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抑鬱藥的作用似乎是微乎其微，在沒有得到有效證據表明抗抑鬱藥物的有益效果大於有害效果之前，不應將抗抑鬱藥用於重度抑鬱症的成年人。」在最新一期的《美國醫學雜誌》上，三位抗抑鬱藥專家和臨床干預專家總結道。
這是哈佛醫學院的歐文·基爾希（Irving Kirsch），哥本哈根大學醫院的雅努斯·克里斯蒂安·雅各布森（Janus Christian Jakobsen）和克里斯蒂安·格魯德（Christian Gluud）在全世界範圍內抗抑鬱藥處方持續增長的背景下，得出的鮮明結論。根據美國國家衛生統計中心2017年的數據摘要，僅在美國抗抑鬱藥的使用在15年內就增長了65％（同比1999年至2014年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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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人員指出，世界衛生組織估計全球受嚴重抑鬱症影響的人有3億多，從而使抑鬱症成為全球致殘的主要原因。 反過來，這刺激了全球對SSRI（五羥色胺再攝取抑制劑）抗抑鬱藥的需求。 根據《美國國家衛生統計》數據摘要再次指出，美國大約有八分之一12歲以上的人群在上個月還在服用抗抑鬱藥。」
考慮一下它的影響。一方面類似的研究得出結論是「抗抑鬱藥與其他安慰劑藥物相比幾乎沒有任何改善，而這些藥物已被重新包裝，以表明該藥物具有抗焦慮（減少焦慮）的作用，可以用於醫生開處方用於治療焦慮症。在最近的20多年裡，如果同樣的類似情況發生的話，藥物並沒有作為可靠的、安全的抑鬱症治療方法而被出售給病人。那麼其療效結果轉換將不會給病人的健康和公共衛生帶來明顯的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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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美國醫學雜誌》最近發布的一系列元研究也證實了這個事實。這些研究表明，SSRI抗抑鬱藥的不良反應和戒斷往往比當前指南所描述的更為嚴重和持續時間更長。在官方聲稱藥物不會上癮的同時，有很多患者報告難以停止治療。 並且只有五分之一的患者在用藥前被警告抗抑鬱藥的潛在風險。
上周在JAMA精神病學（JAMA美國醫學會雜誌精神病學分冊）雜誌上發表的一項關於SSRI抗抑鬱藥的最新研究報告——對45項觀察性研究的元分析進行了概括性綜述。十多位歐洲和北美研究人員報告說，有令人信服的證據表明「在19歲以下的個體中，抗抑鬱藥的使用與自殺未遂（或完成自殺）之間有一定的聯繫」。另外還有證據表明「使用抗抑鬱藥物與後代患有自閉症的風險也有聯繫」。
即便在「針對隱含性進行調整」（即，對於已經控制了抑鬱症的研究） 之後，另外一批研究人員（其中許多人宣稱與製藥公司有多重聯繫）還是聲稱，「使用抗抑鬱藥似乎對治療精神疾病是安全的」或者「與抗抑鬱藥相關的最有害的健康結果，可能無法得到令人信服的證據的支持。」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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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考慮其影響。顯然，抗抑鬱藥使用與自殺企圖之間的有說服力的證據，以及SSRI與自閉症風險之間的關係，這些報告最終都是結束了關於藥物安全的結論，這打破了近二十多年治療抑鬱症的觀點，本身就是令很多人困惑的！除此之外，還有人指出了這篇論文的核心是一個邏輯謬誤。針對這些謬誤，蘇黎世的研究人員麥可·亨格特納（Michael P. Hengartner）在他的一項研究表明，既然所有報告的不良反應都是「假設「，缺乏令人信服的嚴重傷害證據並不意味著安全……那麼為了得出抗抑鬱藥是安全的結論，是否也需要提供令人信服的證據，證明抗抑鬱藥不會造成傷害。但是，目前沒有！
參與研究的基爾希、雅各布森和格魯德在BMJ中引用的幾個因素之一，即高風險的"營利"偏見。基爾希等研究人員指出，很多元分析的作者是藥物製造商的雇員，所以，他們研究的藥物結論，對藥物的負面陳述的可能性比其他元分析結論低22倍。同時，從2017年對行業贊助和研究成果的數據對比發現，藥物製造公司對行業的參與明顯更多，因此他們可能會對「能給自己帶來更好的結果和結論」的研究項目贊助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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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試驗結果及其相應的元分析的另一個關鍵因素是：大多數試驗和評價都是非系統的，只能評估短期效果，即大約4至8周。因此，他們得出結論，抗抑鬱藥的長期影響尚不清楚，因為作出這種決定所需的研究基本上不存在。
正如JAMA精神病學評論的作者一樣，基爾希，雅各布森和格魯德得出結論是：「在評估抗抑鬱藥的效果時，考慮具有統計學意義的結果的臨床相關性至關重要。」
然而，儘管存在偏見，但他們可以將其定位為「誇大了評估結果的有益影響」。因為相同的研究結果顯示：」抗抑鬱藥和安慰劑對抑鬱症狀的影響可忽略不計。並且抗抑鬱藥的『真正』作用甚至可能在統計學上沒有意義「。但是對於這些評估結果和許多其他評估文件，對它們產生的負面的評價仍然頑固存在。
因此，這就是研究人員、醫生和他們的病人面臨的核心困境：這兩篇文章都是對SSRI抗抑鬱藥的最新重要綜述。它們在大西洋兩岸享有同等聲望和權威的期刊上僅相隔幾天出現。《美國醫學會醫學雜誌》精神病學評論的作者宣稱：這個結論存在多重利益衝突，在那些聲明不良反應是「假設「的，抗抑鬱藥的使用似乎對治療精神疾病是安全的。但是我們從該雜誌英國同行的報告中並沒有找到競爭專家提及「有益」的評論，相反，我們找到了接近結論：即在有效證據表明潛在的有益影響大於有害影響之前，抗抑鬱藥不應用於患有嚴重抑鬱症的成年人。」
由於精神病學似乎在證據和有效性等基本問題上存在分歧，因此希波克拉底誓言無疑必須重新確定優先地位。而它最關心的是患者的幸福和安全，即」首先，不要傷害。
本文編譯作者觀點：雖然做為一個心理師，我更希望抑鬱症患者獲得更多的心理治療，但是我認為，藥物仍然有舉足輕重的作用，尤其是患者重度抑鬱症或有自殺傾向時，前期藥物干預是必須的。但是一旦獲得身體控制權，心理治療介入更有益康復！
參考文獻：
Dragioti E, Solmi M, Favaro A, et al. Association of Antidepressant Use With Adverse Health Outcomes: A Systematic Umbrella Review. JAMA Psychiatry (October 2, 2019). doi:10.1001/jamapsychiatry.2019.2859 [Link]
Jakobsen JC, Gluud C, and Kirsch I. Should antidepressants be used for major depressive disorder? BMJ Evidence-Based Medicine. Epub ahead of print (September 26, 2019). doi:10.1136/bmjebm-2019-111238
原作者：克里斯多福·萊恩博士。引用編譯：心理學說。以上文章來源於國外網站，如有翻譯錯誤或侵權，請聯繫作者修改刪除。如果您覺得這篇文章對您有用，請收藏好並轉發給更多的人，讓他們一起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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