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場坎尼會戰的開始，是以雙方輕步兵的前哨戰交鋒為標誌的，一些古代史料中，提及了所謂羅馬人迎著風沙衝鋒，或是漢尼拔派人詐降等經典橋段，不過這些情節都和事實有較大的矛盾，因而可以從嚴肅的戰史敘述中全部刪去。儘管數量占優，還得到了錫拉庫薩僭主提供的援軍支持，但羅馬輕步兵們似乎沒能在和摩爾、努米底亞、巴里亞利群島和西班牙同行們的較量中占到明顯的上風，不僅如此，在最關鍵的右翼騎兵地段上，指揮官保盧斯被對方的投石手打成重傷，儘管執政官本人堅持留在前線鼓舞士氣，但他顯然無法繼續履行指揮義務了，這進一步惡化了羅馬人在這個關鍵局部的局勢。
輕步兵短暫交換箭矢、石塊和標槍後，雙方的主力部隊開始前進。漢尼拔的左翼一馬當先，猛烈地衝擊了保盧斯的騎兵。保盧斯和他絕望的護衛們選擇下馬結陣抵抗（Livy.XXII.49）,或許其他羅馬公民騎兵也做了類似的選擇（Poly.III.115），但這無濟於事，羅馬右翼騎兵很快被粉碎了，保盧斯陣亡，他的部隊的損失極為慘重，以至於哈斯德魯巴並不需要對他們進行長時間的追擊，而是直接轉向戰場東面。
而在迦太基右翼，局面則陷入僵持。大名鼎鼎的努米底亞輕騎兵，向來以游擊作戰著稱，面對義大利同盟騎兵猛烈的衝鋒，他們靈活地轉開並投擲標槍。右翼的騎兵戰鬥很快成為漫長的貓鼠遊戲，錯綜複雜的戰線上，小群活動的努米底亞騎兵時而前出，時而後退，瓦羅始終難以決定性地抓住並擊潰對方主力。每當一些義大利騎兵中隊冒失地發起衝鋒，努米底亞騎兵就靈活地甩開他們，並將其引入自己的包圍圈之中，結果前者就立即陷入來自各個方向的標槍打擊下，被迫撤回自己的主力之間。缺乏優質的輕騎兵配合的義大利騎兵，始終無法在這個局部獲得決定性的進展。不過至少在這時，瓦羅或許並不對此感到失望，至少在最適合迦太基騎兵發動進攻的地段，羅馬人並沒有遭受直接的威脅。此時瓦羅顯然無法了解戰場另一端的戰況，右翼指揮中樞的粉碎，使得羅馬人無法對防線的突破做出及時的反應。
差不多在左翼騎兵戰鬥結束的同時，漢尼拔的中央開始受到挑戰。以如雨的pilum重投槍拉開衝擊的序幕，羅馬劍盾手開始了他們的主攻。對於凱爾特和西班牙步兵而言，從這樣的猛攻中堅持下來是很困難的，但是漢尼拔本人坐鎮戰場，以及迦太基中央戰線合理的部署，使得他們能夠在付出大量傷亡的情況下，仍舊保持陣形，且戰且退。相對來說戰鬥力更強的西班牙人，在兩翼堅持地較好，而凱爾特人為主的中央，則被羅馬步兵從凸形打成了凹形。整條中央戰線有不同程度後退的同時，馬戈的步兵們仍然設法維持了戰線的完整。儘管沒能擊破漢尼拔的戰線，但羅馬人在中央還是取得了一些進展，中央的羅馬指揮官們更加激動地推動攻勢，試圖向駱駝背上放上最後一根稻草，徹底撕裂迦太基軍隊的中央。在這樣的混亂中，所有單位一股腦地試圖向中間擠壓，過於密集的羅馬軍隊，更難以進行有效的指揮控制，羅馬人的進攻寬度實際上變得更小了。
戰鬥進行到這一階段，中央戰線上呈現出的交戰特徵，完全不像是屬於典型的羅馬軍隊的戰術。密集的盾牆互相推擠顯然不利於羅馬人：羅馬人的西班牙短劍是更適合刺擊的直劍，不過由於雙方密集的盾牆，羅馬的劍士們反倒要像希臘重裝步兵一樣，把武器從盾牌上方伸出去，嘗試攻擊對方無盔甲防護的部位。威力巨大的西班牙短劍在這種情況下，反而不比兩三米長的長矛，或是主要用於揮砍的falcata和kopis單刃反曲劍更便於使用。另外，第一排的青年兵/槍兵（hastati)裝備較輕，正常情況下他們利用衝勁進行的第一波攻勢結束後，可以方便地被第二排更重型化的成年兵/主力兵輪換下來，但坎尼會戰中羅馬的反常陣形也使這一點無法進行。這幾個因素使得羅馬的中央步兵主力，連一貫的裝備優勢也無法發揮出來。於是，隨著進攻進行，羅馬人的戰線越向前推進，進一步的攻勢就越發困難。
而在這段時間裡，哈斯德魯巴的重騎兵主力運動到了瓦羅的右側，擊潰保盧斯後他進行了短暫的追擊，隨後以出色的紀律重組了部隊，並橫貫整個戰場來到右翼。正與漢諾的努米底亞騎兵大跳貼面舞的義大利騎兵，正為對手靈活的游擊戰術弄得焦頭爛額，當哈斯德魯巴的重騎兵突然出現在自己的側面時，義大利騎兵在士氣上遭受的打擊是決定性的。瓦羅的左翼騎兵在這種情況下幾乎是一觸即潰，至此，羅馬人的兩翼都已經洞開，在這種情況下，羅馬人實際上已經輸掉了這場會戰，但距離這場羅馬共和國歷史上著名的軍事災難結束，還有相當一段時間。
就在羅馬中央的攻勢發展到極限，以及哈斯德魯巴、漢諾在右翼大獲全勝之時，漢尼拔投入了他的另一個拳頭。早已在中央戰線以縱隊待機許久的北非重步兵，此時終於獲得了出擊的命令。這兩支縱隊迅速而毫無阻礙地前出到羅馬中央部分的兩側，然後轉向中央，順勢展開成了面對羅馬人的橫隊。這一系列動作進行地乾脆利落，北非重步兵隨後對完全裸露的羅馬步兵側翼展開了猛烈的進攻。局勢變化地如此之快，那些首當其衝的羅馬部隊，根本來不及做出及時地反應，他們只得以個人或中隊為單位，個別地試圖向來襲方向轉向和展開，進行絕望的抵抗。（Poly.3.115.12）
而結束右翼的騎兵戰鬥後，哈斯德魯巴再次收攏了他的部隊，他將追擊羅馬左翼騎兵的任務交給努米底亞人——這是他們極其擅長的任務——而帶領自己的重騎兵轉向中央。在羅馬中央的步兵大陣背後，哈斯德魯巴的騎兵又一次重組了隊形，發起他們的攻勢呼應北非步兵的行動。起先，羅馬中央後列的各單位還能轉過身來組成一條臨時性的戰線，迎接迦太基重騎兵的衝鋒。但哈斯德魯巴的進攻組織地相當有耐心，他的騎兵發動一個個波次的衝擊，在搖搖欲墜的羅馬戰線各處不斷製造壓力（Poly.3.116.8）。羅馬人此時發現，自己開始受到四面八方越嚴重的壓迫，已經很難有效維持作戰隊形（Livy.XXII.49）。
在哈斯德魯巴進行他的總攻前，已經有一部分羅馬官兵意識到了會戰的結果，著名的大西庇阿和其他一些軍官，帶領著數目不多的士兵趕在包圍圈圍攏前逃出生天，這些人估計都屬於羅馬戰線右翼的單位；也有一些靠近左翼的步兵一度脫逃而出，但他們藉以避難的坎尼廢棄城堡，也在此後被迦太基軍隊拿下，於是他們最終還是落得被俘的下場。更多人則意識不到側翼發生的一切，他們盲目地戰鬥，繼而是絕望地戰鬥。米努西烏斯和塞維利烏斯竭盡全力試圖維持著部隊的組織，但隨著他們和其他高級指揮官的死亡，被困的羅馬步兵陷入了完全的無序、崩潰，和一邊倒的屠殺之中（Appian.VII.24）。
至此，坎尼會戰正式結束了，瓦羅和義大利同盟騎兵的一部分人逃出戰場，總計6000~7000名羅馬騎兵中，死亡和被俘總數達到了4200~5700人。步兵的損失同樣嚴重，李維聲稱整個軍隊的倖存者只有14550（Livy.XXII.50.3），被俘的步騎總數有8000、19300等不同說法。而漢尼拔的損失不到6000人，約4000人來自於羅馬人主攻方向上的凱爾特人各單位。
III 指揮官的意圖
漢尼拔在坎尼會戰的勝利，基本為他的義大利遠征第一階段畫上了一個完美的句號。儘管沒有能力利用坎尼會戰的成果直接進逼羅馬城，但他最根本的目的：通過施加軍事壓力，迫使羅馬人在義大利的盟友轉而站到迦太基一邊，還是部分達成了。義大利中南部相當大的一片區域，包括至關重要的坎帕尼亞地區首府卡普阿（Capua）在內，在坎尼會戰之後都先後轉而與迦太基人結盟。從長遠來看，這大大削弱了羅馬人的戰爭潛力，而從純軍事角度來說，困擾漢尼拔數年之久的補給問題總算得到了部分解決。今後數年內，漢尼拔可以依託義大利中南部作為根據地，更自如地在義大利中部和羅馬人繼續拉鋸。
贏得坎尼會戰之前，漢尼拔始終難以獲得完全的行動自由，這主要得歸功於費邊戰略的影響。嚴格來說，費邊通過不斷壓榨漢尼拔運動空間、增加其補給壓力而削弱迦太基軍隊，最終試圖以一次有利會戰殲滅對手的戰略，似乎怎麼也和「拖延者」的名號沾不上邊。之所以這種實際上相當積極和正確的戰略，會在羅馬國內遭受如此大的反彈，如我們之前所述，一方面涉及到漢尼拔對義大利農業的破壞產生的經濟壓力，另一方面也要歸咎於羅馬的軍事傳統。
擴張初期的羅馬共和國軍隊，是非常偏好於以野戰手段解決問題的，與之相對的，往往是羅馬人糟糕的戰場偵察，和經常性遭受伏擊的劣跡。這種從軛門之辱（BC321考狄昂山峽之役）一脈相承下來的惡劣習慣，在第二次布匿戰爭里一次次地被展示出來，面對著當時最出色的詭計大師，在騎兵偵察力量上居於劣勢的羅馬人，因為戰場偵察問題連續輸掉了特雷比亞河會戰（未對戰場進行偵察，結果在正式會戰中被敵方預設伏擊包圍）、特拉西梅諾會戰（行軍時偵察措施不周全，全軍在行軍中被伏擊摧毀）、吉魯尼烏姆會戰（未對戰場進行偵察，結果在正式會戰中被敵方預設伏擊包圍）。
與之相對的，是過往記錄中迦太基軍隊在正式會戰中表現出的、難言令人滿意的戰鬥力。在第二次布匿戰爭前夕，羅馬軍團已經徹底完成了裝備改革，我們熟悉的、波利比烏斯描述的那種標槍、大盾、短劍的軍團形象成為現實。這些資本無疑是一針強心劑，促使羅馬人追求與漢尼拔進行會戰。
而漢尼拔則很好地利用了羅馬人的這種心態。漢尼拔在義大利的16年征戰中，坎尼會戰是極少數漢尼拔不利用伏擊、突襲等因素，完全公平地進行正面硬碰硬對抗的會戰戰例。他小心翼翼地通過過去數年的行動，塑造了一個神出鬼沒、擅長奇謀的指揮官形象，這種心理形象的塑造越徹底，羅馬人心中以正式會戰解決「漢尼拔問題」的思維就愈發徹底。於是當他們最終獲得一個會戰的機會時，羅馬人不願考慮那些最基本的問題：為什麼漢尼拔提前數個月來到坎尼，卻不再繼續東進，而是逗留在這裡？為什麼漢尼拔敢於主動挑起會戰？以漢尼拔在過去數年展示出的判斷力，他願意接受會戰戰術上的原因和資本是什麼？
瓦羅和保盧斯，以及羅馬元老院對於摧毀漢尼拔的基本方針，以激進地追求會戰為核心，代替了費邊針對漢尼拔後勤條件的緊貼消耗，成為了坎尼軍事災難的第一個前提。利用這個前提，漢尼拔獲得了他朝思暮想的會戰機會，而早數個月從吉魯尼烏姆出發的漢尼拔，對於戰場的選擇擁有完全的主動權。現在就輪到漢尼拔來做出選擇，如何進行這場會戰了。
漢尼拔的軍隊組成結構，展現相當典型的迦太基軍隊特色：來自多民族的複雜兵員來源和多種多樣的部隊類型，以及相當可觀的騎兵比例，使得在出色的指揮官手中，這樣的軍隊具有卓越的戰術靈活性。早在BC217/216之交的冬季，漢尼拔就應該能從對方冬營的規模上，判斷出羅馬人的數量優勢，從而針對性地選擇會戰地點。
羅馬軍隊和漢尼拔在坎尼附近的營地，都設置在奧菲都斯河以西。會戰前一天，漢尼拔在奧菲都斯河西岸邀戰，他選擇了一片崎嶇、狹窄的戰場展開，小心地藉助河流掩護自己的側翼，而空出另一側的大片開闊地，用以發揮他的騎兵優勢。當天羅馬軍隊由保盧斯指揮，在這一顯然不利於己方發揮數量優勢的地形上，他選擇不接受會戰（Poly.III.112）。
而在第二天，指揮權輪換到了他的執政官搭檔，瓦羅手中，後者更加激進地渡過奧菲都斯河，選擇在河流右岸尋求會戰。而漢尼拔相當果斷地隨之渡河，選擇在那裡接受會戰。儘管第二天的會戰是由羅馬人主動挑起並選擇地點，但漢尼拔的果斷接受(Poly.III.113)，以及此後會戰中他針對地形的精妙部署，讓人不得不相信，在過去的一兩個月里，漢尼拔視察的地點中包括瓦羅選擇的戰場，並早以對其進行了針對部署的預案。甚至，他在第一天選擇對方不可能接受的會戰戰場，有可能是故意誘使羅馬人渡河選擇戰場的伏筆。
最終的會戰地點，若以Kromayer的研究，或在坎尼東北，依Peter Connolley之說則在坎尼城西。無論是取誰的說法，戰場寬度不過3~5公里之間。這個戰場以奧菲都斯河與坎尼附近的一座高地作為邊界，漢尼拔需要在這裡最大化地運用他戰術上的優勢，騎兵，來應對羅馬人數量上的優勢。僅就騎兵的部署而言，我們已在上文中提及了漢尼拔的戰術部署思路，由於羅馬人並沒有做出針對迦太基騎兵優勢的特殊部署，除了一反常態地把主攻方向放在左翼外，漢尼拔並不需要在騎兵作戰上給予太多特殊指導。會戰中，他的騎兵部隊展示出了良好的紀律，每一次擊潰當面的敵軍後，總是能夠迅速地重整隊形、恢復組織，而非投入不理智的追擊。
而在步兵的運用上，漢尼拔則投入了更多的注意力。不僅從實戰指揮的角度上，漢尼拔親自坐鎮於中央，在戰前部署方面，漢尼拔同樣可謂是別出心裁。漢尼拔的步兵部署最大的兩個特點，是著名的凸形陣，和北非重步兵的預備隊運用。
以凸形陣進行秩序良好的撤退，來抵消對方密集陣的衝擊力，並形成半包圍的格局，確實算是古典軍事史上的一個戰術壯舉。儘管在地中海世界的戰爭史中，不乏一方以中央被擊退為代價，換取對敵軍兩翼包圍的戰例（比如馬拉松之役），但這些戰例往往是誤打誤撞的無心之舉（雅典人在馬拉松的中央退卻、兩翼包圍，並非戰前有針對性部署兵力的結果，而純屬中央單位當面波斯軍隊戰力更強導致的偶然結果）。漢尼拔敢於採取戰術上以空間換時間，逐漸退卻吸收衝擊力的方針，需要凱爾特人和西班牙人各單位，在不脫離接觸、承受大量傷亡的前提下，維持有效的指揮控制，維持戰線連貫的同時完成後退的機動。這背後是漢尼拔對自己部隊的韌性和紀律有著絕對的信心，結合凱爾特士兵以缺乏紀律和韌性著稱的一貫名聲，這樣的戰術運用更顯得難能可貴。
而北非重步兵的運用同樣值得讚賞，儘管這部分部隊最終被用於攻擊羅馬人的側面，完成包圍圈擴張戰果，但如果中央的「袋底」有被擊破的可能，他們還是可以很靈活地投入中央戰線的作戰的。這種進攻性的步兵預備隊運用，同樣是坎尼之戰戰術上的關鍵所在，這代表，即使羅馬人戰前制訂的中央突破順利實施，他們依舊會成為坎尼會戰的失敗者，因為他們為達成快速突破的目的，失去了靈活輪換部隊的彈性，因此必然無法在迦太基人投入步兵預備隊後，繼續進行高強度而有效的進攻。這就代表，儘管瓦羅和保盧斯坐擁絕對的兵力優勢，但在雙方戰前計劃制訂完的同時，羅馬人已經註定要在全軍覆滅和慘遭擊潰之間二選一了。
而在羅馬人一邊，決心以中央突破獲勝是最大的敗筆，古典時代的軍事規律幾乎決定了，相較於騎兵之間快節奏的戰鬥，戰線上的重步兵對抗，總是以相對緩慢的步調進行的。公正地說，瓦羅和保盧斯對於其中央戰線的密集部署，儘管飽受非議，但與其大戰術的核心原則是更加相符的。試想：一支或許多達50排、甚至更厚縱深的羅馬密集陣都未能趕在本方騎兵戰敗前，迅速突破敵軍的中央，那麼選用羅馬傳統的、具有戰術彈性的常規部署形式，試著以中隊戰術為核心，逐漸消耗對方兵力，難道就是可行的麼？如果瓦羅和保盧斯不選擇劍盾手密集結陣之舉，或許羅馬步兵能夠最終獲得更優勢的局面，但這就帶來漫長的戰鬥、無休無止的消耗預備隊，與快速突破漢尼拔中央的目的南轅北轍，完全無助於會戰勝利。保盧斯和瓦羅的失誤在於，他們一開始就不應該指望僅以發揮自己的優勢來獲勝，古代戰場上騎兵占優的一方總往往具有戰術上的主動性，儘管羅馬人的重步兵具備如此明顯的數量優勢，也沒能改變這個基本原則。
另外，一個不可迴避的問題是，儘管絕大部分羅馬步兵都沒能獲得投入戰鬥的機會，但這些生力軍卻沒能對迦太基重騎兵和北非步兵針對其側後的攻擊，做出迅速和恰當的反應。這些原本作為預備隊部署在二、三線的部隊，完全沒能發揮自己的作用，在倉促的轉向和展開中有力使不出，成為了白白被浪費的棋子。相較於漢尼拔的預備隊運用，顯得高下立判。
這就產生了深層次的問題，著名的羅馬劍盾手，為何不具備這種戰術上的主動性。這種缺陷（尤其是相較於後幾個世紀羅馬劍盾手面對騎兵優勢敵人的得心應手而言）的根本原因，在於建立在步兵中隊體系基礎上的羅馬軍團的組織、戰術的全方面不足上。這種不足在第二次布匿戰爭、尤其是坎尼的軍事災難中不加保留地顯露出來，促進了接下來一個半世紀羅馬軍隊的大幅度改革。我們需要從戰術層面，更加仔細地探討這種不足在坎尼之戰中的展現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