是遠遠達不到這個數字。商業比重反而可能更高，具體多高，還要歷史學家去考據細節性的問題。
之前講過，那個時代人口增長，是一個基礎設施建設的時代，各個諸侯國政府的手都或多或少地干預經濟，干預老百姓的自由。但是像秦國這種全方位干預的國家，是沒有的。只有秦國這麼一家。
那個時候，管仲也很重視農業，但是管仲也非常重視商業。而且孟子也有主張，就是分工合作，真正要完全拒絕商業，擁抱農業的，就是法家思想。商鞅給秦孝公提的一系列的具體方略都是把商人逼成農民，大家都去種地，然後為了戰爭做準備。
這種重農抑商的思想其實有利於統治者，不利於老百姓。我們經常說我們歷史上是農業社會，我們土地廣袤，我們地理位置優越，亂七八糟的，大多數人都認為我們是農業社會導致了皇帝專制。其實恰恰相反，恰好是皇帝專制導致了農業社會。在《商君書》里就提到，很多人願意經商，不願意種地，這麼累的事兒誰願意做？所以只能政策逼得大家不能經商，都去種地。然後秦國統一天下，把這個政策推廣到全國。可以說中國的農業社會是被皇帝生生的給壓出來的。
所以，我經常說，如果沒有重農抑商這個政策的話，中國的商業要是在春秋戰國就開始發展的話，那種結果是不敢想像的。
商業理論告訴我們，商業改變命運，商業改變思想，商業促進科技進步，商業導致文化繁榮。但是，從秦國開始，我們就把商業給壓下去了。
為什麼要這麼做？因為農業社會的統治成本低，商業社會的統治成本高。皇帝為了自己的利益當然要把社會搞成農業社會。都去經商了，都很精明了，不好管理。而且商業稅比農業稅要難收得多。商業稅要明確各種複雜的稅種，農業稅就不用，根據土地收糧食，或者根據人口收糧食就好了。在唐朝的時候，我們還是很籠統的稅法，才剛剛發展出來兩稅法。但是同時期的阿拉伯，也就是被我們現代很多人厭煩的伊斯蘭世界，我們唐朝的同時代阿拉伯已經有了相對明確的商品稅。
我們對於經濟管理真的是非常糊塗，皇帝專制總是尋找成本最低的統治模式，所以很難發展出明確的商業稅種，中國歷史各朝代的矛盾應該不是土地兼并，我們老說我們歷史各朝代的大矛盾是土地兼并，可能不是，我們歷史各朝代的主要矛盾應該是商業發展和統治手段之間的矛盾，所以只能打爛重建，種地，然後商業在縫隙里求發展，發展到一定地步，訴求越來越多，皇帝專制滿足不了這種訴求，所以就開始亂。當然啦，中國歷史很複雜，不能用一兩句來概括，朝代出現問題的原因也是多方位的。
不管怎麼說，重農抑商的國策其實是不符合人性的。老子說「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為盜」，統治者不要看中那些難以得到的東西，這樣老百姓也不把那些東西當回事兒，自然就不會有偷雞摸狗這種現象。其實這是反人性的，反經濟學的，經濟學就是看中難以得到的東西，物以稀為貴嘛，重農抑商，就是變相地讓大家不要去追求財富，踏踏實實種地。其實誰願意種地？大多數人都是不願意種地的，那個時代又沒有農藥，地裡頭有蟲子，都得人工去抓，從種地到收穫的每一個細節都要人去操作。又累又髒，結果只能夠滿足溫飽，誰願意種地？所以大家不願意種地是可以想像的。老百姓不願意種地，但國家非讓種地，這就是反人性的。
可能有人會說，大家都不種地，老百姓吃什麼？這個問題就連商鞅都沒有提過，商鞅說大家都種地便於管理，然後方便打仗。如果大家不種地，那麼糧食價格就會提高，糧食價格提高，老百姓自然又願意回去種地了，而且會想方設法多種地，這個過程中也會產生各種新技術。這是非常淺顯的現代經濟學的道理。歷史上的皇帝不會懂。
第三點是打破社會底線，刀把子裡出皇權。
這個話是不是很熟悉？其實這種道理在春秋戰國時期就我們就明白了，不是什麼新思想。甚至在原始社會裡，我們就明白這個道理。我們看動物世界，猴子社會，猴王也是靠力量靠拳頭來戰鬥，誰拳頭硬，誰就是猴王，大拳頭裡出猴權，猴子都明白這個道理。商鞅韓非子們作為不合格的思想家，他們想來想去，終於想明白了這個在猴子社會裡就存在的道理，而且商鞅成功地把這個道理灌輸給了秦孝公。
什麼仁義禮智，禮義廉恥，不能當飯吃，沒有用，最有用的就是力量。
問題就來了，這種連猴子都懂的道理，難道大部分人不懂嗎？大部分人都懂，只是那個時代之前建立了一定的人的底線。做人就要有羞恥心，做人就要有慈悲心，做人就要講信用，做人就得講規則等等等等，之前都建立起來了，但是被商鞅這樣的人都看成了沒用的東西。如果凡事都用利益來衡量，失去了底線，那麼人類社會真的跟猴子社會沒有什麼特別的區別了。所以孟子才說：「沒有同情心不是人;羞恥心不是人;沒有謙讓心不是人;沒有是非心不是人。」做人就應該有這種最基本的價值判斷。
商鞅的一套徹底打破人類底線的理論被秦孝公推廣開，秦國廢黜了周天子，統一了全國，建立了郡縣制，把整個社會建設成了一個猴子社會，從理論到社會實踐，秦國都成功了。後來每到亂世，或者說快亂了，就有人出來搞事情，比如董卓，曹操，都搞事情，秦始皇是他們的榜樣，講究什麼仁義禮智禮義廉恥，該干就干，該自己上就自己上。
刀把子裡出皇權，就是成王敗寇的另一個說法。贏了就行。
緊握筆桿子。
要真正的成王敗寇，光贏了還是不行的，這就是我們要說的第四點，還要掌握筆桿子，掌握社會的宣傳大權，甚至掌握歷史宣傳權。你贏了，但你用什麼手段贏的？如果民間掌握宣傳大權，恐怕就會寫得很差，一個混蛋贏了，比如司馬遷就是這麼寫，劉邦是流氓贏了。所以掌握筆桿子太重要了。後世很多統一天下的，都是足智多謀，上天選中的，失敗的就是陰謀詭計沒成功。甚至捏造上很多莫須有的東西，比如本來對老百姓不錯，結果給捏造得很差，本來自己對老百姓很差，結果給捏造得很好。比如商鞅變法，本來很差，就給捏造的很好，當然，這不是秦朝捏造的，是現在的秦朝的遺民給捏造的，就愣是說商鞅變法，剝奪了貴族權力使得老百姓得到了土地。
掌握筆桿子也不能算是秦國的發明，秦國只是其中一個也在用的國家。秦統一後，也把這個遺傳下來了。但他自己沒來得及改得太多，就完蛋了。春秋戰國時期其實是有私人史學家的。比如孔子，就是私人史學家。如果這個能夠延續下去，或許好很多，但是統治者慢慢地也越來越重視歷史。孔子的學生子夏就提醒統治者要學春秋，要重視歷史。
統治者過度重視歷史，因為手裡的權力，他就隨時可以改寫歷史。這實在是太悲劇的事情。國家的教育，統治者掌握了，寫史的權力，統治者也掌握了。到了清朝甚至出現了把二十四史編成正史，哪些歷史是正的，哪些歷史是野史，是歪的，統治者也要把這個意識形態定下了，這就實在太過分。正史的概念最早出現在南北朝時期，就開始一步一步官方來認定哪些是真歷史，哪些是假歷史。這實在荒唐。
最後。
這四大發明當然不只是我們有過，有些在其他國家也存在過，比如東羅馬帝國也有愚民教育，但這些發明湊在一塊兒，並且付諸實踐，全世界好像都找不到延續這麼長時間的案例。甚至基本沒有過。前蘇聯、現朝鮮勉強符合這個標準，但時間也並不太長。這些東西真的是把統治者的利益發展到極大化。現代極權政治的那些東西，我們在秦始皇時期就做到了，而且這一套東西不斷地借屍還魂。從這個角度來看，我們的歷史其實早就可以發展得更好，有發展出極權統治的現實，其實也說明有更好的有利於老百姓的道路可以選擇。
這四種制度有機結合地真是太完美，對統治者來說。前兩個呢是為了節省統治者的管理成本的，重農抑商和愚民教育統一思想，是為了節省統治者的管理成本的。第三個打破底線，刀把子裡出皇權，是到了亂世的時候給野心家奪天下提供理論依據的。第四個官家寫史是統治者為了成全自己名聲的，當下的名聲以及歷史名聲。主要是歷史名聲。歷史的統治者也有一定的默契，隔代修史也一般不把前朝的開國之君修的很差，大家相互成全，有一個默契。這不是保護什麼底線，是他們同行們之間的默契。就像歷代都不挖前朝祖墳一樣，怕以後假如朝代再更替的時候祖墳也被挖了。雖然說都是希望千秋萬代，喊的都是萬歲，但哪有千秋萬代呢？
秦始皇創立了這一套制度，在歷史上不斷地借屍還魂，王朝倒了，建立的還是差不多，大同小異的這麼一套東西。說實話，有時候思考歷史，會想到，到底是皇帝制度綁架了這些統治者，還是這些統治者真的皇利用在帝制度呢？這個問題也留給大家來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