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齊洲、王麗娟：《水滸傳成書時間研究——以水滸傳早期傳播史料為中心》

第二章 楊慎《詞品》所載「宋江詞」辨析

第一節 《詞品》和《水滸傳》所載「宋江詞」比較

第二節 「宋江詞」的出處與原文

第三節 「宋江詞」的作者

第四節 楊慎是否讀過《水滸傳》

第三章 張丑著錄文徵明小楷古本《水滸傳》考辨

第一節 相關討論的簡要回顧

第二節 張丑其人及文徵明小楷古本《水滸傳》的真實性

第三節 文徵明抄寫《水滸傳》的時間

第四章 錢希言《戲瑕》所記《水滸傳》早期傳播史料辨析

第一節 與文徵明諸公一起「聽人說宋江」的不是錢希言

第二節 與文徵明諸公一起「聽人說宋江」的是錢允治

第五章 《戲瑕》所記「文待詔諸公暇日喜聽人說宋江」再析

第一節 「文待詔諸公」並非專指「吳中四才子」

第二節 文、祝、唐、徐不可能在青年時期一起「聽人說宋江」

第三節 文徵明晚年最有可能「聽人說宋江」

第四節 《戲瑕》所載正是文徵明晚年與門生故舊「聽人說宋江」

第六章 從《菽園雜記》與《葉子譜》比較看《水滸傳》成書時間

第一節 關於陸容《菽園雜記》所記「葉子戲」的已有討論

第二節 《菽園雜記》與《葉子譜》所記「葉子戲」的比較

第三節 陸容生前沒有見過《水滸傳》

第七章 熊過《故相國石齋楊公墓表》與《水滸傳》早期傳播

第一節 關於「或說七等《水滸傳》宋江赦者」的不同解讀

第二節 《故相國石齋楊公墓表》的詳細解析

第三節 從熊過、楊慎交遊看《水滸傳》的早期傳播

第八章 杜堇《水滸人物全圖》考論

第一節 杜堇其人及大致生活年代

第二節 杜堇交遊及李開先、郎瑛對其評價

第三節 杜堇畫作被提及和被著錄的情況

第四節 杜堇《水滸人物全圖》的由來

第五節 杜堇畫作贗品示例及若干結論

第九章 關於《水滸傳》成書時間研究方法的思考)

第一節 《水滸傳》成書時間研究方法之回顧

第二節 用文獻-傳播學方法探討《水滸傳》成書時間的合理性

結語

附錄一 《水滸傳》早期傳播史料輯錄

附錄二 關於《水滸傳》成書時間的方法論思考

附錄三 《三國志演義》成書時間新探

自 序

我對《水滸傳》的興趣，從20世紀60年代初就開始了。當時的初中《語文》課本里選有《武松打虎》和《魯提轄拳打鎮關西》，我被武松的機警勇猛、非凡神力所震撼，尤其喜歡魯達「路見不平，拔刀相助」、「殺人須見血，救人須救徹」的豪俠氣概。

年畫武松打虎

有了這種閱讀快感，我便找來《水滸傳》全本閱讀，時而激動，時而迷惑，儘管愛不釋手，卻也不免常常氣憤填膺，為宋江等人的最終失敗而扼腕。這種帶著情緒的閱讀體驗雖然痛快，但並沒有考慮應該如何理解和評價《水滸傳》文本，自然談不上有什麼研究。

而在「文化大革命」的「評《水滸》」運動中，我作為荊州師範學校的中文老師兼班主任，要帶著一個班的學生開展「評《水滸》，批投降」的活動，不能不再次完整細緻地閱讀《水滸傳》，進而了解歷史上尤其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學術界對《水滸傳》的主要看法。

通過閱讀和了解，我知道了人們對《水滸傳》的認識從來沒有一致過，甚至存在截然相反的意見，這樣，我也就能夠較準確較全面地回答學生關於如何理解毛澤東和魯迅對《水滸傳》的評論。

這時的我可以說有了初步的理性思考和研究意識。直到改革開放初期，我到武漢師範學院中文系（今湖北大學文學院）進修，聽張國光先生講「兩種《水滸》，兩個宋江」，參與籌辦國內唯一的《水滸》研究專刊——《水滸爭鳴》，才真正自覺地投入到《水滸傳》的研究之中。

《水滸爭鳴》第一輯

從1980年到1984年，我先後在《文學評論叢刊》《社會科學研究》《荊州師專學報》《水滸爭鳴》《爭鳴》《江漢論壇》《天津社會科學》等刊物發表了8篇關於《水滸傳》和金聖嘆的論文，其中5篇被中國人民大學書報資料中心《中國古代近代文學研究》複印，《中國文學研究年鑑》《北京文藝年鑑》也介紹過其中的幾篇，產生了一定的社會影響。

在為荊州師範專科學校中文系77級、79級學生授課時，我沒有按照教材照本宣科，而是根據自己的研究所得講解《水滸傳》，如《水滸傳》是否為描寫農民起義的作品，宋江是農民革命的投降派還是地主階級的革新派，怎樣理解李師師的形象塑造與《水滸傳》的創作思想，明代對《水滸》是推崇還是禁毀，以及如何評價金聖嘆腰斬《水滸傳》和他對《水滸傳》的有關批評，等等。這樣的講解受到了學生們的真誠歡迎，也更堅定了我研究《水滸傳》的信心。

《水滸傳》的問題固然很多，其中最基礎、最重要、最優先的問題是《水滸傳》成書時間問題。因為只有確定《水滸傳》成書時間，才能準確判斷它在中國小說史乃至中國文學史上的地位，才能正確評價它對於當時文學藝術、思想文化乃至社會政治生活和文化生活的影響。

《容與堂刊忠義水滸傳》

我在給荊州師範專科學校中文系77級、79級學生授課時，對《水滸傳》成書時間還沒來得及做深入研究，只是心存疑慮，提醒同學們注意這一問題。當時國家高等教育主管部門指定的中國文學史教材有三種，即游國恩等主編的《中國文學史》（四冊）、中國科學院文學研究所中國文學史編寫組編寫的《中國文學史》（三冊）和劉大傑著的《中國文學發展史》（三冊）。雖然這三種教材都將《水滸傳》的成書時間確定在元末明初，但卻沒有任何一部教材提供確定其成書時間的可靠文獻依據。

例如，文學研究所編寫的《中國文學史》在《水滸傳》專章第一節《〈水滸傳〉的形成》中這樣寫道：「元末爆發了農民大起義，群眾性的反抗運動風起雲湧。它們規模龐大，波及的範圍廣泛，其間又有許多可歌可泣的事跡產生，因此給人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於是，這時便產生了用長篇小說的形式來反映農民革命事業的客觀要求。偉大的作家施耐庵承擔起這項歷史使命，寫成了《水滸傳》。」

因為元末爆發了農民大起義，因為社會有用長篇小說反映農民起義的客觀要求，所以就產生了《水滸傳》。這樣的邏輯推理並不是真正的科學研究，因為科學研究要求提供事實證據，不能僅僅依靠邏輯推理。

楊柳青年畫宋江

況且這種邏輯推理也不能成立。實際上，宋江起義發生在北宋末年，同時還有方臘起義，占領過六州五十二縣，朝野震動，之後還有鐘相、楊么起義。這些起義規模並不小，衍生的故事也很多，教材的編寫者為什麼不說北宋末年聲勢浩大的農民起義給人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南宋社會有用長篇小說反映農民起義的客觀要求，從而將《水滸傳》成書時間確定為南宋時期呢？

當然，教材也給出了理由：「施耐庵大約是和羅貫中同時的人，他的生平事跡不得而知。傳說他同元末農民起義運動有一定的聯繫，甚或親自參加了起義的隊伍。」既然對他的生平事跡「不得而知」，怎麼能夠確定他的生活年代是在元末，還「同元末農民起義運動有一定的聯繫」呢？

說他「大約是和羅貫中同時的人」，而明人田汝成在《西湖遊覽志余》里明確說「錢塘羅貫中本者，南宋時人」，「傳說」為「南宋時人」的羅貫中又怎麼能夠與「親自參加了」元末農民起義的施耐庵「同時」呢？依靠「大約」「傳說」「不得而知」的作者信息怎麼可以確定《水滸傳》的成書時間？

《西湖遊覽志余》

劉大傑先生的說法倒是直截了當，他說：「關於施耐庵的生平，至今尚無確切的資料，據說他生於元成宗元貞二年，卒於明太祖洪武三年。原名耳，又名子安，祖籍蘇州，曾出仕錢塘，又傳他曾參加張士誠軍。但這些都還待證實。」

這段說明中，有關施耐庵的生平「至今尚無確切的資料」的說法是切實的、嚴謹的，而那些「據說」「又傳」的說法則是「還待證實」的，是不能作為證據的。

利用「還待證實」的不能作為證據的資料得出的《水滸傳》的所謂確切成書時間，實在不應該作為結論寫進教材，對學生形成誤導。何況明嘉靖年間人們談論《水滸傳》時，所提作者多是羅貫中，或者說「錢塘施耐庵的本，羅貫中編次」。

從明萬曆年間胡應麟提到《水滸傳》作者為施耐庵開始，明末金聖嘆說《水滸傳》為施耐庵作、羅貫中續，並將前70回確定為施耐庵所作之後，施耐庵才成了《水滸傳》（實即《第五才子書》）的唯一作者。

金聖嘆批點《水滸傳》

傳說施耐庵是羅貫中的老師，《三國志演義》卻又誕生在《水滸傳》之前，而這兩部長篇小說的思想傾向、語言風格、人物塑造、藝術手法又有很大不同，我們很難說上述那些「傳說」是真實可信的。況且撰寫《三國志演義》的小說家羅貫中，是否就是明初《錄鬼簿續編》著錄的那個創作了《宋太祖龍虎風雲會》的戲曲家羅貫中，也是一個有待證明的問題。

中國人姓氏有限，同姓名者比比皆是，怎麼能夠因為姓名相同就認定這兩個羅貫中為同一個人呢？宋人羅泌在《路史·同名氏辨》中早已指出：「耳目之所接，有不得而盡。世知孔子之諡文宣王，而不知齊之竟陵王子良與隋之長孫雅亦曰文宣王。漢兩龔遂俱為郡太守，而兩京房俱明《易》災異。然則千歲之久，萬里之遠，其不約而合者，渠可既邪誰？」

在自然科學研究中，大家都自覺遵守一個共同的學術規則，即一切沒有被實驗或事實所證明的理論，哪怕這一理論邏輯嚴密，也只能作為「猜想」或「假說」，不能作為定論。

為何文學研究中尤其是通俗小說研究中要將「猜想」或「假說」作為常識寫進教科書，然後在這些所謂「常識」的基礎上推演出那麼多的結論來呢？這難免讓學生們感到疑惑，我自然也無法向他們做出有說服力的解釋，因為我本身並不相信這些結論。

對於《水滸傳》成書時間的研究，學術界向來比較重視，許多同仁在作者、版本、作品內證等方面下了苦功，做出了有一定影響的研究成果，卻始終沒能真正解決這一問題。我一直關注著這項研究，認真拜讀學者們的大作，也思考著如何走出研究困境，尋找到新的突破口。

《三國故事演變中的文人敘事與民間敘事》

1998年，王麗娟考取了我的碩士研究生（我當時在湖北大學文學院任教授），她喜歡《水滸傳》，想以《水滸傳》作為學位論文的研究對象。我表示贊同，並向她提出建議：從現有文獻資料來看，最早提及《水滸傳》的是明嘉靖時期的一批學者，而以李開先的《一笑散·時調》記載為最早，能否通過解讀這些文獻資料，尤其是從《水滸傳》的早期傳播史料入手，嘗試解決《水滸傳》的成書時間問題。

因為所有認為《水滸傳》成書於元末明初的學者，雖然可以提供明中期以後的傳說材料，卻無法提供元末明初有關《水滸傳》作者、版本的原始文獻和《水滸傳》有效傳播的直接證據，因而難以得出科學結論。

因此，我們的研究應該將文獻學與傳播學結合起來，讓研究結論建立在可靠文獻和有效傳播的基礎之上，這可能形成新的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找到落實《水滸傳》成書時間的真正突破口。

她接受了我的意見，認真閱讀了嘉靖時期所有與《水滸傳》傳播發生關聯的學者的文集和相關資料，寫成《〈水滸傳〉成書時間新證》一文。在她寫作的過程中，我自然做了指導，也提供了意見，並對她的文稿做過修改，最後以她個人的名義將該文發表在《湖北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1年第1期上。

《〈水滸傳〉成書時間新證》

此文發表前，學報編輯部曾將此文送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石昌渝先生評審，石先生給予了很高評價，建議立即發表。此文發表後，得到了許多《水滸傳》研究者的肯定，至今仍然有人引用。

王麗娟以此文為核心所形成的碩士論文《〈水滸傳〉的早期傳播與接受——兼論〈水滸傳〉的成書時間》被評為湖北省高等學校優秀碩士論文。看到自己的弟子能夠做出這樣的研究成果，我的內心自然是十分高興的。

事實上，石昌渝先生從20世紀90年代開始一直在探討從研究《水滸傳》內證的角度來解決《水滸傳》的成書時間問題，發表了一系列高水平的論文。

然而，他的具體證據、論證方法和研究結論也受到不少學者的質疑。尤其是蕭相愷和苗懷明兩位先生聯名與石昌渝先生在《文學遺產》上分別發表的數篇商榷論文，將有關討論推向高潮。

這場討論也引起我的興趣，促使我進一步思考有關《水滸傳》成書時間的問題。我的觀點與石先生的研究結論比較接近，都認為《水滸傳》成書於明嘉靖時期，但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卻有所不同，因為我覺得運用內證法很難解決《水滸傳》成書時間問題，而運用文獻-傳播學方法則有可能解決這一問題。

《中國小說發展史》，石昌渝著，山西教育出版社2019年9月版。

於是，我寫了《論〈水滸傳〉的早期傳播——以張丑著錄文徵明小楷古本〈水滸傳〉為中心》一文。當時《文學遺產》網絡版試刊，負責網絡版的竺青先生向我約稿，我便將此稿給他，發表在《文學遺產》網絡版2009年第2期，次年又在《社會科學研究》2010年第3期刊出，受到了學術界的關注。

這時王麗娟早已從北京師範大學郭英德先生那裡博士畢業，到華南農業大學工作，我將此文傳給她參考，並希望她繼續從《水滸傳》早期傳播史料入手，將《水滸傳》成書時間的研究向縱深推進。她愉快地答應了。

於是我們二人分工合作，對李開先的《一笑散》（《詞謔》別稱）、楊慎的《詞品》、張丑的《清河書畫舫》《真跡日錄》《書畫見聞表》、錢希言的《戲瑕》、陸容的《菽園雜記》、潘之恆的《葉子譜》、熊過的《故相國石齋楊公墓表》、杜堇的《水滸人物全圖》等與《水滸傳》早期傳播相關的文獻資料，進行了認真細緻的討論，證明《水滸傳》早期傳播時間不早於明代嘉靖初年，具體為嘉靖三年（1524）至嘉靖九年（1530）之間。而面向市場的通俗小說《水滸傳》的成書時間應該與其早期傳播時間接近，這樣，其成書時間可定為明世宗嘉靖初年，不應該是通常所說的元末明初。

《水滸傳稀見版本彙編》

這些論文先後發表在《湖北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南開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北京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中山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南京大學學報（哲學·人文科學·社會科學）》、《社會科學研究》、《學術研究》、《明清小說研究》等刊物上。

我們期望緊扣《水滸傳》早期傳播史料這一關鍵，運用文獻-傳播學方法來研究《水滸傳》的成書時間，讓研究結論建立在切實可靠的直接證據的基礎之上，排除各種偽文獻和情感因素的干擾，為學術界提供一種新的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改變通俗小說研究領域不注重直接證據而喜歡以猜想代替實證的非科學痼疾，將有關討論引向深入。這些論文發表後，得到了學術界的充分肯定。也有個別學者提出不同意見，我們進行了積極的回應，取得了預期的效果。

本書即是在這些研究成果的基礎上重新結構、整理、修訂、充實而成，與原來發表的論文有了很大的不同，不僅材料更為豐富，論證更加周密，而且補充完善了對一些關鍵材料的討論，修正了原論文中出現的某些失誤，更能體現我們現在的認識水平。

書後所附兩篇有關論文，是為了讓讀者能夠對書中討論的問題有更深入的了解，對運用文獻-傳播學方法來研究《水滸傳》成書時間做更理性更客觀的思考。至於我們的研究是否真正解決了《水滸傳》成書時間問題，還有待於讀者諸君的審查和批評。

是為序。

王齊洲

壬寅春日於武昌桂子山兩學軒

《水滸傳》文化讀本

後 記

一部文學作品誕生的時間，似乎是一個很具體的小問題，用不著小題大做，花這樣大的精力來討論。然而，《水滸傳》的成書時間，卻並不是一個小問題，而是一個大問題，因為它牽涉如何認識中國小說發展的歷史進程，如何理解中國文學發展的歷史脈絡，從而為中國通俗文學邁進中國文學歷史舞台中心位置確定比較準確的時間坐標，探尋出中國文學發展的內在規律，其意義十分重大。

正因為如此，新文學運動以來，許多學者投入大量精力，試圖解決這一問題。遺憾的是，經過百餘年的努力，這一問題始終沒有得到有效解決。

本書是我們為解決《水滸傳》成書時間問題所做的一次嘗試。書中的每章包括緒論都以論文形式在期刊發表過，得到了絕大多數學者的肯定，產生了一定的學術影響。因受當時認識局限，少數論文的個別地方存在疏漏，或有些論述還不夠細緻周密；因受期刊版面限制，有些內容當時沒有能夠在論文中充分展開，或是在論文發表時因版面原因有所刪減壓縮。

《中國通俗小說史》

此次借整理成書之機，我們對上述內容進行了補充修改，有些內容甚至進行了徹底改寫，使之更為完善，以充分表達我們當下的意見。

我們以整理完善後的書稿申報2019年國家社科基金後期資助，得到五位匿名評審專家的一致肯定，順利獲准立項。這裡，照錄一位評審專家的意見：

該成果選題有針對性，有目的性，有創新意識，有學術價值。作者以九章的篇幅，從《水滸傳》傳播史上重要的文獻切入，進行一系列的考證和辨析，力圖重新考定《水滸傳》的成書時間，以期推動《水滸傳》的研究。該成果的創新建樹與學術價值，可概括為以下幾方面：

1.為學界提供了一種新的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這就是運用文獻-傳播學方法來研究《水滸傳》的成書時間。作者針對學界無法提供《水滸傳》作者和版本的原始文獻的現狀，轉換思路，另闢蹊徑，力圖把文獻學與傳播學結合起來，將李開先《一笑散》到杜堇《水滸人物全圖》等有記載《水滸傳》傳播的文獻梳理出來，詳細考證，尊重史實，實事求是，從而得出了令人信服的結論。

2.以問題為導向創立新說。作者認為：學界似乎已成共識的《水滸傳》成書於元末明初說缺少文獻依據，以此問題為導向，作者從《水滸傳》傳播文獻入手，經過認真地反覆討論，提出了《水滸傳》成書時間的新說法：嘉靖三年至嘉靖九年之間（1524—1530）。這就比傳統的模糊說法更為具體，更為明確，或許也更為接近事實的本真狀態。雖然此觀點仍然需要作者和版本原始文獻的印證，但在原始文獻發現之前，它起碼是將《水滸傳》成書時間的研究又向前推進了一步。這對其他明清小說相關問題的研究也是有借鑑意義的。

匿名專家這樣熱情細緻地從研究思路與研究方法兩方面來肯定本課題研究成果，強調其學術創新意義和推動古代小說相關研究的學術價值，令我們十分感動，也讓我們備受鼓舞。我們由衷感謝各位評審專家和國家社科基金委對本成果的充分肯定與大力支持！

《四大奇書與中國大眾文化》

匿名評審專家在充分肯定本成果的同時，也指出了本成果需要改進的地方。他們一致認為，本成果第一章到第八章為文獻辨析，以駁論為主，第九章是對《水滸傳》成書時間研究方法的思考，具有宏觀性和理論性。

總的來看，「文獻辨析自有優長」，「個案研究比較深入」，但「立論弱於駁論」，「宏觀研究還望進一步拓展」，「有進一步打磨的空間」。這些意見十分中肯，我們完全接受。

收到立項通知書和專家意見後，按照評審專家的指引，我們花了一兩年時間，除了對全書各章做了「進一步打磨」外，還補充完善了一些關鍵證據，對不少章節進行了改寫，特別對第九章做了重點改寫，並調整了一些章節的結構，強化了最後的結語，使之能夠對全書起到綰結和提振的作用，以便真正能夠從理論和實踐上對文獻-傳播學方法做出更有理論概括力和更具實際操作性的解釋，以利於學術界的批評、吸收、甄別和討論。

《圖說四大奇書》

我們以修改完善後的成果申請結項，結項評審專家給予了較高的評價。這裡照錄三位專家的主要評審意見如下：

專家一：

本論文的創新價值與學術價值大致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研究觀念的轉換與研究方法的創新。《水滸傳》成書時間是長久以來學界爭議較多的問題之一。本論文通過對百年來《水滸傳》成書時間研究的檢討，剖露出有關《水滸傳》作者、版本、內證等研究存在的諸多困境，認為依靠現存的有限材料，依然無法確定《水滸傳》的成書時間。作者認為，文獻-傳播方法乃是適應通俗小說這一特殊對象、能夠為世代累積型作品的成書時間進行準確定位的有效方法。因此，研究者需轉換研究觀念與研究方法，將傳播與接受作為研究的抓手，運用文獻-傳播學的理論與方法，來解決這一歷史疑難問題。作者通過對李開先《一笑散》、楊慎《詞品》、陸容《菽園雜記》、杜堇《水滸人物全圖》等早期傳播史料的細緻考辯，得出《水滸傳》成書時間約為嘉靖三年至九年（1524—1530）之間，而不是通常所說的元末明初。所論實事求是，結論成一家之言，也較有說服力，同時在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上均有所拓展與創新。

2.對現存《水滸傳》成書時間的相關文獻材料作了細緻的辨析工作，並對相關史實加以發掘，為今後的研究提供了較為詳實的文獻材料。《水滸傳》自問世以來，有關作者、創作方式、成書時間等，往往歧說紛紜，真偽雜糅。本文可以說對歷來《水滸傳》成書時間的史料竭澤而漁，並在此基礎上狠下去偽存真、去疑取信的考證辨析功夫，為《水滸傳》成書時間研究提供了更為全面、詳實與準確的文獻保證。儘管《水滸傳》成書時間的確定，仍需要更為直接的文獻證據，但對已有相關文獻的考證辨析，澄清了一些問題，同樣具有重要的學術意義。

論文問題意識強，討論問題集中，對已有的研究有所拓展與推進。論文資料翔實，論證細密，是一篇頗具學術價值的研究成果。

《水滸傳資料彙編》

專家二：

該成果的創新程度、突出特色和主要建樹體現於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該成果的研究視角比較獨到、新穎。關於《水滸傳》成書，一般認為是在元末明初，對這一問題的探討，前人做了不少工作，該成果以《水滸傳》早期傳播史料作為研究中心，對此加以考察，認為《水滸傳》成書時間與其早期傳播時間接近，應該是在明代中葉而不是在元末明初。這一結論雖不是首次提出，但該成果的研究視角新穎、獨特，體現出很好的學術價值和創新意義。

第二，該成果的文獻資料翔實。作者通過搜集李開先《一笑散》、楊慎《詞品》、張丑著錄文徵明小楷古本《水滸傳》、錢希言《戲瑕》、陸容《菽園雜記》、潘之恆《葉子譜》、熊過《故相國石齋楊公墓表》、杜堇《水滸人物全圖》等早期《水滸傳》傳播史料並加以分析、考證，結尾附有《<水滸傳>早期傳播史料輯錄》,在具體而翔實的文獻材料基礎上闡述《水滸傳》成書時間，得出的結論有較好的說服力。

第三，該成果注重對前人相關研究的回顧、總結，作者在緒論中間，對前人有關研究作了很好的總結。在具體章節中也有相關的內容，如，第三章《張丑著錄文徵明小楷古本<水滸傳>考辨》第一節對相關問題進行簡要回顧，在此基礎上提出自己的觀點，寫作比較規範。

第四，該成果研究方法獨到。首先，作者採取文獻-傳播學的方法開展研究，將文獻資料與理論闡述相結合，對於分析《水滸傳》的成書而言，提供了新的研究思路和方法，與以往石昌渝先生從《水滸傳》內證的角度開展研究的方法有著明顯的不同，體現了在《水滸傳》的成書研究方面，研究方法的創新和突破。其次，作者採用比較研究的方法，例如，第二章第一節將《詞品》和《水滸傳》所載「宋江詞」進行比較，通過比較說明自己的觀點。最後，作者注重文本細讀，提煉資料和觀點。總的看來，該成果的研究方法運用比較獨到、合理。

該成果的學術價值、理論價值或應用價值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該成果具有很好的學術價值和創新意義。關於《水滸傳》成書，前人作了大量的工作，或通過作者加以考察，或通過版本進行考察，或通過《水滸傳》內證進行分析，本文以《水滸傳》早期傳播史料作為研究中心，研究視角獨到、新穎，體現了很好的學術價值。

第二，該成果運用文獻-傳播學、比較研究、文本細讀等研究方法比較獨到、合理，為《水滸傳》的研究提供新的方法和視角。

第三，該成果的研究將很好地推動《水滸傳》成書研究乃至於《水滸傳》的整體研究。

《〈水滸傳〉版本知見錄》，鄧雷編著，鳳凰出版社2017年10月版。

專家三：

1、 該成果符合法律要求，符合黨和政府的各項方針政策，沒有發現政治方向、政治觀點上的問題，不存在不宜公開出版的敏感內容，學術質量很高，寫作規範，符合出版要求，可以結項並公開出版。

2、 該成果具有鮮明的問題導向，研究者直面《水滸傳》研究中的難點，通過全面、細緻的文獻考辨，細密分析問題之癥結，指出解決問題之可能性，進而提出了極有價值和個性的判斷。其論點和論斷，是否為唯一結論，是否為定論，可以繼續爭鳴，但這種無徵不信的研討方式無疑值得學界高度重視。

3、 該成果具有鮮明的方法論意義。研究者提出並運用「文獻-傳播學」的方法，有駁論亦有立論，更對這種方法做了有一定理論色彩的闡發，可以為文學史中其它類似現象、文本的研究提供可貴的借鑑。

4、 建議：研究者所運用的《水滸傳》早期傳播史料，幾乎全為學界所知，少有自己獨特的發現，故整個研究從「新材料」的角度來看，尚有缺憾。明代書籍文獻浩如煙海，很多子部文獻、集部文獻尚沒有得到足夠的重視，是否有相關史料的存在，或值得努力。當然，新材料的發現可遇不可求。此建議不足以質疑這項研究的學術價值和意義。

《漢書藝文志及兩漢書補志著錄小說資料集》

其實，我們也深知，本課題成果對《水滸傳》成書時間並沒有提出全新的觀點，因為近百年來一直有人主張《水滸傳》成書於明嘉靖時期，只是這種觀點的證據不夠紮實充分，論證不夠嚴謹縝密，具體成書時間也不夠確切明晰，以致未能形成為學術主流意見；我們也沒有提供多少新材料（當然也提供有文徵明《京邸懷歸詩》之類的稀見史料），書中所使用的材料大多是《水滸傳》研究者們耳熟能詳或比較容易得到的材料，只是他們對某些材料的理解不夠細緻準確，從而影響了最終的判斷。

我們所做的工作，主要是吸取歷史的經驗教訓，改善學術研究方法，將文獻學與傳播學有機結合，在細緻而紮實的文獻解讀的基礎上，全方位多角度探討《水滸傳》早期傳播史料中所涉及的人、事、物，儘量復原這些史料所產生的歷史語境、文化氛圍、人物關係和文學生態，絕不將其做孤立的片面的簡單化的理解，這樣，《水滸傳》早期傳播史料就成了解開《水滸傳》成書時間的鎖鑰。因為任何一條史料都是一個場景，一種生態，一件故事，一段歷史，其中隱含著大量的文學信息、文化信息和社會信息。

《〈新唐書·藝文志〉著錄小說集解》

我們認為，文學作品的存在是以傳播為媒介的，沒有傳播證據的作品之是否存在是一個偽命題，本不在學術研究之列；而傳播不是一種孤立的現象，必然涉及人與人、人與物、人與社會的複雜關係。《水滸傳》的早期傳播者一定會與他的家人、朋友和周圍社會產生聯繫，存在著不可避免的相互影響。

因此，盡力復原文學傳播的真實歷史場景，就成為解讀各種傳播史料的基本的主要的研究目標。這不僅對於準確解讀傳播史料具有方法論意義，而且對於釐清那些糾纏不清的史料文字理解上的歧義也有實際效用。

這便是我們為什麼要採用文獻-傳播學方法，以《水滸傳》早期傳播史料的辨析作為《水滸傳》成書時間研究突破口的直接原因。我們研究的創新點主要就在這裡，我們與前人研究的最大區別也在這裡。希望我們所採用的文獻-傳播學方法不僅對於《水滸傳》成書時間的研究有用，而且對其他通俗小說的相關研究也能夠起到示範作用並提供實際的操作經驗。至於我們的研究是否達到了預期目的，還請讀者諸君評判。

《中國古代文學觀念發生史》

本書的出版，還獲得了湖北省學術著作出版專項資金資助，正在進行國家「雙一流」建設的華中師範大學文學院中國語言文學一流學科也為本書的出版提供了經費支持，湖北人民出版社文史室編輯精心審校，保證了出版質量。對於國家社科基金評審專家和出版社編輯付出的辛勞，對於上述給予此書資助的單位和機構，我們在此表示由衷的敬佩與感謝！

壬寅清明日作者謹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