哥圖膠捲起始處外圍裹以硬殼紙，膠片不易磨損，國會膠捲無，前者保管較佳；

哥圖膠捲上的杜邦公司標識

哥圖膠捲下部邊緣標DUPONT SAFETY 13957字樣，不時顯現，國會膠捲同，表明兩者所用膠片出自同一家公司，即著名的杜邦公司；

哥圖膠捲與國會膠捲的外觀與內容全同，清晰度亦無明顯差異。

鑒於哥圖和國會這兩套膠捲本身（包括杜邦公司標識）完全一致，自然容易判斷，它們是由同一底片洗印出來的。

然而，兩者的包裝盒與捲軸畢竟大相逕庭，難免啟人疑竇。它們是否同時產生？即是否同屬最原始的甲戌本縮微膠捲？事實上，已有學者私下質詢。

關於國會膠捲那篇拙作在《光明日報》登出後，澳大利亞一位研究胡適的朋友致函追問詳情，稱國會膠捲可能是後來加洗的，原始的膠捲正片只有三套，分別歸王際真、林語堂及哥大圖書館，胡適講的應是實情。竊以為，此屬誤解。其他讀者也可能不明就裡，只好再談一談。

國會膠捲上的杜邦公司標識

胡適寫道：「民國四十年哥倫比亞大學為此本做了三套顯微影片：一套存在哥大圖書館，一套我送給翻譯《紅樓夢》的王際真先生，一套我自己留著，後來送給正在研究《紅樓夢》的林語堂先生了。」[1]

胡適沒提國會圖書館，而事實是，該館的確藏有一套甲戌本縮微膠捲正片，我已目驗過實物。

關鍵在於，膠捲首幀影像即縮微訂單正是這樣記載的。中部Microfilms項Negative exposures一欄填寫1 neg（一套底片），Positives一欄填寫4 pos（四套正片），亦即共計五套，而非胡適所講的三套。他不交代底片的下落或歸屬，已夠蹊蹺。

訂單底端特別說明：One neg & 1 positive for LC Collections，意為一套底片和一套正片歸為國會圖書館藏品；3 pos rolls to LC Coffin，意為三套正片送國會圖書館儲藏室，應即轉給胡適。

此皆證明，一套底片和四套正片是同時產生的，時間為1950年仲春或稍晚。四套正片並非橫空出世，全無依傍，它們需要一套底片，該底片正藏於國會圖書館。

換言之，國會膠捲也是最原始的甲戌本縮微膠捲。很難想像，胡適拿到膠捲後竟不瀏覽一番。他當然讀到過這份縮微訂單，知曉膠捲為國會圖書館所攝製所洗印，知曉底片歸該館，知曉一套正片也歸該館。他只談那三套膠捲，絕口不提國會圖書館，是故意的。

哥圖膠捲訂單中間局部

至於哥圖和國會這兩套膠捲的包裝盒與捲軸不一致，此為事實，緣由尚難懸猜。唯須留意，盒與軸都是附屬品，俱可更換，只有膠捲本身才是無可替代的。但為何更換？其實相當費解。

關於盒、軸、膠捲三者的初始搭配，另有兩項可能。一是初始選擇隨機，並無特別深意；二是初始選擇原即存在差異，目的為區分歸屬。國會膠捲包裝盒比較高檔。倘能覓得王際真或林語堂所藏膠捲，對於相關鑒裁必定大有裨益。這需要學界同仁繼續努力。

二、關於Mr. Claytor

訂單透露，Material available in Orientalia Div / See Mr. Claytor，即在申請縮微、等待接受、實施拍攝、沖洗印製、交付膠捲並歸還原書這一系列操作過程中，甲戌本原書存放在華盛頓國會圖書館東方部克萊特先生（Mr. Claytor）處。

B•A•克萊特先生像

這位先生是何許人？前此拙文未作深究。他是我心頭的一個謎，也是甲戌本遞藏傳閱史上的一個謎。2019年初獲睹哥圖膠捲原件後，趁地利之便，我決心揭開此一謎底。

通過多方諮詢、調查、搜求與核對，大體上有了些許眉目。保險起見，我曾致信國會圖書館亞洲部，承蒙傑弗瑞（Jeffrey CL Wang）博士撥冗賜復，給予確認，謹鳴謝忱。現將查考結果彙報一下。

克萊特（Berry Armstrong Claytor，1893年7月19日—1967年5月23日）一譯B·A·克萊德，非洲裔美國漢學家，出生於北卡羅萊納州維克縣洛黎鎮，畢業於漢普敦大學與哈佛大學法學院，1916年至1957年供職華盛頓國會圖書館東方部，晚歲晉升至該部主任。

他通曉漢語和日語，主要研究中國古籍文獻，著有《國會圖書館藏獨立中文書目索引》（ Title Index to Independent Chinese Works in the Library of Congress ）與《國會圖書館藏中國各級官修地方志》（ Official Gazetteers of the Provinces，Prefectures，and Districts of China in the Library of Congress ），兩書分別出版於1932年與1934年。妻伊迪絲（Edith Lavana），子威廉（William Richard），女貝蕊兒（Beryl Robbins）。

克萊特先生享年74歲，埋骨阿靈頓（Arlington）國家公墓。此為北美最著名的國家公墓，位於五角大樓左近，跟林肯紀念堂隔河相望，主要瘞葬歷次戰爭中的陣亡將士。若非軍人，只有傑出的聯邦公職人員方能長眠於此。這是安息者的一項哀榮。

克萊特先生被日本學界讚譽為飽諳遠東文化的第一位美國黑人學者。由於學識淵博、貢獻卓越卻欠顯貴，美國某些學者遂歸罪於種族歧視。中國學界對他了解甚少。

克萊特先生馬里蘭州故居外景

冀朝鼎（1903—1963）字筱泉，山西汾陽人，畢業於清華預備學校、芝加哥大學歷史系及哥倫比亞大學經濟系，是有史以來最成功的金融界諜戰英雄。1935年博士論文在倫敦出版，同年2月自序中感謝華盛頓國會圖書館全體工作人員提供方便，「特別是東方部主任A．W.赫梅爾（Hummel）博士以及他的助手B．A．克萊特（Claytor）先生」[2]。

赫梅爾即恆慕義，詳後。

陶行知（1891—1946）原名文濬，一名知行，安徽歙縣人，畢業於金陵大學及哥倫比亞大學教育系，是著名的教育家和社會活動家。陶行知年譜1937年10月9日星期六（農曆丁丑九月初六日）記載：「陶行知會晤胡敦元和國會圖書館的楊玄伯及B．A．Claytor（克萊德），商談搜集美國廢鐵運往日本的資料問題。」[3]

《陶行知全集》

胡敦元（1902—1975）是安徽績溪人，哥倫比亞大學經濟學博士、中華經濟研究社研究員、北京外貿學院教授，早年與胡適交往密切；楊玄伯（生卒不詳）一名玄泊，生平里籍俟考。

陶行知年譜編者未註明B．A．Claytor簡歷，所據為《行知備忘》英文手跡，鑿實可信。陶行知此番訪美的惟一目的，是尋求美方對中國抗日作戰的道義支持，力促美方即刻停止對日出口廢鋼鐵。

據此可見，克萊特先生對華是友好的，當時站在了正義的一邊，儘管他也精通日語。

恆慕義撰寫於1944年春的專題論文《中國活字印刷術之檢討》有劉修業（1910—1993）譯本，其中披露，克萊特先生依據卷四十八內一枚倒置的「八」字，將國會圖書館所藏的一部明正德十三年（1518）戊寅刊《史記》鑑定為木活字擺印本，實屬重要發現[4]。此前誤斷為雕版木刻本。克萊特鑽研東方文史，傾力之深，傾心之細，於茲可窺一斑。

現如今，他的兩座故居，一在首都華盛頓（工作時所住），一在馬里蘭州（退休後所住），均已被當地政府機構登記入冊，加以適當保護。坐落在他的家鄉北卡州夏洛特市的詹森·史密斯大學（JCSU）設立了用他的姓名命名的獎學金（Berry A. Claytor Scholarship），專門資助非洲裔美國學生赴北京師範大學進修中國語言與文化。

詹森·史密斯大學

克萊特先生的遺照甚稀見，我只在牙買加裔美國學者羅傑斯的社會學著作《性別與種族》第三卷里覓得一幀，還有點模糊。

像下標註Berry Armstrong Claytor，expert in Chinese literature for the Library of Congress[5]，即稱像主是國會圖書館中國文學專家。此應系美國學界的通常認識。他的馬里蘭州故居外景照片附在該州檔案館文物材料中，業已公布於網絡。他的愛女貝蕊兒及外甥女海倫（Helen Manning）都是文化教育界名流，已逝，信息較繁富，但無涉漢學，從略。

總體上看，克萊特先生的身後名相當寂寞，美國各類人名詞典及維基百科上均無關於他的獨立條目，以致資料搜集困難重重，今所得仍有限。

坐落於維吉尼亞州的漢普敦師範與農業學院（The Hamputon Normal and Agricultural Institute）是漢普敦大學的前身，克萊特先生是由這所學校開始選修漢語和日語的。出版於1921年初的《南方工作者》一書收錄有該校畢業生名錄，稱B. Armstrong Claytor，Who is assistant in the Japanese and Chinese Departments of the Library of Congress（B·阿姆斯特朗·克萊特是國會圖書館日文與中文部助理）。書中徵引了他求學期間寫下的兩句話：

漢普敦大學

In the Chinese and Japanese languages written I have gained a knowledge of several hundred characters. The process is slow，but constant application in learning a few characters each day，accompanied by endless reviews，helps wonderfully.[6]

通過書寫中文和日文，我認識了數百個漢字。這個過程雖然緩慢，但每天都堅持學會幾個漢字，複習也無休無止，於是逐步得心應手，如有神助。

寫下這段話的時候，克萊特還是個20來歲的小伙子。1915年本科畢業，他又去哈佛大學法學院深造，為時僅一載。現無材料證明他獲得過碩士、博士學位，但他具備真才實學則是顯而易見的。

奧地利裔美國植物學家、人類學家約瑟夫·洛克（Joseph Francis Rock，1884—1962）精通漢語、納西語及東巴文，曾經跋涉在中國西南邊陲地區進行田野調查，先後逗留中國達二十七年之久。

他是克萊特的好朋友，二人曾一起出差旅行併合作著述。洛克1946年9月28日在舊金山寫給葉理綏（Serge Elisséeff，1889—1975）的一封信中表示，克萊特的漢學功底值得信賴，並說Mr. Claytor is also going to make the Chinese index(克萊特先生也將編寫中文索引)，以及I think Mr. Claytor will do a very good piece of work（我認為克萊特先生會幹得很漂亮）[7]。

洛克舊居陳列館

洛克信里所講的Mr. Claytor與甲戌本縮微膠捲訂單上所顯示的Mr. Claytor是同一個人，因洛克在信尾還寫出了全名Mr. B. Armstrong Claytor以及他所供職的國會圖書館東方部。同行的評議，友儕的證詞，足資參考。

在美國乃至整個西方社會，Claytor都不是個常見姓氏，故不易重名，時至今日也沒有另一位Mr. Claytor在國會圖書館亞洲部工作過。

這類材料還有一些，率大同小異，散見各處，茲不克具引，下面僅摘抄移譯美國女學者歌琳（Constance McLaughlin Green，1897—1975）所著《秘密城市：首都種族關係史》中的一段話，權充代表。

美國國會圖書館

At the Library of Congress Armstrong Claytor made a unique place for himself，for as the Orientalia Division began to acquire rare volumes of Chinese philosophy and literature written in ideograph which scarcely fifty men in the United States could read，Claytor，who unpacked the shipments，taught himself enough Chinese to identify and catalog the books.[8]

那時候國會圖書館東方部開始擁有中國哲學與文學方面的珍稀版本，卷帙漸增，遂至浩繁。這些書籍都是用象形文字寫成的，能夠讀懂的美國紳士不超過五十位。阿姆斯特朗•克萊特是給這些書籍開箱拆包的人。他儘量提升自己的漢語水準，以便辨識登記，分類編目。由此，他在國會圖書館占得了十分獨特的一席之地。

同樣記載另見歌琳的《華盛頓》（Washington：A History of the Capital）一書，措辭略異。

歌琳是一位知名的史學家，著述頗豐，1963年因美國首都史研究榮獲Pulitzer Prize（普利茲獎）。她只比克萊特小四歲，同齡人敘事，所言可信。

上個世紀70年代之前，國會圖書館是白人男性的天下，對黑人和女性均有所排斥，所謂glass ceiling effect（玻璃天花板效應）是不言而喻的，因此歌琳對克萊特顯有同病相憐之感，儘管她自己是個白人。

《Washington：A History of the Capital》

克萊特先生最終能夠做到該館東方部主任，殊非易事。如果不是具備一技之長，又兢兢業業，成績突出，何以至此耶？他得付出比白人漢學家多得多的辛勤汗水。

現需談談克萊特先生的一位同僚，也是美國漢學家，至今大名鼎鼎。

休姆（Arthur William Hummel Sr.，1884—1975）中文名恆慕義，德裔公理會傳教士，出生於密蘇里州沃倫登縣，畢業於芝加哥大學東亞系與荷蘭萊頓大學漢學研究院，獲碩士及博士學位。1913年至1927年來華，先後訪問過江蘇、山西、北平，曾執教燕京大學，與郭秉文、蔣夢麟、胡適、顧頡剛、袁同禮等過從頻密。美國亞洲研究會首屆會長，1928年起出任國會圖書館東方部主任，領銜主編《清代名人傳略》（Eminent Chinese of the Ch'ing Period），引證豐贍，辯議精審，廣獲好評，影響巨大。

恆慕義

其子恆安石（Arthur William Hummel Jr.，1920—2001）生於中國，長於中國，曾加入膠東抗日游擊隊，1981年至1985年出任美國駐華大使。

恆慕義1954年退休，同時卸去國會圖書館東方部主任之職，他的繼任人正是克萊特。後者1957年退休，主任只乾了短短三載，所以才引人同情。《清代名人傳略》付梓於1943年及次年，由時任中國駐美大使的胡適作序。胡序高度評價此書，同時提到了恆慕義及房兆楹、杜聯喆夫婦[9]。

恆慕義在編者弁言中特意提及克萊特，說For help in reading proof, and for assistance to the printer in placing the characters，acknowledgments are due to Mr. B. Armstrong Claytor[10]，意即誠謝克萊特先生對於編校本書的鼎力襄助。

緣此可知，恆慕義、胡適、克萊特三人是連結在一起的。上個世紀20年代，恆慕義在中國買書，克萊特在美國編目，雙方配合默契。那時候，胡適正創立「新紅學」併購藏甲戌本。

查《清代名人傳略》原版，內有Ts'ao Chan（曹霑）、Ts'ao Yin（曹寅）、Yung-chung（永忠）及Chang Wen-tao（張問陶）傳，均與《紅樓夢》相關。

《曹霑傳略》由華裔史學家Fang Chao-ying（房兆楹）執筆，大體上全盤採納胡適的紅學觀點，如卒年為Feb. 12，1763，即乾隆二十七年壬午除夕（公元1763年2月12日）說，如號雪芹、芹圃、芹溪說，如祖父曹寅及生父Ts'ao Fu（曹頫）說，如寫實主義自敘傳說，如Kao E（高鶚）續書說。

《清代名人傳略》

《曹霑傳略》還提到了形成於1754年即乾隆十九年甲戌的Chih-yen Chai（脂硯齋）八十回評本，In 1928 sixteen of these chapters came into the possession of Hu Shih who after a study of them gave to the world many hitherto unknown intimations concerning the novel and its author[11]，意為關於《石頭記》及其作者，胡適（Hu Shih）作過系統研究，揭示出許多聞所未聞的歷史秘密，然後他在1928年收藏了一部十六回的脂評本。此sixteen of these chapters即指甲戌本。唯1928年誤，應為1927年。

房兆楹撰寫的這篇傳記文字，可以源自《胡適文存》，也可以源自胡適本人親口所述。胡房二氏私交甚篤，胡長十七歲，屬老師輩，他倆自然會談到曹雪芹及甲戌本。

在編纂《清代名人傳略》的掃尾階段，胡適是駐美大使，房氏夫婦是國會圖書館東方部高級雇員，亦即恆慕義的下屬，克萊特的同事，他們都住在首都華盛頓。

胡適自題小像

五年後大陸鼎革，胡適落魄，寓居紐約，而房氏夫婦當時已離開國會圖書館，恰好也在紐約，住Riverdale（河谷鎮），參與哥倫比亞大學東亞研究所主持的Chinese History Project（中國史課題）。

依此推測，親手或託人將甲戌本原書送至國會圖書館攝製縮微膠捲的人，倘非胡適本人，最大的可能就是房兆楹、杜聯喆夫婦。倘若胡適託人，首選應即該夫婦。至於他們把書（甲戌本原物）直接或間接交給了恆慕義還是克萊特，還是別的什麼人，現不得而知。

此《曹霑傳略》非恆克兩公手筆，但恆是主編，負責統稿定稿，克是助手，負責核對校對，那麼他倆對曹雪芹與《紅樓夢》自然不會一無所知。

1928年刊行的《清史稿》觀念陳腐，體例落伍，全無曹雪芹蹤跡；到了十六載之後的1944年，《清代名人傳略》視角別致，思維尖穎，居然單獨為曹雪芹樹碑立傳，又扼要頌論《紅樓夢》，令世人耳目一新，精神一振。不用講，這恰合推崇白話文與俗文學的胡適的偏好與心愿。

獲得單獨立傳待遇的小說家還有李漁、蒲松齡、吳敬梓、李汝珍、沈復、劉鶚、吳沃堯，他們各自跟帝王將相分庭抗禮，跟權臣鴻儒比肩齊聲，跟英雄豪傑平起平坐，在全世界範圍內都是一項創舉，堪稱文史奇觀、漢學勝景。

王士禛、袁枚、紀昀寫小說，但另有身份，未可同日而語。單講紅學，胡適、顧頡剛、俞平伯、李宗侗、恆慕義、克萊特、房兆楹與有功焉。《曹寅傳略》由Tu Lien-che（杜聯喆）執筆，曹錫遠、曹振彥、曹璽、曹顒、曹頫、曹霑、李煦、納爾蘇、福彭、昌齡等俱列名其中，惟曹頫生父誤作Ts'ao I（曹宜），應為曹荃（子猷）。《清代名人傳略》有中國人民大學清史研究所全譯本（青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讀者可參看。

《Eminent Chinese of the Ch'ing Period》

恆慕義與胡適是老交情，幾乎算一生的朋友。胡適日記和信札可以作證，毋庸置疑。令人悵憾的是，現無憑據確定胡適與克萊特是否相識。

初步揣測，從1950年3月底開始，甲戌本存放在克萊特手裡，那興許只是他的一項職務行為，暫且代管罷了。又興許更複雜些。

彼時恆慕義是東方部主任，年已57歲的克萊特還是個助理，地位不高，資格夠老。實際上，胡適謀劃為甲戌本攝製縮微膠捲，直接找恆慕義即可，雅不必通過哥倫比亞大學輾轉請託。國會圖書館拿到一份材料，勢必要進行常規鑑定，看是否值得出資縮微並加以庋藏。

《胡適口述自傳》

關於甲戌本的文獻價值，胡適可當面申述、致函備述、電話簡述或託人轉述。縱使如此，縱使《清代名人傳略》中的《曹霑傳略》已提到過甲戌本，東方部也不可能徹底省卻自家進行常規鑑定這一基礎環節。哪怕只是粗略欣賞欣賞，也算走了這道必要程序。

那麼，誰來承擔鑑定或欣賞任務？恆慕義可以，克萊特可以，別的什麼人自然也可以，而恆克兩公的專業特長均聚集於中國古籍版本，尤以後者為甚。

準確講，克萊特是中國文獻學專家。縮微訂單上沒有旁人痕跡，僅留下Mr. Claytor單獨一個姓氏，殊非偶然。他出身哈佛大學法學院，冠以attorney（法律代理人）名頭，持有律師執照，可以順便處理縮微版權之類法律事務。照相複製服務部的攝影師接到縮微訂單，找誰去拿甲戌本原書？當然是去See Mr. Claytor了。

換言之，這位先生若搖頭，胡適便無法經由國會圖書館實施甲戌本縮微備份計劃。從某種意義上講，今日所見甲戌本縮微膠捲，是克萊特當年點頭認可的結果。歷史實況究竟是怎樣的，還須深入探討。勿論如何，克萊特先生總是甲戌本縮微膠捲的玉成者，是出面具名的承辦人。

胡適日記1950年1月22日星期天（農曆己丑臘月初五日）寫道：「下午去看王際真夫婦，取回我的脂硯齋批本《石頭記》。」[12]

同日，他寫下甲戌本題跋第三條「王際真先生指出，俞平伯在《紅樓夢辨》里已引」云云，即見縮微膠捲。這是為甲戌本縮微備份的前奏曲。如果不從王際真處取回甲戌本，便無法交給國會圖書館拍攝系列影像，從而組成縮微膠捲。

可見，把甲戌本交給國會圖書館的人，肯定不是哥大教授王際真（Chi-Chen Wang，1899—2001）。前面談過，最大的可能是房兆楹、杜聯喆夫婦。現無材料顯示王際真與國會圖書館有何關聯，房氏夫婦卻是六年前那裡的舊日雇員，直接認識恆慕義與克萊特。

《三十三種清代傳記綜合引得》

另據訂單，提出縮微申請的日期是1950年3月29日，時間大致銜接。胡適回憶「民國四十年哥倫比亞大學為此本做了三套顯微影片」，假設年份非誤憶，那麼他拿到甲戌本縮微膠捲的時間當為「民國四十年」即1951年。與此同時，他理應收回甲戌本原書。

換句話講，1950年3月29日至翌年某月某日，甲戌本原書在克萊特先生處存放了大約一年之久。由興致和學養上考慮，可以基本斷定，克萊特先生勢必翻閱過甲戌本原書。他連明刻本《史記》都讀得那麼仔細，則不至於對世間最古的《紅樓夢》寫本毫無興趣。莫忘記，他是expert in Chinese literature，尤其關注古籍版本。更何況，他還負有鑑定欣賞職責。

既然如此，今不妨多問一句話。讀的時候，克萊特先生會不會順手在甲戌本上添加批語或附條？天職所在，學術必須斟酌各式機率。紅學駁雜，思考更得周延些。

甲戌本《紅樓夢》第一回

三、甲戌本墨批與附條

甲戌本上的批語分朱墨兩色，原書及影本上如此，縮微膠捲上也大略可以分辨，儘管它是由黑白照片組成的。墨字深濃，朱字（含印章）較淺淡。

據縮微膠捲，除了硃筆脂評、近人題跋及胡適批註，甲戌本上還有數十條墨筆眉批及側批，其中墨筆眉批共51條計1040字，另有附條一紙28字。這些墨批，大部分出自綿陽孫桐生（1824—1904）之手，加批時間為同治五年（1866）丙寅季冬。孫氏字跡帶顯著隸法，用筆濃腴，易辨別。

另有少量墨批與孫字迥異，應出他人之手。例如第五回3b左半部分墨筆眉批：「何處睡臥不可入夢？而必用到秦氏房中，其意我亦知之矣。」右硃筆脂批：「文至此，不知從何處想來。」左墨筆眉批：「我亦知之，豈獨批書人。」

端詳字跡，這條9字墨批明顯出孫桐生手，與頁眉右側「歷敘室內陳設」云云同。孫批呼應其下正文中的行側硃筆脂批：「此夢文情固佳，然必用秦氏引夢，又用秦氏出夢，竟不知立意何屬，惟批書人知之。」

所以，孫批恰置這條脂批上方，措詞凝練。可疑的是夾在脂批和孫批中間的那條「何處睡臥不可入夢」云云23字墨批，簡稱疑批甲。

哥圖膠捲孫桐生署名鈐印墨批影像

鄭慶山對比過此處的孫批與疑批甲，明確指出：「二者雖皆墨書，而文義相重，字之大小和筆跡不同，顯然後者為另一批者所作。」[13]疑批甲貌似呼應下面正文中的脂批「惟批書人知之」，其實於孫批「我亦知之」更具針對性。

況且，疑批甲偏離脂批「此夢文情固佳」一行，晚出無疑。最適當最自然的加批位置已為孫批所占據，疑批甲三行只得偏向右邊。由於既有的孫批形成阻礙，疑批甲末行只好勉勉強強安插進去，顯得相當侷促，整體視覺效果之擁擠，一目了然。

故可判定，疑批甲絕對晚於孫批，它產生於同治六年（1867）丁卯之後。又因甲戌本縮微膠捲上已見，故可斷言，疑批甲產生於1867—1950這八十三年之間。在此期間接觸過甲戌本原書的人，包括1950年的域外讀者王際真與克萊特，都是加批嫌疑人。

再如同回11b墨筆眉批：「此語乃是作者自負之辭，然亦不為過談。」左側是硃筆脂批「警幻是個極會看戲人」云云。

哥圖膠捲疑批甲影像

這條16字墨批與孫批字跡迥異，卻跟疑批甲相同，簡稱疑批乙。楊光漢曾明確指出，此疑批乙「不是孫批」[14]。

由字跡（含結體及運筆）判斷，疑批甲與疑批乙同出一手，均產生於1867年至1950年之間。它們是誰寫的？過去無從著手稽考，有的紅學家看菽成麥，看朱成碧，誤指疑批甲乙為脂批或孫批，俞平伯也未能倖免於出錯[15]。

現今情況好轉，眼前豁然開朗，竟爾暴露出一個突破口，即甲戌本附條。香港梅節老人於2011年7月拈出這個附條疑團之後，它一直就是眾所矚目的紅學小熱點。

疑批甲乙與附條28字「予若能遇士翁這様的朋友亦不至於如此矣亦不至似雨村之負義也」字跡非常接近，皆輕疏圓軟，無隸意，是二王筆法。請特別注意「亦」「不」「此」「矣」「之」「負」的具體寫法。那兩個「負」字同為上「刀」下「貝」，給人的印象格外深刻。

倘若附條與疑批甲乙出自同一個人，則表明該批者在首回書寫附條之後，到第五回已不滿足，遂乾脆徑直於頁眉添加墨筆批語了。從第二回開始，孫桐生墨批漸增，這無形中對後人是一種啟迪、誘惑與激勵。附條一紙醒目之至，極易分辨，以致終究被藏主胡適（或授意他人）撕扯掉了。

除胡適之外，後人筆墨不容許留存於甲戌本上。相比而言，疑批甲乙混雜在孫批里，便隱蔽得多，頗難察覺，致為胡適所忽視，故在甲戌本原書、縮微膠捲及影印本上俱存，至今安然無恙。雪泥鴻爪，由此附驥而傳。

哥圖膠捲附條與疑批乙影像

陸遊《登台遇雨避于山亭晚霽乃歸》：「壯觀深知化工妙，幽尋卻踏夕陽回。悠然有喜君知否？屐齒留痕遍綠苔。」（《劍南詩稿》卷十六）後人在甲戌本上添加附條與添加批語，動機相同，性質相同，倒不必大驚小怪。只是沒有像孫桐生、胡適那樣明明白白、大大方方署名，搞得偷偷摸摸、鬼鬼祟祟，稍覺遺憾。

甲戌本上的可疑批語還有一些，如第25回3a頁眉和同回8a頁眉，以及第26回2ab頁眉，感興趣的學界同道可自去辨析。坦率講，目前指認疑批甲乙與附條同出一手，證據略嫌孤單。

欠缺在於，除了字跡異常接近，還無法透過其它途徑來限定產生疑批的具體時點，僅籠統勾出1867—1950這一時段，失之於寬泛。有朝一日，或程萬孚副本重現，或周祜昌副本公開，才有可能給出定讞。此寄望於來哲。

《脂硯齋紅樓夢輯評》

據周氏副本、陶洙抄件、俞平伯《脂硯齋紅樓夢輯評》舊版，甲戌本附條於1948年夏季已現身，所以它的書寫粘貼者既不可能是王際真，也不可能是克萊特。假設甲戌本原書曾經在美國過了恆慕義、房兆楹、杜聯喆之手，也不可能就是他們。

至於疑批甲乙的真正批者，自不妨依此類推，也可暫時擱置。若比對討論，前提是要覓得嫌疑人字跡。克萊特先生能否揮灑出如此嫻熟的毛筆字，我表示嚴重懷疑，但將繼續搜尋他的漢字筆跡。

之所以要儘量弄清甲戌本墨筆批語（含附條）的產生時間，是因為這本來就屬於紅學的題中應有之義。另外，還因為這具有特別切近的實用價值。現代人士炮製脂贗本，往往會把甲戌本的影印本當作模仿目標，當作臨摹對象，當作造假藍本。

譬如天津王超藏《脂硯齋重評石頭記》手抄本，那上面就有甲戌本凡例、硃批、墨批乃至附條，其中附條、疑批甲、疑批乙均源自俞輯舊版，顯然刻鵠類鶩，畫虎類犬，偽跡遂為之駭然敗露[16]。

摸清甲戌本文獻遞嬗史的方方面面，有助於辨偽鑒真。它的硃筆批語也不無可疑處，讀者宜小心。

庚寅本

結束語

最後，補綴申說兩件事。

二是1949年之前美國各大圖書館紛紛在中國採購古籍文獻，事甚透明，以燕京大學所設哈佛大學購書處最為活躍，則恆慕義與克萊特也從此業，便很容易理解了。

狄葆賢

戚序有正本《紅樓夢》石印人狄葆賢（1873—1941）、鄭藏本《紅樓夢》原藏主鄭振鐸（1898—1958）、乾隆己卯本《脂硯齋重評石頭記》殘卷採購人於冠英（1910—1989）等，均曾廁身其間。參看拙作《回望己卯本殘卷》，見《曹雪芹研究》2023年第1期。

紐約哥倫比亞大學圖書館與華盛頓國會圖書館所藏膠捲，同為最原始的甲戌本縮微膠捲。縮微訂單影像上留下英文姓氏（Mr. Claytor）的柏瑞·阿姆斯特朗·克萊特先生，他是國會圖書館東方部主任助理，是美國非洲裔漢學家第一人，是迄今所知零距離接觸甲戌本原書的外國學者第一人。王際真是華裔，籍貫山東桓台，姑歸例外。

克萊特先生還是甲戌本縮微膠捲的玉成者，是出面具名的承辦人。他和他的所作所為是中美文化交流史上的一段紅學插曲，一則漢學佳話。甲戌本上某些墨批與附條字跡非常接近，當同出一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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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釋：

[1] 胡適：《影印乾隆甲戌脂硯齋重評石頭記的緣起》，見《乾隆甲戌本脂硯齋重評石頭記》，台北：商務印書館，1961年，卷首1b。

[2] 冀朝鼎：《中國歷史上的基本經濟區》，北京：商務印書館，2014年，第6頁。

[3] 胡曉風、金成林：《陶行知西旅長編》，見《陶行知全集》第12卷附錄，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2005年，第1004頁。

[4] 恆慕義：《中國活字印刷術之檢討》，劉修業譯，載《圖書季刊》新9卷第1—2合期，1948年6月。

[5] Joel Augustus Rogers，Sex and Race：Why White and Black Mix in Spite Opposition，Helga M. Rogers，vol.3，1944，p.239.

[6] Anonymous，The Southern Workman，The Hamputon Normal and Agricultural Institute，Hampton，Virginia，vol.50，1921，p.381.

[7] Joseph Franz Rock，Berichte，Briefe und Dokumente des Botanikers，Sinlogen und Nakhi-Forschers，Franz Steiner Verlag Stuttgart，2002，p.295.

[8] Constance McLaughlin Green，Secret City：A History of Race Relations in the Nation's Capital，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67，p.203.

[9] 房兆楹（1908—1985）字肇穎，山東泰安人，畢業於燕京大學數學系及華中大學圖書科，獲碩士學位；杜聯喆（1902—1994）一名杜連喆，別署杜豆，河北天津人，畢業於燕京大學歷史系，獲碩士學位。房氏夫婦合著甚豐，如《三十三種清代傳記綜合引得》與《增校清朝進士題名碑錄》，1930年赴美，1957年入籍，1976年獲哥倫比亞大學榮譽博士學位，1985年回國講學。參看Edwin G. Beal，「Fang Chaoying」， Journal of East Asian Libraries ：Vol.1985，No.77，p.70—75.

[10] Arthur W. Hummel， Editor』 Notes，Eminent Chinese of the Ch'ing Period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Washington，vol.1，1943，p.xi.

[11] Eminent Chinese of the Ch'ing Period ，vol.2，1944，p.738.

[12] 曹伯言整理：《胡適日記全編》，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8冊，第14頁。

[13] 鄭慶山：《孫桐生與甲戌本及其他》，《蒲峪學刊》1994年第1期。鄧遂夫見解相同，還明確指出疑批甲「其作批的時間應為最後」，又分析道：「這條小字墨批由於事先計劃安排不當，寫到第二行時，已然靠近『痴道人』的批，於是在寫第三行的時候，便只好十分擁塞地密擠在『痴道人』批語前面的有限縫隙之中。這可說是小字墨批在時間順序上作於『痴道人』墨批之後的最雄辯的證據。」見《〈紅樓夢〉主線管窺》，《紅樓夢學刊》1982年第1輯。有人將疑批甲誤為脂批，如李松齡《別解紅樓夢真義》（萬卷出版公司2006年版）第152頁，何濟湘《小人議紅：關於〈紅樓夢〉的另類詮釋》（花城出版社2008年版）第59頁。

[14] 楊光漢：《甲戌本·劉銓福·孫桐生》，《紅樓夢學刊》1993年第3輯。有人將疑批乙誤為脂批，如楊實和《紅樓夢歷時論》（河南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21頁；有人將疑批乙誤為孫批，如濮實、劉長榮《四川早期紅學家——孫桐生》，《紅樓夢學刊》1991年第2輯。

[15] 俞平伯曾將疑批甲、疑批乙混淆為脂批，與甲戌本附條之誤雷同，見《脂硯齋紅樓夢輯評》，上海：上海文藝聯合出版社，1954年，第113頁、第118頁。由此可知，周氏副本、陶洙抄件均存疑批甲、疑批乙，俞誤襲自陶洙。俞輯新版刪。天津王超藏本沿襲俞輯舊版，以訛傳訛，亦存疑批甲乙，偽跡昭彰。

[16] 王藏偽本抄錄疑批甲、疑批乙，見《脂硯齋重評石頭記》（庚寅本），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2014年，第103—104頁、第117頁。甲戌本墨筆批語，俞輯舊版誤收的，王本有，否則便無。王本因襲之跡甚明。

[17] 魏廣洲：《追述脂硯齋重評石頭記（庚辰本）的發現過程》，《古舊書訊》1984年第5期。

劉世德：《紅樓夢甲戌本研究》後記

石問之：從甲戌本《石頭記》「凡例」的作者看其版本性質

張傑：《紅樓夢》甲戌本、庚辰本異文的先後和優劣爭議

張義春：論《紅樓夢》脂批位置——以甲戌本為例

張青松：美國國會圖書館攝製《金瓶梅詞話》介休本膠片初探

本文原載《蘇州科技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3年第3期，經作者授權刊發，轉載請註明出處。