諡號是什麼？首先給大家簡單地科普一下，諡號指的是中國古代有一定身份或地位的人去世後，根據他生前的言行品德而賜予的一個稱號。
諡號是中國古代特有的一項禮制和政治制度，這種制度發源於先秦時期，正式形成於唐宋時期，而唐朝更是將它帶向了成熟。
死後被授予諡號的人，後人便不再直接稱呼他的名字，而是尊稱他的諡號，因此諡號又稱作「易名」。
唐高宗咸亨三年（公元672年），曾經擔任過宰相的許敬宗逝世，他是唐朝資格最老的開國元勛之一。關於許敬宗的歷史事件，最出名的應當是「他反對群臣，高調支持唐高宗冊封武則天為皇后」。
當年唐高宗李治在「是否廢掉王皇后」的事情上猶豫不決，最後還是許敬宗站了出來，他說道：「田舍翁多收了十斛麥，就想著換老婆，更何況是天子想立皇后，這本來就是與別人沒有關係的，何必要妄加議論呢！」
許敬宗的一番話，讓唐高宗下定決心要廢掉王皇后，改立武則天為新的皇后。
聽到許敬宗去世的消息，唐高宗和武則天都十分悲傷，還特意下令停止三天的朝會，滿朝的文武百官都要前往許敬宗的府里奔喪。同時，還追封他為開府儀同三司和揚州大都督，並授予諡號為「繆」。
唐高宗李治
在唐朝時期，若是對去世的人授予諡號，可是有著一套嚴格的標準和流程。規定「朝堂內外的文武官員，只有擔任三品以上職官或者二品以上散官的官員，死後才有資格向朝廷申請諡號」。
許敬宗曾經擔任過從二品的職官尚書右僕射和太子少師，死後又被追封為從一品的散官開府儀同三司，已經完全符合申請諡號的標準。
在當時，申請諡號的具體流程為：首先由家屬代為書寫死者的生平介紹和事跡，並上交給禮部考功司，這才算是完成了第一步。然後由禮部考功司認真核查死者的情況，核查準確之後提交給太常寺，由太常博士草擬諡號，再反饋給禮部。禮部提交給政事堂，最後由中書省、尚書省和門下省的中高級官員集中商議。
袁思古是太常寺內的一位太常博士，由他負責給許敬宗草擬諡號，他認為：「許敬宗位以才升，歷居清級，然棄長子於荒檄，嫁少女於夷落。」
許敬宗
這段話的意思是說，許敬宗雖然位居宰相，輔佐朝政多年，留下了許多光輝的業績。但是，在他的身上也發生了兩件不光彩的事情。
1、許敬宗看上了府里的一個婢女，於是就將這個婢女納為了小妾。但是，許敬宗的兒子許昂卻在背地裡長期和這個小妾通姦，他發現後非常憤怒，便給許昂扣上了一些罪名，請求朝廷將許昂流放到了遙遠的蠻荒之地。
2、許敬宗將自己的女兒嫁給了蠻夷部落的首領，還向這個部落首領索要了巨額的彩禮。
根據這兩件事情，袁思古當眾指出：「許敬宗的言行不一，是一個道貌岸然的偽君子。」按照諡法中的「名實不符為繆」，於是給許敬宗草擬的諡號為「繆」。
對於中國古代的諡號取名，還有著特殊的解釋和嚴格的規定，諡號中的每一個字代表著什麼含義，都要按照當時諡法當中的評價標準。
許敬宗生前雖然位居一人之下，萬人之上，還在唐高宗改立武則天為皇后的時候與滿朝文武大臣唱反調，甚至還和姦臣李義府聯合誣陷長孫無忌、褚遂良等名臣。
武則天
除此之外，許敬宗在掌管國史期間，以個人的喜惡隨意書寫歷史事件，再加上他處理兒子和女兒的事情上，讓他備受整個朝野的嘲諷和議論。
當然，隨著武則天的權勢越來越大，許敬宗傍上了這個靠山，陷害忠良等事情也沒辦法擺在明面上提起，能夠記錄在案的就只能是這兩件家事了。
對於袁思古為許敬宗草擬的諡號「繆」，中書省、尚書省和門下省的很多中高級官員是十分贊同的。然而，卻有一個人公然站出來反對，並大聲咆哮說：「袁思古家族與我們許家世代都有嫌隙，他這是在公報私仇。」
這個人就是許敬宗的孫子，許昂的兒子，時任太子舍人的許彥伯。許彥伯不滿意袁思古為爺爺草擬的諡號，強烈要求更換一個太常博士重新草擬諡號。
諡號是對一個人活著時候的道德品行的一個總結，不僅要雕刻在死者的墓志銘上，還會記錄在歷史的典籍之上。所以說，任何一家的子孫都不希望自己長輩的諡號遺臭萬年。
諡號的另外一個作用，就是為了避諱，凡是死後諡號的人，他的後人幾乎都是尊稱這個人的諡號。若是諡號本身就是貶義詞，或者是含義不好的文字，不但沒有起到避諱的作用，甚至還會更加侮辱整個家族的名聲。
再看袁思古給許敬宗草擬的諡號，不僅將許家的家醜全部捅了出去，還讓許敬宗本人永遠釘在了一個歷史的恥辱柱上，許彥伯自然要拚死站出來反對了。
由於遭到許彥伯的強烈反對，關於許敬宗的諡號問題暫時停了下來。
當唐高宗和武則天得知這個事情後，按照許彥伯的意見，將袁思古撤掉，重新換了一個太常博士王福畤。
然而，王福畤也是一個性格耿直的官員，他在進一步審核了許敬宗的事跡之後，決定與袁思古保持相同的意見，堅持給許敬宗定諡號為「繆」。
見到這種情形，當時的戶部尚書戴至德親自勸說王福畤：「許敬宗曾經擔任過同平章事，位列宰相，皇上和皇后都很器重他，你為什麼要定諡號為「繆」呢？」
王福畤回答說：「晉朝時期的司空何曾去世後，太常博士給他定諡號為「繆丑」。何曾對朝廷忠誠，居家孝順，僅僅是因為在生活上比較奢侈，日食萬錢，所以才定這個諡號。許敬宗從忠孝上都比不上何曾，而在生活奢侈和男女關係方面更勝於何曾，定諡號為「繆」，並沒有委屈了他。」
就在大家陷入僵局的時候，唐高宗命令，要求尚書省五品以上的官員全部參與進來討論。由此可見，唐高宗對許敬宗還是比較偏袒的，他也不忍心給曾經最為倚重的大臣定一個不好的諡號。
最終，禮部尚書袁思敬提出了一個折中的方案，他提議按照諡法中的「既過能改曰恭」一句，將許敬宗的「繆」改為「恭」，這個諡號得到了雙方的認可。
諡號是對一個人生前的評價，起到了「懲惡揚善，規勸後世」的作用，不僅意味著如何評價過去和現在的形勢，還突出了要向後人的警醒。
能夠擁有一個響亮諡號的人，對於當時或後世來說，無疑都是一個值得學習的典範。例如，魏徵的諡號叫「文貞」，顏真卿的諡號叫「文忠」，郭子儀的諡號叫「忠武」，這些都是諡號中最頂級的稱號。
反過來說，若是一個人被扣上了一個醜惡的諡號，無論這個人生前是何等的風光，終將是一個失敗者。
因此，古代的人們為了爭取一個好的諡號，時常進行明爭暗鬥，就相當於是一場殘酷的政治鬥爭，這種情況在唐朝曾經多次出現。
蕭瑀
貞觀二十二年（公元648年），隋朝蕭皇后的弟弟蕭瑀去世，太常博士給他草擬的諡號為「肅」，但卻遭到了唐太宗的反對。
唐太宗說：「諡號一定要名實相符，蕭瑀生性猜疑，與「肅」字不符。」
於是，蕭瑀的諡號最終被改成了「貞褊」。在諡法中，「褊」指的是「氣量狹小」的意思。
還有一次，唐太宗與宇文士及在宮裡散步，他故意指著不遠處的一棵樹說：「這是一棵嘉木。」
唐太宗的話音剛落，宇文士及立即隨聲附和了起來。
此時的唐太宗馬上變得嚴肅了起來，說道：「魏徵常常勸我要遠離佞臣，我不知道他說的是誰，現在我知道了。」
唐太宗
宇文士及聽懂了其中的含義，回覆說：「宰相們經常犯顏直諫，弄得皇上手足無措，我有幸伴隨在皇上身邊，您貴為天子，我若是不將就一點，又有什麼樂趣呢！」
聽完這番話，唐太宗非常感動，他認為宇文士及是一個比較貼心的忠臣。所以，當宇文士及去世後，唐太宗親自幫他定了一個諡號「恭」，意思是「敬事恭上」。
但是，時任黃門侍郎劉洎就站出來反對說：「宇文士及的生活非常奢侈，不應該定諡號為「恭」。」
最終，在大臣們的一致反對聲中，唐太宗將宇文士及的諡號改為了「縱」。
說起中國古代諡號制度，唐朝無疑是最為成熟和高度發達的一個時期，甚至還爆發了多次「爭諡，改諡」的事件，將死者生前的恩怨鬥爭都深挖了出來，其中最典型的一個例子就是李建成的諡號的爭議。
我們眾所周知，李世民在玄武門之變中殺害了太子李建成和弟弟李元吉，並將父親唐高祖李淵囚禁起來，從而順利奪取了皇位。
李世民當上皇帝之後，首先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把哥哥李建成貶為息王。而關於「如何給李建成定諡號」的問題，不僅需要涉及到玄武門之變的敏感話題，還會牽扯到李世民的皇位合法性。
大臣們討論了很長的一段時間，終於為李建成草擬出了一個諡號「戾」。在諡法中，「戾」指的是「暴虐無禮、胡作非為」的意思，其實就是想要提醒後人，玄武門之變是太子李建成發起的。
然而在真實的歷史上，玄武門之變卻是李世民發動的。
玄武門
當這個諡號遞交給唐太宗過目的時候，他認為，若是對李建成的評價過低，或許就會刺激那些李建成原來的勢力，不利於朝廷內部的穩定。於是，唐太宗拒絕了「戾」字，而「靈」雖然比「戾」字要好很多，但其中又有「平庸無能」的意思，也不符合李建成的真實情況。
在大臣們的提議下，唐太宗決定起用「隱」字作為李建成的諡號，「隱」字含有「歸隱遮蔽，既往不咎」的意思。對於將自己的哥哥射殺的事實，唐太宗顯然更加懂得顧全大局，畢竟從玄武門之變後，他的身份就已經變了，一切要以江山社稷為重。
與這件事存在共同點的，還有唐朝時期的另外一件事情，唐中宗李顯的兒子李重俊是當時的太子，由於發動軍事政變而身亡。
李重俊長期受到以武三思為首的武氏勢力，以及韋皇后、安樂公主等後宮的嫉妒，甚至聯合策劃廢掉他的太子身份。於是，李重俊就偽造了聖旨，調集宮裡的士兵，首先將武三思和武崇訓父子殺害，又率領軍隊殺入了皇宮。幸虧唐中宗及時出現制止，才避免了更大的殺戮，而李重俊也在這場叛亂中身亡。
唐中宗認為，李重俊是這場叛亂的罪魁禍首，便廢黜了他的太子身份，還將他貶為了庶人。
直到唐睿宗李旦推翻韋氏勢力坐上皇位後，李重俊的太子身份才得到了恢復，並命令滿朝大臣為李重俊定一個諡號。
從武則天時期開始，就開始不斷地排擠李氏皇室子弟，由於長期不堪忍受武氏族人與韋皇后的凌辱，李重俊起兵反叛也是正義之舉。因此，在唐睿宗和滿朝大臣的商議下，給李重俊定了一個諡號為「節愍」。
在諡法中，「節愍」是一個非常好的諡號，既表彰了李重俊為了李唐皇室而奮起抗爭，又表達了唐睿宗對他的深切悼念。
唐睿宗李旦
但是，這個過於華麗的諡號也引起了個別人的不滿，時任太府少卿韋湊則認為：「李重俊雖然值得同情，但是他擅自調兵威逼皇帝，畢竟是屬於叛亂行為。而「節愍」這兩個字過於溢美，建議更改一個字。」
在唐睿宗的堅持下，決定不對「節愍」進行更改，這也從側面反映了唐睿宗對於李重俊曾經行為的認可。
而到了明清時期，諡號制度卻開始朝著另一個方向發展，首先廢除了大臣集會商量諡號的規定，諡號的權力移到了皇帝的手中，由皇帝直接掌握決策權。
對於申請諡號的規定，清朝時期的規定是：王公貴族和一品以上的官員才能夠有資格申請，最終是否申請成功由皇帝直接決定。若是皇帝同意了，就會從內閣呈送上來的四個諡號中選擇一個，減少了唐朝存在的「諡號爭議」的問題。
然而，當中國古代的諡號制度發展到了這個時候，權力掌控在了皇帝的手中，皇帝幾乎不會給死者授予不好的諡號。因此，諡號也逐漸失去了對死者有針對性的褒貶作用，幾乎成為了一個表彰死者的代名詞。
根據《諡法研究》一書中記載：
「從公元前209年開始，到公元1911年清朝最後一個皇帝宣統帝退位，中間三百二十四位帝王的諡號，其中諡號不好的僅僅是九個人，所占比例還不到百分之三。」
可以說，諡號制度在唐宋時期逐漸走向成熟，而在明清時期走向了沒落。
在唐宋時期的時候，諡號一般都是由一個字或兩個字並存。而到了清朝時期則有著明確的規定：「親王的諡號用一個字，郡王以下及文武大臣用兩個字。」
另外，諡號還分為官諡和私諡。
陶淵明
官諡一般都是由朝廷直接授予的諡號，而私諡則是由社會上的賢達隱士給自己故去的親朋好友來定的，這種諡號比官諡更加比較有說服力。
在中國歷史的發展進程中，死後擁有諡號的人數不勝數，最出名的當屬陶淵明的私諡「靖節」，以及林逋的私諡「和靖」。
古代的人們對於諡號的重視可見一斑，後人更是以「祖上能夠擁有一個好的諡號」為榮。
無論是出於什麼樣的政治鬥爭或者權力統治，諡號制度都是代表著一個時代的政治標準和一個人生前的善惡榮辱，在歷史的發展進程中起到了積極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