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壇巨匠」、「當代文學頭把交椅」、「繼莫言之後中國最有希望獲得諾獎的作家」……寫出《活著》、《許三觀賣血記》等深刻作品的余華完全配得上這些稱謂。但是,隨著余華另一部作品的《兄弟》出版,使他飽受爭議。
李敬澤批評余華「簡單」,「《兄弟》的簡單是真的『簡單』,簡單到以為讀者只有一雙敏感的淚腺,簡單到不能成立。」
評論家謝有順甚至說,「《兄弟》不值得一看」。現實真的如此嗎?余華本人又是如何看待外在的批評和指責的呢?
1960年4月3日出生,浙江海鹽人。在文革中讀完小學和中學,此後從事過5年牙醫。那時余華的工作就是手握鋼鉗,每天拔牙8小時。
余華的顧客大都是來自鄉下的農民,他們不把衛生院叫醫院,而叫牙齒店。余華的這份工作從18歲開始,到23歲結束。就連余華自己都說:「我的青春是由成千上萬張開的嘴巴構成的。」
余華從 1983年開始寫作,至今已出版長篇小說3卷。中篇小說6卷,隨筆集3卷。
其中長篇小說《活著》和《許三觀賣血記》同時入選百位批評家和文學編輯評選的「九十年代最有影響的十部作品」。
其作品被翻譯成英文、法文、德文、俄文、義大利文、荷蘭文、挪威文、韓文和日文等在國外出版。余華曾獲義大利格林扎納-卡佛文學獎(1998年)、澳大利亞懸念句子文學獎(2002年)、美國巴恩斯-諾貝爾新發現圖書獎(2004年)、法國文學和藝術騎士勳章獎(2004年)。
因為父親是一名外科醫生,余華從小就是在醫院長大。他常常會看到父親血淋淋地從手術室里走出來,還看到護士把一桶桶血肉模糊的東西倒進池塘里。
夏天天氣燥熱,余華甚至會躲在醫院的停屍房裡睡覺,再加上成年後五年牙醫的經歷,余華早已習慣血腥。
1988年,余華寫了《世事如煙》、《河邊的錯誤》和《現實一種》,顯示出其用殘忍、冷酷的方式書寫死亡、書寫暴力的傾向。那時候人們這樣評價余華:「他手中握著的不是筆,而是一把冰冷的手術刀。」
余華說:「我無法迴避現實世界給予我的混亂,暴力因為其形式充滿激情,其力量源自人內心的渴望,所以它使我心醉神迷。」
1992年,余華寫了長篇小說《活著》。有人說:「《活著》以一種滲透的表現手法完成了一次對生命意義的哲學追問。
1996年,余華出版長篇小說《許三觀賣血記》。這本書在國內外引起了巨大轟動,法國《讀書》雜誌在評論《許三觀賣血記》時說道:這是一部精妙絕倫的小說,是樸實簡潔和內涵意蘊深遠的完美結合。
《活著》和《許三觀賣血記》的火爆,奠定了余華在文壇中的地位。但是,余華沒有被所謂的榮譽沖昏頭腦,《許三觀賣血記》之後,余華沒有再寫新的長篇小說。他選擇讓自己慢下來,靜下來,等待成長。
2004年,余華歸國,他拒絕外出,謝絕一切應酬,只為專心完成自己的作品。
「有一天14歲的李光頭躲在公共廁所里偷窺五個女人的屁股,過去的公共廁所和現在的不一樣。現在的公共廁所就是用潛望遠鏡也看不見女人的屁股了……惡臭熏得他眼淚直流,糞蛆在他的四周胡亂爬動。他也毫不在乎。」
這是余華的長篇小說《兄弟》的開頭,《兄弟》可以說是兩個時代相遇以後誕生的小說。前一個是「文革」中的故事,精神狂熱、本能壓抑和命運慘烈;後一個是現在的故事,倫理顛覆、浮躁縱慾。
有人這樣評價余華:「余華為自己的寫作設置了異乎尋常的難度:他的每一部重要作品的出現,幾乎都是一次騰跳,一次逾越,一次精神和藝術的攀援。」
可這一切在余華是那麼理所當然:
「一成不變的作家只會快速地奔向墳墓,我們面對的是一個捉摸不定與喜新厭舊的時代。作家源源不斷的生命力在於經常地朝三暮四。作家是否能使自己始終置身於發現之中,這是最重要的。」
但是,如果把《兄弟》比作一塊跳板,余華的這一次騰跳,似乎並沒有成功?
評論家李敬澤對《兄弟》這麼評論:余華不擅長處理複雜的人類經驗,「在關於文革的記憶與想像變得越來越複雜的時候,《兄弟》依然用一種簡單的模式來處理它,比如人性的善惡對立,尊嚴與卑怯的對立」。
評論家謝有順接受採訪時認為:《兄弟》這部作品,「小說粗糙、情節失實」;在余華的寫作中根本「不值一提」;
謝有順還說:「一邊是《兄弟》(上)的熱銷,另一邊是專業讀者的集體沉默,這構成了2005年度最為怪誕的文學景觀——讓文學的還給文學,讓市場的還給市場吧。」 (老實說,菠蘿真不懂讀者還分三六九等,還分什麼「專業」和「非專業」?)
面對外界的質疑聲,余華顯得很淡定。他說的一句話讓菠蘿覺得特別解氣,「批評一部小說永遠比寫一部小說容易」,這句話不禁使菠蘿想起了文壇中另外一位飽受爭議的作家,路遙。
有人曾說路遙的《平凡的世界》是一部「過譽」的作品,可是他們哪裡懂得路遙為寫這部書所付出的努力?
為了了解1975年到1985年這十年間的歷史,路遙找來了這十年間的《人民日報》、《光明日報》,一種省報、一種地區報和《參考消息》的全部合訂本。
他一頁一頁翻看,並隨手在筆記本上記下某年某月某日的大事和一些認為「有用」的東西。因為工作量太大,路遙的手指頭被紙張磨得露出了毛細血管,擱在紙上,如同擱在刀刃上一樣疼。
而僅僅是這一項工作,路遙就花費了幾個月時間。
可那些批評家們又是怎樣做的呢?謝有順、李敬澤都一致表示,他們沒有看過余華《兄弟》的下部,並且自己也不會看。
咦,你們咋能不看呢?萬一餘華的下部作品比上部作品還糟糕,你們可不是白白浪費再次批評他的素材了嗎?
面對這些「批評家」的嘲諷,余華的態度顯得比較有大家風範。
他說:「他們是否讀《兄弟》的下部,是他們的自由和興趣。我不會在意,因為我不是為兩個人寫作的。
余華:我要說明的是,不要以為幾個批評家出來發言,寫幾篇千字文,說幾句籠統的採訪話,就是整個中國文學批評群體在說話了。中國有不少嚴肅的批評家,他們在仔細和反覆閱讀了一部作品以後,在深思熟慮以後才會開始發言。」
和《活著》和《許三觀賣血記》相比,余華的《兄弟》是一種完全不同的敘事風格。書中的宋凡平被紅衛兵打死,他的屍體裝入棺材,但仍不得安生。因為棺材太小,李蘭只得讓人把宋凡平的膝蓋砸斷然後放進棺材。
丈夫宋凡平死了,妻子李蘭不在外人面前哭,也不許兩個孩子在外人面前哭,自己拉著板車到了城外無人的地方,對兩人孩子說,哭吧。他們才無所顧忌地哭出聲。在那個瘋狂的時代,什麼都是瘋狂的,而唯有感情是壓抑的。
《兄弟》和《許三觀賣血記》最大的不同之處在於,余華是用大量的細節描寫來推動故事情節的發展,而不像《許三觀賣血記》那樣常常靠人物的對話完成故事推進。
余華說他在創作《兄弟》時, 「完全進入瘋狂的狀態了,完全控制不住」。但是,也只有在作家「失控」時創作的作品,人物才真正具備了身為人的靈魂。因為他們在失控的那一瞬間,不再是作者精心刻畫才創作出來的人物,他們有了自己的思想,有了自己的語言,也有了自己的表達。
《兄弟》和之前敘事方法的不同,確實一時難以令讀者接受。可是,余華始終是余華,他始終是那個只用文字就可以把讀者感動到哭泣,卻又可以把讀者笑到流淚的余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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