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宋的評價，很多時候是兩個極端。

讚美的人，說那是一個充滿人性光輝的年代，文化造極於世，平民都有三分雅骨；

痛恨的人，說那是一個柔軟沒有骨氣的年代，身為漢家兒郎，上不能衛護國家，下不能護佑家庭，大好江山淪亡，崖山之痛，一痛千年。

歷史就是這樣，站在現在的時間點看未來，都是偶然；站在現在的時間點看過去，都是必然。

我們在前文講過，漢朝去古未遠，漢儒就帶有巫的傳統，流行神秘主義。

同樣，去古未遠留下的，還有崇武剛烈之風。

當然，我們不能把一個帝國的擴張，建立在有些虛無縹緲的尚武精神上。

或者可以問，為什麼會有尚武精神？

能不能抵擋游牧民族，最直接的因素當然是軍事因素。

在現代社會，決定軍事能力的是什麼？

首先，要有錢，就是經濟能力。

其次，要有好裝備，就是科技能力。

第三，要有會打仗的軍人，這裡面又分兩種，一種是帥才，能指揮打仗；一種是將才，可以統稱那些勇敢作戰的官兵們。

第四，打仗很大程度上就是打後勤，需要統籌物質、人員的調度，配合必須十分契合，可以稱之為組織能力。

經濟能力、科技能力、帥才將才、組織能力，這四樣缺一不可。

那麼，漢朝和宋朝的表現又如何呢？

一、漢宋經濟能力哪家強

肯定會有朋友嗤之以鼻，這還用問嗎？

漢朝與宋朝相差了一千多年，無論是農作物，還是耕作技術，都有了很大發展。

確實如此。

作為典型的農耕國家，歷代王朝都把農業作為頭等大事。每年開春，皇室都要在皇宮裡種田以做示範，對於各地的作物、技術發展，更是非常重視。

我們可以比較一下：

漢朝的糧食作物主要是稻、黍、稷、麥、豆，也就是我們常說的「五穀」。

宋朝也基本上也是這些，但是引進了越南的占城稻。

漢朝中原已經有一定的農業技術，比如複種連作制，北方土壤耕作的壟作法、平作翻耕法、局耕法、免耕法等。

宋朝的耕作技術可能沒有顛覆性創新，但有了長足發展。

比如，南方的灌溉工具龍骨翻車，還有比龍骨翻車運轉力更大的筒車。

范仲淹作了《水車賦》，「器以象制，水以輪濟」。

耕牛缺乏的地區則廣泛使用「踏犁」。

宋時，還出現了很多禾譜、農器譜、農書、蠶書等等。

這些比較枯燥，還是引用英國經濟史學家麥迪森所講：「早在公元10世紀時，中國人均收入上就已經是世界經濟中的領先國家，而且這個地位一直持續到15世紀。在技術水平上，在對自然資源的開發利用上，以及在遼闊疆域的管理能力上，中國都超過了歐洲。」

如果換算成人均GDP，宋初大概450美元，宋末大概600美元。

跟元末、眀末老百姓生活陷入水深火熱不同，宋末的老百姓，反而比宋初要好。

如果說漢朝滅亡時還很強大的話，那麼宋朝滅亡時，還很富有。

不是說軍事能力的一個重要因素是經濟能力嗎？宋朝的經濟能力為什麼轉換不成強大的軍事能力？

因為這麼強大的經濟能力，不是在國家，而是在民間。

「民間」這個說法也不準確，應該說是在士大夫手中。

熟悉宋朝歷史的都知道，弊端就在於冗兵冗兵冗費，就是要養的官和兵太多了，不能產生效用的支出太多了。

比如，唐的疆域是宋的兩倍，但每屆取進士只有三四十人，宋朝卻達到四五百人。

唐太宗時曾將朝廷官員從兩千多減到六百三十四人，宋仁宗時朝廷內外屬官就超過了一萬七千人。

三冗的結果，就是每年的稅還沒收上來，基本上都有了固定的用途，宋朝皇帝空守著一個無比富有的大宋，卻什麼都做不成。

而漢朝呢，用一句教科書上寫著、大家都背熟了的句子，國庫里串錢的繩子都爛了。

漢朝確實不如宋朝富庶，但漢朝的皇帝，比宋朝的皇帝富庶，至少武帝時期是這樣的，比宋仁宗富，所以他做成了很多事。

二、科技能力怎麼轉化成戰鬥力

宋朝的科技能力也很強。

強到什麼程度呢，著名的四大發明，有三個都在宋朝得到了很大發展。

比如指南針，在北宋已經應用於航海，南宋更是出現了"羅盤"。

再比如，北宋畢昇發明了膠泥活字印刷。

還比如火藥的應用，宋朝研製了世界上最早的炮管和炮彈。

漢朝的科技，最著名的當屬造紙術。

此外，值得一提的是，這兩個朝代，冶鐵技術比北方游牧民族要先進的多。

那麼，這些科技，是否轉化成戰鬥力了呢？

漢朝對匈奴的成功，有武器精良的因素。

北宋的科技，特別是在王朝末期，在戰勝敵人上乏善可陳。

這是什麼原因呢？

因為北宋科技雖然輝煌，但是沒有形成代際差距，不能降維打擊。

為什麼沒有形成代際差？

因為沒有體系，沒有配套，不能量產。

就拿火藥來說，如果真要想在戰場上起作用，就得有能夠反覆使用的槍炮，要想有反覆使用的槍炮，就得有可靠的鋼鐵，有熟練使用的人。

如果想要質量穩定的鋼鐵，最好的辦法就是工業化的冶煉方式。

事實上，直到明朝，槍炮才真正登上歷史舞台；槍炮成為改變戰局的決定性因素，就是工業革命之後的事了。

在這個時候，冶煉就稱為冷兵器戰爭的重要決定因素。

漢朝時期，主要是漢匈兩個大國並立，西域眾多國家被匈奴所割，漢朝擁有北方險要關隘，基本上可以封鎖精良鐵器流出——就算封鎖不住，也能大大降低匈奴獲得這些武器的數量。

宋朝則不然，當時國家林立，遼、西夏、大理，宋既沒有河西養馬之地，也沒有燕雲關隘險要之地，四處透風，在加上民間管制也比較松，想封鎖也封鎖不住。

這樣，北宋雖然有一些技術遠超同時代的歐洲，但面對游牧民族，卻不能轉化成為降維打擊的手段，只好對拼單純的武力。

三、帥才將才窩囊史

學者，老師，大學生，商人，大多數人都可以把宋朝當作黃金時代穿越回去，唯獨一個職業不行，軍人。除非你穿越回去不要進入大宋軍隊，或者，作為文人掌兵。

如果仔細看宋朝歷史，會有一種很奇怪的感覺。

明明弱到一觸即潰，但是有將領出來，也可以把入侵者打得屁滾尿流。中興四將，特別是岳飛，也可以把金兵打得大敗虧輸，「直搗黃龍」可不是說說而已。

而南宋，蒙古大軍開了掛一般橫掃歐亞大陸，卻進攻不下南宋，打了幾十年才打下來。

這是為什麼呢？

宋朝的基本國策，就是壓制武人，優待士大夫。

有所謂皇帝與士大夫共治天下之說。

真這麼美好嗎？

不殺是真的。

共治就不好說了。

有共治對國家不管不問的嗎？

皇帝動不動就恩蔭，大把的官撒出去。

冗兵冗官冗費，也不見哪個士大夫吭一聲——吭當然是吭了，但從不實際動作，除了一個拗相公王安石。

因為動這些，就是動士大夫的利益啊。

朝爭不用死，工資給的高，做生意也沒人歧視壓制，管你國家有沒有錢？別動我的錢就行。

兵不堪用，國庫無錢，士大夫們就眼睜睜看著金兵蜂擁南下。

如果誰想做點事，立即就有人過來扯後腿，就跟一個簍子裡的螃蟹似的，一個想要爬出去，頓時就有另一隻螃蟹把它拽下去。

這倒不是這些士大夫有多壞，而是朝廷一旦有了新的制度，他們最先想到的就是如何盈利。

你會說，這是那些奸臣，北宋可出了不少名臣。

確實。

但這些名臣，很多是道德文章好，人品絕對好，但缺少做實務的能力。

比如，司馬光重新為相之後，要盡廢王安石新法，實際上，有些士大夫是想保留一些有用新法的，但司馬光一概反對。

司馬光道德一流，文章一流，但怎麼把國家治理好，他也沒有太多的辦法，而且，新舊黨之爭，有了一個很惡劣的開端。

那就是，只要一方贊成的，另一方一概反對，不管有沒有道理，這樣，無論誰想做點實事，都被另一方牽扯的一動都不能動。

士大夫對自己寬容，卻沒少殺武將。

有個很著名的故事。

北宋名臣韓琦要殺名將狄青的愛將焦用，狄青說焦用作戰勇敢，有戰功，是好男兒。韓琦是怎麼反駁的呢？他說這算什麼好男兒？東華門唱出的才是好男兒。

所謂的東華門唱出，就代指科舉。因為那時候，上榜的考生都到東華門等待唱名。

文武非要比個高低，實際上就落了下等。

真正的士，是出則將入則相的。

大漢冠軍侯故事，至今聽來讓人熱血沸騰。但是，身為文人的蕭何、張良，同樣不可或缺。

韓琦還不算打壓狄青嚴重的，更嚴重的是歐陽修，就是寫醉翁亭記的那位大家。

打壓到了什麼程度呢？到了汙衊的程度。

當時，狄青已經做了樞密使，這是負責軍事的朝廷最高官職了，以前都是文人擔任。

文官集團很憤怒，於是謠言便起來了，說狄青要造反，他家狗身上都長了角。開封發了大水，歐陽修就一口咬定，是因為狄青擔任樞密使。

開封的王公貴族多了，咋就是狄青呢？

狄青最後雖然沒有被殺，但也被貶，鬱鬱而終。

也就是當時北宋國力還可以，與遼國保持了和平，打仗主要是跟西夏，沒有發生大的失敗和羞辱。如果是在末世，歐陽修恐怕就沒那麼好的名聲了。

後來的武將故事，大家就比較熟悉了，岳飛。

風波亭上，至今讓人扼腕痛惜。

這都是當世名將。

宋代有文人領兵的傳統，這些文人殺起那些不怎麼有名的將領和士兵，可從來沒手軟過。

有宋一代，只要邊患稍微松一點，文人就開始打壓武人，顧頭不顧腚，也不管以後怎麼著，這就造成宋朝邊軍養寇自重，培養了另類的利益群體。

有可能就是被壓制憋的，宋朝一旦放開對武人的管制，總是能迸發出很強的戰鬥力，比如兩宋之末。可惜，根基已經動搖，為時晚矣。

四、組織動員能力

漢朝對匈奴動手，是漢武帝鞏固了集權之後。

有人說，漢武帝實際上跟秦始皇的喜好、手段是差不多的，只不過是趕上了不同的時代。

秦始皇剛剛滅掉六國，正需要慢慢整合的時候，卻用了太多酷烈的手段。

漢武帝的手段也很酷烈，有些為後世所詬病，比如算緡令，他想找商人收取營業稅，好幾年都收不上來，於是想了個辦法，鼓勵民間舉報，舉報的人可以得到被舉報商人的一半財產。這個命令一出，不光是秩序，連人的品質和道德風氣也亂了。

但是，隨著大漢朝廷控制力的增強，戰爭的組織能力也在增加。

相比之下，北宋對民間的控制力就鬆了很多。

學者們評價一個朝代的能力，修建大型工程是重要指標。

特別是那些人力浩大，國防價值、社會價值遠遠高於經濟價值的工程，或者是見效比較慢的工程。

比如長城，運河，大型水渠，等等。

北宋的工程不少，但不是大工程，而是巧工程，比如城市建設、園林，很多都是考慮了商業價值的。

這也從側面反映出戰爭動員能力。

最後再說句題外話，很多人推崇朱熹理學提出的「虛君」理念，就是皇帝垂拱而治，把天下大任交給士大夫，以為這個就差不多就是君主立憲了。

實際上差得遠。

君主立憲有個前提，就是近現代國家的形成，也就是常常說的「想像共同體」。

而拉近了看宋朝士大夫，他們更多想的是自己的名聲和利益，真正為國的是很少的，因為他們還是家天下的觀念，是可以隨時改朝換代的，如果沒有對一個國家的忠誠，皇帝又沒有權力，他們只能忠於自己。

著名歷史學家漆俠先生曾指出：「在兩宋統治的三百年中，我國經濟、文化的發展，居於世界的最前列，是當時最為先進、最為文明的國家。」

法國著名漢學家謝和耐曾說：「在社會生活、藝術、娛樂、制度、工藝技術諸領域，中國（宋朝）無疑是當時最先進的國家，它具有一切理由把世界上的其他地方僅僅看作蠻夷之邦。」

所以，儘管學者評價很高，這是站在後世的視角。

在歷史的長河中，三百年的繁榮實在是太短，但帶給國人的傷痕又有點多，特別是，它留下了對世界詩意的表達，卻沒有留下讓後世承繼的制度，倒是清朝，用很高的統治技巧，管理了廣袤的國土，留下了一個很大的地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